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之所以為歐洲，中國之所以為中國

本來自《讀書》雜誌，作者朱尚同

08年我國歐洲學大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陳樂民先生去世，我將資中筠先生發來的訃告轉發給黨史學者韓鋼先生，第二天就收到韓鋼發來的e－mail。他說：“我與陳樂民和資中筠先生都不熟悉，卻對他們非常敬重。無論學問還是人格，他們都堪稱真正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合著《冷眼向洋》一直是我給學生布置的必讀書之一（恐怕已成為他們夫婦合作的絕唱？）。今陳先生忽然西去，對他來說也許是超然了，卻給生者留下哀痛和永久的懷念。天國裏多了一顆純潔的靈魂，人世間少了一位正直的學者。我不知道是該祝賀天國，還是該哀歎人間。”

這些話，看似極普通卻使我憬然有悟。我由此想起了中筠先生去年所寫的《一代風骨今何在》這篇評介徐百柯《民國那些人》一書的章。古有“建安風骨”，講的是，中筠先生所指的“一代風骨”著重講的是人，是一種學者之“魂”，底子上都有一個“士”字守著的，是一種浩然正氣。我想中筠先生那篇章，所指的那種風骨，不也是五十一年憂樂與共的她對樂民先生最恰當的推許和紀念麽！

這幾十年來的中國，據我這樣一個曾在高等學校工作多年的生物化學學者的體會，思想和學問融匯中西，人格獨立，不隨俗，不媚俗，不因權勢、利害、寵遇、逆境而折腰，不與潛規則同流，堅持守著“士”字的士，確乎是難矣哉，少矣哉了。韓鋼說陳先生“堪稱真正的知識分子”是就這一高度而言的，是一個晚輩黨史學者對一位歐洲學大家心儀的追思。

樂民先生對人對事對學問既平正通達，又以誠為性命，凜然有節概，一以貫之的是民\主和科學的五四精神。他和中筠先生在二○○五年歲末印送的致友人書中說：“從陋室（“芳古園陋室”，樂民先生家）向外望去，這個社會，這個世界，卻令人憂思不斷，這些憂思常流諸筆端。”又說：“平時看書和所思所想仍然不離中西曆史化方麵的比較研究，以便在比較中加深西方‘啟蒙’運動對一個民族振興的悟解，蓋橫踞心中者，常覺吾國吾民尚需啟蒙。”在另一中更急切地說：“吾國吾民何等不應該須臾忘卻德先生和賽先生留下的任務，那是我們全民族的使命和天職。”他寫這些話的二○○五年，是他患尿毒症，每周三次，每次四小時血液透析已進入第八年的時候，而念茲在茲還是這民族振興之道。套用白居易與元九書即可見他“行守高潔，誌在兼濟，奉五四精神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韓鋼說他“忽然西去，對他也許是超然了”，是由及於人而懂得樂民先生的。樂民先生自稱和胡繩先生一樣，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年。等到

“\革”中後期，一旦悟而求解，就自然背負起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對這個“令人憂思不斷”社會的責任重擔了。

他何嚐不想求超然和閑適呢，但他對我們這個民族又刻骨銘心地真放不下。一九九八年五月他第四次住進協和醫院，因長期透析右腕已做血瘺，隻能勉力寫小楷，錄東坡先生“定風波”詞，詞後題記有雲：“東坡遇大雨，莫聽穿林打葉，吟嘯徐行，沉浮均無掛礙，山頭斜照，心境坦然，平生便當如此。”就在臨近七十寫此題記的後十年間，竟然又出\版了十多本著作，或放眼於博大精深的歐洲化，或深思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卓然成家。在他走了，“也許是超然了”之後，中筠先生和女兒陳豐檢點他留下的囊帙中，稿和筆記，尚可出\版好幾本著作；春蠶到死絲未盡，樂民先生告別人世之際，是言猶未盡的。

