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北伐戰爭的發展大出陳獨秀所料，一路凱旋，9月即飲馬長江，攻克漢口，0月攻占武昌，隨後揮師東南。北洋軍閥東南五省聯防總司令孫傳芳，調主力應付，上海一時防務空虛，在0月和翌年2月，兩次發動武裝暴動，結果因沒有經驗和資產階級動搖等原因，沒有成功。接著，陳獨秀親自出馬，與羅亦農、周恩來、趙世炎等八人組成特別委員會，於3月2日北伐軍兵臨城下時發動第三次暴動，經過一天一夜的激烈戰鬥，終於取得勝利。從北伐軍打下南昌開始，蔣介石即與帝國主義和江浙財團為中心的大資產階級勾結，準備叛變革命。他製造一係列慘案，摧殘領導的工農運動，一路殺到上海。陳獨秀估計到蔣介石也要向上海的特別是工人糾察隊開刀，一麵請示國際，一麵準備武裝反抗。但是，國際來電，不準軍事反蔣，可在群眾中開展一次反右派的運動，反對正在策劃中的政變；“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時須隱藏起來”。中山艦事件時被蔣介石排擠出國、現在被共產國際弄回國抑製蔣介石的汪精衛，這時到達上海，右派和都來爭取他。當時，右派為了製造借口，散布了許多謠言，說要“打倒國民黨”，並指使工人衝擊租界。陳獨秀為了粉碎這種謠言，於4月5日與汪發表《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宣稱不想打倒國民黨，而國民黨也“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陳獨秀以為一紙宣言可以緩和上海的局勢，即朔江而上，把中央遷到武漢。不料在2日，蔣就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殘殺人和工人群眾。陳獨秀的大兒子陳延年，也在政變後被派到上海工作時，被捕犧牲。
上海政變後，廣州、四川等地國民黨也先後轉向反革命，武漢地區陷入反革命四麵包圍的困境。陳獨秀一麵受到廣大農民群眾和等農運幹部要求深入進行土地革命，而國民黨則要求限製甚至取消土地革命的強大壓力；一麵又受了共產國際的嚴令，不準退出國民黨，不準破裂聯合戰線，找不到出路，終日惶惶不安。這時共產國際又派來羅易，主張深入土地革命，以鞏固武漢革命根據地。鮑羅廷則認為東南地區反革命勢力太強，革命應向西北發展。陳獨秀讚同鮑的意見，主張土地革命等到北伐打下北京後再說。在這種情況下，4月底召開的五大，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共產國際原想撤換陳獨秀，但沒有找到合適的替代人，仍選他當總書記。到7月2日，共產國際來電改組黨中央，成立沒有陳獨秀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5日，汪精衛集團實行“分共”，大革命終於失敗。
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精神，組織了南昌起義、秋收暴動和廣州暴動，企圖挽救革命的失敗，並在新派來的國際代表羅明納茲的指導下，召開了八七會議，不指名批判了違背國際路線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9月，陳獨秀和黨中央先後遷到上海，過起漫長的地下鬥爭生活。陳獨秀幾次寫信給中央，認為革命在往下落，應該全麵退卻，不應有暴動奪取政權的幻想，遭到認為革命形勢在不斷高漲的中央的批駁。有的中央委員還把陳的意見當作笑話到處宣傳。在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二兒子陳喬年的勸說下，陳獨秀不再寫信，而埋頭於中國文字拚音化問題的研究。不久，喬年也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被捕犧牲。共產國際和黨中央多次邀請陳獨秀去莫斯科討論中國革命問題並參加六大，他拒絕，聲言“中國革命應由中國人來領導”。中國大革命失敗後，從923年起就以蘇共黨內反對派領袖身份進行活動的托洛茨基，向斯大林實權派發起了猛烈的進攻，攻擊其在中國推行機會主義路線，應對失敗負責；並認為當前中國沒有革命形勢，民主革命已經過去，應在城市中開展反對獨裁、爭取民主的國民會議運動，以過渡到將來武裝暴動一舉奪取全國政權，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反對農村武裝鬥爭和六大規定的當前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路線。一部分中國留學生受到影響，也進行反斯大林活動。他們被遣送回國後，928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國托派組織，宣傳托洛茨基主義。翌年春天，陳獨秀等一批下台的黨內中上層幹部，在閱讀了托洛茨基論述中國革命、批判斯大林的文件後，自認為茅塞頓開大革命失敗的根源是共產國際令加入國民黨的機會主義路線。於是，他們也結合起來，在黨內進行派別活動。8月5日，陳獨秀給中央一封長信，要求以托派路線代替中央路線。同時，他還反對中央在當時“中東路事件”中提出的“保衛蘇聯”的口號，建議考慮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改用“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的口號。這個意見含有合理的因素，但共產國際代表和黨中央把所有這些都視為“反黨、反蘇、產國際”的行為。月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將陳獨秀等人開除出黨。
托陳派曾要求加入留學生托派組織，但對方怕失去正統地位而拒絕。於是他們自己組織起來，2月開了一次會，推選陳獨秀為書記，出機關報《無產者》。與此同時，又出現兩個留學生托派組織，在托洛茨基多次來信調解和催促下，93年5月初，四個托派小組織在上海召開統一大會，正式成立中國托派組織，沿用托陳派的“中國左派反對派”的名稱，陳獨秀被推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當陳獨秀為首的中國托派準備為國民會議而開展廣泛鬥爭的時候，九一八事件爆發，全國掀起抗日民主運動。陳獨秀創辦《熱潮》周刊，以個人或托派組織名義，發表大量文章、宣言和決議，聲討日本侵略，譴責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並指導學生運動，做了大量工作，並在932年2月0日，以托派中央常委名義起草發表了《政治決議案——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提出與合作，與左傾的資產階級黨派“共同行動”，首先推翻蔣介石政府的策略。結果遭到剛剛上台的王明左傾集團的拒絕。托派內部堅決反對“投降”，他們空談“工人無祖國”，“不愛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的國家”，反對使用“抗日救國”和“愛國運動”的口號。
0月5日，托派中央被國民黨當局破獲，陳獨秀等全體常委被捕。在法庭上，陳獨秀大義凜然，慷慨陳詞，批駁檢察官強加給他的“借抗日反國民黨”就是“叛國”的罪名。933年月，他被判八年徒刑。937年，抗戰爆發，國民黨被迫釋放政治犯。8月23日，陳獲釋。麵對民族危亡的局勢，他一改托派的傳統立場，接連發表演講和文章，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戰，擁護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拒絕東去上海重整托派，而西下武漢，繼又入川。這時，上海以彭述之為首的托派臨時委員會執行托洛茨基第四國際指導的路線繼續貫徹階級鬥爭的方針，反對國民黨領導抗日，特別攻擊讓步的國共合作政策是背叛工人階級；主張利用戰爭造成的形勢，發動革命，推翻國民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因此，他們多次通過決議，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陳獨秀則認為在這次大戰中不可能爆發革命，並且以當時斯大林利用無產階級專政清除異己大量殘殺無辜的三次“莫斯科審判”，以及蘇聯為粉碎“慕尼黑陰謀”與德、日分別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為例，攻擊蘇聯已經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專政製度是與納粹一樣的獨裁製。為此，他宣布“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否定從馬克思到托洛茨基的全部理論，自詡為“終身反對派”。雙方通過書信、文章進行了一場論戰。
陳獨秀出獄後，仍受國民黨政府的監視，他的反蘇言論有礙當時政府的“聯蘇製日”政策，不準他發表。陳獨秀出獄時，曾到南京八路軍辦事處向葉劍英等人表示合作抗日，為首的黨中央曾積極響應，但雙方正在聯絡之際，駐莫斯科的正、副代表王明、康生回國，誣陷陳是每月向日本間諜機關領取300元津貼的“日寇漢奸”。從此他與的關係徹底破裂。國民黨曾要提供資金拉攏陳獨秀成立“新共黨”，反對延安，但他予以拒絕。晚年的陳獨秀貧病交加，942年5月27日，他在四川江津一個偏僻的小山村裏寂寞而逝。
第十一章王明王明，原名陳紹■，後改為陳紹禹，字露清，筆名韶玉、慕石、兆雨、詔玉、紹玉、玉石等，曾化名泰山、風康、石紹禹、紹虞等，俄譯化名有馬馬維奇、維奇、克勞白夫等。904年（清光緒三十年）4月9日出生在安徽省六安縣金家寨（今屬金寨縣）的一個小商人家庭。其父陳嘉渭早年自做醬醋出售，後與人合資開辦行店，經營竹木。其母喻淑連曾任女子學校校長。
王明幼時在家鄉讀私塾，天資聰敏，能文能詩。920年秋，考入六安安徽省立第三甲種農業學校。924年8月，進入武昌商科大學預科學習，曾發起組織豫皖青年學會，被推為事務部主任，並擔任安徽同學會會刊《皖光》的編輯，受到革命思想的影響，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在925年五卅運動中，曾參加武漢學生的罷課和示威遊行。後任武昌學生聯合會幹事和湖北省青年團體聯合會執行委員。同年9月加入中國青年團。0月由許淩青介紹參加中國。不久被選送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並很快受到中山大學副校長米夫的賞識。92年9月，王明當選為中山大學學生公社主席。927年3月，作為譯員，隨米夫率領的聯共（布）宣傳工作者代表團訪華，先後在廣州、上海、武漢等地活動，並列席了中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後經米夫推薦，王明在中央宣傳部當幹事兼做黨刊編輯。8月，隨米夫再到蘇聯，在中山大學任聯共黨史課教員和翻譯。不久，擔任該校聯共（布）支部局宣傳幹事。王明依靠米夫的，形成一個以他為首的教條主義的小宗派，利用反“教務派”和反托派鬥爭進行宗派活動。他捏造事實，羅織罪名，製造了所謂“江浙同鄉會”等事件，打擊與他有不同意見的同誌。之後，他又把鬥爭矛頭指向以瞿秋白為首的駐共產國際代表團。928年，王明根據米夫（時任中山大學校長、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的安排，作為翻譯人員，參與了中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編譯供六大代表閱讀的《武裝暴動》小冊子，並為小冊子寫了序言。它強調城市暴動是武裝起義的中心，提出“中國目前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和實現群眾的武裝暴動”。這是王明早期的教條主義的一篇代表作。
