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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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可悲而又可歎的台灣“皇民”
如果說，在如今的東北三省境內，基本不會有誰去熱愛偽滿洲國的“王道樂土”，更不會希望再看到幾十萬日本關東軍和五百萬日本開拓團從天而降的話。那麽，在另一塊曾經被日本人長期統治的殖民地——台灣島上，則確實是有很多台灣人從思想和行動上都變成了日本皇民，不再把自己當成是中國人來看待了。
關於日據時期的台灣，究竟能不能算是民國時代的一個組成部分，就我看來是很讓人糾結的。
因為，早在民國時代開始之前，滿清朝廷就把台灣割讓給了日本。而在中國進入民國時代的1912年，日本已經對台灣建立了穩固的統治。從法律上來說，直至1945年為止，台灣島都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是日本帝國的領土。當台灣島掛上***的旗幟之時，教科書上的民國時代已經基本進入了尾聲。
相反，當中國大陸已經進入新中國時代之後，台灣島上卻繼續在沿用民國年號，直至今天依然未改……總之，台灣人民既沒有經曆過民國時代的誕生，也沒有經曆過民國時代的結束。我們既可以說台灣人如今仍然生活在民國時代，也可以說台灣基本沒有經曆過民國時代……
但是，鑒於最近這些年來，隨著****思想在寶島喧囂塵上，一些政治勢力為了鼓吹****，開始不斷誇大和美化台灣的日據時代，而且愈說愈荒誕——當大陸這邊孜孜不倦地回憶著民國曆史的“美好之處”時，依然使用民國年號的台灣人，卻同樣在發掘和讚美著日據時代的各種“閃光點”。
很多在台灣頗有影響力的媒體，拋開白紙黑字的一大堆史料與當時嚴重歧視台灣人的社會製度不談，盡扯一些日據時代的風花雪月和稗官野史來誤導民眾，把那個殖民統治的時代描述得浪漫無限。好像幾個在日據時代活得還不錯的台灣人，就能代表當時台灣殖民地的全部麵貌——例如前*秘書長林佳龍，就在接受美國記者訪問時語出驚人：“絕大多數台灣人覺得，讓日本人統治會比國民黨執政感覺要舒服。”
那麽民國時代，或者說日據時代的台灣，究竟是文明幸福的天堂，還是水深火熱的地獄？而日本人又有沒有把台灣人，至少是“皇民化”了的岩裏政男（*的日文名字）之流，真正地視為同胞呢？
在我們開始探討民國時代的台灣風貌之前，需要預先指出的是，台灣“皇民”們***思想的產生和泛濫，也是有著深刻的曆史淵源的，並不能簡單地歸咎於*成員和台灣“綠營”的數典忘祖。
——事實上，若是仔細追究台灣地區這一分離主義思潮逆流的起源，之前執政的國民黨需要承擔的罪責，隻怕是比跳梁小醜般的*還要更加沉重。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在中國大陸進入民國時代之際，當時正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台灣風貌。
當***的曆史車輪，滾動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時候，台灣已經被日本殖民者統治了十餘年之久。
——甲午戰爭的失敗和寶島台灣的割讓，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來說，都是莫大的恥辱。
麵對日本殖民者的征服與統治，台灣人民曾經進行過可歌可泣的悲壯抵抗，在1895年的台灣保衛戰之中，讓日軍付出死傷32000餘人的沉重代價。正麵戰場失敗之後，殘餘的台灣義士們又轉入地下，不屈不撓地進行了很多年的遊擊戰爭。但問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一直得不到祖國大陸的有力支援，再加上雙方的實力相差懸殊，台灣人民的自發抵抗運動雖然一度聲勢高漲，但最終還是日漸式微，趨於敗亡。
