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輯 博弈中額以小換大
在商業行為中，“一本萬利”是個理想的狀態，所以，《三國演義》裏麵的“草船借箭”所體現出的靠他人的本金為自己贏得利益的思想也十分被中國曆代商家所推崇。
這就如同賭徒試圖用很小的投入去贏得大量資本一樣。當投入和收益的比值越來越趨向於零（也就是投入越來越小但收益越來越大）的時候，自然是利益最大了，但這種情況不是永遠都會出現的。而是要有一個幾率，如果每個投機者都能達到這個理想狀態獲得巨額收益，那麽這個世界除非有一個能夠永遠創造金錢的聚寶盆，否則怎麽可能會讓每個人都多進少出呢?
如果用嚴格的經濟眼光和數學公式去考察的話，那麽在投機行為中，成功率幾乎是和投機者自己所期望的投入與收益的比值相當的。舉例說來，如果一個投機者想要投入一塊錢而獲得一百萬元的話，那麽他獲得這種收益的幾率也就幾乎是百萬分之一。從理性的角度去考慮，這是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夢想，但是在賭徒的邏輯裏麵，隻要幾率不是零，就可以去放手一搏——風險大、幾率小，但收益也高，這就是賭徒邏輯存在的三個基本點。
在現實生活中，為了收益，賭徒們一擲千金的情況比比皆是。而稍微理性的人，則選擇了買彩票或者買股票、債券的形式，這些形式，究其根本，都是一種風險投資，他們所獲得的是風險收益。隻不過賭博的風險最大，買股票次之，買債券又次之，買彩票最小。而如果從“風險博彩”這個角度出發，所有帶有風險性的行為都可以視為一種賭博，諸如打劫、偷盜、詐騙也可屬於此類——這是從風險的性質出發對社會行為歸類，而不是從經濟角度出發所作的歸納。
而曆史上，能夠流傳下來的故事，在風險中搏殺的，更多的是政治投機。在政治場中進行風險投資，本身就需要膽量和實力，這也是一種賭博，隻不過入場的門檻更高一些而已。
為何要變賣老底
經濟學裏麵講投資，這個詞後來被應用到各個領域，比如“政治投資”、“感情投資”、“教育投資”等等。實際上，投資是什麽?是一種帶有風險性的行為，換言之，是一種近乎賭博的行為，不同的就是賭博是風險性高而收益幾率不固定的行為，而投資則是有預期、行目的的有一定收益幾率的行為。
既然是投資，就需要一定的投入，而有的時候，需要很大的投入，看上去有點破釜沉舟、孤注一擲的樣子。一旦做到這個程度，就和賭博沒有什麽區別了，因為這是不給自己留後路的一種投資，隻許成功，不許失敗，如果失敗了，就要傾家**產，甚至家破人亡。春秋戰國時期發生的“田氏代齊”的事件，正是田氏家族孤注一擲變賣老底而換得國君地位的一種賭博性投資。
齊國原係周室分給功臣薑尚之封邑，薑尚即薑子牙，他是周武王的開國功臣，為周王朝的興起立下了不朽之功。周武王將它封在營丘（山東臨淄北），國號齊，這裏是薄姑之民的故地，也是一股巨大的抗周勢力。武王讓他在這裏鎮撫薄姑之民，其封疆東至海濱，西至黃河，南至穆陵（山東沂水縣北），北至無棣（山東無棣）。它也是周王室控製東夷的重要力量，同時周王還授予他征伐違抗王室的侯伯的權力。齊國是一個大國，在諸侯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力量，至齊桓公薑小白時，“九會諸侯，一匡天下”成為公認的霸主，盛極一時。
春秋末年，霸政局麵近於尾聲，中國逐漸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即七雄競爭的戰國時代。本來春秋初年的大小諸侯國有一百數十個，後經不斷兼並，小國漸被消滅。戰國初期，大小國家隻餘下二十來個，其中又以韓、趙、魏、楚、燕、齊、秦最為強大，號稱“戰國七雄”。燕、楚、秦是春秋舊國，韓、趙、魏則由瓜分晉國而形成，而這時的齊國，薑氏之同亦大權旁落，漸為卿大夫田氏所控。
春秋初年，陳國發生內亂，公子完奔齊，被任命為工正，這是陳（田）氏立足於齊的開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田氏與公室（春秋時期的各個國家，國君都稱“公”或者“侯”，故而其家族稱為“公室”）關係非常密切。後來，由於齊國奴隸和平民反對奴隸主、反對公室的鬥爭廣泛開展，舊製度的崩潰和公室的滅亡已成必然的趨勢。田氏適應形勢的發展，走向背離公室的道路。代表新興勢力的田氏家族，采用施恩授惠的手段，與“公室”展開爭奪民眾的鬥爭。可是，齊國的舊勢力並不甘心退出曆史舞台，以田氏為首的新興勢力不得不以暴力手段對舊勢力展開了猛烈的進攻，於是出現了三次大規模的武裝鬥爭。
在公元前545年，田完四世孫田桓子，聯合鮑氏以及大族欒氏、高氏合力在齊滅了當國的慶氏。之後田氏、鮑氏又共滅欒、高二氏。田桓子繼而討好公族與國人，他規定，那些作為貴族的公子、公孫，如果沒有固定的“祿”，就要分給他們一些采邑來供養他們的生活；而國人之中如果有貧困、孤寡的，就要給他們糧食，從而取得了公族與國人的支持。