929年春，王明從蘇聯回到上海。先後任滬東區委宣傳幹事、中央宣傳部主編的《紅旗》報編輯。930年月被捕，出獄後到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參加《勞動》報的編輯工作。後任中央宣傳部秘書。在這期間，他在《紅旗》、《布爾塞維克》等報刊上發表許多文章，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作了闡述。他誇大中國民主革命中的社會主義成分，認為“現階段中國革命任務的完成，隻有在同時徹底反對中國資產階級的條件下，才能做到”。中國革命在新高漲到來之時，“有很快的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他主張加緊“準備和布置全中國的武裝暴動”，首先在主要數省或一省奪取政權。月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占據統治地位後，王明對李立三的某些觀點提出過一些不同意見，因而受到李立三的壓製，被撤銷了中央宣傳部秘書等一切工作。9月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王明曾表示擁護三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但當他通過不正常的途徑比中央先獲知共產國際0月《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的內容後，卻一反前態，乘機進行反對三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的活動。共產國際來信提出“立三路線”就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批評中央對李立三的錯誤采取了“調和主義”的態度。月3日，王明等給中央政治局寫信，指責六屆三中全會沒有充分揭露“立三路線”的“機會主義的實質”，中央在工作中再度犯了“錯誤”，這些錯誤是“立三路線”“在某種程度上在某種意義上的繼續”。月7日，王明等再次給中央政治局寫信，要求中央“正式公開宣布立三路線的錯誤實質”，宣布他們與李立三“爭論的真相”等。中央於月日收到共產國際的0月來信，並在黨內公布了信的內容。王明便公開打出“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的旗號，要求徹底改造黨的領導。這時，王明拋出《兩條路線》的小冊子（後經增訂，改名為《為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發展“立三路線”和其他“左”傾思想、“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2月0日左右，米夫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來到上海，直接插手中國的內部事務。王明加緊進行宗派活動。2月25日，王明被任命為江南省委（習慣上仍稱江蘇省委）書記。93年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幹預下，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舉行。王明在會上作長篇發言，提出了一係列比李立三的冒險主義還要“左”的錯誤觀點。並被補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明實際上掌握了中央的領導權。從此，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統治全黨達4年之久。
王明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把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並列；否認九一八事變後國內階級關係的明顯變化，把中間勢力當成“最危險”的敵人；繼續推行“城市中心論”，主張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進而形成全國的勝利。在軍事上，先是推行冒險主義，後來又變為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在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對不同意他們的錯誤主張的人，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給中國和革命事業造成重大的損失。
93年月，王明去蘇聯莫斯科，任駐共產國際代表。在此之前的9月，在上海成立了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秦邦憲）負總的責任，繼續推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政策。932年8、9月間，共產國際召開執行委員會第十二次全會，王明在會上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會後，被選為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書記。在933年、2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三次全會上，王明被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政治書記處書記。在這期間，王明參與共產國際製定中國革命的方針，並對國內臨時中央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934年月，臨時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把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發展到頂點。在這次會上，王明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935年7月25日，王明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大會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策略。8月日，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由王明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於0月日正式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這個宣言，對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抗日救國運動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8月7日，王明在共產國際七大第二十三次會議上作了《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與的策略》的長篇發言，後整理成小冊子，改名為《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在法國巴黎和國內出版。它指出建立、擴大和鞏固反帝統一戰線，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中的最重要的任務，強調在中國建立反日民族統一戰線“具有決定一切的意義”。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王明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執委會主席團委員、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會後，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開會討論在中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王明在會上作了《為爭取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和中國的當前任務》的報告，指出黨的任務是吸收一切可能的、哪怕是暫時的動搖的同盟者及同路人，甚至不排除同蔣介石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隻要“他真正停止反對紅軍的戰爭並調轉槍頭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月，王明寫了《中國的新任務》和《中國新政策的基礎》兩篇文章，於93年月合編為《新形勢與新政策》的小冊子出版。這個小冊子闡述了“聯蔣抗日”的思想，強調了建立抗日救國的人民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為適應建立廣泛的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的新形勢，中國在土地政策、工商業政策、勞動政策、外交政策及政治製度等方麵，都應該實行轉變。93年7月以後，王明先後發表《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又名《新中國論》）、《拯救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又名《中華民族之出路》、《團結救國論》、《救中國人民的關鍵》）等文章，繼續宣傳共產國際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指出“我們員應當把國民黨和蔣介石不與日寇一樣看待，因為中國人民的基本敵人是日寇。在現在階段上一切應當服從抗日。此外，也不能把整個國民黨及其部隊，看成是日帝國主義的同盟軍和助手；尤其主要的是，為了真正的和嚴重的武裝抵抗日寇，必須要國民黨軍隊或其有決定意義的大多數部隊來參加。”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體地應當表現在與國民黨及其他組織在共同的抗日鬥爭綱領的基礎上訂立政治的協定，同時，保存各黨派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完全獨立性”。這些文章對於國內外人士了解中國的團結抗日的政策，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從93年下半年開始，王明的一些文章中已經包含了右傾投降主義思想的萌芽。在這期間，王明還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等接觸，商談國共合作抗日問題。並於93年月23日致函、朱德、王稼祥，介紹鄧文儀到蘇區直接與中央協商抗日救國的具體辦法。之後，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指派潘漢年、王炳南等回國，幫助中央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工作。
937年月29日，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2月，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作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他的報告在堅持抗戰和國共合作問題上發表了一些正確意見，但在如何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麵，提出了比較係統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他批評在陝北洛川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過分強調獨立自主和實行民主、改善民生問題，提出“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抹煞的全麵抗戰路線和國民黨的片麵抗戰路線的原則分歧，否認是抗戰的領導者，主張“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軍隊要“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供給和統一作戰計劃；強調正規戰，貶低領導的遊擊戰爭和人民軍隊以及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作用，幻想主要依靠國民黨軍隊抗日求得速勝。由於王明打著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旗號，使不少與會者一時不能明辨是非。王明在這次會議上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2月8日，王明抵武漢，參與同蔣介石的談判。不久，中央代表團和長江中央局合並，對外為代表團，對內為長江中央局，暫以王明為書記。王明還兼任黨報委員會主席。