到了1912年的時候，島內各地針對日本殖民者的大規模武裝反抗，已經基本宣告平息，隻剩下一些零星的小規模衝突——論涉及人數和社會影響力，恐怕還不如日本國內的搶米暴動。
總之，迫於嚴酷的現實，台灣人民最終還是從激烈反抗到無奈順從，毫無選擇地接受了日本人的統治。
另一方麵，在台灣殖民統治秩序建立的年代裏，日本的最高權力還是由文官政府主導。雖然日本的文官政府也並非善類，但至少在殘忍暴虐的程度上，還不如日後挑起世界大戰的軍國主義者那麽可怕。
所以，日本帝國當時對台灣的統治藝術，基本達到了英屬印度殖民地的水平，讓台灣人民感到又愛又恨——雖然高壓統治和奴役剝削都是板上釘釘的事實，而二等人的歧視待遇更是讓台灣人深感屈辱，但日據時代的各種基礎建設，同樣也與台灣的現代化密不可分，其殘痕一直綿延在現今台灣人的生活之中。
著名的台灣曆史學家許倬雲，在接受大陸媒體采訪時，就曾經如此說道：“……日本人治台，跟治朝鮮、治東北不一樣，相當花力氣。有一個人叫後藤新平，主張把台灣建設成一個現代的地方：排除了瘟疫、蓋好了水利、普及了教育、還有了不貪汙的法院。這些事情，讓台灣老百姓從心裏也投降了。”
確實，在日本占領的時代，日本殖民當局一方麵對台灣民眾實施苛酷的鞭撻，但在另一方麵又施以懷柔政策，在台灣進行了相當程度的現代化建設。例如上文所說的後藤新平，在其擔任台灣民政長官期間，就大力推動台灣的鐵路、海港和公路建設，為台灣打造了現代化的交通係統，幾條重要的鐵路幹線被一直沿用至今。此外，他還在台灣建設了最早的一批發電站，鋪設了電網，奠定了日後台灣工業發展的基礎。
另一位獻身台灣水利事業，主持修築了嘉南大圳水利工程的日本工程師八田與一，在很多台灣人的眼中，更是猶如白求恩醫生一樣可敬——在日本殖民台灣之前，位於台灣西南部的嘉南平原由於缺乏雨水，曾經長期是一片荒蕪的不毛之地，而日本水利工程師八田與一則決心改變這一現狀，將這片荒野變成良田。
他在台灣花費了十年的光陰，與當地民眾齊心協力，建成了當時亞洲規模最大，也是世界第三大的烏頭山水庫。同時修築了總長度一萬公裏的灌溉水道，足以灌溉嘉南平原十五萬公頃的農田，占全島耕地的百分之十四。有了灌溉水渠，再加上徹底的土地改良，當嘉南大圳於1934年最終完工的時候，之前困擾嘉南平原的洪水、幹旱和鹽堿化等三大開墾障礙，全部都被基本掃除，農業產量從此遽增，六十萬農民受惠，也讓八田與一至今仍受台灣人的感激和懷念——嘉南人民為了感念他的貢獻，在烏頭山水庫旁邊鑄造了一座身著工作服、穿工作靴、席地於堤堰上沉思模樣的八田與一銅像，迄今依舊巍然矗立。
在公共衛生方麵，日本殖民當局也對台灣普及了現代的公共醫療體係，大幅度降低了各類傳染病的發生率，同時又在台灣禁絕鴉片、廢止纏足，推廣衛生常識，讓台灣人初步具備了現代衛生觀念。
此外，日本還在台灣強製推行了六年製小學義務教育，到1944年，台灣本地學童就學率已有71。17％，不僅遠遠勝過遍地文盲的中國大陸，也高於當時世界的平均水平。雖然高等教育依然優先為日本僑民服務——例如在日據台灣僅有的一所最高學府台北帝國大學，始終以日本僑民為學員主體，台灣當地學生很難考入就讀。1945年，台北帝大的1666位學生之中，台藉者僅為322人——但至少是普及了初等教育。
當然，日本殖民者並非慈善家，他們建設台灣的根本目標，還是為了從這裏榨取資源，以及移民拓殖——沒有一個“好日本人”或很多“好日本人”的影響力，可以超越壞的國家機器，以及壞的製度政策。
首先，日據時代的台灣經濟，是一種相當典型的殖民地經濟模式，即以台灣的自然資源與人力，來培植宗主國日本的整體發展，依靠從台灣掠奪的資源，來養肥日本本土的經濟與工業。