至齊景公時，公室腐敗，剝削沉重。田桓子之子田乞，即田僖子，采取了一些爭取民心的有效措施。他用大鬥借出，小鬥回收，於是“齊之民歸之如流水”，田氏借此增強了勢力。這就是所謂“公棄其民，而歸於田氏”。田僖子與齊舊貴族國惠子、高昭子產生了嚴重的矛盾。國、高二氏當權，田氏在表麵上盡職於齊國公族，“偽事高、國者”。暗地裏卻組織力量，準備推翻國、高二氏。公元前489年，齊景公死，國、高二氏立公子荼為國君。田乞發動政變，趕走國、高二氏，另立公子陽生為國君。田乞自立為相，掌握了齊國的政權。
同時，田氏還實行了一套“山木如市，不加於山，魚鹽蚌蜃，不加於海”的產銷地等價的政策，這是一種薄利多銷、賺取財富的手段，結果使“民財為之歸”。田氏由此獲得雄厚資財，就為他從事“厚施薄斂”提供了保證。果然，田氏“得齊眾心”，民眾大量逃往田氏門下。而重斂於民的“公室”卻逐漸被抽空了。
投資是一種帶有風險性的行為，換言之，是一種近乎賭博的行為，不同的，就是賭博是風險性高而收益幾率不固定的行為，而投資則是有預期、有目的的有一定收益幾率的行為。
田乞死後，其子田恒（田常）代立為齊相，是為田成子。田成子繼續采用田僖子所製定的政策，用大鬥出、小鬥進的辦法大力爭取民眾。田氏暗地裏實行籠絡百姓的辦法，取得了極好的效果，當時流傳的民謠唱道：“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田氏的這種做法，如果隻是贏得民心，但是沒有一定的政治和軍事實力的話，最終也隻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所以，這種大鬥出、小鬥進的補貼平民的辦法，是在拚家底，用自己的老本來積攢政治資源，這種做法，是一種帶有很大投機性的賭博。
公元前481年，田成子發動武裝政變，在民眾的支持下，以武力戰勝齊簡公親信監止，監止、齊簡公出逃，後被殺死。許多強宗貴族也在這次鬥爭中被鏟除，田氏另立齊平公，進一步把持了政權，對殘留的舊貴族勢力盡行誅戮。以後，又任命田氏兄弟和同族人做都邑大夫，擴大了自己的封地。田成子又通過“修公行賞”等親民政策，使國民人心所向，使齊國國君實際上變成了傀儡。公元前391年，國相田和將齊國國君齊康公放逐到海上，隻留一城之地作為他的食邑，田和成為了齊國實際上的國君。
公元前386年，周室冊封田和為齊侯，正式將他列為諸侯。過了幾年齊康公病逝，薑氏在齊國的統治結束，齊國全部為田氏所統治。史稱“田氏代齊”，因為僅國君易姓，國名並未改變，故戰國時代的齊國往往被稱為“田齊”。田氏與齊國國君的博弈可以用以下矩陣來表示：
這裏的數字不是比值，而是收益值，6為最大值，也就是，隻要田氏投入1個收益值，他將獲得最大的收益值為6，這裏6就代表齊國的最高權力。
警惕裙帶顛覆國家
在漢朝、唐朝、明朝，都有一些共同的曆史現象，就是在皇帝統治最為衰弱的末期，都有尚為幼兒或者並未成年的小皇帝登基，而一些出身於外戚或者宦官的權臣在背後像操縱木偶一樣把持著朝政，還口口聲聲說是皇帝的意思。
實際上，無論是外戚還是宦官，這些權臣們都是靠著和皇帝的特殊關係——裙帶關係，走向把持政局的前台的。而權臣們大多數隻是停留在把持朝政滿足個人權力欲的階段，還沒有幾個想要取而代之，自己走向前台成為皇帝的。因為他們知道，一旦自己走向前台，自己就不再是潛伏的猛虎，而是處於眾矢之的的國賊了。
即使再強大的投機者，都隻是處於實際統治地位而沒有名義上的君主權或領導權的幕後指揮；而作為他們手中籌碼的皇權，即使再軟弱再無知，也都是名義上的統治者。處於實際統治權的權臣控製處於名義統治權的皇帝時，他們所處的是攻勢地位，意在進取；而如果他們同時也擁有了名義上的統治權，他們就要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名義而采取守勢。但是，對於猛虎而言，他們不具備對統治名義守勢的條件，一旦攻守易勢，後果將不堪設想。
在曆代的投機者中，偏偏有人想要以身試法，以權臣的姿態變成龍椅上的真命天子。這個人，就是西漢末期的外戚王莽。
王莽的家族是西漢後期的大族，世世代代都與朝廷有密切關係，他的姑母更是成為皇後，後來皇帝去世，他的姑母成了皇太後，在朝中占有重要地位。王莽看自己的家族勢力龐大，加上有姑母在朝中做靠山，他便想依靠這一切力量為自己服務，成為君臨天下的皇帝。
王莽自己是一個飽讀詩書的人，所以不免有一些理想主義的成分，做事不計後果，以為自己的家族既然有如此實力，自己就一定能成功。這種不識進退的性格，導致了他後來的失敗。
王莽借助自己家族的勢力，做了朝中的大司馬，地位已經是位極人臣了。但是他恰恰想借助自己的地位謀取更大的政治資本，直到篡位。剛好，當時的政治局勢對他非常有利，皇帝昏庸無道，大臣貪贓枉法，滿朝上下沒有凝聚力，他正好可以擴充自己的勢力，將漢朝江山扭轉過來。
作為投機者的權臣與作為賭注的皇權之間的區別，不僅在於實力的強弱和主動被動的姿態，更是在於一個名義上的差別。所以，作為握有實權的投機者，應該避免追求虛名。虛名正是權臣的大忌，曹操就曾經語重心長地說過：“不可慕虛名而處實禍。”
他先選擇了一個年僅九歲的小孩子做皇帝，而他自己則以輔政大臣的身份發號施令，連自己的姑母太皇太後都被他所蒙蔽，以為他是為漢朝殫精竭慮、鞠躬盡瘁的一位賢臣。王莽就借助自己手中的勢力，以違反國法的借口罷免了許多的大臣。其實。當時官場的腐敗已經是人所共知的現象，所謂違反國法治罪不過是權力鬥爭的借口而已。實際上，王莽和他的黨羽又何嚐沒有違反國法呢?