王明在與國民黨代表談判合作抗日、宣傳抗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國內各界人士及國際友好人士開展統戰工作、恢複和發展南方各省的組織、指導新四軍及華中抗戰等方麵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與此同時，又在實際工作中推行他的錯誤主張。他在《挽救時局的關鍵》、《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等文章和演講中，宣揚國民黨和一樣也是“中國一大部分優秀進步青年的總匯”，蔣介石等是“堅決領導抗戰的人物，將成為中國的不朽的民族英雄”。938年月，晉察冀邊區政府成立，這是中國領導的第一個敵後抗日民主政權。王明等致電中央，指責這“對全國統一戰線工作將發生不良影響”。2月，王明回到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作《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報告。他指望通過外援建立幾十師新的有新式武裝的部隊作為全隊的骨幹，進一步提出普遍地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遊擊戰的戰略方針”。附和國民黨“隻要一個軍隊”和“統一軍令”的主張，要領導的人民軍隊服從國民黨的統一指揮，統一編製，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會後，王明回到武漢，又違背民主集中製的原則，發表題為《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一文，繼續堅持並發展他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他不認真貫徹中央關於在長江流域及華中敵後獨立自主地開展抗日遊擊戰爭的指示，仍然把華中工作的重心放在大城市，致使未能在937年冬至938年春在華中敵後更廣泛地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和創建抗日根據地。
從938年月起，王明擔任委派的國民黨參政會參政員。在7月召開的國民參政會第一屆會議上，他與董必武、鄧穎超等參政員提出《擁護國民政府實施建國綱領案》，同汪精衛投降派進行了鬥爭。從這時起到944年，王明是第一至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938年9月，王明回到延安，出席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會上作《員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中的工作報告》，並作了《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取最後勝利》的發言。他仍堅持“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表示要與國民黨“共同工作，共同發展，同生死、共患難，禍福與共，相依為命”。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基本上糾正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進一步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步調。會議決定撤銷中央長江局，設立南方局和中原局。會後，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從939年起，王明任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7月，兼任中國女子大學校長。940年春，先後當選為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執行委員、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理事、蒙古文化促進會理事。在婦女工作、促進憲政運動、文化統一戰線等方麵做了一些工作。隨著形勢的變化，王明改變了以前一些錯誤觀點，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內容、特點，以及國共合作、反磨擦鬥爭等問題作了闡述，但仍認為“一切為了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是最標本的執行政策的辦法”。
94年9、0月，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黨的曆史上，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路線問題，確認在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王明等領導的中央所犯的“左”傾錯誤是路線錯誤。王明拒不承認錯誤，對等的批評逐條進行反駁和辯解。之後，王明借口有病，不參加中央的會議和整風運動。943年9月上旬至2月初，中央連續召開三次政治局會議，討論王明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戰初期“左”的和右的錯誤。中央本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對王明進行了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並係統地指出他應該反省的問題，希望他認真檢查自己的錯誤。同年2月，王明給並中央政治局寫信，表示願意接受批評，檢討自己的錯誤。944年5月，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開始在延安舉行。把全會準備討論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草案送給王明看，並先後派、周恩來、任弼時、朱德等同他談話。945年4月20日，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決議著重批評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領導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和思想上的錯誤。當天，王明寫信表示讚同這一決議，並檢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錯誤。但隨後他以生病為由不出席七大會議，也不向會議檢查自己的問題。經做工作，七大仍選舉王明為中央委員。
從94年起，中央根據王明的要求，安排他從事法律研究工作。月，王明任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委員。不久又兼任憲法組組長，參與起草全國憲法草案及創立新民主主義的法律理論工作。947年冬，在晉綏解放區臨縣後甘泉村參加土地改革工作。2月，出席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中央會議並發言。948年春，王明隨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移駐河北建屏（今平山）西柏坡。2月，該委員會改為中央法律委員會，為協助中央研究與處理全國有關立法和司法問題的工作機關。949年初，王明為中央起草了《對國民黨司法人員之處理》、《關於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和確定解放區司法原則》等指示，並負責組織編寫訓練司法幹部的教學提綱。在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經與會同誌的批評幫助，王明表示“擁護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並對自己的錯誤進行了檢查。會議決定，王明應對其在十年內戰時期和抗日時期所犯的政治路線錯誤寫一個聲明書，提交中央政治局審閱。王明口頭表示接受這一決定。3月下旬，王明隨中央機關進駐北平。月，任中國新政治學研究會籌備委員會主任。9月，作為中華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備會的代表，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會上當選為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明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法製委員會主任委員、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員，並當選為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理事會理事，參與和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刑法大綱、各級人民法院組織法暫行大綱等法律的起草工作，還主持召開監獄法律問題座談會，指出以軍事管理、民主生活、勞動教育、改造自新作為“監獄工作的方向”。950年7月，他在第一屆全國司法會議上作《關於目前司法工作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對法律本質、建立人民司法製度、刑民法政策等問題作了闡述。
王明對七屆二中全會要他寫一份檢查自己錯誤的聲明書的決定，拖延不執行。因此950年月召開的七屆三中全會作出《關於王明同誌的決定》，指出王明的這種行為“是無紀律的行為”，重申王明仍應執行二中全會的決定，對他過去所犯的原則錯誤“作一次深刻的反省”，聲明書寫好後，應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審閱，並在必要時，由政治局提交以後的中央全會討論。但拖至9月上旬，王明提出要到蘇聯治病。0月，他動身去蘇聯。953年2月，從蘇聯回到北京，繼續治療休息。95年月，再次去蘇聯治病。8月上旬，中央致電王明，希望他在身體狀況允許的條件下回國參加中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王明以“身體病況仍不許可”為借口，拒絕參加大會。經中央反複做工作，八大選舉王明為中央委員。王明在蘇聯期間，化名馬馬維奇、維奇，發表文章，歪曲中國的曆史，誣蔑與攻擊黨和，否定思想，並為他過去所犯的錯誤狡辯。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病逝。
975年，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出版了《五十年》一書，這是王明在97年至974年間所寫的幾篇文章拚湊編成的。979年，蘇聯莫斯科進步出版社又出版了《王明詩歌選集（93—974）》。
第十二章蔣介石蔣介石，原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誌清。後改名中正，字介石。887年0月3日生於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父蔣肇聰，母王采玉。蔣8歲父亡。幼讀私塾，稍長入新式學堂，90年赴日本留學，908年入東京振武學校學軍事，同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中率敢死隊參加光複浙江之役，93年夏追隨孫中山進行二次革命，0月加入中華革命黨。922年陳炯明叛變，蔣接訊自上海赴廣州，登永豐艦與孫中山共患難，深獲信任與器重。但由於蔣資曆尚淺，因此迄至國民革命初期，未能進入國民黨的權力中樞。
下麵，我們分國民革命、南京國民政府、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台灣五個階段來介紹蔣介石。
924年5月3日，蔣介石被孫中山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仿蘇俄模式，著手建立國民黨黨軍。蔣把此視為培植嫡係勢力的良機，因之竭盡全力，從軍服軍帽設計、校舍衛生管理到教官的任命、教學內容的製定，都親自參與決定，並與學生保持密切的接觸。在培養軍官的同時，蔣還在黃埔軍校組建教導團，募兵練兵，這樣，到924年冬季，黃埔建軍已具雛形。由於這支軍隊經過嚴格的選拔與訓練，受過思想政治教育，又有“革命軍連坐法”，因此戰鬥力很強。
924年0月，蔣介石領導黃埔軍校師生鎮壓了廣州商團的叛亂，925年2月，率師第一次東征，討伐陳炯明，打垮其主力部隊30000餘人。月，平定楊希閔、劉震寰的叛亂。925年7月，以汪精衛為主席的國民政府成立，蔣介石任軍事委員會委員，8月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0月，蔣介石率軍第二次東征，徹底消滅了陳炯明叛軍。翌年二月，統一了廣東全境。92年月，國民黨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召開，蔣介石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常務委員，開始進入黨的權力中樞。