是的，由於曆史的荒唐，他誌於學雖不比孔夫子晚，卻無聲地虛擲了人生最好的三十來年。正如他自己說的，他仰慕前輩對中西化的係統、廣博的學識和根底，自己望塵莫及。僅僅就他研究的許多方麵而言，百餘年來中國思想學術界都有先行者，例如早有郭嵩燾、嚴複，稍後有梁啟超，再後有胡適、陳序經、張東蓀、雷海宗，以及更近的思想家顧準等等，群星閃耀。樂民先生屬於傳承兼過渡的一代。他研究的是歐洲，長於歐洲思想和歐洲明史，心之所係是我們傳統化與現代化以及對中西兩種異質化的看法，而歸結點則是我們苦難而坎坷的民族，何等需要持續而有效的啟蒙。顯而易見，這些都是百年來早已提出，有一些還是先賢已經初步理清了的問題，加以深化，本非難事。但在現當代中國，這些問題都帶有特殊的**性，又因為定於一尊，從理論到實踐被胡攪蠻纏了幾十年。

“\革”結束了，中國最富潛力的老一輩也已凋零將盡，在少數幸存者奮展餘輝的同時，樂民先生立即緊追西南聯大、燕南園（老）清華園……的脈，寫了一大批書和章，對這些老問題提出了許多新見解。這當然首先由於這些先賢給了他充沛的營養，但更由於時代畢竟不同了。陳序經、張東蓀等等先生們，在當年確是站在世界潮流高度的學者，但他們大多沒有完整經曆過共和國這幾十年的滄桑反複。顧準這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也沒有經曆過國家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最大的一次新的“崛起”，更無從知道在這樣“崛起”中出現的問題和隱憂。就世界範圍而言，這半個多世紀也出現了一係列非人始料所能及的變化，資本主義非複當年我們所理解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完全不是當年所理解和實踐的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了。

時代不同了，問題自然也不同。固然前一代飽學之士有更深厚的中國化底蘊，經過係統的歐風美雨的熏陶，深知中國當年問題所在。樂民先生這些過渡的一代人，也自有其優勢。他們在幾十年風浪中曾經滄海，特別是親眼見到了國人寄予希望的新民\主主義，可以僅僅因為個人的乾綱獨斷，居然無端倒退到空想的、反曆史的假“社會主義”和“**”，搞了一場具災難性的十年“\革”；此後還經曆過改革開放和“崛起”中的喜與憂，因而更懂得欲求真正實現民\主和科學，在中國是何等舉步維艱；知道中國化傳統中的皇權專\製主義是何等的頑強，每當改革前進一步，既得利益者又是如何與時俱進地以新瓶裝舊酒，維持和加強其專\製內核的。樂民先生目睹了這一切，他可以在這樣的“大曆史

史”中，比前人更懂得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而歐洲之所以為歐洲。當然，這兩代人“士”脈相承，脈相承，都善於將中與西、傳統與現代相結合，從自己的學術和實踐中突破已沿襲了一個世紀的“體”“用”分開的老規範，探索出將西方明的精華用於改造中國，同時也將中國明的精華融入世界明的途徑。

樂民先生的章最能吸引我的，是其中的曆史厚度，即穿透曆史的眼光，再加上全球化的視角和無處不在的中華情結。在他的筆下，曆史也可以從思想、化和社會發展的角度來最終加以說明。例如他說，英國由君主製向民\主製（包括虛君的民\主）的轉變，大體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才最後完成，是一步一步的，漸進的。“不管是物質明、精神明，現在再加上政治明，都必然是一個進程，不是一下子可以怎麽樣的。”“英國的工業革命，與其說是爆發了工業革命，不如說是幾個世紀技術發展的一個總結。”他進一步說中國：“我們有時動不動就建立一個‘製度’，一個‘製度’的建立是一步一步的，是漸進的。”這句話多麽有曆史滄桑感啊！

他說，黑格爾曆史哲學的大功勞之一，是揭開了曆史經驗的表層，讓“精神的曆史”浮出了水麵，這的確是哲學家睿智和深邃之處。這個精神世界，他以為：“就是從兩希明發端，經過羅馬基督教明，至盎格魯－撒克遜的實證、經驗哲學，而後衍生為‘英美傳統’的自由和民\主精神。在歐洲大陸，是古典的