在他的欺詐之下，許多大臣被貶官，還有一部分大臣心灰意懶，辭官回家。王莽對外還宣稱經過自己的治理，國家政令嚴明、官員清廉。同時，王莽做出了禮賢下士的姿態，還故作勤儉，一時贏得了“克己複禮”的美名。
接下去，王莽又指派手下在各地偽造奇異現象，先後獻上多種“祥瑞”的動物和山石草木，並派人在社會中製造王莽道德過人，應當做天子的輿論。
在這個時候，王莽還處在幕後，像是一隻蓄勢待發的猛虎，虎視眈眈地覬覦著皇帝的寶座。
等到小皇帝立皇後的機會，他授意為皇帝挑選皇後人選的官員。將其他女子一並排除在外，隻將自己的女兒留下，成為沒有競爭者的皇後人選。這樣，王莽除了輔政大臣以外，還多了一重國丈的身份。這對他篡奪皇位又提供了更有利的條件，也就是說，即使皇帝成年，他也一樣可以以國丈的身份參與朝政的決策。
可是王莽有一點沒有算到，就是小皇帝漸漸長大以後，開始討厭他並想要在成年之後殺掉他。當他得知了小皇帝的意願，非常震怒，命人用毒酒毒死了小皇帝，另外立了一個剛出世不久的小孩做皇帝。
在另立小皇帝之後，王莽依然怕這個孩子將來長大也做出不利於自己的事情，便加緊了篡位的準備。終於，他指使大臣們上表，勸漢朝皇帝退位，讓王莽順應天意做皇帝。經過精心的布置，他按照“上天”——其實是他自己偽造的——旨意，接受了漢朝小皇帝的禪讓，自己定國號為“新”，黃袍加身，登上了夢寐以求的皇帝寶座。
王莽做了皇帝，也失去了在皇權的背後指手畫腳的外戚的身份。他從暗處走向明處，讓天下人驚詫不已。人們終於知道了他的篡位野心，以前被他蒙蔽的人們也奮然反對他，使他頒布的法令難以推行。漢朝的皇室因為江山易主，對他也十分痛恨，他們在各地組織人馬，準備武裝反抗他的統治。
在王莽做了十幾年皇帝之後，農民起義的火焰終於燃燒起來，成為全社會各種勢力反對王莽的導火線。一時天下大亂，各路人馬群起而攻之，王莽自己也在絕望中被殺。
王莽一生追逐權力，可是始終不明白，自己作為一個沒有合法名義的大勢力的領袖，是不能輕易拋棄可以利用的政治籌碼，徑直走向前台成為最高統治者的。他的理想主義使他求全責備，有了實際上的最高權力還不夠，還想把名義上的皇帝地位也抓在手中，可正是這個冒險的行動，使他葬送了自己。為了更明了王莽與西漢皇帝的博弈形式，我們不妨來看看下麵的博弈樹：
慈善家與野心家的區別
中國古代的兵法，有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謀定而後動”，如果沒有全麵的籌劃和準備，是不能貿然行事的，否則就會成為盲動。而采用什麽樣的謀略來“動”，則是更重要的事情。有時候做一樣的事情，但因為謀略不同，所以結果也不盡相同。就比如，同樣是從孤兒寡婦手中奪取江山，袁世凱就長袖善舞，一麵對著清朝的太後哭泣說自己逼不得已，一麵又忙不迭地逼迫末代皇帝溥儀退位；而曹操、曹丕父子則對漢朝皇帝采取刻薄而又嚴厲的態度，惹得一片罵聲。
改朝換代是一件大事情，如果決定要進行這一行動，無異於用自己的身家性命進行賭博，這是一場成王敗寇的豪賭，正所謂“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而在進行豪賭的時候，一麵做足官樣文章，一麵實施自己的計劃，又是野心家，又是慈善家，讓人放鬆警惕，才能一舉成功。曆史上的“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就是這樣的成功典範。“陳橋兵變”是宋太祖趙匡胤發動取代後周、建立宋朝的兵變事件。後周顯德六年（959年），世宗柴榮突然一病而死，宰相範質受命扶助柴榮幼子柴宗訓繼位為恭帝。這時恭帝年僅七歲（一說五歲），後周出現了“主少國疑”的不穩定局勢，一個由殿前都點檢、歸德軍節度使趙匡胤與禁軍高級將領石守信、王審琦等人策劃的軍事政變計劃正在醞釀著。
翌年正月初一，傳來了契丹和北漢發兵南下要攻打後周的消息。其實，這個消息正是趙匡胤派人放出的，目的就是要借助這個“外敵入侵”的假象來調動軍隊，為自己的野心服務。可以想像，如果當時後周的權臣們能夠認真分析形勢，準確獲取信息，就能分辨出消息的真偽，從而阻止兵變的發生。可是後周的執政大臣範質等人不辨真假，以為國家真的麵臨著軍事威脅，就匆忙派遣趙匡胤統率諸軍北上抵禦。