為了攫取更大的權力，蔣借機製造了中山艦事件。92年3月8日，員、代理海軍局局長李之龍接到假命令，率中山艦赴黃埔候用，被人誣陷為企圖綁架蔣介石。蔣乘機擴大事態，宣布廣州戒嚴，逮捕李之龍和各軍黨代表，監視蘇聯顧問和汪精衛，這就是中山艦事件。中山艦事件的內幕現在仍不能徹底澄清，但其後果是顯而易見的，蔣介石的冒險獲得成功，打擊了，排擠了汪精衛，擴大了自己的權力。
92年5月5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廣州召開，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員被排擠出國民黨中央的重要領導崗位。蔣介石則被任命為組織部長、軍人部長，不久又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政府委員、中央委員會常務會議主席。
92年7月，國民政府開始北伐。北伐軍先後打垮了軍閥吳佩孚、孫傳芳、占領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江蘇、浙江、安徽等省的全境或部分地區。
在北伐過程中，蔣介石極力擴大勢力，著意奪取中央大權。92年2月，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定都武漢，蔣介石則堅持遷都南昌。927年3月，國民黨召開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一係列限製個人專權的決議，撤銷了蔣的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軍人部長職務。蔣則開始了蓄謀已久的全麵奪權行動，發動了四一二政變，並在統治區域“清黨”，殘酷屠殺員、革命群眾和國民黨左派分子。927年4月8日，蔣介石集合部分國民黨中央委員，在南京建立了一個新的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相對抗。
南京國民政府是政治鬥爭的產物，其成立是倉促的。它一開始就處在內外交困之中，外臨列強的觀望懷疑，內遭桂係及被其拉攏的一部分黃埔係軍人如何應欽等的反對，武漢方麵以蔣下台為寧漢合流的必要條件，軍事上克複徐州之役又以失敗告終。在反對力量壓迫之下，蔣遂於8月下野。但他仍關注時局，並盡最大可能施加影響，尋找再上台的良機。9月，蔣介石訪日，以尋求日本的，月5日會見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田中讚成其但反對北伐。2月日，蔣介石與宋美齡在上海結婚，“這次婚姻使南京軍隊過去最強有力的領導人和新娘的哥哥宋子文博士的家庭以及國民黨創始人已故孫中山博士的家庭聯結成一體”，與美國的聯係亦因之密切起來。
928年月，寧漢合流後的國民政府內部矛盾重重，無力應付時局，迎蔣還政之聲高漲，蔣乘機複職，仍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舉行，全會根本改變了國民黨一大以來的政策。蔣介石被推舉為中央委員會常委、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會後不久，又任組織部長、中央政治會議主席。
928年4月，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組成了四個集團軍，合力進行“二次北伐”，戰勝了奉係軍閥張作霖。月3日，張作霖自北京返奉天，翌日，在途中被日本關東軍炸死。北京被閻錫山占領。北伐至此完成。北洋軍閥長達年的統治被推翻。
北伐完成伊始，蔣介石就宣布“軍政時期”結束，開始實施“以黨治國”的“訓政”。0月，國民黨中央通過了《國民政府組織法》和《訓政綱領》。同月，國民政府重新改組，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
928年2月29日，在蔣介石的積極爭取下，張學良排除日本的幹擾，在東北通電全國，“於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2，蔣介石在名義上完成了中國的統一。
為鞏固自己的統治，真正實現中央集權，蔣想方設法在軍事上削除馮玉祥、閻錫山和桂係的軍隊，並奪取其地盤；在政治上瓦解汪精衛、西山會議派等派係的有組織的對抗。
929年月，全隊編遣會議在南京舉行，由於各派意見無法統一，會議無結果而終。蔣介石見和平手段達不到目的，就準備武力解決，馮、閻、桂係也積極備戰。這樣，929到930年間，蔣先後與桂、馮、閻或其聯軍展開了一係列的混戰，嚴重削弱了國力，予日本武力侵華以可乘之機。
930年5月，形成了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三個軍事集團和改組派、西山會議派兩個政治集團的反蔣大聯合。5月日，蔣介石向馮閻軍下達了總攻擊令，中原大戰爆發。雙方百萬大軍，主要圍繞隴海、津浦兩個主戰場展開廝殺。蔣有中央的名義，有雄厚的財力，又善於通過各種手段分化瓦解對手，終於在贏得張學良東北軍“擁護中央”後，打破了相持的局麵，於0月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中原大戰是蔣介石與國民黨內反蔣派之間的一次軍事政治大決戰。雙方參戰兵力達40萬人，死傷30萬。蔣介石通過這場決戰打垮了馮玉祥，重創《上海時報》，927年2月2日。
蔣介石《中國建設之途徑》（928年7月8日），《革命文獻》第22輯，第294頁。2《申報》，928年2月30日。
了閻錫山，馮閻與汪精衛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的政治聯盟也被迫解體。國民黨各派係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很大變化，蔣介石集團占據了明顯的優勢。此後，其他派係勢力雖仍繼續進行反蔣鬥爭，但已失去了問鼎中原、與蔣一決勝負的形勢與實力。
中原大戰剛剛結束，為了鞏固和強化這一有利形勢，蔣急切地在政治上製定“訓政時期約法”，以確立自己集權統治的法律依據；在軍事上則加緊了對紅色根據地的圍剿。
93年2月，蔣軟禁反對製定約法的立法院長胡漢民，5月召開國民會議，通過了具有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為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介石個人專權確立了法律依據。
蔣對中央紅軍於930年2月、93年4月和93年7月，進行了大規模的軍事圍剿，都被、朱德率領的紅軍打敗。
93年9月8日，日本關東軍在沈陽發動事變，奪占沈陽城。蔣采取“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至月日軍已占領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蔣的政策招致各階層人士的不滿，國民黨內反蔣派壓蔣釋放了胡漢民，並堅持以蔣下野為黨與政府統一的先決條件。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於2月5日辭去了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陸海空軍總司令職務，但仍暗中掌握實權。接任的孫科政府無力左右政局，對於日軍的步步進逼亦無辦法，不得不於翌年月25日辭職。蔣介石、汪精衛在此前秘密會晤，達成了權力分配協議，此時則聯合複出。蔣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主持軍事；汪為行政院長，主持行政外交。國民黨政權進入蔣汪聯合執政時期。
蔣汪上台伊始，即著手解決日軍於月28日發動的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變問題，5月5日，中日雙方簽定《淞滬停戰協定》。月，蔣介石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內”為其國策，傾其全力圍剿紅軍和壓製國民黨內反對派，而日本則不斷利用該政策的對外軟弱性製造事端，侵占中國的領土。
在對內圍剿紅軍方麵，932年月至翌年3月，蔣介石調集0餘萬兵力，首先進攻鄂豫皖根據地，紅四方麵軍退出鄂豫皖蘇區，另辟川陝根據地。蔣介石隨即進攻江西中央根據地，這次圍剿又被紅軍打破。933年9月，蔣調集00萬軍隊，采取“步步為營，節節進剿”的碉堡戰術，對紅軍發動第五次圍剿。此時統帥紅軍的左傾領導人采取了“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的應對戰略，經一年鏖戰仍不能勝，遂被迫長征。935年0月，紅軍衝破蔣介石的圍追堵截到達陝北。
在壓製國民黨內反對派方麵，933年7至9月，蔣介石軍事與政治手段並用，摧垮了馮玉祥領導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934年月，蔣介石出兵鎮壓了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建立的“聯共抗日反蔣”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93年5月，陳濟棠、李宗仁兩廣實力派發動“兩廣事變”。陳、李通電反蔣，並出兵湖南。但由於外患日甚，全國各階層人士一致反對內戰，蔣介石不得不有所克製，廣西問題得以和平解決。
蔣介石為了進一步貫徹“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於934年2月在《外交評論上》以徐道鄰的名字發表《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一文，說國民黨927年後已開始，日本不應該再害怕中國赤化。日本如果再進一步侵略中國，在中國民族意識高漲的情況下，國民黨政權就隻能抵抗，而《剿匪戰術綱要》，國民黨中央黨部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就會乘勢而起，日本也會因中國的長期抵抗而耗盡國力，最後的結果是中日兩國政權同歸於盡，因此中日雙方應合作而非為敵。這篇文章引起了日本當政者的重視，此後中日關係一度有所緩和。但日本始終未因國民黨政府的妥協讓步而停止侵略的步伐。
932年5月，國民政府地方當局與日本簽訂了《塘沽協定》。935年7月，中國地方當局與日方簽訂了《何梅協定》。貪得無厭的日本繼而策劃華北五省的“自治運動”。這既使國民政府對北方的統治岌岌可危，也使英美在華北的權益受到嚴重威脅，更遭致中國各界民眾的強烈反對。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在月國民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表示“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但“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到了和平絕望需要犧牲的“最後關頭”，“即當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蔣介石對日本無止境的侵略表示了比較強硬的態度。在93年7月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他又說“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2。會後，蔣即以此談話精神為中日談判的指導原則，不再對日本一味讓步。9至月綏遠省主席傅作義指揮的反擊日偽軍侵略的綏遠抗戰。
隨著“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調整，蔣介石對一方麵加緊軍事圍剿，另一方麵也通過各種渠道與進行接觸、談判，但始終未改變武力解決武裝的立場。93年2月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扣押了蔣介石。宋子文、宋美齡赴西安，代表蔣介石和中央政府同張、楊談判。在包括在內的各方人士的調停努力下，蔣介石口頭保證“決不打內戰了，我一定要抗日”3，遂於25日被釋放。西安事變獲得和平解決，蔣介石停止了剿共內戰政策。
在928至93年間，蔣介石的統治地位得到了逐步加強，這與他這0年來采取了一係列強化統治的措施有關。在組織上他強化了軍政統治的各級機構，並建立了“中統”和“軍統”兩大特務組織，用各種手段來對付、民主人士和反蔣派係。在文化思想上經常查禁進步書刊，迫害左翼文化人士，並在全國推行“新生活運動”，以加緊對人們的思想控製。在經濟上他力圖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發起國民經濟建設運動。這一時期國民政府統治區的經濟有一定的發展。
