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二戰風雲

第三章 楚思南的規劃

東線最後戰役時期的到來,以及西線庫爾斯克會戰的結束,標誌著蘇聯曆時數年的戰爭狀態即將宣告結束,而克裏姆林宮的工作要點,也即將由戰時的“重軍”轉向“重經”,國家的主要關注點,將從戰爭轉向戰後經濟恢複。

毫無疑問,對於如何發展經濟,尤其是如何快速、平穩、全麵有效的發展經濟,楚思南並沒有什麽認識,毫不客氣說,他對蘇聯經濟體製上的那些弊端的認知,幾乎都來源於自己曾經在曆史書上所了解到那麽可憐的一點點東西。

他知道在蘇聯正式解體之前,蘇聯國內,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其他各個方麵,都存在種種的弊端。

政治上,國內官場腐敗墮落,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問題蔓延全國,蔚然成風;黨員思想僵化、墨守成規、因循守舊,左的傾向涉及全黨,造成全國大部分黨員思想上混亂;黨內爭權奪利的現象明顯且普遍,這直接導致國內各項政策的混亂,克裏姆林宮不再是為蘇聯人民謀求發展與幸福的所在,而成為了形勢混亂的角鬥場;“大俄羅斯”主義的長期蔓延以及克裏姆林宮對蘇聯模式的大肆傾銷,導致了整個東歐社會主義群體的離心,“情報局事件”、“科斯托夫案件”、“十二月事件”、“波茲南事件”等等,一係列血腥殘酷的霸權事件,令蘇聯徹底失去了在東歐的民意基礎,從而也為西方國家在東歐區首先推行和平演變策略製造了機會。

在經濟上,蘇聯所存在的問題似乎更為嚴重。

早在列寧當政時期。

為了應對國外、國內反革命勢力圍攻,便實施過戰時共產主義政策。

很顯然,這一項政策,在當時生產力水平以及社會發展階段上來講,是必須以犧牲人民的利益為代價的,不過這份代價對於當時革命熱情高漲的蘇聯人來說是承擔的起的,而且也是基本樂於承擔的。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內形勢的穩定,人們開始對這項政策有了懷疑,幸好的是。

列寧很快意識到了這項政策冒進性,並立刻予以糾正。

在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廢除後。

列寧開始實行核心為國家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

盡管這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沒有得到那些激進革命者的理解。

但是它卻對蘇聯社會主義發展起到了積極促進的作用,同時,也為蘇聯的後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列寧是思慮縝密、頭腦清醒的偉人,但是他的生命顯然沒有他的影響那麽深遠綿延,就在蘇聯各項發展剛剛步上正軌的時候,他老人家撒手走了。

在列寧之後,斯大林開始出來主持蘇共中央的各項工作。

這位從開始時便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理解偏頗,且大受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影響的格魯吉亞人,幾乎是全麵的否定了列寧的思想。

在經過了一係列大肅反、大清洗和黨內鬥爭之後,以高度集中計劃經濟和中央集權的“斯大林模式”,開始在蘇聯的社會體製建立起來。

這一模式作用下,蘇聯通過兩個五年計劃。

完成了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轉變,同時,經濟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

成為了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業強國。

但是,在重工業飛速發展的同時,蘇聯幾乎是放棄了對輕工業以及農業的關注,畢竟這兩個行業的發展,不能在短期內促進經濟的飛速發展與軍事力量的迅猛強大。

就這樣,在兩個五年計劃結束之後的蘇聯,可以製造出世界上最為先進的坦克,但是卻不能造出足夠配備龐大軍隊的軍服、軍靴,素有“歐洲”米倉之稱的烏克蘭,還在三二年到三三年之間,爆發了史所罕見的大饑荒。

眾所周知,對於一個新建立起來的政權來說,統治者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應該是盡可能幅度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是一個新政權的首要任務,是必須加以貫徹和執行的。

但是蘇聯顯然不是如此了,斯大林的政策基本上就是前帝俄政策的延續,他將盲目的擴充軍備與爭奪世界霸權放在了國家政策的首要位置,以至於在二戰結束之後,蘇聯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裏,仍舊沒有從戰爭的狀態中走出來。

人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農民的生活水平持續得到不到提高,各種主要的生活物資匱乏。

繼斯大林之後,赫魯曉夫接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職務,這位長期生活在斯大林陰影之下的蘇聯領導人,顯然曾經意識到斯大林模式所產生的錯誤,他也曾試圖進行一場徹底的、大刀闊斧的改革。

但是,最終由於國內形勢的壓力,再加上外部的波蘭事件和中蘇論戰,以及他對斯大林徹底的、近乎是瘋狂的全盤否定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使得他最重在改革一途上功敗垂成。