為了有效實現控製台灣經濟命脈和掠奪台灣資源的目標，日本殖民當局從1910年開始就在台灣設立專賣局，對台灣最主要的盈利產業，如石油、煙草、食鹽、樟腦、鴉片、酒類等由官方壟斷性專賣管理，從中牟取暴利，其收入占殖民當局財政總收入的50%。但同時也嚴重擠壓了私人資本和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凡是最賺錢的行當，基本都被在台灣的日本殖民當局或日本商社把持壟斷，台灣本地人根本不準插手，還要在出口原材料和進口日用品的過程之中，承受各種沉重的盤剝，故而台灣人一向對專賣製度最為詬病。
其次，日本也一直在遷移本國僑民定居台灣。隻是由於台灣的麵積有限，人口稠密，故而移居台灣的日本人，在數量上不如東北三省的“滿洲開拓團”，但也多達三十萬之眾，並且在台灣享受超國民待遇。
不過，雖然日據時代對台灣人來說有著上述種種不如意之處，但畢竟沒有殘酷的萬人坑（作為預定的農業和木材基地，日本在台灣也沒有建設多少重工業），也沒有“滿洲開拓團”那麽過分的跑馬圈地（日本商社和僑民占地還是有的，但至少比東北溫和一些），隻是用不平等的經濟和貿易政策來掠取台灣的農產品和原材料，外加法律上的若幹歧視而已，其程度並沒有超過同期中國大陸人民頭上壓著的“三座大山”。而日本殖民當局的辦事效率和廉潔程度，甚至還要比腐朽黑暗的晚清地方官府更好一些。
實事求是地說，在曾經被日本占領的各個地區之中，台灣是治理得最為成功的一塊殖民地，甚至要勝過朝鮮。當時台灣人對日本殖民政府的認同程度，可能略遜於英屬香港，但至少達到了英屬印度的水平。
而與此同時，在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上，卻是一片軍閥混戰、遍地餓殍、愚昧落後、民不聊生的空前慘狀。與之相比，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雖然屈辱卻相對安穩的日子，居然讓民國時代的不少大陸同胞感到羨慕，同時也讓一些台灣人對祖國徹底失去了信心——他們不再抵觸日本的統治，而是真正地想要融入日本人之中，開始努力學習日語，適應日本的文化風俗，試圖讓自己“歸化”成日本人。
結果，當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的時候，相對於中國大陸的“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台灣百姓的心情卻是五味雜陳，其中既有渡海參與抗戰的愛國義士，也有充當苦力追隨日軍行動的“誌願者”，而絕大多數人則是對著這動蕩的時勢無可奈何，隻能從心裏歎息著戰爭帶來的悲哀。
（日本人認為台灣人和中國人是同文同種，難免擔心台灣人在戰爭中對日本人倒戈相向，袒護中國。因此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台灣人並沒有當兵的義務，最多隻是“誌願”被招募為隨軍苦力和挑夫罷了。）
在這一背景之下，日本殖民當局為加強對台灣社會的控製，把台灣打造成“大東亞聖戰”的後方基地，在台灣掀起了皇民化運動——具體來說，就是在台灣實施一整套強製推行日本文化的教育活動，隔絕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文化聯係，把台灣民眾培養成為天皇臣民，簡稱“皇民”，為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效力。
在1937年之前，日本在台灣已經斷斷續續地實施了一些皇民化政策，例如在台灣學校把日語定為國語，在政府部門按照日本節日放假，出版日語報紙等等，但有關當局推行不甚得力，效果也不夠顯著。
到了1937年之後，這場皇民化運動的進度驟然加速。其主要內容包括大力推行日語、進行奴化教育、倡導生活習俗日本化、強製改變宗教信仰等等。在此期間，漢語的報紙刊物在台灣完全消失了，學校裏也不再上漢語課程，凡是不懂日語的人還要罰錢，逼迫台灣人花大力氣學習日語。根據台灣總督府的統計，台灣本地人在1937年日語普及率為38％，1940年為51％，1944年則達到了71％。
