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寧都被剝奪軍權
§毛澤東在寧都被剝奪軍權(1/3)
“寧北的小塘”在哪裏？
“寧”，也就是江西寧都，位於瑞金之北，廣昌之南。
不過，寧都縣城以北並沒有名叫小塘的村莊。據中共寧都縣委黨史辦公室查證，那裏有個小源村。大抵是發報或收報時譯電員的筆誤，把“小源”誤為“小塘”。
在十個多月前，寧都曾名震全國。那是駐守寧都的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其中實力最強的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七十四旅季振同等秘密地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12月14日晚，趙博生盛宴全軍團以上軍官，在酒酣之際突然宣布起義。這樣，第二十六路軍易幟，成為紅軍第五軍團，季振同任總指揮，趙博生任副總指揮，蕭勁光被派去擔任軍團政委。這一事件，便成為轟動一時的“寧都起義”。
眼下，寧都又一次被載入史冊。在這裏的小源村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被稱為“寧都會議”。
寧都會議召開的時間，據黃少群考證，在1932年10月2日之後至10月12日之前的某幾天。黃允升的考證，更為精確些，認為是上限為10月4日，下限則為10月10日。
據小源村曾棟材老人回憶：“那年的8月中秋以後，割‘金包銀’（一種晚稻的名稱——引者注）接遲禾新的時候，村裏來了好多紅軍和紅軍的領導人。我記得在榜山祠住了朱德和一個留長胡須的人，毛主席住在我房子裏。”他所說的“留長胡須的人”，便是周恩來。那時，周恩來蓄著黑色長須，儼然美髯公。
不過，寧都會議剛開始時，周恩來不在。他是在會議開了一半時才飛馬趕來的。他曾回憶說：
寧都會議是任弼時同誌召開的，我當時不在，正在前線。但我若堅決反對，還是可以反對掉的……
不必再依靠無線電報來來去去，前方四位首腦（除周恩來晚到）和後方四位首腦終於開始麵對麵交鋒。據雲，出席會議的還有彭德懷和劉伯承（尚待進一步查證）。
會議是空前激烈的，這可以從現存的檔案《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以下簡稱《簡報》）中的一句話看出：“會議中批評了澤東同誌過去向贛東發展路線與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
“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這清楚地表明了會上鬥爭的尖銳。
後方首腦占了上風，因為後方首腦有著上海中共臨時中央的支持，項英取代了王稼祥，任弼時、項英、顧作霖仿佛組成了新的“三人團”，以猛烈的火力批判毛澤東。
他們所說的毛澤東“不尊重黨領導機關”，也就是不顧後方蘇區中央局的反對，發布《訓令》。因而也就造成“組織觀念的錯誤”。
《簡報》還透露：
會議中批評澤東同誌認為早應北上，過去七個月都錯誤了之不正確觀點，指出這是動搖並否認過去勝利成績、掩蓋了領導上所犯錯誤。
“過去七個月”，是從打贛州算起。在毛澤東看來，“過去七個月”確實“都錯誤了”：他反對打贛州。果真，打贛州失利；他主張東征、打漳州，曾遭到反對，但是打漳州大勝。這表明正確的是他，錯誤的是中共蘇區中央局。
可是，後方首腦們卻完全顛倒過來說：打贛州，“依據當時情況都是絕對需要的”，而且“攻贛本有克城可能”，隻不過“因對敵必守中心城市的估計不足”以及“爆破技術有缺點”，這才“未能克城而撤圍”至於“進占漳州雖獲勝利，有很大政治影響，但來往延緩了北上任務之實現”。
照後方首腦們這種奇怪的邏輯，變成打贛州輸了也是對的，打漳州勝了也是錯的！
這麽一來，毛澤東反對打贛州、主張打漳州，變成了“錯誤主張”！變成了“否認過去勝利、掩蓋了領導上所犯錯誤”！
雖說在“文革”中，毛澤東被封為“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這四個“偉大”把他推上至高至尊的地位，可是在寧都會議上，他卻受這種“窩囊氣”，簡直是他的推崇者們不可想象的！其實，他後來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正是從一次次折騰中磨煉出來的，從一次次“批判”中考驗出來的。
後方首腦們批判朱、毛《訓令》，批判毛澤東的“誘敵深入”戰
略方針，認為那是“等待主義”，是“專以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
毛澤東，也就成了“右傾主要危險”的代表人物！