老赫同學最終在老勃同誌的政變中下台了,這位出身安全委員會的第一書記,最終慘淡的退出了變化莫測的政治舞台。

而在赫魯曉夫下台之後,繼之而起的勃列日涅夫原本就是個平庸的家夥,同時,由於他是走政變路線上台的,所以,在掌權之初,他的主要工作沒有放在改革抑或是發展經濟上。

與此相反,他將主要的經曆放在了鞏固自己統治的路線上,毫不客氣的說,蘇聯的問題在斯大林與赫魯曉夫當政時期埋下了惡因,而在勃列日涅夫時,這個惡因得到飛速的成長。

作為一個既缺乏威信,又能力平庸的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為了鞏固自己的同誌,一方麵大肆收買人心,大搞領導幹部終身製,從而直接導致國家政權老齡化,政治生活缺乏活力,求穩惡變。

官僚主義、貪汙腐敗猖獗。

另一方麵,為了贏得威信,對外窮兵黷武,勞民傷財。

到勃列日涅夫統治後期,蘇聯國庫已經變得空虛乏力,國家經濟停滯不前甚至逐年下滑,那所謂的“發達社會主義”,儼然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停滯社會主義”。

在勃列日涅夫之後,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先後上台,必須負責任說。

這兩人,尤其是安德羅波夫。

是一個有卓識遠見的領導人。

他們都認識到了蘇聯的社會問題是何等的嚴峻,因此。

他們不但試圖下大力氣、出重拳打擊國內的腐敗問題,而且前者還試圖從自己的鄰國身上吸取些經驗,例如實行家庭承包責任製,從而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但是很遺憾,這兩位都是出了名的短命,安德羅波夫執政僅僅十五個月,便因腎病猝然辭世。

而他的接任者契爾年科,僅僅在位十三個月便一命歸西了,因此,他們的主張和政策,都沒有來給有效實施頒布。

在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之後,就是聲名卓著的戈爾巴喬夫了。

毫無疑問。

這是一位偉大、成功的、功業不菲蘇聯領導人,他的功業可謂是舉世共睹、千古長存,同樣的。

他還是蘇聯曆史上唯一一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領導人。

在位幾年時間內,這位領導人做了一件最為驚人的大事,那就是解體了輝煌七十四年的蘇維埃共和國聯盟,從而將蘇聯的國民,從蘇維埃水深火熱之中解救了出來。

不過前蘇聯的大多數國民似乎對這位解救了他們的領導人頗具敵意,在一九九六年的俄羅斯聯邦大選中,參選的戈爾巴喬夫竟然隻得到了百分之一的選票。

這還不算,在普京出任俄羅斯聯邦總統之後,俄國家杜馬以“導致蘇聯解體,是我們所遭受苦難的罪魁禍首”為罪名,向這位和平的前蘇聯末代領導人提出了刑事訴訟。

曆史是真實,它是最無情也是最客觀的老師,《新唐書魏征傳》有雲:“以史為鑒,可知興替。”

楚思南算不得一個資深的政治家,在如何治理國家方麵,他沒有什麽充足的、可以拿來炫耀的資本,但是同一般相比,他有一個絕大的優勢,那就是他有著對蘇聯社會、政權、體製弊端的充分了解。

既然認識到了這些弊端,那麽楚思南也就等於是比別人先走了一步,他可以從杜絕這些弊端的角度出發,去考慮,去實行自己的構想。

在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楚思南決定將目光首先調整到三個方麵上,即經濟調整、政治整頓、軍事恢複。

軍事的恢複比較容易理解,那就是在東西兩個戰線上,蘇軍的後續攻勢必須得到進一步的加強,以求能夠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結束這場該死的戰爭。

當然,軍事的恢複也不是這麽簡單的一個問題。

在楚思南的考慮中,當戰爭結束之後,為數數百萬的蘇聯紅軍,有必要經過一場徹底的重組。

毫無疑問,在曆時數年的戰爭中,蘇聯紅軍的數量得到了全所未有的擴充,但是與此同時,軍隊的素質也大幅度下滑。

按照楚思南的構想,一旦戰爭結束,蘇聯紅軍的數百大軍必須在一定程度上進行裁減,那些戰鬥力薄弱抑或是因減員之故而構不成編製的部隊,必須裁撤下去,而那些因體格等因素不適合從軍的士兵,也必須複員回鄉。

這是一舉兩得的措施,它一方麵可以提升部隊的戰鬥力,另一方麵,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節省軍費開支。

在政治整頓上,主要是兩個方麵,一個是思想上的整頓,一個是從政者行為的整頓。

前者,旨在杜絕“左”的思想以及斯大林當政時期殘留下來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餘毒。

楚思南認為,隻有做好這一步工作,才能使蘇聯做好迎接戰後國際共運的準備工作,斯大林主持下的國際共運,是對別國政治的粗暴幹涉以及蘇聯模式的強行傾銷。

很顯然,這不利於國際共產主義力量的團結,也不利於共產主義世界的和諧,這是一個隱患,必須予以徹底的杜絕。

至於說後者,那則是對蘇聯統治階層的整頓。

其主要目,在於打擊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消除蘇聯社會生活中所存在的特權階層。

要做到這一步,楚思南認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借助安全委員會的力量,畢竟在整個蘇聯,安全委員會的力量無所不在,縱觀整個蘇聯曆史乃至於其後俄羅斯的曆史,數代領導人就是直接出身於安全委員會的,這也包括他楚思南自己。