‘明傳統’加上英國的經驗，經過啟蒙**，匯成了自由、平等、博愛、共和等現代民\主思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自由的思想和民\主的製度在十九世紀已覆蓋了歐羅巴和北美，形成了一種我稱之為‘大西洋的化（或明，或思想）體係’。”並以為，概括的可以叫“自由主義”。它不是先有理論，不是先有一些“精英分子”先驗地從頭腦中想出來的，它純然就是從經驗中產生的。換句話說，是先有“自由”，再發展成“主義”。

從十九世紀開始，民\主變革的精神，已跨越民族界限向全世界擴散開了。試看今日之世界，無論何種社會製度，無論社會處於何種階段，國家關係何等對立，宗教教派衝突何等毫無理性、激烈而又狂熱，自由和民\主作為人類神聖的、理性的精神，有誰能公開加以拒絕呢？當然，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今日世界還是必然會有的。

總之，他的結論是：“歐洲精神”或西方明，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理性道路，在實質上點出了“世界曆史的走向”。五四時期提出的德、賽二先生，說到極處，是對“歐洲精神”的高度提煉，“歐風美雨”所及，濃縮而又濃縮，就是“民\主與科學”。這是自十五世紀以來，人類通過理性的科學思維和實踐所走過的道路，這條道路在“精神的曆史”裏，可謂曆曆在目。

談二十世紀的歐洲，離不開歐洲的“一體化”。樂民先生認為這是歐洲人的一個大創舉，是二十世紀歐洲從理想主義過渡到經驗主義的一個重大創造，千萬不要小看了。這個理想可以從幾個世紀前的羅馬帝國那裏找到淵源，現在“歐盟”每次要通過一個重要件，都還要回溯一下過去。將這麽多有獨立主權甚至有世仇的國家組成一個聯盟，非洲辦不到，亞洲也辦不到，但歐洲各國人民共有著久遠形成的科學、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憲政、法\治的理念和實踐，都自認是歐洲人，有一種感情的凝聚作用，其聯合不僅是政府行為，在化上也其來有自。

歐洲人這種以自由和人道主義為核心的價值觀確是深入人心的，還可以從另一例子來看。東歐為什麽在一九**年先於蘇聯解體而發生劇變？一方麵是蘇聯自顧不暇，失去控製能力，東歐專\製政府不得人心；另一方麵則是盡管在很長的時間裏處於蘇聯無所不用其極的控製下，並用意識形態灌輸了那麽多年，對不起，東歐人的腦子，仍然是歐洲明的腦子（隻不過越往東越淡），人們潮水一般衝垮了柏林牆，可見歐洲精神影響之深。所以歐洲不僅是政治的、經濟的歐洲，首先是特定曆史化的歐洲。有人甚至認為“歐洲聯盟”的經驗，是遙遠未來“世界政府”的一個“雛形”。說明歐盟的確給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間。

樂民先生因為在家庭和小學、中學接受過比較係統的傳統化教育，國學修養也是他這一代中的佼佼者，古極有根底，還能書善畫。畫我不懂，隻覺得頗有書卷氣；他的字，秀於外而鋒力蓄於中，是真懂和真會寫的。我手頭有幾封他的來信，全是毛筆小行楷，一筆不苟。一九九八年他因尿毒症，在透析中瞬間暈眩不省人事，恢複後在一本畫冊的一頁上畫滿了草地和花叢，獨秀的是**（芳草滿園），另題了一首小詩：

詠老自勉

甑墮元已破，況今老衰殘。

伏幾惟述作，弄墨有餘閑。

方寸容天地，須臾即神仙。

桑榆何雲晚，芳草正滿園。

畫**，而用桑榆何晚，意在畫外，全非“采菊東籬下”的悠然。此詩此畫很能表達他病中的心境和其國學根底。

樂民先生說，他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曾發現自己在感情（對中國傳統化）和理性（對人類社會發展問題）間產生了無法化解的矛盾。他問自己：

