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選擇了毛澤東

§複出的毛澤東著力整頓紅四軍

§複出的毛澤東著力整頓紅四軍(1/3)

毛澤東剛剛官複原職,馬上修書一封,致中共中央。信中躍動著他複出的喜悅。信不長,意在向中共中央報告自己已經複職:

中央:

我病已好,11月26日福建省委巡視員謝同誌(即謝漢秋——引者注)從蛟洋到達汀州,與四軍會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軍攻梅縣失利,損失雖不小,但士氣仍振奮,目前一時期當在福建境內工作。閩西已有八十萬赤色群眾足以掩護紅軍,劉(和鼎)金(漢鼎)張(貞)等“會剿”,形勢並不嚴重。現決定整理一時期,即向劉張進擊。打破“會剿”局麵,才是出路。正在準備一個月給養。

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陳教同誌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達到。惟黨員理論常識太低,須趕急進行教育。除請中央將黨內出版物(布報),《紅旗》,《列寧主義概論》,《俄國革命運動史》等,我們一點都未得到)寄來外,另請購書一批(價約百元,書名另寄來),請墊付,寄付地點。我們望得書報如饑如渴,務請勿以事小棄置。餘詳前委報告。

毛澤東

1929年11月28日於汀州

信中提及的“布報”,亦即當時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雜誌。《紅旗》,則是當時中共中央機關報。

寫罷致中共中央的信,毛澤東又給老朋友李立三寫了一信,交給地下交通員一起帶往上海。

毛澤東致李立三的信也很短,全文如下: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訊了,陳敏同誌來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個月,現雖好了,但精神未全複元。開慧和岸英等我時常念及他們,想和他們通訊,不知通信處。聞說澤民在上海,請兄替我通知澤民,要他把開慧的通信處告訴我,並要他寫信給我。

我知識饑荒到十分,請你時常寄書報給我,能抽暇寫信指導尤幸。

獨秀近來行動真豈有此理,中央的駁議文件已經到此,我們當普遍地宣傳。

共產主義的敬禮

毛澤東

這裏提及的“澤民”,即毛澤東之弟毛澤民,當時在上海負責中共中央出版部的工作。

“獨秀”,亦即陳獨秀,當時在中共黨內散布托洛茨基觀點,成立了反對派小組織。

毛澤東發走了這兩封信之後,便著手整頓紅四軍。他發覺,在他離開紅四軍這半年時間裏,紅四軍中各種錯誤思潮泛濫,已經到了非整頓不可的地步了!

中共紅四軍“七大”撒了毛澤東的前委書記

之職以後,又在10月上旬召開了中共紅四軍“八大”。那時否定了“由上而下的家長製”,實行“由下而上的民主製”,以為無產階級應實行最徹底的“民主”。於是,什麽事情都要開會討論。調一個人,拔幾支槍,都得開會討論,一討論便是幾個小時。前委不再是紅四軍的最高領導機構,卻成了各縱隊的“聯席會議”。開起會來,非得各縱隊的頭頭腦腦全部到齊,少一個人就得等,等齊了才開會。“一開會就得爭論半天,前委還認為這樣才是無產階級的辦法。因此當時全軍政治上失掉領導的中心。”

中共紅四軍“八大”在上杭縣召開時,成了一次爭論不休的會議。光是為了選舉前敵委員會委員,就爭論了很久,最後來一個平均分攤,每個縱隊都有人參加前委,選了十七人之多。

內中有個譚璽,是中共中央派往紅四軍工作的,當時正在一縱隊,沒有出席會議,可是有人提議他應該進入前委,說他如何如何的好,會上宣傳了兩次,結果譚璽競成為前委的常委!其實,當時他新來乍到,還沒有幾個人認得他……

為了補充兵員的不足,很多俘虜兵進入紅四軍,沒有及時進行教育,把國民黨的作風帶進紅四軍:有人罵黨代表是“賣狗皮膏藥”的;有人打罵士兵,所謂“不打不成兵”;有人賭錢,誰贏了錢誰請客;紀律鬆懈,搜俘虜腰包、偷嫖女人……

毛澤東複出之後,下力氣整頓紅四軍。他在作了一個月的準備之後,決定召開中共紅四軍“九大”。

他反對“八大”的做法,否定了那種“分割式的以各縱隊為條件”分配前委委員的方法,鮮明地提出,隻有符合三個條件的人才可當選前委委員,而不必考慮各縱隊之間的入選比例。

毛澤東提出的三個條件是“政治觀念正確,工作積極,有鬥爭曆史”。

1929年12月28日至30日,在陳毅的主持下,中共紅四軍“九大”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召開。

古田是上杭縣最北的大集鎮,地處群山之中,有一千多戶人家。這是中共黨史上一次重要會議,史稱“古田會議”。一百二十多名代表出席了會議。

中共紅四軍“九大”的氣氛跟“八大”截然不同。“八大”時“什麽事都是民主,大家要怎樣幹就怎樣”,“無組織狀態的開了三天毫無結果”。這一回,會議開得井然有序,紅四軍的“三巨頭”分別作報告:陳毅傳達中共中央“九月來信”,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會場上高

懸四條標語,即“中國共產黨萬歲”,“反對盲動主義”、“反對冒險主義”、“反對機會主義”。

會議隻開了兩天。在聽了三個報告之後,通過了十二項事先起草好的決議,即:《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黨的組織問題》、《黨內教育問題》、《紅軍宣傳工作問題》、《士兵政治訓練問題》、《廢止肉刑問題》、《優待傷病員問題》、《紅軍軍事係統與政治係統關係問題》、《政治決議案》、《廢止槍斃逃兵決議案》、《接受中央指示決議案》、《擁護〈中央對機會主義及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的決議》,如此高的工作效率,是“八大”所不可想象的。

大會的主角是毛澤東。由他起草的部分決議《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後來改題為《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收入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在這篇決議中,毛澤東曆數了八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的方法”;(一)單純軍事觀點;(二)關於極端民主化;(三)關於非組織觀點;(四)關於絕對平均主義;(五)關於主觀主義;(六)關於個人主義;(七)關於流寇思想;(八)關於盲動主義殘餘。

毛澤東起草的決議中,明確指出了紅軍的性質:

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

毛澤東起草的這一決議,被認為是“曆史性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為此文所加的題注寫道:“中國人民軍隊中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廣大的發展和創造,現在的麵貌和過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線還是繼承了這個決議的路線。”

這一次改選前敵委員會委員,選出正式委員十一人,即毛澤東、朱德,陳毅,李任予、黃益善、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另選候補委員三人,即楊嶽彬、熊壽祺、李長壽。內中的五人原本是在基層工作,毛澤東以“觀念正確,鬥爭積極”提名他們為前敵委員,即宋裕和(湘南農民)、李長壽(獨立團老兵)、田桂祥(湘南農民)、黃益善和羅榮桓,毛澤東當選為前敵委員會書記。

這時的紅四軍,已有四個縱隊。第四縱隊便是鄧子恢、張鼎丞那支閩西部隊,在1929年8月成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