正月初三，趙匡胤統率大軍離開都城，夜宿距開封東北二十公裏白勺陳橋驛（今河南封丘東南陳橋鎮），兵變計劃就付諸實踐了。這天晚上，趙匡胤的一些親信在將士中散布議論，說：“今皇帝幼弱，不能親政，我們為國效力破敵，有誰知曉；不若先擁立趙匡胤為皇帝，然後再出發北征。”將士的兵變情緒很快就被煽動起來，這時趙匡胤的弟弟趙匡義（後改名光義即宋太宗趙炅）和親信趙普見時機成熟，便授意將士將一件事先準備好的皇帝登基的黃袍披在假裝醉酒剛剛醒來的趙匡胤身上，並皆拜於庭下，呼喊萬歲的聲音幾裏外都能聽到，遂擁立他為皇帝。趙匡胤卻裝出一副被迫的樣子說：“你們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矣。”擁立者們一齊表示“惟命是聽”。趙匡胤就當眾宣布，回開封後，對後周的太後和小皇帝不得驚犯，對後周的公卿不得欺淩，對朝市府庫不得侵掠，服從命令者有賞，違反命令者族誅，諸將士都應聲“諾”!於是趙匡胤率兵變的隊伍回師開封。
表麵上看來，這確實是趙匡胤本人不知情而且“被迫”發生的一場軍隊嘩變，但是仔細考察蛛絲馬跡，就能看出其中的問題了。問題之一，就是趙匡胤在當時的地位。在柴榮在世的時候，趙匡胤作為柴榮十分信任的大將，擔任著禁軍將領的職務，並且最後做到了殿前都點檢的職位。作為當時炙手可熱的軍官，趙匡胤在當時的權力是十分大的，而且，五代時期，改朝換代都是由控製軍隊的大將進行的，有前例可循。問題之二，就是為什麽傳來契丹和北漢進攻後周的消息，趙匡胤帶兵出征之後，為什麽會有這樣一場嘩變發生。看上去這是一個偶然事件，但是事件發生的地點，是距離都城十分近的陳橋，軍人為什麽不在京城出發之前就進行這樣的行為?為什麽不在遠離了京城，被鎮壓的危險變小之後再進行這樣的舉動?顯然，這是有預謀的，一開始就是為了製造出行軍過程中發生兵變的假象而且利於迅速控製中央政權的篡位行為。問題之三，為什麽煽動軍人進行嘩變的都是趙匡胤的親信?真的是他們替趙匡胤忿忿不平嗎?顯然不是，他們隻是替趙匡胤說話，讓趙匡胤本人保全一個忠臣的形象而已。
這麽一分析，趙匡胤作為野心家的形象已經暴露無遺了，而通過這些偽裝，他也成功地把自己變成了一個迫不得已遵從軍心的忠於後周政權的慈善家。接下來，就是如何用慈善家的麵目，去實行野心家的霸業的具體步驟了。
當趙匡胤“答應”將士自立為天子並且率部隊返回京城之後，守備都城的主要禁軍將領石守信、王審琦等人都是趙匡胤過去的“結社兄弟”，得悉兵變成功後便打開城門接應。當時在開封的後周禁軍將領中，隻有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在倉促間想率兵抵抗，但還沒有召集軍隊，就被軍校王彥升殺死。陳橋兵變的將士兵不血刃就控製了後周的都城開封。
這時後周宰相範質等人才知道不辨軍情真假，就倉促遣將是上了大當，但已無可奈何，隻得率百官聽命。翰林學士陶穀拿出一篇事先準備好的禪代詔書，宣布周恭帝退位，趙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輕易地奪取了後周政權，改封恭帝柴宗訓為鄭王。出於趙匡胤在後周任歸德軍節度使的藩鎮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為國號，定都開封。曆史上習慣把趙匡胤建立的趙宋王朝稱做北宋，趙匡胤死後被尊為宋太祖。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故事的真相。
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裏
在局勢並不明朗的情況下，投機者們往往不會死守一個布局不變，他們信奉的原則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越是局勢混亂沒有頭緒的時候，這些投機者就越是喜歡到處下注，利用自己的敏銳感覺隨時去培養可以給自己帶來收益的個股。