從這方麵看。

楚思南要想整頓好政權階層,就必須從安全委員會著手。

首先整頓好這支主要的反腐力量。

這是楚思南第二次對安全委員會實施大規模的整頓,他親自給此時安全委員會的兩位當家人。

吉爾尼洛娃、克留奇科夫下了命令,那就是安全委員會中,必須成立一個新機構 ̄ ̄“反腐敗偵察局”。

該局的主要任務,就是監督安全委員會各方組織、人員廉政操守,該局享有不經司法審理便宣判死刑的權力,總而言之一句話,那就是對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

一經發現涉及貪汙腐敗案件,無論情節輕重,一律重判重處,從而在最大程度上保證安全委員會的廉潔性。

其後的一係列事實證明,反腐偵察局的工作是成功的,這個在安全委員會內職權淩駕與司法權之上的機構。

在數十年的時間內一直保持著它廉潔。

盡管這個機構內部的爭權奪勢鬥爭不斷,但是卻從沒有任何一個人涉嫌貪汙腐敗案件,甚至毫不客氣的說。

這個機構中的人,無論是方局的負責人,還是總局的負責人,一直都是經濟上清廉代表人物。

而在該局針對安全委員會人員所製定的法規中,每一項處罰的結果都是一場殘酷,任何一個安全委員會的人員,隻要涉及到貪汙腐敗案件,委員會之外的官員會被交送檢察機關審理定罪,而委員會內的人員則根本不會被這樣處理,他們直接麵對的,就是被安全委員會的同時抄收家產然後秘密處決。

而對那些因為涉及到貪腐案件而叛逃國外的家夥,該局也從不放過。

一九四七年,伊爾庫茨克州書記蘇切爾科夫涉嫌受賄案件,安全委員會經過調查,判定其有罪之後,其人叛逃南美的英國,並取得了英國政府的庇護。

但是短短的一個半月之後,他便被安全委員會的特工秘密刺殺與寓所門口。

這一起案件開啟了安全委員會因腐敗案而追殺涉案者與海外的先河,同時,也震懾了那些心存僥幸的家夥。

楚思南在蘇聯執行反腐工作的事實證明,腐敗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克服,關鍵問題在於,這個政府是否真的有決心下大力氣去打擊腐敗,是否能夠動用專政的手段,給那些腐敗分子抑或是傾向腐敗的投機分子以血淋淋的警示。

當首先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嚐試貪汙腐敗的“雞”被殺掉的時候,那些試圖追隨其後的“猴子”,便會細細思量,自己伸出去的那隻手是不是應該縮回來,他們至少要考慮,自己豁出性命去攢取的那些不義之財,自己抑或是自己的家人是否有機會去享受。

楚思南不認為,而且是永遠都不認為應該對那些腐敗分子手下留情,既然他們貪圖那些不義之財,甚至想通過那些不義之財讓自己以及他們的家人過上幸福的日子,那麽,反腐者就要徹底絕掉他們的念想。

貪汙者嚴處嚴判,所有家財全部繳收充公,讓貪汙者羞愧而死的同時,還要讓他的家人在一無所有中,慘淡的渡過下半生。

至於說經濟上的策略,楚思南就不可能考慮那麽完備了,老實說,他對如何治理經濟、如何發展經濟這方麵的問題,根本就沒有什麽過人的常識。

當然,他了解蘇聯經濟體製中所存在的問題,但是有一點,那就是了解問題並不等於就能夠很好的解決、克服問題,這是兩方麵的概念,不能一概而論。

的確,蘇聯的經濟模式中,計劃的東西過多,而且對輕工業和農業的重視程度也不夠,但是全麵拋開計劃的東西就可以了嗎?那顯然很不現實。

轉過頭來說,拋開對重工業的重視,轉而著重發展輕工業和農業,抑或是三個方麵並重,讓它們齊頭並進就可以了嗎?很顯然,那也是不可行的。

不過幸好的是,如今楚思南身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同時又是實際上的政府首腦,所以有些問題就無須他自己去親自想辦法了。

要處理好重工業、輕工業、農業之間的發展關係,處理好戰後初期蘇聯經濟工作的重點問題,楚思南所要做的,就是結合他所了解的那部分曆史,提出一些關鍵性的矛盾點,提出工作中所應該注意到的主要問題就可以了。

剩下的事情,大可以交給政府各部門去處理,否則的話,諾大一個蘇維埃部長聯席會議還保留著幹什麽?就這樣,在楚思南的思想指導下,趁著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最高蘇維埃全體會議閉幕不久的時間,蘇聯各軍區代表全會、蘇維埃部長聯席會議先後召開。

隨後,按照這兩次會議上所決定的會議精神,轟轟烈烈的蘇聯戰後初期後恢複重建工作,開始展開,此後不久,蘇聯戰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進入倒計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