此外，台灣人還被迫集體改用日式姓名，穿日本和服，住日本式榻榻米，行日式90度彎腰禮。在學校裏強製學生學習花道、茶道、弓道等課程（現在得去繳費上死貴死貴的培訓班才行），同時命令台灣民眾義務勞動，在各地趕建了一大堆神社（天曉得裏麵的巫女到底是由什麽人來客串的），並且按時進行參拜。
再接下來，就是宣傳“大東亞聖戰”和弱肉強食的軍國主義思想，鼓吹侵略戰爭的正義性——簡單來說，就是國家分強弱，弱小國家理該接受強大國家的掌控；文化分先後，落後文化理該接受先進文化的同化；人種分優劣，劣等種族理當接受優秀種族的宰製。而日本人作為優秀種族，自然應該征服世界……
雖然皇民化運動看似搞得熱火朝天，但總的來說，截止到日本戰敗投降為止，這場轟轟烈烈的皇民化運動，除了大幅度提高了台灣人的日語水平之外，並不是非常的成功——至少是沒能讓台灣人真正日本化。
第一，這場皇民化運動雖然醞釀了很久，但真正的大規模推行也就持續了八年左右，這點時間顯然是不夠的——通過這場運動，確實是造就出了一批以當“皇民”為榮的台灣人。他們把日本當作祖國，將中國貶低為“支那”，生活方式全麵日本化，穿和服，睡榻榻米，說話必用日語，形成一種崇日疏漢的媚日意識，甚至以家族長輩不會說日本話為恥。其中一部分人（如岩裏政男之流）還在太平洋戰爭中參加了日本軍隊，把為天皇效死視為“最高的榮譽”……但這批人的數量畢竟有限，大多數台灣人無論是從生活方式，還是在文化思想上都沒有變成日本皇民，始終還是名副其實的中國人。
第二，台灣的皇民化運動，是在物資匱乏、生活艱苦的世界大戰期間進行的。對於那些成為“皇民”的台灣人，殖民當局除了稍稍提高配給之外，並沒有太多的“糖果”進行獎勵，還要時常組織他們去“奉公”，即無償義務勞動——眼看著努力成為“皇民”並不能明顯改善實際生活，顯然很讓他們的積極性受挫。
而且，在肚子都填不飽的情況下，那些花道、茶道之類的日本傳統藝術，也實在是難以對人產生吸引力——事實上，直到未來日本動漫作品大行其道的年代，這些玩意兒才真正在東亞各國的民間廣為人知。
第三，雖然皇民化運動的目標是讓台灣人變成日本人，但實際上，盡管他們受日本的教育、懂得日語，可是仍然被日本人視為二等公民，遭受各種歧視政策，讓很多“皇民”深感失望。
第四，在皇民化運動之中被鼓吹得戰無不勝的大日本帝國，最終卻是被炸成了一片廢墟，以無條件投降的方式淪為了美軍占領區，按照日本人過去那套弱肉強食的軍國主義理論，此時的日本人自己也應該算是劣等民族了，而中國倒是成了戰勝國——這世上一向隻有崇拜強者的事情，哪有崇拜失敗者的道理？
更別提當時還有很多日本文人在鼓吹“應該把日本並入美國，成為美利堅的第五十一個州”……麵對這等狀況，你讓台灣“皇民”們到底該怎麽去“歸化”為日本人呢？連日本人自己都不想當日本人了啊！
那時候就算有誰一定不想當中國人的話，也應該削尖腦袋移民美國才對！
所以，在日本投降的第二個月，全體台灣人就十分迅速地拋棄了自己的日式名字，改回了漢語舊名。
更絕的是，當時有很多身在日本境內的台灣“皇民”，明明已經日語說得比漢語都流利了，可是一聽到日本投降的廣播，就立即搖身一變恢複為中國人，並且以“戰勝國公民”的身份，傲慢地看待身邊的日本人……真不知是應該稱讚他們心懷故國，還是應該感歎他們的阿q精神？
總之，在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那個時間點上，絕大多數台灣人都是毫不留戀地拋棄了昔日的宗主國，同時歡欣鼓舞地期待著祖國的大軍重返台灣——“島民似一日千秋，又像孤兒等待著溫暖的母親般的心情等待著祖**隊的來臨”。即使是那些已經高度日本化的鐵杆“皇民”，也大多忙著從頭學習漢語，準備跟日本撇清關係（當時沒有人能預料到日本的再次複興），沒有誰願意陪著日本軍國主義殉葬。
（*雖然看似很****，但在日本投降的時候，他也沒有像很多日本軍國主義者一樣切腹自盡啊！）