“我是不是‘民族虛無主義者’呢？答曰‘否’。我對我們傳統是非常有感情的，特別是在傳統和現代明發生衝突時，我的感情常常在傳統一邊。但是理智上，我不能不如實承認中國的傳統化，或者說中國的‘化傳統’沒有開出科學和民\主；它沒有導向現代化，這是曆史的事實。”

他以為，今天品評化，很容易落入“有用”或“無用”的實用觀點，由於現代化是舉國大事，很容易也比較自然地就以能否通往“現代化”為唯一尺度，於是或者硬說中國傳統可以通往“現代化”，以證其“有用”；或者從“民族自尊”出發，硬說現代化的觀念本為中土所固有，甚而說中

國傳統化裏早就有

“市場經濟”和“民\主法\治”的基因，以與現代化源於西土的觀點相對，以為這樣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自圓其說了。

樂民先生以為“中國傳統化的精華，並不在於它是否能與現代化掛鉤，而在於它內涵的精神力量和價值”。“中國傳統化廣大而精微，刻著悠久曆史的滄桑痕跡；它深邃而悠遠的哲理，獨特的美學價值及某些可以抽象繼承的道德情操，都是可貴的精神財富。”對於知識分子而言它還代表著某些優秀化素養，一個讀書人有沒有這份素養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在涉及現代化以及人類前途的問題時，我們的化傳統卻是無能為力的。

樂民先生同意龐樸教授和李慎之先生的觀點，即“傳統化”和“化傳統”是兩個相關但有區別的概念，並做了進一步的分析，他以為“傳統化”

比較具體，比如我們古代的物、學、繪畫、曆史等等都是“傳統化”。“化傳統”則是在這些化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政治或者道德性的“道統”，主要是“政治化”。這種“化傳統”有什麽特點呢？簡而言之，就是從上而下的“專\製主義”和自下而上的“臣民\主義”。問題就出在這種由幾千年封建專\製思想沉澱而成的政治化上，政治化往往是可以決定一種社會形態的。

中國曆史與西方不同，中國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從來沒有發生過突破性變化，更沒有改掉與封建宗法專\製社會相適應的化傳統，這種傳統的“返祖現象”，在“\革”中以全麵專政的名義表現得淋漓盡致！西方一個世紀一個世紀在變，中國是一個朝代一個朝代的自我循環，置身於世界變化之外，處於一種停滯狀態。一句話，中華帝國不可能從自己的土壤裏產生自己的近代史和現代史。在十八世紀中葉與西方相遇之前，中國社會（包括人的思想狀況），一直停留在古代。馮友蘭先生說的最精彩了：“在中國的近代史中，所謂東西之分，實際上是古今之異。以中學為主，對西學進行格義，實際是以古釋今；以西學為主，對中學進行格義實際上是以今釋古。”在中西相遇那一刻，中國代表的是古，而西方代表的是今。中國是在與西方相遇、相衝突，而又吸收西方明的過程中，才過渡到近代史和現代史的。這個道理康有為倒是懂得的，他在《上皇帝書》中說：“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來，雖後此千年率由不變可也。”樂民先生進而說：

“從世界大勢看，‘太平洋’屬於受‘大西洋’影響的一方；這樣的論斷並不是隨便說說的，從人類明發展史看，打開地圖一看便可了然。”皮名舉先生在西南聯大講課說，必須認真學習中國曆史，否則就不知道中國何以偉大，必須認真學習世界曆史，否則就不知道中國何以落後，這個充滿辯證法的話真是極盡化史的要義。這都是由曆史化事實所決定的，並不存在“褒貶親疏”一類的情感因素。學術之事，理論之事，必得心平氣靜，立足於曆史和現實的事實。樂民先生轉引於光遠先生的話說：“政治上是可以妥協的，理論上是不能妥協的。”這是他畢生所遵循的。

