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整的“毛派”——鄧、毛、謝、古

§挨整的“毛派”——鄧、毛、謝、古(1/3)

博古來到中央蘇區的第二把火，燒的是“江西的羅明路線”——鄧、毛、謝、古！

鄧，鄧小平；毛，毛澤覃；謝，謝維俊；古，古柏。

在“文革”中，鄧小平複出時，毛澤東舊事重提，1972年8月4日曾寫下如下批語他（指鄧小平——引者注）在中央蘇區是捱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

批判鄧、毛、謝、古，是從毛派的頭子一鄧小平開始的。

最早是1933年2月20日《鬥爭》所載任弼時的文章《什麽是進攻路線》，發出批鄧信號彈。任弼時的文章點名批評道，“永吉泰和會尋安長期陷在純粹防禦的泥坑中”。

所謂“永吉泰”，即永豐、吉水、泰和，三縣位於江西的中西部。當時，三縣聯合，設立中心縣委，書記便是毛澤東的小弟弟、那個當年朱德派往井岡山尋找毛澤東的毛澤覃。

所謂“會尋安”，即會昌、尋烏、安遠，三縣位於江西西南端，亦聯合設中心縣委，書記便是鄧小平。

所謂“純粹防禦”，指的就是毛澤東的。誘敵深入“跟”進攻路線相對立。

2月28日，以李富春為書記的中共江西省委，出於無奈，隻得批評“會尋安”縣委“所犯純粹防禦路線之來源，與羅明路線相同”，可是，中共臨時中央對中共江西省委的表態深為不滿，認為鄧小平即“江西的羅明路線”，認為中共江西省委犯了“嚴重錯誤”。

於是，中共臨時中央一邊決定改換中共江西省委書記，一邊決定甩開省委，直接派張聞天去“會尋安”召開黨積極分子會議。“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就是反對鄧小平”。

張聞天作為中共中央代表，來到了“會尋安”。如今，仍可從1933年3月31日所通過的《會尋安三縣黨積極分子會議決議》中，看出當年“批鄧”的真實情況：

“大會完全同意中央局代表洛甫同誌的政治報告與結論。”

“大會認為會尋安三縣過去在以鄧小平同誌為首的中心縣委的領導下，執行了純粹的防禦路線……這一路線顯然同黨的進攻路線絲毫沒有相同的地方，這是會尋安的羅明路線，說純粹防禦路線不是羅明路線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決議還指出，“這一反純粹防禦路線的鬥爭的深入，省委也應負一部分重大的責任”。會議一結束，“會尋安中心縣委”便進行改組，鄧小平被調離。

張聞天回到瑞金後，趕寫了《羅明路線在江西》一文，發表在4月15日出版的《鬥爭》上。文章認為，“羅明路線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在江西”；“純粹防禦路線的問題，不但在會尋安，而且還在江西其他地區”。這樣，一下子就把批判“羅明路線”，擴大到江西各地區，文章又一次批評中共江西省委，“對於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存在，始終沒有公開的指出來”。

張聞天的文章，當然是代表中共臨時中央寫的。文章發表的翌日，在中共臨時中央領導下，召開“江西黨三個月工作會議”，集中所謂“布爾什維克的鬥爭火力”，開展反“江西羅明路線”，一下子擴大了，擴大到批鄧、毛、謝、古。

鬥爭不斷升級，鄧、毛、謝、古不僅成了“江西羅明路線”的代表人物，甚至成了“反黨派別”以至“反黨小組織”！

《鬥爭》、《紅色中華》接連發表火辣辣的批判文章：《給江西羅明路線的回答》、《為黨的路線而鬥爭一要肅清在江西的羅明路線，粉碎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毛澤覃同誌的三國誌熱》……

毛澤東在福音醫院跟羅明的見麵，會惹出個“羅明路線”，又派生出“江西羅明路線”，真是始料不及。其實，批毛澤東，批毛澤東路線，批“毛派”，中共臨時中央倒是有計劃地一步緊逼一步……

對於鄧小來說，這次作為“毛派的頭子”挨批，是他一生“三起三落”的第一次“落”——此後的第二次“落”是“文革”初期批“劉鄧路線”，第三次“落”則是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曆經三劫而不倒，他被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裏稱為“永