在那個時候，如果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能夠表現出一番積極向上的風貌，耐心消弭兩岸同胞長期分離造成的隔閡，給台灣人民帶來更美好的新生活，那麽殘留在台灣島上的“日本皇民”，也就像滿清王朝的遺老遺少一樣，很快就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但問題是，如果國民黨政權當真能有這樣的本事，也就不會在短短四年之後，便被解放軍從大陸上驅趕到台灣了！
——不管怎麽說，從1945年開始，終於回歸祖國的台灣人民，從此真正進入了民國時代。
然而，重回祖國懷抱的喜悅尚未散去，台灣同胞們卻很快就愕然發現，自己迎來的居然並非什麽抗日英雄和民族解放者，而是一批極盡貪汙**之能事的貪官汙吏！
——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台灣同胞剛剛回歸祖國，就見識了民國時代最黑暗、最腐朽的一麵。
首先，國民黨政府在接管台灣之後，普遍采取歧視台灣人的政策，幾乎是剛一登陸，就以台灣人受日本“奴化教育”太深，又不懂普通話為借口，一口氣刷掉了很大一部分曾在日本殖民政府任職的台灣人。即使有些台灣人僥幸保住了工作，可雖然是同樣的職位，大陸人的工資卻要比台籍人高出許多，並能夠享受到一些特殊福利。這種完全不公正的待遇，自然讓台灣人民深感不平，覺得過去日本人是一等人，現在大陸人是一等人，而台灣人什麽時候都是二等公民……對祖國各種的美好期盼，一時間迅速破滅。
接下來，跟在其它淪陷區的作風一樣，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同樣把接收工作搞成了“劫收”，諸位接收大員們打著“清理敵產”的旗號，肆意搜刮民脂民膏，一口氣侵吞了價值110億元舊台幣的財產、各縣市30%的房屋和占全省耕作麵積20%以上的土地。對於這些接收大員們的“劫收”醜態，記者唐賢龍在《台灣事件內幕》中是這樣描寫的：“自從國內很多人員接管台灣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的那一套戲碼統統都搬到了台灣”。而台灣作家吳濁流也在小說《波茨坦科長》之中如此描繪：“台灣真是好地方，從重慶隻穿一套西裝過來，不久就可以做百萬富翁。”
很顯然，這些國民黨接收大員們貪婪、醜惡的嘴臉，徹底傷透了台灣同胞的心。
更糟糕的是，國民黨接收台灣後，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國共內戰，立即馬不停蹄地對台灣人民橫征暴斂、大肆搜刮，造成島內社會秩序混亂，物價飛漲，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國民黨到台後，不僅沒有廢除日據時代最讓人詬病的專賣製度，反而進一步擴大專賣貨物的範圍，甚至連毛筆、文具、紙張都要由專賣局承攬。通過這些壟斷貿易，國民黨當局和一幫貪官汙吏從中牟取了暴利，廣大老百姓卻遭到了沉重的剝削，被飛漲的物價壓得喘不過起來，從而極大地激化了台灣民眾與國民黨政權的矛盾。
而且，國民黨在接管台灣之後，同樣也把濫發紙幣的毛病帶到了這裏，結果就是觸目驚心的通貨膨脹——從1945年到1949年，短短四年之間，台灣物價暴漲了1200倍！台灣居民的積蓄很快蕩然無存。
尤其是為了給內戰征集軍糧，國民黨在接管台灣之後，就竭力征收大米輸往大陸，再加上奸商的囤積倒賣，結果就是台灣明明在1946年稻米豐收，卻鬧起了米荒——截止到“二二八”事件前夕，國民黨接收台灣僅僅16個月，大米價格卻上漲了250倍，台灣人民因無米可炊而全家自殺之事常有發生。被饑餓所迫的人們，男人成為小偷強盜，女人當了娼妓，光是盜竊犯就使牢獄爆滿，收容人數超過平常的三四倍。