這其中最為出名的，莫過於戰國時代齊國孟嚐君的“狡兔三窟”策略了。孟嚐君在齊國政治失意，接受了門客的建議，到處宣揚自己的才能和影響，結果幾個國家都相繼要求孟嚐君出任他們的宰相。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個買方市場，孟嚐君自己的回旋餘地十分大，可以隨意選擇一個對自己發展最為有利的地方。
這種到處廣注押寶的情況，在天下大亂的時代出現得更為頻繁。這是因為在天下大亂時，失去了一個統一的權威，才使得各種強權勢力更容易利用自己手中的籌碼成就一番事業。
有時候，這些強權勢力還包括多個子勢力，這些子勢力的根本利益都是一致的，他們不過是因為血緣或者地域的原因分為不同的勢力而已。這些子勢力也要各自扶持對自己有利的“倀”，無論哪一個他們所培養的個股成為名義上的統治者，最終的受益者都是那些子勢力背後的那些投機者。
為了從各個子勢力中選擇出最適合自己控製的局麵並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的賭注，強大的投機者們往往要在子勢力中培養若幹“個股”，讓這些作為個股的競爭者們並存，讓他們互相競爭，哪個個股的表現最適合投機者的利益，就扶植哪個個股，反之，則放棄那些不能充分實現自己願望的個股。
這種方式，利於那些強大的投機者尋找到最具有生命力又最能聽命於自己的代言人。
春秋時期，因為連年混戰，中原早已沒有寧靜之日。在東方的大國齊國境內，就出現了強大的政治投機者們，這就是齊王屬下的貴族們。他們在齊國境內擁有強大的權力，而且生性貪婪。他們想要爭奪更大的利益，齊國雖然號稱大國，但軍事實力和政治權威遠遠不足以欺淩其他國家，所以他們想要扶持能夠實現他們稱霸願望的君主上台，為之服務。
在齊國貴族這群投機者的大勢力下，存在著兩個子勢力，那就是以管仲為代表的擁護公子糾的勢力和以鮑叔牙為代表的擁護公子小白的勢力。
這兩位公子的父親齊麓公在位時，齊國在對外戰爭上毫無建樹，齊麓公去世後，他的長子即位為齊襄公。
齊襄公更是一個無所作為的君主，而且荒**無道，因為與自己的妹妹魯國王後私通而引起齊魯兩國的不睦，又欺淩朝中大臣，齊國貴族對他十分不滿。公子糾和公子小白就在貴族們的鼓動下出逃，而後襄公也被大臣殺死，權臣公孫無知篡位。
在保護公子糾和公子小白出逃時，管仲和鮑叔牙就商議好，由管仲輔佐公子糾，鮑叔牙輔佐公子小白，無論哪一個公子以後成為齊國的君主，另一個人都要回來輔佐新國王。
管仲和鮑叔牙兩個都是齊國貴族勢力中的代表人物，他們的這個商議可以說是為齊國貴族們尋找代言人——個股的行為。
在兩位公子出逃外國之後，齊國的貴族對襄公以及殺死襄公的篡權者公孫無知的政策更為不滿，最後他們買通民間俠士殺死了公孫無知，並將消息通報給流亡在外的公子糾和公子小白，希望他們能回來繼承王位。
兩位公子得到了消息，都動身出發，準備趕回齊國即位。但是，這兩個兄弟都想自己做君主，便明爭暗鬥，負責輔佐公子糾的管仲為了幫助公子糾，還一箭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衣帶鉤。小白將計就計，當時裝死。
應該說，兩位公子之間的鬥爭，對他們背後的齊國貴族來說，是一個意外情況，因為他們的本意是扶持一個能夠實現他們意願的君主上台，並不想造成兩位公子的手足相殘。
尤其是兩位公子在出逃後都和管仲、鮑叔牙學了很多治國之術，這些治國之術也都是有益於貴族們的，損傷了其中的一位公子，對貴族們也是一種損失。
不過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也就隻能讓管仲保護公子糾回國即位了。
公子小白裝死騙過管仲之後，在鮑叔牙的保護下，日夜兼程，比公子糾先回到了齊國，宣布即位，是為齊桓公。公子小白做了君主之後，也是一心想除掉自己的哥哥公子糾，但是齊國貴族們極力反對他們手足相殘，他隻好使用借刀殺人之計，讓魯國將公子糾殺死，並將管仲押送回齊國。
投資不能死守一個個股，而是要到處尋找培養有價值的個股，來投入自己的期望。所以，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無論哪個個股勝利，最大的收益者都是那些到處投資的賭徒。