遠打不倒的小個子”。他怎麽會成為“毛派的頭子”呢？

鄧小平是在1922年參加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八七會議之後，二十三歲的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29年12月11日，鄧小平、張雲逸、韋拔群領導廣西百色起義，成立紅七軍，鄧小平任政委。1931年2月，紅七軍占領江西崇義縣，前委決定派鄧小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在上海，鄧小平寫了《七軍工作報告》。這時，紅七軍進入江西興國，與朱、毛紅軍會師。

1931年夏，鄧小平奉派，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最初，他作為中央特派員，在閩西巡視。7月，他奉命趕往瑞金。8月初，他和金維映一起來到瑞金，與謝維俊共事。他出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

那時的瑞金，正處於一片混亂之中。中共瑞金前縣委書記李添富和縣蘇維埃主席謝在權在那裏搞肅反擴大化，到處抓“社會民主黨”，把瑞金的革命先行者、原縣委書記鄧希平也作為“社會民主黨”殺害了。瑞金縣大批幹部被捕、被殺。鄧小平到了瑞金，下令拘捕了李添富以及謝在權。9月，鄧小平在瑞金召開公審大會，槍決了李添富、謝在權，得到了廣大幹部和人民的擁護。

在瑞金，鄧小平工作了十個多月，調任“會尋安”三縣中心縣委書記。在批判“江西羅明路線”開始之際，鄧小平正接到調令，任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長。鄧小平挨批，是因為他在“會尋安”實行毛澤東的遊擊戰術。1932年10月後，原本守衛那裏的紅軍獨立三師奉令調往別的地區，廣東國民黨陳濟棠部隊朝“會尋安”撲來。由於敵我力量懸殊，鄧小平放棄尋烏縣城，開展遊擊戰爭，這就被說成“純粹防禦路線”，說成“江西羅明路線”！毛澤覃是在1931年6月，擔任“永吉泰”中心縣委書記的。那時，賀子珍之妹賀怡在那裏擔任縣保衛局局長。他和她早在1929年8月便相識。那時，毛澤覃在江西大庾戰鬥中受傷，不得不離開主力紅軍，一邊擔任中共東固區委書記，一邊養傷。受贛西特委指派，賀怡前來照料、護理毛澤覃——因為考慮到她是他嫂嫂的妹妹，比較方便。那時賀怡已和贛西特委秘書長劉士奇結婚。1930年8月，劉士奇在贛西特委受到錯誤批判，被調往上海，加上他和賀怡婚後感情不和，也就中止了婚姻，當賀怡和毛澤覃在“永吉泰”重逢，很快產生愛戀之情，於1931年7月20日結婚。1932年9月，他們有了第一個孩子。當毛澤覃遭到批判時，他已調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秘書長，賀怡則擔任中共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那篇《毛澤覃同誌的三國誌熱》，指責毛澤覃實行“諸葛亮式的機會主義戰略和戰術”，亦即遊擊戰術。說這是一種“怕有傷亡打滑頭仗”、“怕有疲勞反對追擊”的戰術。點的是毛澤覃的名，實際上批的是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毛澤覃在黃公略犧牲之際，曾代他指揮全軍。他擔任過紅軍獨立師師政委、師長。

至於“毛派”的謝、古兩人，毛澤東在《農村調查》中曾提及：

1930年11月18日，紅軍放棄吉安，19日我和古柏、謝維俊二同誌從吉安往永豐屬之蘅田，會合紅軍主力，21日經水南到白沙。在木口村吃午飯，調查了村府委員的成分及本村所殺反動分子的成分。

古柏、謝維俊與毛澤東同行，是因為他倆當時都是紅一方麵軍總前委秘書，所以追隨毛澤東左右，跟毛澤東有著密切的交往。

謝維俊又寫作謝唯俊，字蔚清，湖南耒陽人。1926年，年僅十八歲的謝維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8年他隨朱德、陳毅部隊上井岡山，在紅軍中擔任連黨代表、營黨代表、一縱隊政治部主任。

後來，他成為總前委秘書，在毛澤東身邊工作。

當鄧小平初來瑞金縣委時，正在那裏的謝維俊幫助鄧小平工作。此後，謝唯俊擔任過中共永豐縣委書記。接著，調任江西第二軍分區司令員、紅軍獨立第五師師長。雖說他不再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但常給毛澤東寫信，征求毛澤東對工作的意