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標誌著全中國抗戰的開始。7日，蔣在廬山對各界人士發表重要講話，正式闡明中國主權與領土的完整不能受到侵害，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不合法的變更，中央任命的宋哲元等冀察官員不能任意撤換，二十九軍在所駐地不受任何約束。中國不能再對日本妥協，從現在起“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蔣最後聲明中國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國聞周報》，第2卷第4期，935年月25日。
2《國聞周報》，第3卷第28期，93年7月20日。
3周恩來《論統一戰線》，《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980年版，第93頁。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在日軍進攻下，北平與天津於29、30日相繼陷落。8月2日，蔣介石主持召開有各地方派係和將領參加的國防最高會議，製定了“持久消耗戰”的作戰方針。又決定了“一部集中華北持久抵抗，特別注意山西之天然堡壘；主力集中華東，攻擊上海之敵，力保吳淞要地，鞏固首都；另以最少限度兵力守備華南各港”的作戰指導原則。並將全國戰場劃分為5個戰區一戰區轄冀省全部及魯北，二戰區轄晉察綏三省，三戰區轄浙江及蘇南皖南，四戰區為閩粵兩省，五戰區為魯中南及蘇北皖北。
8月3日，淞滬會戰爆發。翌日，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
中國政府調集大量軍隊與日軍作戰。日軍在正麵進攻進展不大的情況下派援軍在金山衛登陸，中隊腹背受敵，月9日，蔣介石下令全線撤退。2日上海淪陷。淞滬會戰曆時3個月之久。
在淞滬會戰期間，蔣曾接受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試圖通過打談結合的辦法恢複蘆溝橋事變前的狀態；但日本被一時的得逞衝昏了頭腦，在和談中不斷提出更苛刻的條件，和談沒有結果。蔣深感敵強我弱，戰勝強敵必須依靠外援，始終努力使英美等列強介入，逼使日本停止侵略行動。但英、美不願與日本馬上發生衝突，並想借機發戰爭財。蔣的“聯英美製日”的戰略在一定時期內沒有奏效，他雖非常失望，但一直持之不變。
在對內方麵，蔣采取了在維護中央權威的基礎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的方針，為此他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四軍，並在實際上由領導，以敵後遊擊戰配合正麵戰場；承認的合法地位；釋放一批政治犯。938年3月29日至4月日，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蔣被確定為國民黨總裁，並自任新成立的三青團團長。總裁的權力在黨和國家之上。蔣的獨裁地位大大加強。大會決定設立國民參政會，以“集思廣益，團結全國力量”。國民參政會的設立是“政治生活向著民主製度的一個進步”，有利於團結抗戰。
在軍事上，抗戰開始直至938年0月武漢會戰結束，中國一直處於戰略防禦階段。蔣親自指揮了此一階段的一些重要戰役。在這個戰略階段，中國損失了大量軍隊，消耗了大量武器裝備，丟失了大片國土，但阻止了日軍的戰略進攻，使日本速戰速決的戰略破產了。
938年0月，中國抗戰進入漫長的戰略相持階段。蔣介石的方針是穩固統治，堅持抵抗，苦撐待變，繼續寄希望於國際形勢特別是英美蘇與日本關係的變化，實現聯英美蘇製日的目標。
在這一曆史階段，在穩固統治方麵，蔣主要抓了兩件大事一是強化個人集權和國民黨一黨專政，二是限製力量的發展。939年月2至30日，國民黨中央在陪都重慶召開五屆五中全會。蔣作了《喚醒黨魂發揚黨德與鞏固黨基》和《整理黨務之要點》兩個報告，指出國民黨有很多缺陷，再不加以整頓，就會“趨於消滅”，因此要喚醒黨員的三民主義意識，發揚“四維八德”，以鞏固國民黨的基礎。對於，蔣提出“現在對它要嚴《作戰指導計劃》（937年8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國民參政會紀實》上卷，重慶出版社985年版，第4頁。
等《我們對於國民參政會的意見》，《六大以來》（上），第95頁。正——管束——教訓——保育，現在要溶共——不是容共”2。根據蔣的指示，全會製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針。939年3月，蔣開始搞“國民精神總動員”，宣傳“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誌集中、力量集中”3。同時下令實行“新縣製”，控製地方權力，城鄉街鎮都實行“保甲製”。94年月，下令襲擊奉命北移的新四軍，製造了震驚全國的“皖南事變”。943年3月，發表反映其主要思想和政策的《中國之命運》。蔣在書中再次宣傳自己的“力行哲學”，強調，“‘誠’是行的原動力”，力行就是革命。對於和民主主義，蔣則進行了抨擊，說二者“不外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的抄襲和附會”，是“為帝國主義作粉飾，為侵略主義作爪牙”。提出要開展“革命建國”活動，進行5項建設心理建設，即信服“力行哲學”，“發揚民族固有的精神”；倫理建設，主要是恢複以忠孝為主的中國固有倫理，以培養民眾救國的道德；社會建設，一是強化保甲製度，二是繼續推行新生活運動；政治建設，主要是繼續實行“訓政”，加強集權統治；經濟建設，主要內容為實現“工業化”，保障國民生活。蔣的《中國之命運》受到及民主黨派的批判。
943年8月，林森去世，蔣再次出任國民政府主席，馬上修改了《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府主席為國家元首，三軍統帥，五院院長需由主席提請選任，並對主席負責。蔣的權力得到進一步加強。
在這一階段，蔣介石仍努力抵抗日本在軍事上不斷發起的進攻，對於汪精衛集團的主和及隨後的投敵賣國，則進行了鬥爭。938年月，他主持召開南嶽軍事會議，對第一階段的抗戰進行了總結和檢討，並重新劃分了戰區。會後製定了《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從940至94年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在蔣介石直接或間接指揮下，正麵戰場的中隊又與日軍打了幾次較大的戰役。
在苦撐待變，聯英美製日方麵，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蔣介石達到了目的。作為反法西斯陣營的重要成員，中國所作的貢獻有目共睹，國際地位日益提高。英美等國放棄了過去強迫中國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這是中國外交的一大勝利。942年月，蔣介石被任命為盟軍中國戰區統帥。943年月，赴埃及出席中美英三國開羅會議，會議簽署的《開羅宣言》向全世界莊嚴宣告日本在中國竊取的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必須歸還中國。對於945年2月蘇、美、英三國秘密簽訂的有損中國領土與主權的《雅爾塔協定》，蔣雖感到氣憤，但為了戰後與鬥爭的需要，他在取得蘇聯國民政府、不幹涉中國內政、戰勝日本3個月後從東北撤退全部軍隊等承諾後，還是接受了該協定。
945年8月5日，在中、美、蘇的聯合打擊下，無力支撐的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從945年9月至949年底，蔣介石麵對力量、地位日益增長且人心所向的，處心積慮地想維護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極權統治，但事與願違。這一時期他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麵均遭到重大失敗，以至退居台灣。在政治上，蔣一直在逆民主進步的時代潮流而動，頑固維持舊秩序。
抗戰一結束，蔣為了搶奪勝利果實，不惜容納、利用漢奸等腐惡力量“維2《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會議紀錄》（939年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3《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中央日報》939年3月2日。
持秩序”，並坐視政府接收官員貪汙，魚肉淪陷區百姓，很快失去了老百姓的擁護。這種典型的體製性的行為國民黨是無法製止的。
945年0月0日，蔣介石與經過直接談判，簽訂了《雙十協定》。規定國共雙方“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但蔣並沒有和平民主的誠意，3日即對國民黨軍隊發出進占解放區的密電。其內戰企圖遭到了各階層人士的反對。94年月0日，國共經過反複談判，簽署了停戰協議，但雙方爭奪戰略要地的鬥爭並未真正停息。月0至3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國民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經過協商，通過了軍事、憲法草案、和平建國綱領、政府組織和國民大會五項協議，再一次確認了和平民主建國的方針。對這一結果，蔣介石在會後很快就反悔了。3月，他主持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通過了《對政協報告之決議案》，否定了政協會議的協議。月，蔣發動了全麵內戰。月，不顧各階層人士的反對，召開國民大會，製訂“被當作袁世凱天壇憲法和曹錕賄選憲法一樣看待”的“偽憲法”。對於拒絕參加國民大會並聲明不承認“偽憲法”的民盟等民主黨派，蔣還進行迫害。0月，授意國民政府內政部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加以取締。這樣就在政治上把民主黨派逼入絕境，使他們不得不放棄中間立場而日益讚成，並與之聯合奮鬥。
948年春，蔣不顧政治軍事經濟已陷入困境，一意孤行，舉行“行憲國大”選舉，任“偽總統”。
在軍事上，蔣不顧多數國民黨官兵厭惡內戰、軍無鬥誌的狀況，自認為軍隊的數量、裝備、作戰技術及經驗、財政乃至外援都強於，悍然發動空前規模的大內戰。
94年月，蔣對發動全麵軍事進攻，雖然在8個月裏占領了05座城市，但折損了7萬人。947年3月被迫改為重點進攻，蔣的計劃是集中兵力進攻山東、陝北。國民黨軍隊雖然一度占領延安，但並未消滅西北解放軍的主力，反而不斷遭到襲擊。在山東戰場，更遭到了慘重損失。蔣介石不得不於7月轉入全麵防禦，並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戡亂總動員”。從947年月底開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948年秋冬，蔣與進行了事關自己命運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決戰，結果均遭慘敗。蔣不得不於949年月下野，由李宗仁任代總統，但蔣仍暗中操縱實權。949年4月至950年3月，解放軍相繼發起了渡江和解放全中國的戰役，國民黨在大陸的軍隊被消滅殆盡。
在經濟上，蔣介石政權雖然一開始接受了敵偽200億元以上的資產，但把其中的多數轉化成了“國營”、“黨營”的國家壟斷資本和官僚資本，民族產業及普通民眾並未從中受益。國民政府還在實際上提高法幣兌換偽幣的比率，來掠奪淪陷區的人民。加上濫發紙幣、公債，和從美國獲得大量援助，抗戰勝利後，蔣政權的資產已達200億美元。內戰爆發後，由於軍費開支龐大，生產停滯，國統區經濟很快走上全麵崩潰的絕路。
950年3月，蔣介石在台灣宣布“複職”，重任“總統”，且仍為國民黨總裁，此後他擔任這兩大要職一直到病逝，始終大權獨攬。
《政府與代表會談紀要》，重慶《新華日報》945年0月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決議案》（94年3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敗退台灣初期，痛心疾首的蔣介石一方麵對大陸的失敗進行檢討，認為根本原因是軍隊“主義不明”、“心誌不堅”；首因則在於國民黨一些黨員“變黨賣節”，以至“民心渙散，士氣墜喪，形成分崩離析的局麵”。此外國民黨的組織紀律、對民眾和青年的宣傳教育也都存在很大的問題。他要以台灣為反攻大陸的基地，一年準備，二年進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另一方麵，麵對的積極攻台準備和美國的有意拋棄，他也很現實地認識到自己“真已到了最後的生死關頭，沒有地方可以再退了”2，遂盡最後的努力做“死裏求生”的應戰準備。恰在此時，朝鮮戰爭於月25日爆發，美國認為“軍隊的占領台灣將直接威脅到太平洋區域的安全，並威脅到在該區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動的美國部隊”3，遂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阻止解放軍攻台，“把已經患了癌症的國民黨政權，從病榻上，起死回生”4。蔣把他的注意力轉移到內部的統治結構調整方麵。他在政治上打著“反攻大陸”、“複國”等旗號，利用特務係統，繼續維持其極權統治，不斷迫害民主進步人士。但他也吸取了一些在大陸失敗的教訓，意識到要鞏固統治，“惟一可循的途徑，就是擺脫派係傾軋的旋渦，滌除人事糾紛的積習，以重新做起的決心，改造本黨”5。到952年0月國民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蔣宣布黨的改造完成，國民黨的組織係統和各級黨部得以重建並強化，領導層得以更新。對於蔣經國，蔣介石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扶植，以其為內定的接班人。