再加上國民黨官吏的昏聵無能、貪汙舞弊，致使台灣全島百業蕭條、失業率飆升。到1946年底，台灣的官營、民營工廠已有90%停工，80萬工人失業，占全島人口的10%以上。此外，在1946年以後，又有數十萬留日學生、退伍軍人、軍屬家眷陸續從日本返台，使得島內的失業問題更加嚴重。而民眾對國民黨政府的怨憤，更是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各地社會秩序一片混亂，軍民衝突、搶米暴動、示威遊行接連不斷。
於是，台灣回歸祖國才一年多的時間，島上同胞的心情就已從光複之初的期待與喜悅，變成了難以言喻的失落和絕望——即使是在日本殖民者的治下，他們的生活也不曾如此慘淡過。戰時的物資配給雖然匱乏，但番薯土豆還是能混個半飽的。可是等到國民黨政府一來，台灣人民卻是徹底沒了活路……很多大失所望的台灣人紛紛抱怨，早知道回歸祖國就是這麽個下場，還不如繼續給日本人當二等公民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台灣民眾對國民黨政權的怨憤情緒日積月累，卻無處發泄，最後終於迎來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總爆發——這就是至今仍然時常被台灣媒體提起的“二二八”事件。
從表麵上看，台灣“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和過程，跟前些年的“阿拉伯之春”頗有異曲同工之處——1947年2月27日，國民黨專賣局的稽查員（有點類似於武裝城管）在台北街頭毆打一名賣煙小販，引起了圍觀市民的公憤和斥罵。國民黨稽查員為了恐嚇市民，竟然當場開槍打死一人，頓時讓台北市民更加群情激奮。第二天，即2月28日，數萬市民上街示威遊行，向國民黨當局請願，要求懲辦凶手，但反動的國民黨當局竟然用機槍掃射遊行民眾，造成一場血腥慘案……
至此，示威遊行真正變成了武裝暴動，台北的起義市民於當日下午占領了廣播電台，號召全島人民一起反抗，進而讓這場大暴動猶如二十一世紀的“阿拉伯之春”一樣，以星火燎原之勢迅速席卷全島……
在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前後，雖然有一些**人和台籍退役日軍參與其中，但總的來說，這並不是一場**組織策劃的武裝暴動，更不是什麽****漢奸組織在死灰複燃（那年頭的日本還是美軍占領區，究竟是怎樣的傻瓜才會去投靠日本啊），而隻是一場自發性的民變，同時也是當時全國範圍內“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此次事件之中，由於對祖國大陸的現狀缺乏了解，憤怒的台灣民眾沒能把國民黨的貪官汙吏和普通的大陸同胞區分開來，而是一見外省人就群起而攻之，一時間滿街都是追打外省人的景象——這不僅讓許多無辜的平民百姓遭到池魚之殃，也讓台灣的“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從此劃下了深深的鴻溝。
在事件發生之後，台灣各界名流紛紛向南京發出電文，懇求中央政府和平解決此事，而蔣介石的回答卻是***——數萬國民黨軍隊火速出動，拿出當年製造“四一二”****慘案的勁頭，在台灣大肆燒殺。
這支軍隊剛剛在基隆港上岸，就立即屠殺了兩千名碼頭工人，隨後進駐台北，展開了四天四夜的殘酷鎮壓。根據當時台灣人的描述，全城每一條街道都有軍隊在開槍。馬路上、小巷內，鐵路邊，到處是死屍。殘暴的國民黨軍隊甚至在工人聚居的棚屋縱火，把老弱婦孺活活燒成灰燼。接下來，台中、嘉義、高雄等地，全都遭到了極為殘酷的屠殺和掃蕩，其手段之令人發指，簡直無法想象他們是在對待本國同胞。一位台灣人悲憤地把國民黨軍隊的行徑比作南京大屠殺，並且聲稱“我的人生觀與中國觀一下子顛倒過來了”！
雖然類似這樣血流成河的殘酷場麵，在烽火連天、屍橫遍野的中國大陸早已是屢見不鮮，但在基本平靜了半個世紀的台灣島上，卻實在是幾十年來的頭一遭，不能不讓台灣百姓痛恨得刻骨銘心。