事實上，齊國貴族見到他們所扶持的公子小白已經即位，而且輔佐他的鮑叔牙也將幫助小白執行貴族們的政治主張，就已經滿足了。這隻齊國之虎已經看到他們扶持的“倀”坐上了王位，即將為他們服務了，所以不願意節外生枝，讓小白和公子糾自相殘殺，他們也怕其他國家借口幫助公子糾而進攻齊國，那樣貴族們的計劃就將落空了。
不過，小白使用借刀殺人的計策讓公子糾在魯國送命，又把管仲押解回國，沒有引起任何震動，貴族們也稍稍放心了。
按照齊桓公（公子小白）的意思，管仲差點傷了自己的性命，應該處死，而且要用最殘酷的方法處死他。可惜齊桓公還不知道自己在整盤棋中的地位。不知道自己隻是貴族們掌握下的“倀”，還以為自己是手操生殺大權的最高權威。他更不知道，管仲和鮑叔牙曾經定下各自輔佐一個公子，以後二人共同幫助新君主治理國家的約定。所以，鮑叔牙極力反對齊桓公處死管仲，並且對桓公說，管仲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殺了他，不但齊國失去了一個棟梁，更會使天下的人才對齊國心寒而不肯來齊國效力。所以，鮑叔牙親自到齊魯兩國的邊境去，等到押解管仲的人到了齊國，他便馬上釋放了管仲，並且說服了齊桓公，讓齊桓公任命管仲做齊國的宰相。對齊國的貴族來說，雖然殺掉管仲是一件可惜的事情，但是對於整個大局的影響還不會非常大，不過如果能保全管仲，自然是錦上添花的美事。故而他們並沒有對齊桓公施加壓力，而鮑叔牙則出於對大局的考慮，以個人的魅力說服了齊桓公，任用管仲來施行貴族們的政治要求。
果然，管仲做齊國的宰相之後，為實現貴族們的願望勵精圖治，先是改革了軍製，刻苦練兵，又利用齊國的自然環境優勢，發展漁業和製鹽業，使齊國迅速成為一個軍事經濟強國。
他又建議齊桓公推行“尊王攘夷”的外交政策，打出周天子的旗號去侵略其他的國家，最終促成了齊桓公在葵丘與諸侯會盟，成為中原的霸主，使齊國在春秋初期就建立了霸業。這裏的博弈矩陣如下：
齊國貴族的雙向投資
齊國貴族利用扶持公子小白，使他成為春秋五霸中的齊桓公，並通過管仲輔佐他，實現了貴族們稱霸天下、奪取財富的願望。齊桓公成為名垂千古的君主，貴族們則獲得了實際的利益，這種投機者遍地撒網到處押寶，最終帶來投機者與個股之間共生共榮的結果確實值得後人去思考。
千萬不要明知故犯
占小便宜吃大虧，這是一個婦孺皆知的道理，但是，如果是大便宜，而且好像是天上掉下的餡餅，又該怎麽選擇呢?
麵對大利益，人們就往往不會那麽冷靜了，他們會覺得是上天對自己的眷顧，或者是自己應得的，完全沒有考慮到這背後有可能存在騙局和陷阱，甚至會讓自己“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
可是，賭徒的性格就是這樣，能夠讓他們用一塊錢贏得一百萬，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拿出這一塊錢，而沒有想過這一百萬屬於自己的幾率有多大。
正是利用這種賭徒心理，外交掮客們才有可乘之機。而張儀哄騙楚懷王的事情，則是其中最為荒誕也是最令人深思的。
戰國後期的時候，秦國想要攻打齊國，然而齊楚兩國締結了合縱相親的盟約，於是張儀肩負著拆散齊楚盟約的任務，前往楚國出任國相。
楚懷王聽說張儀來，空出上等的賓館，親自到賓館安排他住宿，說：“這是個偏僻鄙陋的國家，您用什麽來指教我呢?”張儀遊說楚王說：“大王如果真要聽從我的意見，就和齊國斷絕往來，解除盟約，我請秦王獻出商於一帶六百裏的土地，讓秦國的女子作為服侍大王的侍妾，秦楚之間娶婦嫁女，永遠結為兄弟國家，這樣向北可削弱齊國。而西方的秦國也可以得到好處，沒有比這更好的策略了。”
六百裏的土地有多大?對一個國家來說，那是用五十萬大軍三年都難以攻取的土地，所以，這麽大的利益放在麵前，很少有人能夠拒絕，何況代價隻是解除盟約，並不需要什麽實際的付出。
所以，楚王非常高興地應允了他。大臣們來向楚王祝賀，惟獨陳軫為他傷悼。楚王很生氣地說：“我用不著調兵遣將就得到六百裏土地，臣子們向我祝賀，惟獨你為我傷悼，這是為什麽?”
陳軫回答說：“不是這樣，在我看來，商於一帶的土地不僅不能得到，而且齊國和秦國可能會聯合起來。齊秦聯合起來，那麽一定會禍患臨頭。”
楚王說：“能說明理由嗎?”