據台期間，蔣雖然在外交、軍事等方麵緊緊依靠美國，得以偏安，但仍明確反對美國等國的“國際托管”或“兩個中國”政策。對於“”，更是堅決反對並予以鎮壓，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朝鮮戰爭爆發初期，麵對美國製造的“台灣地位未定論”，蔣授意“外交部長”葉公超發表聲明台灣已經國際公認屬於中國，中華民國政府對其擁有主權。955年，解放軍對毗鄰大陸的金門、馬祖兩島國民黨軍隊施加了強大的壓力，美國一方麵根據與蔣介石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派軍艦協防，另一方麵鼓動其他國家在聯合國散布台灣由聯合國托管，由中立國代管或“台灣獨立”等輿論，想把台灣從中國分割出去。蔣介石接連發表聲明，強調大陸、台灣都是中國領土，“兩個中國”的主張是荒謬絕倫的。958年，又拒絕從金門、馬祖撤軍，抵製美國等西方國家把兩島中立化進而割斷台灣與大陸聯係的企圖。97年9月，蔣發表談話，“絕對反對”在日本出現的“台灣獨立”謬論。
在經濟上，蔣首先陳誠實行土地改革，經過“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等階段，於953年實行了“耕者有其田”。有049戶的地主土地被贖買征收，分給94823戶佃農。蔣介石此舉不僅使他鞏固了政權，而且促進了農業生產，並在農村建立起了新型的經濟結構，為台灣以後經濟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其次，改變了扶植官僚資本的做法，而是推行市場經濟，重視基礎設施建設和工商業特別是出口產業的發展，使台灣經濟由以蔣介石《複行視事文告》，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台灣中國文化大學984年版。2蔣介石《軍人魂》，《先總統蔣公全集》，第984頁。
3台北《中央日報》，950年月28日。
4江南《蔣經國傳》，中國友誼出版公司993年0月第2版，第24介石《關於實施本黨改造之說明》，《先總統蔣公全集》，第204頁。沈宗瀚《農村發展與政策》，台灣商務印書館975年版，第73頁。農業為主的內向型轉變為以工商業為主的外向型，並持續高速度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
七十年代以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影響日益增大，台灣的國際地位很快下降。97年0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蔣的代表則遭到驅逐。蔣甚感惱怒，痛罵聯合國“已向暴力屈服，已成眾惡之源”。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的訪華，使蔣反攻大陸的夢想最終破滅了。
975年4月5日，蔣介石病死於台北，終年88歲。
蔣介石《為聯合國通過非法決議告全國同胞書》，《先總統蔣公全集》，第3757頁。第十三章胡漢民胡漢民，原名衍鸛，後改名衍鴻，字展堂。晚年別號不匱室主。漢民是他在《民報》上發表文章時所用的筆名。879年2月9日（清光緒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生於廣東番禺縣（今屬廣州），祖籍江西廬陵縣（今吉安）延福鄉青山村人，累世務農。
胡漢民天資聰穎，十一二歲時，就已讀過《十三經》、《史記》等古籍，且“文俱斐然可觀”。然而天有不測風雲，歲時，其父去世，兩年後其母也病逝。之後，一個哥哥及兩弟一妹也因疾病無錢就醫而早逝。這接連而至的不幸，使年幼的胡漢民倍感憂傷，以致成年後一直體弱多病。這一時期，胡的人生觀發生很大變化，“從友愛的家庭中心的人生觀，一變而為冷酷的厭世觀”2。為了維持生計，胡漢民歲便開始教書生涯。胡邊教書邊自修，先後肄業於學海堂、菊坡、越華、粵秀等書院。此時的胡在學識上大有長進，“能治經史詩章性理之學”3，更結交了史堅如等一批新朋友。通過他們，胡聞知了孫中山的名字和為人。他對當時由“公車上書”引起的知識界的變法呼聲，認為“皆無要領，於餘心未饜”，而對被當時視為大逆不道的孫中山領導的武裝起義，卻盛讚為“空前奇舉”2。898年，20歲的胡摒棄了“學而優則仕”的封建知識分子的“正途”，任廣州《嶺海報》記者，決心投身於改造社會的洪流之中。900年，好友史堅如的殉難對胡產生了很大的刺激，他以為“非遊學，無以與革命黨人謀，即個人學業，亦皆不足充所懷之誌願”3。這前後，胡的人生觀發生了重大轉變，從“消極厭世觀”變化為“積極的救世觀”。902年，胡與吳稚暉等人東渡日本。由於他當時認為“從教育著手，使學界丕變，為達到目的之唯一法門”4，於是入東京宏文學院速成師範科。不久，吳稚暉因保送自費留學生入成城學校一事與清公使鬧翻，被日本警察驅逐出境。胡亦憤而退學回國。回國後，胡積極實現其教育救國的初衷，先後擔任廣西梧州中學總教習及梧州師範講習所所長和香山隆都地方私立學校校長。但由於地方守舊勢力的阻撓，他兩次從教育入手進行救國活動的嚐試都失敗了。這使他深刻地體悟到“**威之下，無教育可言，即散布革命種子，其收效亦至微薄”，進行救國最重要應從政治入手，“革命應破壞舊有政治之勢力，而重新建設之”5。於是，904年冬，胡再度赴日留學，入法政大學速成法政科，係統地研讀政治學。
905年9月日，胡漢民在孫中山主盟下加入同盟會。初任評議部評議員，後任書記部書記。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在東京創刊，胡被推為編輯，主編《民報》至至907年，在《民報》上發表文章近30篇，在宣傳三民主義方麵作出了突出貢獻，奠定了在國民黨中“三民主義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2頁。
23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23、8頁。
《胡漢民自傳》，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99年版，第2頁。
2《胡漢民自傳》，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99年版，第2頁。
3《胡漢民自傳》，第5、9頁。
4《胡漢民自傳》，第5、9頁。
5《胡漢民自傳》，第頁。
理論中堅”地位的基礎。在此期間，他還針對革命實際，積極參加與保皇派《新民叢報》的論戰，先後寫了《告非難民生主義者》、《駁新民叢報之謬妄》等文章，解釋民生主義，斥責梁啟超。907年3月，孫中山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胡隨同孫中山到達越南河內。孫中山化名高達生，胡化名陳同，租用河內甘必達街號，策劃起義。其後，孫中山和黃興在西南邊境發動多次武裝起義，胡的主要任務是往返於河內、香港之間，任籌餉運械等工作。雲南河口起義失敗後，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暫時告一段落。胡又把注意力轉向南洋，在華僑中宣傳革命思想。在新加坡，胡以《中興日報》為陣地向保皇派的《南洋總匯報》展開論戰。從908年8月至909年5月，共撰寫了20餘篇文章斥責保皇派。駁斥保皇黨人的“革命召瓜分說”，指出革命後“民族奮興，中國以振則列強之窺伺為之寢滅，故曰革命可以弭瓜分之禍”。胡還連續寫了《駁總匯報論國會之趨勢》、《嗚呼！滿清所謂憲法大綱》等文，揭露清政府立憲的實質為“葆其之實”，其結果必然“使吾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而已”2。經過新加坡論戰後，革命思想在南洋華僑中迅速傳播，同盟會組織也得到迅速發展，各埠分會已有20餘處，同誌達3000餘人。為了便於聯絡，908年秋在新加坡設立了同盟會南洋支部，胡任支部長。909年0月，同盟會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胡任支部長，與黃興、趙聲等策劃在廣州新軍中發動起義。90年春，新軍起義失敗。同年月，孫中山在庇能（檳榔嶼）召開軍事會議，決定以新軍為主力，在廣州再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武裝起義。會後，胡抱著“誓死必得款相助”的決心，全力以赴地投入籌款工作。這次籌款曆時3個多月，奔波於馬來亞、越南、泰國之間，倍受辛勞。9年2月初，回到香港參加統籌部工作，負責秘書科工作。4月27日，黃興在廣州發動起義。次日晨，胡和趙聲等人由香港趕到廣州，起義已失敗，胡立即返回香港，後往南洋、西貢等地活動。此間，胡情緒十分低落，並開始極力讚成從前曾堅決反對過的暗殺之舉，認為“此不止為複仇計，亦為寒敵之膽而張吾軍。”2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西貢後，胡漢民的低落情緒為之一振，立即率領一批要求從軍的青年華僑急赴香港。月9日廣東宣布獨立，胡被推為都督。92年月日，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任總統府秘書長。在就任秘書長期間，胡一絲不苟，兢兢業業地工作，辦事作風果斷明快，對分子“不稍寬假”3。但在“讓位”袁世凱問題上，胡力主“讓位”，且“力挽先生之意於內”4，對孫中山的決策產生了消極的影響。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後，胡回廣州複任廣東都督。8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後，胡任廣東支部長。93年3月的“宋教仁被刺案”，是袁世凱向國民黨人進攻的信號。孫中山倡議起兵討袁，胡表示反對，主張法律解決。孫中山電促廣東獨立，胡“以時機未至拒之”。月4日，袁世凱免去胡廣東都督兼民政總長小妾退散小說5200職，《胡漢民先生文集》，第冊，第402、487—488頁。
2《胡漢民先生文集》，第冊，第402、487—488頁。
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3頁。
2《胡漢民自傳》，第45頁。
3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35頁。
4《胡漢民自傳》，第9頁。
黃遠庸《遠生遺著》第3卷，第2頁。
調為西藏宣撫使。不久，胡通電辭職。胡政治上受挫後，意誌很消沉，聲稱從今以後將“與葉夏聲組織報館，決不再入政界，以受此無價值之毀譽也”2。“二次革命”失敗後，胡和孫中山從上海乘船流亡日本。
93年9月，孫中山開始在日本籌組中華革命黨。對入黨必須附從孫先生及每人加按指模等問題，國民黨內意見分歧很大，胡則處於反對和讚成之間，持一種調和態度。他於94年5月日親書誓約，加入中華革命黨，在黨內編號是450號。不久，《民國》雜誌在東京創刊，胡任總編輯。在發刊詞中提出了“改造國民性”的問題。指出中國近代一般國民的心理弱點是“保守而具惰性”，於是易為野心家所利用。為了救濟國民的惰性，“必須急圖民智、民德、民力的進步，務使國民對於錮蔽民智、敗壞民德、摧毀民力者，知有所擇而不致惘從”。3此外，胡還以“去非”為筆名發表《亡國之外債》、《強有力之政府辯》等文，揭發袁世凱竊取民國名位，實質欲建帝製的野心。7月，中華革命黨正式成立後，胡任政治部長，致力於反袁的宣傳工作。9年4月，胡化名陳同榮從日本回到上海，協助陳其美領導上海的反袁鬥爭。袁世凱死後，胡與廖仲愷往來於京滬間，代表孫中山與黎元洪、段祺瑞進行政治談判，並謀劃擴充北方黨務會議和聯絡國會議員。97年9月，護法軍政府在廣州成立，胡任交通總長，協調與桂係的關係。後因受西南軍閥和政學會政客的排斥，孫中山於98年5月辭去大元帥職，胡也隨孫離開廣東前往上海。99年2月，胡代表孫中山參加了在上海召開的“南北和會”。在和會上，胡秉承孫中山的旨意，堅持恢複舊國會和北京政府必須取消中日間一切密約。五四運動爆發後，胡按孫中山的指示辭去代表職務。7月，致電南北議和代表，指出所謂“南北一致”不啻為“一致賣國”，所謂“南北分治”實等於“武力分贓”。此後，胡專心在上海創辦《建設》雜誌。99年9月至920年7月，胡在《建設》雜誌上共發表了0篇文章，致力於對唯物史觀的研究和宣傳。為了幫助讀者了解唯物史觀的基本內容，他從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摘譯出有關論述，寫成了《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胡在該文中對唯物史觀的意義和階級屬性作了正確的論述。胡稱讚唯物史觀道“因為這個學說出而社會學、經濟學、曆史學、社會主義，同時有絕大的改革，差不多劃一個新紀元。”2胡在介紹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時，還駁斥了西方資產階級文人及伯恩施坦等修正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種種非難。胡不僅停留在宣傳唯物史觀的層麵上，而且用它作為基本方法，對中國的哲學史、道德倫理、家庭婚姻進行分析和批判，得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在當時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意義。
