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福坦想當總書記

§盧福坦想當總書記(1/3)

王明手中的權力不斷膨脹。總書記向忠發掛名不幹事，直至被捕、叛變。照理，王明取向忠發而代之，早已不成問題。可是，此時王明卻另打主意——溜！他不願呆在上海，籌劃著重回莫斯科。

那是接二連三的人頭落地，使王明心驚膽戰。在敵人的刺刀下的上海幹秘密工作，畢竟時時刻刻都存在著喪生的危險。

除了顧順章、向忠發落入敵人之手，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結束後的第十天——1月17日及18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上海市公安局、英租界閘北捕房突然大規模出動，一下子在上海天津路二七五號，中山旅社六號房間、三馬路（今漢口路）東方旅社三十一號房間等處，密捕了共產黨幹部三十多人，內中有十位是中共省、市委書記，包括何盂雄、林育南等，也包括作家李求實、柔石、馮鏗、胡電頻、殷夫等。2月7日，其中的二十四人飲彈於上海龍華刑場！

這次大搜捕，據查是《紅旗日報》交通唐虞（又名王掘夫、唐禹）告密。但當時王克全則說是“中央告密”（見《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電》，1931年2月22日）。此處“中央”即指王明——因為被捕者大多數是反對六屆四中全會、反對王明的人。但究竟是誰，迄今仍未最後查清。

這一係列驚心動魄的事件，使王明喪魂落魄。他和妻子孟慶樹躲進上海郊區的療養院，惶惶不可終日。

向忠發之死，造成中共中央總書記空缺。誰來出任中共中央新的總書記呢？

六屆四中全會確定的三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發已死，張國燾去鄂豫皖蘇區，留在上海的隻有周恩來。

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除周恩來外，隻有王明和盧福坦。

看來，新的總書記，要在周恩來、王明和盧福坦三人中選擇。

最合適的人選，當然是周恩來。周恩來在黨內具有很高的威信，有很好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又富有組織才華。可是，他向來謙遜，六屆三中全會本應由他主持，他卻把瞿秋白推了上去。顯然，此時此際，他不會出任總書記，更何況他早已覺察壬明咄咄逼人，野心勃勃。

最可能的人選，自然是王明。雖說此時米夫已經返回蘇聯，但米夫扶植王明上台之意在六屆四中全會上明明白白表露由來。王明本人也早想成為總書記。不過，當上總書記，就務必留在國內領導中國共產黨。向忠發被捕才兩天就斃命——盡管他跪在地上向敵人求饒，也無濟於事。這不能不使王明顧慮重重。何況他有過被捕的經曆，嚐過鐵牢的滋味。就連營救他出獄的赤色職工國際駐上海代表、瑞士人牛蘭也在向忠發被捕前一周入獄。

這麽一來，周恩來不想當，王明不敢當，剩下的人選便是盧福坦了。

盧福坦此人，實在知名度太差，現今的讀者幾乎很少聽說過這一名字。他當時在中共黨內的知名度也很差，以至在中共“六大”的中央委員名單上，他被寫成“魯福坦”！

此時，盧福坦卻十分“勇敢”，明確表示想當總書記！

盧福坦是何等人物？他是山東淄博市人，工人出身。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擔任中共青島市委書記、山東省委書記。1928年，他作為山東省代表，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正遇上過分強調工人成分，於是他不僅被選為中央委員，而且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下子進入中共高層。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他成了政治局委員。

王明跟盧福坦沒有很深的關係，他不願讓此人出任總書記。他早已選好了接班人——

博古！博古跟他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同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中的人物，回國後一起反對過立三路線，一起反對過瞿秋白……博古成了他最親密、最可信任的夥伴。

不過，即便在米夫、王明控製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博古也未能得以進入中央委員之列。因博古的黨內地位比盧福坦要低得多。一下子使博古成為總書記，顯然不負眾望。

王明的最後抉擇是讓總書記空缺，而指定博古負總的責任。這樣，一邑他有機會從蘇聯回國，便可擔任總書記。

現存於中央檔案館的原始記錄，有關當事人的談話，透露了當年如何“婉拒”了盧福坦想當總書記的要求：

張聞天於1943年12月16日在自述材料中說，王明、周恩來決定離開上海時，提出新中央的名單，“當時盧福坦想當總書記，所以我記得當時特別提到無總書記問題。”

周恩來幹1943年11月27日在政治局會議上談及：“在分配工作時，曾向盧福坦解釋不設總書記。”

由王明提出，經共產國際東方部批準，新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由六人組成，即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其中常委三人，即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由博古負總責。

這麽一來，不是中共中央委員的博古和張聞天，一下子擢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的常委，而且排名於原政治局委員盧福坦之前！

博古於1943年11月13日在政治局會議上，這麽談及他成為“負總責”的經過：向忠發被捕後，王明、周恩來、盧福坦、博古“到酒店開會決定不設總書記。當時決定我為書記，我的實權是總書記，但是在中央會議並沒有決定我是總書記。”就這樣，在那不知名的酒店裏的四人聚會，決定了中國共產黨權力的移交——交給了博古，而不是交給“想當總書記的盧福坦”。