總之，“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曆史上的一大悲劇，是國民黨的殘酷腐朽統治在台灣的寫照，也是國民黨日後在台灣失去政權的一大曆史根源——通過蔣委員長的“殺伐果斷”，暴動確實是被平息了下來，但國民黨在台灣的形象也被破壞殆盡，從此在台灣同胞心中深深埋下了仇恨的種子，直至九十年代的全麵爆發。
（現在大家可以理解，*這個鐵杆的“台灣皇民”，為什麽會一邊當著國民黨的領頭人，一邊卻要從內部挖牆腳搞垮國民黨吧——幾十年積累下來的深仇大恨啊！）
在“二二八”事件平息之後，台灣島內的經濟形勢絲毫沒有好轉，而白色恐怖卻是愈演愈烈。隨著大陸戰局的節節失利，國民黨當局為了把台灣打造成可靠的****基地，一再在台灣展開“清鄉”，足足十幾萬人被扣上“*”的帽子逮捕，天天都有台灣人在無故被捕之後“下落不明”，一時間鬧得人人自危。
接下來，隨著解放戰爭結束，國民黨退守台灣，一百多萬大陸人，即所謂的“外省人”也隨之而來，不可避免地要跟台灣本地人爭奪生存空間。而國民黨政府跟這些大陸難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對台灣人來說卻是一個空降的外來政權，故而在很多時候一直偏向於外省人，打壓本省人，尤其是政府職位長期被外省人占據，形成了政權壟斷（想象一下民國四大家族），從而更加激化了民間的族群撕裂和省籍對立。
雖然蔣介石和蔣經國在後來也認識到了這一危險，逐步采取了一些安撫措施，但由於曆史上的累累血債和現實中的利益衝突，台灣同胞仇恨國民黨、敵視外省人的心態還是沒怎麽減少。有些台灣社會名流因為極端仇恨國民黨的****，連國民黨推行的“國語”運動都要抵製，幾十年來一直堅持講台灣話而從不講一句普通話，後來還在“立法院”用台灣話大罵國民黨官員，讓台灣本省人聽得拍手稱快。
到了政治民主化的九十年代，**分子更是不斷地重翻“二二八”事件，大打悲情牌，刻意激化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以此來挑動台灣同胞對國民黨甚至整個大陸的不滿情緒。從而為“****”分裂活動營造民意支持——這些**分子的宣傳主旨是：“國民黨從大陸過來壓迫台灣人，給台灣增添了無窮的苦難。**也是大陸人，同樣不會是好東西，所以台灣必須由台灣人自己來做主！”，
在我們大陸人的眼中，彼此激戰廝殺了數十年，階級立場截然相反的國共兩黨，怎麽看都是沒辦法歸為同類的。但問題是，在一些台灣人的特殊視角之中，無論國民黨還是**，都是一樣的“外省人”。
與此同時，一股瘋狂****，懷念日本殖民統治的“皇民”逆流，也在批判國民黨罪惡的口誅筆伐之中，悄然於台灣島內掀起。其典型代表之一，就是自稱“二十歲之前是日本人”的“岩裏政男”，*。
綜上所述，雖然日本帝國對台灣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並且推行了企圖改造台灣人民的“皇民化運動”，但由於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截止到日本戰敗投降為止，大多數台灣人在習慣和思想上始終還是名副其實的中國人，依然深深眷戀自己的祖國，渴望回歸到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懷抱。
但問題是，當台灣回歸之後，台灣人民非但沒能揚眉吐氣地過幾天舒心日子，卻迎來了觸目驚心的**、民不聊生的饑荒和悲情的“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斑斑劣跡，尤其是敲骨吸髓的橫征暴斂、慘無人道的血腥殺戮，更是讓這些歸來的赤子們徹底涼透了心，甚至遷怒到了全體大陸同胞的頭上。