920年月，孫中山回到廣州恢複護法軍政府，次年5月，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胡任非常大總統府總參議。2月，孫中山到桂林組織大本營，督師北伐，胡任文官長及政務處長，協助孫中山策劃北伐具體事宜。陳炯明叛變後，胡聞變由韶關趕赴江西贛州，與許崇智等開會決定率北伐軍回師廣州救難。北伐軍與叛軍在韶關一帶作戰失利，退往福州。此時，胡方得知孫中山已脫險到上海，自己亦由福州前往上海。923年月，滇桂軍將陳炯明2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2頁。
3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77頁。
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237頁。
2《建設》第卷第5號，第945—94頁。
逐出廣州，胡被任命為廣東省省長。不久，孫中山到廣州續行大元帥職權，改任胡為大本營總參議。
孫中山經曆多次失敗後，開始接受蘇聯和中國的幫助，決定改組國民黨。922年9月，胡等人組成國民黨改進方略起草委員會。月，該委員會推舉汪精衛、胡漢民共同起草《中國國民黨改進宣言》。次年0月，孫中山又委派胡等9人組成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會，具體負責上海執行部的改組工作。924年月，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胡為大會五人主席團成員之一和宣言審查委員會九人委員之一。在討論黨章時，國民黨右派方瑞麟提出“加入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的條文，引起了較大爭議。作為當天會議主席的胡漢民在最後總結時說“此種顧慮，隻要在紀律上規定即可。現在紀律上已訂有專章，似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規定何種取締條文，惟申明紀律可也。”胡的意見獲得多數代表的讚成，使黨章得以順利通過。國民黨改組後，右派仍不斷造謠並借機作亂。對此，胡發表了《國民黨批評之批評》一文，以平息黨內反對國共合作的論調。胡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論證國共合作及員保持雙重身份的合理性。胡指出在同盟會時代，李石曾、吳稚暉、諸民誼幾位同誌曾在巴黎加入過無政府主義政黨，無政府主義離民生主義比較更要遠些，幾位同誌和無政府主義發生關係，尚且不必怕，員和不斷關係，又有什麽可怕呢？由此可見，在國共合作初期，胡是基本擁護國共合作的。
9月初，孫中山決定出師北伐，由胡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並兼廣東省長，承擔鞏固後方重任。924年秋，廣州發生商團叛亂，當胡接手處理該事變時向孫中山提出的唯一條件是“要總理不聽鮑羅廷的話，聽了他的話一定要壞事的”2。胡主張“委曲遷就”，發還了被扣留的商團的一部分槍械。胡的妥協助長了商團的反動氣焰。就在發還槍械的當天下午，商團製造了雙十慘案，槍殺徒手群眾數十人。孫中山在韶關獲得可靠消息後，屢次電令胡“收繳商團槍支”，“不可一誤再誤”，“以免後患”3。至此，胡才轉為堅決鎮壓，以代理革命委員會會長名義下發總攻擊令，迅速平定了叛亂。月，孫中山北上，任命胡代行大元帥職權。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後，廣東的滇桂軍益加驕橫，謀劃顛覆革命政府。925年月5日，胡以代理大元帥兼廣東省長名義下令免去楊希閔、劉震寰各職，令各軍討伐逆軍。不久逆軍全部被平定，廣州局勢基本安定。7月日，“大元帥府”改為國民政府後，胡漢民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兼國民政府常務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
925年8月20日，廖仲愷被暗殺。胡因與“廖案”重大嫌疑犯胡毅生、林直勉等人關係密切，被排除在最高領導層之外。案發後，根據鮑羅廷提議，由汪精衛、蔣介石、許崇智三人組成一個特別委員會，節製黨、政、軍大權，胡根據國民黨中央的決定離粵赴蘇考察。在蘇期間，他試圖讓中國國民黨取代中國加入共產國際。為達此目的，胡在蘇發表許多“過激”言論，撰文、演講都對馬克思主義極盡讚揚之能事。後由於斯大林的幹涉，胡的提《胡漢民先生年譜》，第303頁。
《中國國民黨批評之批評》，《胡漢民先生文集》第2集，第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309—30頁。
3《曆史檔案》，982年第期。
議被擱置。通過旅蘇期間的耳聞目睹，胡發現蘇聯的政治體製與自己的政治思想格格不入，從而堅定了他反蘇的決心。92年5月初，胡在廣州中央報告考察蘇俄經過時說“不特俄之聯我，隻視我為工具，不能相見以誠；即其中國一麵寄生我黨，一麵不斷地陰謀搗亂，也是無可轉移的政策”。此後，胡提出了“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八字主張。至此，在思想上由容共轉變到，並很快在行動上成了的急先鋒。
92年9月初，胡主動寫信給蔣介石，祝賀攻克武漢，其中摻雜不少阿諛之詞，露出欲與蔣勾結的端倪。927年4月初，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李石曾等來訪，約胡去南京參加會議，並出示“查辦案”。早已有之心的胡見到該案後，一拍即合，並堅決地表示“非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清黨不可”2。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時，胡代表“國民政府”接印。胡主持的南京“國民政府”所頒布的第一號命令就是《國民政府通緝首要令》。不久，胡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提出“清黨原則六條”，提議組織中央清黨委員會。並署文明確宣稱此次清黨的意義“是要進一步把共產的死灰都送還給俄羅斯，不能讓他遺留在中國的。幹脆地說，這次的清黨，就是要消滅中國！”3此間，胡還發表了《三民主義之認識》、《三民主義與世界革命》等文章，係統地闡揚三民主義，提出“三民主義連環性”的理論。胡認為，“三民主義的相互關係，正如三個小環扣合起來的一個大連環。以這一個大連環的普遍性和博大性去滿足世界革命的統一要求，以三個小環的實際性，去應合各部革命的特殊需要”，從而使“世界革命的統一性與各部分革命的特殊性”“首尾相顧”，達到世界革命的徹底成功。同時，胡把這種“連環性的三民主義”抬高到“世界革命唯一最高最博大最適合的原則”2的地位，來直接攻擊和詆毀馬克思主義。
927年8月，蔣介石被迫下野，胡漢民也隨即辭職。次年初，蔣回南京複職，電邀胡入京。此後胡專心致力於“三民主義之闡揚”3，完成了《三民主義的連環性》一書，將“三民主義連環性”的理論加以係統整理，使之與國民黨當時的政治需要相適應，因此被稱為“國民黨新生的理論基礎”4。月底，胡和孫科等到土耳其和歐洲考察政治。月初，胡正在法國訪問，獲悉國民黨軍到達北平後，即向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提出《訓政大綱案》，在國民黨內首倡實行“訓政”的建國方針。9月初，胡從歐洲回到上海，後被推為中央常委，負責籌組五院製新政府，並任立法院院長。在任期間，胡共主持製訂了民法、刑法、土地法等部法律；撰寫了《三民主義的立法精神與立法方針》、《社會生活之進化與三民主義的立法》等文，為國民黨立法提供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
929年到930年間，是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和黨內派係之爭最激烈的時期。每次爭鬥一起，胡總是站在蔣介石一方，通電斥責、聲討對方。戰爭過蔣水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37、38頁。
2蔣水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37、38頁。
3《清黨之意義》，《胡漢民先生文集》第二集，第8頁。
《三民主義之認識》，《胡漢民先生文集》第3集，第33—34頁。
2《三民主義之認識》，《胡漢民先生文集》第3集，第33—34頁。
3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44頁。
4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44頁。
程中，蔣介石在前線指揮作戰，胡在後方配合，主持黨務、政務，穩定局勢。正如後來有人回憶說“當時如無胡在寧替蔣撐腰，蔣一個人是無法在軍事上、政治上那樣得心應手的。蔣之獨裁地位，胡是一個主要的幫凶。”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胡兩度與蔣介石合作，其初衷是欲扶植蔣當中國的“凱末爾”，實現其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政治理想。可是隨著國民黨對全國統治的相對穩定，蔣獨裁的野心日益暴露，胡、蔣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起來。930年0月初，蔣介石在致國民黨中央的“江電”中主張召開“國民會議”，確定頒布憲法的日期，並製定在此之前的“訓政時期約法”，以便集權於一身。胡雖不反對召開國民會議，但反對製定約法，他指出“我追隨總理數十年，總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參加若幹意見，從未聞總理提及‘國民會議應討論約法’一語”。293年2月，蔣介石約胡去討論約法問題，胡不理會張群等人的勸說，堅決地加以拒絕，並駁斥道“現在各項法律案還沒有完備，已有的，又因軍權高於一切，無從發揮其效用，徒然定出根本來，有而不行，或政與法違，不但益發減低了人民對黨的信用，法的本身，也連帶喪失了價值。”3並忠告蔣說“為你個人計，約法並不能再增高你的身價，反隻能減低你的信用。”4蔣介石爭取胡的最後努力失敗後，於2月28日下令扣留胡，次日將其軟禁於湯山。
胡被軟禁後，4月底，親胡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古應芬、林森等人聯名發出彈劾蔣介石的通電。接著兩廣將領陳濟棠、李宗仁等分別通電響應，汪精衛、孫科也從香港到廣州，參加聯合反蔣運動。5月27日，反蔣派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同時成立國民政府，與南京的國民政府相對抗。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突然出現的民族危機，迫使寧粵雙方舉行和談。由於粵方代表在和談中提出最低限度要先釋放胡為先決條件，蔣介石也急欲擺脫因“扣胡”而造成的政治窘境，於0月3日釋放了胡。胡被釋後，一再拒絕蔣介石的拉攏。2月初，在粵方四全大會致閉幕詞時，胡強調要反對獨裁，“今人以為求統一必集權，但集權結果，遂形成獨裁，然而獨裁之結果，滿清因此而亡，袁世凱因此而死，殷鑒不遠，寧可複蹈”。粵方四全大會所推選的中央執監委員由胡領銜，發出促蔣下野並解除兵權的通電。2月5日，蔣介石通電下野，由林森代理國民政府主席。是月底，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推舉胡為中執會常委、中政會常委、國民政府委員。並決定在廣州成立國民黨中央黨部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代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處理西南黨務、政務，由胡主持一切。932年月，胡漢民、唐紹儀等0餘人通電遵四屆一中全會所訂的決議，取消廣州非常會議及國民政府，代之以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和西南軍分會。這樣，西南半獨立狀況得到了“合法”地位。932年月8日，汪、蔣在杭州煙霞洞會晤，汪改變原先反蔣立場，決定與蔣合作。胡得知汪的背信棄義後十分憤慨，公開表示與蔣、汪決裂，並說“今蔣汪兩先生之主張如此，是鑿枘不相容，已可概見，故病不能成行，固為事實，而主周一誌《“非常會議”前後》，《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第83頁。2《中央日報》93年2月25日。