張聞天的後來的自述以及周恩來、博古後來的談話，不僅說明了當時如何“婉拒”了盧福坦想當總書記的要求，而且說明了從1931年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後，中其中央“無總書記”、“不設總書記”。

直至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屆一中全會才重設總書記。

電就是說，從1931年6月至1956年9月這二十五年零三個月的漫長歲月，中共中央“無總書記”、“不設總書記”。

當本書——《曆史選擇了毛澤東》初版本出版後，1993年第6期《上海黨史研究》發表了吳景平對本書的書評《以文現史的佳作——（曆史選擇了毛澤東）一書的成功嚐試和若幹不足之娃》。吳景平在書評中對本書提出不同看法：

中共是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改組了中央書記處後，才決定不設總書記的，在此之前設有總書記，並由張聞天擔任。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錢聽濤則同意筆者的意見，對吳景平的文章表示不同看法。他寫了《張聞天擔任過黨的總書記嗎——兼談1931年至七大黨的最高領導核心演變情況》一文，指出：

《上海黨史研完》1993年第6期發表的吳景平為葉永烈所著《曆史選擇了毛澤東》一書所寫的書評中提到：“中共是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改組了中央書記處後，才決定不設總書記的，在此之前設有總書記，井由張聞天擔任。”筆者認為上述說法是不確切的……

1931年4月，6月，顧順章、向忠發先後被捕叛變，周恩來被迫將赴江西蘇區，王明則將赴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9月下旬經共產

國際遠東局提議，補選博古、張聞天、康生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陳雲補選為政治局委員，再加原政治局委員盧福坦和另一個牽竹聲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任中央常委，博古負總的責任，來再設總書記。

1931年10月18日，隨著黃浦江上一艘日本輪船汽笛長鳴，徐徐起航，王明和他的妻子孟慶樹，以及吳克堅、盧鏡如，離開了上海。

王明於同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節那天，趕到莫斯科，出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

從此，他在那安全的“紅色保險箱”裏，和米夫一起遙控著中國共產黨。

就在王明離滬後一個月，暮色籠罩著上海灘，華燈初上，從海寧路與山西路交叉口的一家煙紙雜貨店裏，走出兩名男子。他們跳上兩輛人力車，直奔黃浦江畔的十六鋪碼頭。其中一個男子，穿對襟嘩嘰中式短上衣、藍色嗶嘰中式褲子，廣東工人模樣，車上放一隻手提箱。另一男子為他送行，送他登上一艘小火輪。

那廣東工人模樣的男子，便是周恩來。他朝廣東汕頭進發，特意打扮成廣東工人。臨行時，鄧穎超在那雜貨鋪樓上。隻是為了不引人注目，沒有下樓送行。

周恩來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江西中央蘇區。這使命和中共中央派張國燾前往鄂豫皖蘇區一樣，是為了加強那裏的領導工作。周恩來取道汕頭，沿著一條秘密交通線進入江西。他一上船，一個綽號叫“小廣東”的地下交通員便跟他接上了頭。

死了向忠發，走了王明、張國燾、周恩來，留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便由博古負總責，張聞天和盧福坦成為他的副手。在這裏要特別指出，“負總責”與“總負責”，隻是兩個字顛倒了一下，含義不完全相同：“負總責”隻是表明肩負的責任，而“總負責”除了包含“負總責”的意思之外，還多一層意思，是一種職務的名稱。早些時候的中共黨史書籍中大都寫作“總負責”，現在都改用“負總責”一詞。

後來，博古於1933年1月19日進入江西中央蘇區，張聞天比他早幾天到達那裏，留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便由盧福坦任負總責。

盧福坦出任中共臨時中央負總責的時間非常短暫，隻有三個多月——因為在1933年4月（也有人說是2月，如中統特務莊祖方的回憶），他就落進了國民黨中統特務手中。

當年的中統上海行動區副區長陳蔚如（又名陳俊德），後來在其回憶錄《我的特務生涯》中，這麽寫及盧福坦被捕後的情景：

中共臨時中央負總責盧福坦於1933年4月被密捕後，臨時關押在小東門東方旅館內，這裏環境比較好，不像在上海市警察局裏麵那樣陰森、恐怖。根據盧福坦在中共黨內的所史和地位，其意誌應該是比較堅定的，可是在勸降特務和他談話之後，他很快表示願意自首，井為中統上海區對中共江蘇省委的連續破壞提供了很多情報，成為可恥的叛徒特務。

盧福坦這麽快就叛變，連中統特務也感到意外！

由於盧福坦提供了線索，位於上海北四川路天潼路的中共江蘇省委處於中統特務的監視之中。兩個不滿十八歲的中統特務蔣某和吳某在馬路上踢皮球，故意把皮球踢進三樓的房間中。

借口進屋撿皮球，他們偵察了中共江蘇省委機關，緊接著，便來了一個大搜捕……

盧福坦叛變後，居然搖身一變，加入了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擔任中統徐州特區行動股股長、上海區情報行動股股長。

上海解放後，盧福坦被捕。1969年被處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