毛澤東是條硬漢子，他不會隨機應變，見風使舵。他據理反擊，被認為“毛同誌承認和了解錯誤不夠”。後方首腦們主張要對毛澤東進行組織處理，撤除毛澤東的軍職——一紅一方麵軍總政委，把毛澤東從前方調往後方，讓他專做政府工作去。
就在這時，使任弼時震驚的是，原是“三人團”成員的王稼祥，作了不尋常的發言，明確地支持毛澤東：
眾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會後由中央派來蘇區的，我對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從和執行的。但是我從幾次反“圍剿”的勝利中，以及從攻打贛州的教訓中，逐步認識到毛澤東同誌的思想主張，是符合紅軍和蘇區實際情況的，他提出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已經被實踐證明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揮決策也一再被證明是正確的。紅軍和蘇區之能有今日，是與毛澤東同誌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
王稼祥又說道：
眾所用知，我與毛澤東同誌並非舊交，相識不久，倒是與王明、博古等同誌是老同學、老同事甚至同鄉……
王稼祥主張：“大敵當前，不可換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
後方首腦的批判，和毛澤東的反駁、王稼祥對毛澤東的支持，使會議陷入僵持的局麵。正在這時，周恩來趕到。他作為中央蘇區的最高首長，顯然要擔負“裁判”的角色。周恩來處於矛盾的境地。
他在來中央蘇區之前，一直在中共中央工作，先後跟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王明共事，有著多年的高層領導經驗。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在批評了他對瞿秋白持“調和態度”之後，說道“恩來同誌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正因為這樣，曾與瞿秋白，李立三共事的他，在瞿、李倒台之後，仍能與王明共事。王明派他前來中央蘇區，自然是要他在中央蘇區貫徹王明路線，而向來有著很強組織紀律性的他也總是習慣於服從上級。
周恩來跟毛澤東1923年底在廣州結識，但沒有深交。這次來到中央蘇區，特別是隨紅一方麵軍一起在前線，跟毛澤東朝夕相處，他開始了解毛澤東。特別是毛澤東一整套獨特的戰略思想，使他頗為佩服。正因為這樣，在恢複紅一方麵軍建製時，是他再三堅持終於說服了任弼時，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麵軍總政委。
這一回，任弼時、項英等堅持要撤掉上任還不到兩個月的總政委毛澤東，使周恩來陷入進退維穀的地步，《簡報》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對前方戰爭領導，留在後方中央局同誌對於過去前方領導不能統一，認為戰爭領導必須求得專一獨斷，迅速決定問題，提出由恩來同誌負責戰爭領導總責，澤東同誌回後方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
周恩來怎麽辦呢？他先是在口頭上，也批評了毛澤東：前方領導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對中央電示迅速擊破一麵開始不同意，有等待傾向”，但他又指出，“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供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他提出了兩種方案，供會議討論，如《簡報》所述：
周恩來同誌堅持要毛同誌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誌負主持戰爭責任，恩來同誌亦在前方負監督行動總方針責任。
不論哪種方案，周恩來都要把毛澤東留在前方，要毛澤東指揮第四次反“圍剿”。他否定了後方首腦們要毛澤東“回後方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的意見。
周恩來的後一種方案，顯然是後方首腦們所不能接受的。經過一番論戰，如《簡報》所記錄：
大多數同誌認為毛同誌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方針上容易發生錯誤，最後是通過了恩來同誌第一種意見，但最後批準毛同誌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