3胡漢民《革命過程中之幾件史實》，《三民主義月刊》第2卷第期，第5、漢民《革命過程中之幾件史實》，《三民主義月刊》第2卷第期，第5、7頁。陳紅民《胡漢民年表（93年9月—93年5月）》，《民國檔案》98年第期，第22頁。張不同，尤為明顯之事實也。”從此以後，胡偏居香港，宣傳自己的抗日倒蔣的政治主張，成為國民黨內真正的“在野派”。
933年月5日，《三民主義月刊》在廣州創刊，胡任主編。在發刊詞中，胡指出辦此刊的目的是要“重新提出這一個三民主義的名詞，來洗刷一般因現實之敗壞而加於它的誤解；我們要揭露三民主義真實的麵目，歸還他固有的偉大永久的價值”2。此後，胡以《三民主義月刊》為理論基地，宣揚其“抗日反蔣”的主張。胡在文章中嚴厲地斥責南京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是“自殺政策”，“中國今日，隻有攘外的問題，沒有安內的問題。以剿共為安內，是一種錯誤”，“‘攘外才能安內’是救國政策——對日抗戰是我們唯一的生路”3。胡還著文嚴厲地駁斥了日本帝國主義為掩飾其侵略麵目而製造的“大亞細亞主義”。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的大亞細亞主義是日本企圖對於整個亞洲民族的統製主義”，“是日本對於亞洲的門羅主義”4。胡還以三民主義為武器，批判蔣介石為鞏固其獨裁統治而宣傳的“法西斯主義”。指出“三民主義的革命運動，絕對不能與法西斯蒂反動運動並存。”“法西斯蒂運動，實在是現代政治上最反動的運動。它是時代轉變的產兒，同時也必會以時代的轉變而轉趨沒落。它的沒落，不是理論問題，而隻是時間的問題。”2胡在致力於發動反蔣宣傳攻勢的同時，還采取實際行動，於932年左右成立“新國民黨”，933年9月又在廣州仲元學校創辦“政治經濟講習班”，積極準備反蔣的力量。933年月底，原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和陳銘樞等在福建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提出要反對帝國主義，打倒蔣介石，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發展民族資本主義。胡對福建人民政府和南京政府采取各打五十板的態度，認為“所謂‘閩變’，就是中國共產匪徒與準共產匪徒的合作，共同向效顰的中國藍衣流氓鬥爭的一幕把戲”3，“南京的軍閥統治必須消滅，中國才有生路。福建的亂黨統治也必須鏟除，民族才能生存”4。由此可見，他“反蔣”的實質，並非要推翻給人民帶來無窮災難的國民黨統治。剿共、抗日、反蔣三者並舉是胡晚年始終堅持的三項政治主張，但在民族危機深重的情況下，他自覺不自覺地把注意力放在抗日、反蔣上了，“抗日剿共”“權衡輕重，則在今日的情勢之下，抗日實尤重於剿共”5。934年4月，他在宋慶齡、何香凝等領銜發表的《中華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抗日救國六大綱領》）上也簽了名。
935年月，胡漢民到歐洲考察兼養病。2月初，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被推舉為中央常委、黨務會議主席。次年月中旬，胡從歐洲返回香港，當天發表書麵談話，表明其政治主張“餘之黨政主張，一如往昔黨應胡漢民《斥“三月亡國論”》，《胡漢民先生政論選編》，第4漢民《三民主義與中國革命》，《三民主義月刊》第卷第期，第漢民《什麽是我們的生路》，《三民主義月刊》第卷第3期，第—漢民《大亞細亞主義與國際技術合作》，《三民主義月刊》第2卷第4期，第2頁。胡漢民《論所謂法西斯蒂》，《三民主義月刊》第卷第5期，第8、漢民《論所謂法西斯蒂》，《三民主義月刊》第卷第5期，第8、漢民《所謂閩變》，《三民主義月刊》第2卷第期，第4漢民《所謂閩變》，《三民主義月刊》第2卷第期，第4漢民《什麽是我們的生路》，《三民主義月刊》第卷第3期，第3頁。恢複為有主義有精神之黨，政府應改造為有責任有能力之政府，力矯過去畏葸苟安之錯誤，以負荷解除國難建設之重任。”是月底，國民黨中央派代表居正、葉楚傖南下敦請胡北上，胡以“不久即將入京”的含糊允諾打發他們。2月下旬，在對廣州、香港記者發表談話時，胡公開宣稱將不北上，“餘現在正想如何促南京當局之覺悟，與如何團結抵抗力量，以從事於救國，在此問題未解決以前，即使餘到南京或上海，於國事無補。如其此問題得到解決，則餘之北上或不北上，俱於國事可為也”2。此後胡著力於宣傳抗日主張，從3至5月連續發表《民族主義與自力更生》、《民族主義的民族複興運動》等文，呼籲民族主義的複興，指出“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之實行，第一在抵抗帝國主義之侵略，第二在消滅軍閥官僚之鉗製，謀民生之行使，並使人民生計，能進獲昭蘇進展的機會。”393年5月9日，胡應邀去妻弟陳融公寓赴宴，晚上下棋時，忽患腦溢血，於2日下午7時40分停止呼吸，終年58歲。
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54—542頁。
2《胡漢民談對日外交》，《國聞周報》第3卷，第9期。
3胡漢民《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三民主義月刊》第7卷第5期，第5頁。第十四章孔祥熙孔祥熙，字庸之，880年9月日（清光緒六年八月初七）出生於山西省太穀縣程家莊。父繁慈，前清貢生，先事商務，後任塾師。母龐氏，88年病逝。孔歲隨父就塾。他對《詩經》、《禮記》頗感興趣，入塾三年，鋪就了一定的國學根底。
889年，因基督教會開設的仁術醫院治好了他的病，他對教會產生好感。890年春，他不顧族人反對進入太穀基督教會所辦的“華美公學”學習。在此，他先讀科學淺說、聖經摘要，後學哲學、數學、格致，並開始參加禮拜，逐漸信奉基督教，成為世家子弟中最先皈依基督者之一。
895年，他在“華美公學”畢業，經教會人士介紹，進入直隸省通州潞河學院。潞河學院也為教會所創辦，開設課程除了數理化外，還講經傳道。孔經常借助聖經抨擊朝政，指責當朝“政治，喪權辱國，王公大臣，昧於事理”，主張變法維新。戊戌變法失敗後，他聽說孫中山組織了興中會，便聯係十幾位同學成立了“興中會通州分會”（對外稱“文友會”），進行反清宣傳。
孔在潞河學院經過5年的學習，正要畢業之際，趕上了義和團運動。學院教士為義和團所衝擊，停課避亂，孔趁此返鄉。當時，因教案被洋人指名要求撤換的山東巡撫毓賢調到山西出任巡撫。毓賢唆使官兵在山西大肆屠殺教民。當孔回到太穀，得知曾為他治病、授課的教士已被囚準備用刑時，他急忙收買看守，救出了麥納等3位**，並與知府交涉，將被殺的5具屍體，分別男女，“移葬於西門外義地”。孔的這一行為後被洋人譽為“壯舉”。900年7月3日，清廷任命李鴻章為全權議和大臣。8月下旬，潞河學院複學。孔返校後立即將山西教案實情稟報讚助議和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認為教案所以發生純屬毓賢所為，與民無關，一般貧民所以被利用，是無知所致，建議為求永息教案，必須先“開通民智”，提倡科學及興辦教育。李提摩太覺得孔的建議確屬上策，於是一麵勸阻聯軍進攻山西，一麵將“殉難教士”的“撫恤金”改用興辦西倫大學（山西大學前身之一）。李鴻章深知聯軍放棄進攻山西與孔有關，賜予他“幫辦洋務”的名義，要他參辦教案。孔因曾發誓不與西太後朝廷合作，謝絕了李的好意，但向李提出想出國深造。李讚同孔的請求。為使旅途方便，李除發給孔出國護照外，還給予“全權議和大臣一等肅毅伯隨員”的名義。並致電駐美公使伍秩庸對孔多加關照。90年秋，孔乘海輪經上海轉赴美國，進入美國中部俄亥俄州歐柏林大學讀書。歐柏林大學為教會學校，學科齊備。孔祥熙先是立誌從事實業，後又想從改革社會入手。因此，在校四年中，前兩年主修理化，後兩年兼學社會科學。905年，孔祥熙在歐柏林大學畢業後，考入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蜚聲國際的耶魯大學研究院，為開發中國地下寶藏，專習礦物。
孔祥熙進入耶魯大學不久，曾親赴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晤見途經那裏的孫中山，聆聽孫中山所闡揚的革命理論。在交談中，孫中山告誡孔“不論興辦任何事業，都得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尤須持之以恒，方可有所成李茂盛《孔祥熙傳》，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992年版，第8頁。
張振福《初期的教會與庚子被難》，見《銘賢廿周年紀念冊》，上海中華書局929年版。就。至於革命工作，尤應自啟迪民智開始。”孫的寥寥數語，使孔敬仰萬分，當即發誓追隨革命，加入興中會。孫中山欣然應允。此後孔祥熙便響應孫的號召到西北一帶興辦教育，以啟民智。
907年夏，耶魯大學畢業獲理化碩士學位的孔祥熙回國前到歐柏林母校辭行。在歐柏林大學中國同學會舉辦的歡送會上，有人提議乘孔回國之便，帶一筆捐款，為“庚子殉難傳教士”建立一所紀念堂，立碑勒石以為永久紀念。孔認為建築紀念堂和立碑勒石是死的紀念物。死的紀念物固然重要，但不如造就活的紀念物，即“設立學校，造就人材，使庚子殉難教友的精神長存人間”2。孔的提議得到了全體與會者的響應，他們紛紛捐款，幾天內孔就收到一筆數目可觀的捐款。
當年秋天，孔祥熙攜款回到山西太穀，一心創辦學校。他將教會在太穀西城蒙館接受下來作為校址，創建“銘賢中學”3，自任校長。不久，孔將銘賢中學搬到太穀東關孟家花園。經過幾年的校舍建設，特別是多方網羅人才，高薪聘請教師，大量購置儀器、書籍，使學校頗具規模。銘賢學校作為新式學堂，教師大部來自國外。該校校訓是“學以事人。”培養目標是“造就德、智、體三育兼全人才。”課程設置為數學、礦物、生物、國文、史地、音樂、體育、經史。
9年0月29日，山西革命黨人為響應武昌起義在太原舉事。孔乘機把太穀城內的商團、巡警隊、學生一起組織起來，成立“營務處”，自任總辦，維持治安。當袁世凱派清軍進攻山西時，孔曾三次派學生軍赴娘子關作戰，抵抗清軍對起義軍的鎮壓。
92年，孔祥熙看準火油生意大有可為，設立“祥記公司”，交付英商亞細亞火油公司保證金40萬元銀元，取得山西省亞細亞火油總代理權。此一獨占性經營，使孔每年獲得巨大盈利。孔規定，盈利的40％用於興學和舉辦公益事業。293年，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武力討袁，電召孔祥熙赴滬商討時事。孔匆匆南下。不久，“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為保存革命元氣，率領革命人士再渡日本。孔祥熙追隨孫中山一同赴日。
孔到日本後，適逢中華基督教留日青年會總幹事王正廷辭職，基督教青年會會長莫特請孔出任。孔以基督教留日青年會總幹事為掩護，積極籌款接濟孫中山等革命人士生活。94年7月8日，孫中山決定解散國民黨，成立中華革命黨時，孔是首批宣誓加入者之一。
94年春天，孔祥熙和宋耀如的長女宋靄齡結婚。當時宋靄齡是孫中山的英文秘書。婚後兩人繼續協助孫中山發展革命勢力。95年，鑒於袁世凱陰謀稱帝，孫中山派孔祥熙和宋靄齡回國，在北方從事革命活動。孔辭去了教會職務，宋靄齡的工作也由其妹宋慶齡接替，兩人於當年秋天回到山西太穀。
9年元旦，袁世凱公然複辟帝製。孔祥熙於太穀得悉後，當即寫下一郭榮生編著《孔祥熙先生年譜》，台北中正書局980年版，第3天禎《從政前之孔庸之先生》，（台）傳紀文學叢刊印行，第8示“銘記為傳教而殉難的諸位先賢”。
見《銘賢廿周年紀念冊》，上海中華書局929年5月版。
2郭榮生編著《孔祥熙先生年譜》，第42頁。
篇《上袁世凱書》，寄送報館公開發表，予以聲討。
99年當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山西太穀時，孔祥熙立即把亢奮的全體師生召集在大禮堂裏，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說，充分肯定五四運動是“有膽有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