見，毛澤東給他回過信。

古柏，常使人以為是化名，其實這是他的真實姓名。古柏是江西尋烏人。1925年，十九歲的古柏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尋烏最早的中共黨員。1929年1月31日，朱毛紅軍急行軍途經尋烏縣菖蒲區，古柏連夜趕去，跟毛澤東見了麵，給毛澤東留下很好的印象。1930年5月，毛澤東到尋烏進行調查工作，當即找擔任中共尋烏縣委書記的古柏。他和古柏朝夕相處了二十天，結下親密的友情。毛澤東寫出《尋烏調查》，文中兩處提及古柏：

在全部工作中幫助我組織這個調查的，是尋鳥黨的書記古柏同誌。

我是下決心要了解城市問題的一個人，不是沒有讓我了解這個問題的機會，就是找不到能充分地供給材料的人。這回到尋鳥，困古柏同誌的介紹，找到了郭友梅和範大明兩位老先生……

此後，毛澤東把古柏調來，擔任前委秘書長，而前委書記便是毛澤東。

據已經86高齡的古柏夫人曾碧漪對筆者說，她與古柏於1928年結婚，也隨古柏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曾碧漪是粵北南雄人，原名曾昭慈。她跟賀子珍親若姐妹，她在毛澤東那裏負責保管文件。毛澤東需要什麽文件，總是向她要。她記得，古柏常用秘密藥水，替毛澤東把文件抄在衣服上、布匹上，交給通訊員送出去。有幾回，通訊員給毛澤東送來線裝古書，古書的每一頁是折起來的，古柏從折頁中抽出一張張白紙，用藥水一塗，就顯出了字跡。

正因為毛澤東跟古柏有著親密的關係，所以在“富田事變”中，那封偽造的毛澤東的信，就是寫給古柏的。曾碧漪記得，發生“富田事變”時，她和古柏以及陳正人（亦即毛澤東在汀州老古井休養時同住的那位陳正人）的妻子彭儒，正住在設在富田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裏。他們三人好不容易死裏逃生，逃到興國。那裏聽說富田發生事變，不明他們三人的身份，就把他們綁了起來。後來遇上陳毅，才放了他們。彭儒正懷孕，於是留在興國。十幾名赤衛隊護送古柏夫婦前往寧都小布總前委所在地，毛澤東在那裏。可是，到了小布，天色已黑，那裏又因發生“富田事變”而戒嚴，他們受到哨兵反複盤問。“我是古柏！總前委秘書長古柏！”任憑古柏這麽大聲說明，可是那時沒有“工作證”，而哨兵又不認識古柏，怎麽說也沒用。正巧，總前委秘書謝維俊查哨，聽見古柏的聲音，奔了過來，驚喜交集。謝維俊告訴古柏，今天早上剛為古秘書長開了“追悼會”呢！毛澤東見到古柏，也放懷大笑，說閻羅王那裏“開恩”，放回了古秘書長。

古柏在1931年調離了總前委，擔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長兼內務部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勞動部秘書長。

鄧、毛、謝、古分處於不同的工作崗位，怎麽會成了“反黨小組織”呢？內中的根本原因，當然在於他們跟毛澤東都有著密切關係，屬於“毛派”。直接的起因，則是由於他們四人對博古、張聞天、任弼時等不滿，稱他們為“洋房子先生”——他們來自上海的“洋房子”。

“洋房子先生”們排斥毛澤東，說“山溝裏沒有馬列主義”，他們反駁道：“大城市中產生了立三路線，我們蘇區的山上，全是馬克思主義！”

誠如羅明的“最好的領袖毛主席”一句話激怒了博古，他們對“洋房子先生”的揶揄傳進“洋房子先生”們的耳朵中，“洋房子先生”大為震怒了。於是，他們成了四個“罪人”，受到撻伐。

如今仍可從檔案中查到的1933年5月4日紀念五四青年節時，“工農紅軍學校黨、團員活動分子會議”作出的《關於江西羅明路線的總批判》，內中寫道：

以鄧小平、謝雛俊、毛澤草、古柏等同誌為首的江西羅明路線，是與黨的進攻路線完全相反的……

鄧、謝、毛、古幾位無氣節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同誌……他們對於四中全會後的新的中央領導表示極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呼……

這些同誌如果再不徹底糾正其錯誤，我們建議中央局把他們洗刷出布爾塞雛克的隊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