既然會議已最後“通過了恩來同誌第一種意見”，怎麽又“批準毛同誌暫時請病假”回後方呢？
那是毛澤東麵對會議的決議表態了：既然蘇區中央局如此不信任他，既然要撤掉了他的總政委之職，他很難在前
方“助理”。於是，他提出回後方養病，“必要時到前方”。
就這樣，寧都會議以後方首腦的大勝降下了帷幕。
就這樣，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始人、一手撫育紅軍壯大、成功地指揮了三次反“圍剿”的毛澤東，痛苦地被剝奪了軍權，默默地回到曾棟材家的黃泥草屋。
周恩來趕往草屋，看望毛澤東，安慰毛澤東。毛澤東對周恩來表示：“軍事工作我還願意做，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就這樣，10月10日，周恩來在一份電報中寫道：“澤東同誌因病請假回後方。”
根據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指示，10月12日，中革軍委正式發布通令，公開了毛澤東離開紅一方麵軍總政委工作崗位的消息，隻是采用了婉轉的“外交辭令”，寫成“蘇維埃工作的需要”，寫成“暫回”後方：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通令：
當此革命猛烈向前發展的時候，蘇維埃政權的鞏固與發展，是十二萬分重要的。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兼總政治委員毛澤東同誌，為了蘇維埃工作的需要，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遺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同誌代理。特此通令各軍，希轉飭所屬知照。
主席朱德
副主席王稼祥
彭德懷
經過“粉飾”的通令，看上去，毛澤東屬“正常工作調動”。
10月14日，紅一方麵軍發布的戰役計劃上，最後的署名是：“總司令朱德，總政委毛澤東，代總政委周恩來。”
周恩來在計劃上注了一句：“如有便，請送毛主席一閱。”
10月26日，中共臨時中央來電，正式撤銷毛澤東的紅一方麵軍總政委職務，任命周恩來兼任這一職務。
這樣，前方的電報由“周、毛、朱、王”，變為“周、朱、王”。
至此，圍繞毛澤東的一場格鬥，該算是結束了。然而，那“餘波”仍在前、後方首腦之間激蕩。
11月12日，後方中共蘇區中央局成員致電上海中共臨時中央，認為：“這次會議是開展了中央局內部從未有過的兩條戰線的鬥爭，打破過去的遷就和平狀態。”他們批評的矛頭，指向了周恩來：“周恩來同誌會前與前方其他同誌意見沒有什麽明顯的不同，在報告中更未提到積極進攻，以準備為中心的精神來解釋中央指示。”“不給毛澤東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問題為他解釋掩護，這不能說隻是態度溫和的問題……我們認為恩來同誌在鬥爭中不堅決，這是他個人最大的弱點，他應該深刻了解此弱點加以克服。”
周恩來呢，他也致電上海中共臨時中央，申述自己的意見：“承認我在會議中對澤東同誌的批評是采取了溫和態度，對他的組織觀念錯誤批評得不足。另外卻指正了後方同誌對他的過分批評。”
周恩來反駁了後方中央局關於他“調和”的批評，他指出：“認為未將這次鬥爭局麵展開是調和，是模糊了鬥爭戰線，我不能同意。”
周恩來還寫道：“後方同誌主張召回澤東，事前並未商量好，致會議中提出後，解決頗為困難。”
這表明，調毛澤東回後方，是後方首腦們在會上提出，事先並未征求過周恩來的意見！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研究了雙方發來的電報，意識到如果聽任後方中共蘇區中央局這樣批評周恩來，勢必會使中央蘇區領導層造成大分裂，於是複電明確支持周恩來，表示指責周恩來是“調和派”是不正確的，強調前後方領導加強團結是目前最重要的。
這麽一來，後方中央局那咄咄逼人的氣焰，才算收斂了。
周恩來在給中共臨時中央的電報中，還為毛澤東重回前方，留好餘地。周恩來寫道：去探望毛澤東時，“在情緒上還沒有看出他有什麽不積極的表示”，說他“答應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周恩來還為毛澤東解釋，“因為治病在他確是十分需要的”。
周恩來深知毛澤東是難得的“帥才”。他為毛澤東留好伏筆，以便在適當時機，以毛澤東“病愈”為理由恢複他的軍職……
周恩來在毛澤東危難之際周詳地維護了毛澤東，這為毛周後來四十多年的親密合作奠定了基礎——雖說在表麵上看來，是周恩來取代了毛澤東出任紅一方麵軍總政委，以至被一些不知真情的人說成是“周恩來奪了毛澤東的軍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