陳軫回答說：“秦國之所以重視楚國，是因為楚國有結盟的齊國。
如今和齊國斷絕往來，廢除盟約，那麽楚國就孤立了。
秦國為什麽不滿足追求一個孤立無援的楚國，而給它六百裏土地呢?張儀回到秦國，一定會背棄向大王的承諾。
這是向北和齊國斷絕了外交關係，又從西方的秦國招來禍患，兩國的軍隊必然會一起打到楚國。我妥善地替大王想出了對策，不如暗中和齊國聯合而表麵上斷絕關係，並派人跟隨張儀去秦國。
假如秦國給了我們土地，再和齊國斷交也不算晚；假如秦國不給我們土地，那就符合了我們的策略。”
應該說，陳軫的計劃是最為周全完備的，他的策略是，不見到實際的利益，就不能隨便下注，不能聽信張儀的花言巧語。
而楚懷王則不這麽看，他急於得到六百裏的土地，而且覺得機不可失，如果按照陳軫的做法，萬一被秦國知道真相，這六百裏土地就無法到手了。
楚懷王就像一個紅了眼的賭徒一樣，隻看到了六百裏土地的報酬，沒有看到這個報酬到底是否能夠兌現。我們不妨來看看它的博弈樹：
楚懷王與主齊絕交張儀（秦國）給商於六百裏楚：
張儀的外交攻勢
楚王說：“希望陳先生閉上嘴，不要再講話了，等著我得到土地。”然後就把相印授給了張儀，還饋贈了大量的財物，於是就和齊國斷絕了關係，廢除了盟約，派了一位將軍跟著張儀到秦國去接收土地。
張儀回到秦國，假裝沒拉住車上的繩索，跌下車來受了傷，一連三個月沒上朝，楚王聽到這件事，說：“張儀是因為我與齊國斷交還不徹底吧?”就派勇士到宋國，借了宋國的符節，到北方的齊國辱罵齊王，齊王憤怒，斬斷符節而委屈地和秦國結交。秦齊建立了邦交，張儀才上朝，他對楚國的使者說：“我有秦王賜給的六裏封地，願把它獻給楚王。”楚國使者說：“我奉楚王的命令，來接收商於之地六百裏，不曾聽說過六裏。”使者回報楚王，楚王怒火填胸，立刻要出動軍隊攻打秦國。陳軫說：“我可以張開嘴說話了嗎?與其攻打秦國，不如反過來割讓土地賄賂秦國，和它合兵攻打齊國，我們把割讓給秦國的土地，再從齊國奪回來補償，這樣，大王的國家還可以生存下去。”楚王不聽，終於出動軍隊並派將軍屈句進攻秦國。秦齊兩國共同攻打楚國，殺死官兵八萬，並殺死屈句，於是奪取了丹陽、漢中的土地。楚國又派出更多的軍隊去襲擊秦國，到藍田，展開大規模的戰爭，楚軍大敗，於是楚國又割讓兩座城池和秦國媾和。
秦國要挾楚國，想得到黔中一帶的土地，要用武關以外的土地交換它。楚王說：“我不願意交換土地，隻要得到張儀，願獻出黔中地區。”秦王想要遣送張儀，又不忍開口說出來，張儀卻請求前往。秦惠王說：“那楚王惱恨先生背棄奉送商於土地的承諾，這是存心報複您。”張儀說：“秦國強大，楚國弱小，我和楚國大夫靳尚關係親善，靳尚能夠去奉承楚國夫人鄭袖，而鄭袖的話楚王是全部聽從的。況且我是奉大王的命令出使楚國的，楚王怎麽敢殺我?假如殺死我而替秦國取得黔中的土地，這也是我的最高願望。”於是，他出使楚國。
楚懷王等張儀一到就把他囚禁起來，要殺掉他。靳尚對鄭袖說：“您知道您將被大王鄙棄嗎?”鄭袖說：“為什麽?”靳尚說：“秦王特別鍾愛張儀而打算把他從囚禁中救出來，如今將要用上庸六個縣的土地賄賂楚國，把美女嫁給楚王，用宮中擅長歌唱的女人做陪嫁。楚王看重土地，就會敬重秦國，秦國的美女一定會受到寵愛而尊貴。這樣，夫人也將被鄙棄了。不如替張儀講情，使他從囚禁中釋放出來。”於是鄭袖日夜向懷王講情說：“作為臣子，各自為他們的國家效力。現在土地還沒有交給秦國，秦王就派張儀來了，對大王的尊重達到了極點。大王還沒有回禮卻殺張儀?秦王必定大怒出兵攻打楚國。我請求讓我們母子都搬到江南去住，不要讓秦國像魚肉一樣地欺淩屠戮。”楚懷王後悔了，赦免了張儀，像過去一樣優厚地款待他。
要與對手下實現雙贏
一個成功的賭徒應該是什麽樣的?按照莊子的說法，就是“呆若木雞”，不到關鍵時刻不顯露自己的能力。這是一個理想的狀態，不過，在“實戰”中，器度和策略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要做成功的靠賭博發家的大戶，便不能斤斤計較，更不能因小失大。
有一個生動的例子，就是《水滸傳》裏“林衝棒打洪教頭”的情節。林衝正是賣了一個破綻，讓洪教頭失去戒心，急躁進攻，才輕鬆取勝的。這段描寫十分精彩——“洪教頭深怪林衝來，又要爭這個大銀子，又怕輸了銳氣，把棒來盡心使個旗鼓，吐個門戶，喚做把火燒天勢。林衝想道：‘柴大官人心裏隻要我贏他。’也橫著棒，使個門戶，吐個勢，喚做撥草尋蛇勢。洪教頭喝一聲：‘來，來，來!’便使棒蓋將人來。林衝望後一退，洪教頭趕人一步，提起棒又複一棒下來。林衝看他步已亂了，被林衝把棒從地下一跳，洪教頭措手不及，就那一跳裏和身一轉，那棒直掃著洪教頭臁兒骨上，撇了棒，撲地倒了。”
一般人會理解成這是林衝的“以退為進”的戰術，實際上，這是林衝在實戰中器度和策略的體現。如果器度不夠，就無法做到先退；如果策略不足，就無法看清對手的弱點。所以，單純的以退為進是沒有好處的，關鍵是要有足夠的器度能夠容忍對方的攻城略地和氣焰囂張，然後靠著策略撕破對方的防線，這才是高明的做法。
春秋初年的鄭莊公，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有器度，有謀略，策略高。