而在國民黨退守台灣之後，長期由大陸人占據高位，實質上歧視台灣人的不平等政策，又進一步埋下了日後台灣社會族群撕裂的禍根，並且讓一部分台灣人產生出了強烈的逆反心理——正所謂“有對比，才知道好壞”，國民黨在大陸的滔天罪惡，讓災難深重的民眾毅然選擇了**。而國民黨在接管台灣之後的種種倒行逆施，則是讓不少台灣人懷念起了昔年的日本殖民者。接下來，眼看著日本在戰後猶如鳳凰涅槃般再次複興，經濟繁榮富裕、社會開放自由。一些台灣人更是羨慕萬分，隻恨自己沒有成為日本人。
——並不是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人的印象中有多麽好，而是後來的國民黨當局實在太爛了……
尤其是那些“皇民化”程度較深的台灣人，譬如*之流，在對腐朽反動的國民黨政府感到徹底絕望，甚至對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也失去信心之後，更是反過來激起了他們的強烈****意識——在他們看來，首先，跟**無能、隻知搜刮的國民黨政府相比，為台灣帶來了現代化的日本，才更適合成為台灣的“母國”；其次，既然國民黨政府是外省人的政府，不把台灣人當中國人看，那麽自己又何必繼續當中國人呢？
所謂“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而反之也亦然——正是因為國民黨政府在接管台灣之後的各種罪惡和不公，才讓本已消沉的台灣“皇民”再一次死灰複燃。雖然他們作為企圖分裂國家和民族的跳梁小醜，在我們看來頗有可恨之處，但若是細究這些台灣“皇民”的最初來曆，卻又是如此的可悲而又可歎。
不過，即使這些台灣“皇民”有其值得憐憫的悲情和無奈，但他們數典忘祖、顛倒黑白、分裂民族的****行徑，同樣讓人感到憤恨和不齒——正所謂“兒不嫌母醜”，即使是在晚清、民國這樣最黑暗的時代，我們的祖先也沒有忘記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身份，當漢奸也依然是一樁極端可鄙的罪行。
更何況，就算這些台灣“皇民”再怎麽想要變成日本人，可日本社會就真的願意接納他們嗎？
確實，早期的日本曾經是一個比較開放的國家，不斷有中原的流亡者從大陸渡海過去投奔，並且在這個國度紮根立業。很多日本古代的名門豪族，例如四國島的長宗我部家，論家譜最早就是起源於中國大陸……但問題在於，那都是過去的事了！現代的大和民族早已變得十分封閉和排外，很難再接納新鮮血液。
舉個例子來說，距離台灣很近的琉球島，早在十七世紀就已被日本（薩摩藩）殖民統治，距離正式並入日本版圖也有一百多年了，當地人的語言風俗早已跟日本人同化。但至今依然有很多日本人不把琉球人當做同胞來看待，以至於在近年來鬧出了琉球**運動的風波。
此外，目前在日本有很多外籍勞工，他們的收入待遇很差，而且受到歧視，不過這在全球都是普遍現象，倒也罷了。但問題是，有一類外籍勞工很特殊，他們的祖先在二戰前後移民到南美的日本人（代表之一是前秘魯總統藤森），由於近年來拉丁美洲經濟不景氣，日子難過，於是又讓他們的子女返回祖國找工作——這些來自拉美國家的日裔勞工，在血統和外表上都是純粹的日本人，日語也很流利，甚至父母都是在日本出生和長大的，可依然不被身邊的日本人當成同胞看待，和其他外籍勞工一樣飽受歧視，毫無優待。
有個中國人見到這種情況，感覺很驚訝，就問日本人為何要如此對待自己的同胞。那些日本人回答說：“在法律上，他們沒有日本國籍，並不是我們日本人。”這位中國人又繼續追問，既然如此，為何那些擁有日本國籍的中國人、韓國人，甚至是琉球人，在日本也得不到真正公平的尊重？有個日本人如此解釋說：“我們日本人對‘自己人’的標準很嚴，必須在血統上、法律上和能力上，全部都是真正的日本人才行。”
——由此，希望那些一心想要“歸化”為日本人的台灣“皇民”，能夠好好地體會日本人的這段“肺腑之言”。再回想一下中國人對待海外華僑、華裔和“綠卡族”的態度，相信應該不難得出正確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