中國人素來崇尚智慧，熱衷謀略。所謂“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鬥智不鬥多”，正是這一文化傳統的形象寫照。因此，曆史上凡在政治上有所建樹的人物，其最大的特色必定是政治智慧超凡人聖，謀略運用爐火純青，風風雨雨等閑而過，把握主動永不言敗。春秋初年的鄭莊公就是這方麵的典型之一。
鄭莊公與共叔段都是薑氏之子，可是由於薑氏生鄭莊公時難產，於是對莊公遂生厭惡，想立她的小兒子共叔段。薑氏想方設法把共叔段安置在要地，後來在鄭武公那裏討了京這塊地方，共叔段便大大方方地做起了“京城太叔”。祭仲對鄭莊公說：“都城過了百雉（雉，古代計算城牆麵積的單位，長三丈高一丈為一雉），是國家的禍害，如今京地超過了它本應有的限度，不合先王之製，你將來要控製不住的。”鄭莊公便說：“薑氏要這樣，哪能避開禍害呢?”祭仲說道：“薑氏有什麽不滿足的呢?不如早給共叔段安排個便於控製的地方。”鄭莊公隻是回答說：“你等著瞧吧!那小子多行不義，必會自取滅亡。”
後來那個“京城太叔”共叔段劃出屬於自己的地域。鄭大夫公子日說：“一個國家容不得兩個國君的，你打算把鄭國送給共敘段，那我就侍奉他；你要不甘心讓位於他，那請我除掉他!”鄭莊公又是極為平淡地說：“用不著了，他會自己趕上災禍的。”
這正是鄭莊公政治智慧高明的第一個表現，就是遇事能忍，器量不凡。蘇軾在《留侯論》裏麵有一番話說：“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誌甚遠也。”鄭莊公就是這樣的人。
當他的母親薑氏與胞弟共叔段串通一氣，給他多方製造麻煩的時候，他能做到隱忍不發。共叔段想占好的地方，他就把共叔段分封到京地；共叔段貪欲不足，大修城邑，圖謀不軌，他也裝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忍下一時之氣。
共叔段自私得很，又把原來劃出的地域正式收為自己所有，到了鄭邑慶延。於封說：“土地廣大了會得民心。”鄭莊公卻說：“共叔段不義，不能籠住民心，土地占多了就要垮台。”
共叔段繼續修葺城牆，並開始製造甲衣武器，準備步車兵車，將要襲擊鄭國。薑氏欲為內應，為共叔段開城門。鄭莊公聽到共叔段襲鄭的日期，說：“太好了!”便派於封率大隊人馬伐京，京人背叛共叔段，共叔段最後倉皇而逃。
孔子說“過猶不及”。真正高明的戰略家對戰略目標的設定都是非常理智的，絕不會在勝利麵前頭腦發熱，忘乎所以，而是能注意掌握分寸適可而止，不做賭徒。
從隱忍不發到及時出擊，正是鄭莊公政治智慧高明的第二個表現，就是有謀略，出手狠辣。鄭莊公在胞弟逼宮問題上的隱忍，說到底不是單純的隱忍或退讓，而屬於韜光養晦，後發製人。
他不曾馬上實施反製，是他不願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過早地和對手攤牌。所以，鄭莊公在隱忍的同時，私底下一直在作充分的準備，以求一招製敵。
可笑的是，他的對手卻對此茫然無知，把鄭莊公的克製隱忍、妥協退讓誤認為是軟弱可欺，於是乎步步進逼：共叔段動員軍隊企圖偷襲鄭國國都，誰知他忘乎所以的舉動，恰好為鄭莊公痛下決心全麵反擊提供了機會。在有充分準備的前提下，他予對手以迎頭痛擊：“克段於鄢。”一舉端掉國內動亂的禍根。
可見，不出手則罷，一旦出手，就又準又狠，雷霆萬鈞，摧枯拉朽，給對手以毀滅性的打擊。這也是鄭莊公戰略意識高度成熟的顯著標誌。
共叔段與薑氏二人可謂確實自私透頂。薑氏因生鄭莊公時難產便不想讓他繼承王位；共叔段不僅自私，而且愛耍小聰明，時而劃分疆域，時而擴充地盤，時而修兵買馬。
莊公不動聲色，任其弟為所欲為，隻是說：“等著瞧吧!等著瞧吧!到時候他會自己碰到災禍的。”等共叔段準備暗襲鄭國時，莊公才出動軍馬大加討伐。
共叔段為了爭王位隻能偷偷摸摸，滅鄭也隻能用“暗襲”的方式，而鄭莊公爭王位卻是堂而皇之，滅掉共叔段也完全可以采用“大加討伐”的姿態。
共叔段目光短淺、胸無點墨；而鄭莊公則胸懷大誌，讓共叔段自己露出尾巴，然後以正義之師出師討伐，故而一舉獲勝。
鄭莊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現之三為善後能穩。孔子說“過猶不及”，真正高明的戰略家對戰略目標的設定都是非常理智的，決不會在勝利麵前頭腦發熱，忘乎所以，而是能注意掌握分寸適可而止，見好便收，用現代的話講，就是能做到“有理，有利，有節”。
鄭莊公在這方麵的作為，同樣可圈可點。當挫敗共叔段的叛亂陰謀，迫使他逃竄共地後，鄭莊公便不再追擊，因為他知道，共叔段此時已惶惶似喪家之犬，實在不值得繼續花工夫去對付，自己的精力應該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果然，經過一番努力，他成了春秋時期最早的一位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