這些道理說明白了，中國知識分子共有的驅之不去的情結，中國為什麽總是落在人家的後麵的原因也就明白了，那就是需要啟蒙，需要民\主和科學，需要改造自己不能適應“現代化”和全球化的化和製度。從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將體用二者分開以來，有一個多世紀了，仔細推敲一下，中國從來都是老老實實按照張製軍的“八字箴言”辦事的，很少出軌過。百年前的嚴複早就說，中學有中學之體，中學之用；西學有西學之體，西學之用，“體”和“用”是分不開的。民\主和科學對中國來說都是舶來品，隻能“移植”和“嫁接”過來，既是“移植”和“嫁接”，就必定會在相當的曆史時期內有各種各樣的不適應，不自然，也就是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和困難。

樂民先生說，這些都是普通的大道理，但需要把它斬釘截鐵地講出來，寫下來，需要用理性來克服前述的感情和理性的矛盾，還要克服極端民族主義的情緒。樂民先生明確說：“我曾經認同過‘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是‘東方化’或‘中國化’的世紀，以及有一天西方化的危機要靠‘東方化’來‘挽救’等等。然而這些看法在我的腦子裏沒能停留太久，很快就被我自己否定了。”

樂民先生認為要了解歐洲和世界，馬克思學說是絕對不能繞過的，馬克思學說集前此西方化財富之大成。由於馬克思的政治學和經濟學從根本上與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相對立，馬克思主義通常被視為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的學說。然而，有一點經常為人所忽視，即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學理念上最大限度集納、包容了歐洲傳統明的核心，即人道主義和自由。因此他們把**的人前景看做“自由人的聯合體”。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與“自由人聯合體”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在馬克思的理念中卻是統一的，前者是通向後者的手段。馬克思追求的是沒有階級的自由的幸福世界，所以**是最廣大的人道主義。所不同的是馬克思主義主張通過無產階級革命來實現這一目標。

進入二十世紀以來，世界發生了與十九世紀大不相同的變化，馬克思根據當時情況和思路得出的一些激進論點，不可能適應新的形勢。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在從工業革命進入信息革命的時代裏，明顯下降了。當前歐洲或西方的現實，說穿了就是資本主義世界比起上世紀初伯恩斯坦修正馬克思主義的時候，更加沒有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勢。西方雖然不斷出現危機，但危機無論如何的嚴重和尖銳，哪怕是能引起大風浪的“漩渦”，也已引發不出“無產階級革命”了。

樂民先生說，馬克思在《大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中說，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任務。第一個任務是摧毀性的，把原來古老的陳舊的過時的製度毀壞。第二個是在摧毀舊製度的基礎上建立起以西方物質明為基礎的新製度。這篇章是一八五三年寫的，寫於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失敗之後。馬克思老老實實是個“西方主義”者，他見到的眼

眼前現實就是這樣，就是西方資產階級正在創造一個新世界，這一點在下麵所引用的三段《**宣言》中說得明明白白。

**宣言的起首一句：“一個幽靈，**的幽靈，在歐洲徘徊”，這是傳誦了一百多年、充滿革命詩意的名言。然而樂民先生最看重的卻是下麵這幾段話：

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相互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形成了一種世界的學。

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明中來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明製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麵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資產階級使鄉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造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鄉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鄉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的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樂民先生認為，反複地、耐心地讀這些話，馬、恩寫的豈止是十九世紀中葉的情況，今天掛在嘴邊的“全球化”難道不就是這樣的嗎？馬克思既看到了經濟因素推動世界發展的不可遏製的威力，另一方麵他又看到這一趨勢必然帶來新的社會不平等。馬克思知道西方主導的這些發展，必將使未開化的走向明，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使東方從屬於西方。馬克思作為十九世紀舉世公認的偉大思想家，是知道自己思想中發展與平等二者的矛盾的，他對巴黎公社的態度，也是這一矛盾的反映。

樂民先生關於馬克思學說有許多十分深刻的觀點，例如他指出：馬克思學說“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的末葉，時時都在發展和創新當中，是充滿活力的。但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的曆程或命運卻因現實政治的幹擾而十分詭譎，它曾被政治家以它的名義推行自己的意圖，於是它曾被利用、曲解、割裂和改造；以致它不得不承擔以它的名義造成種種惡果的責任。馬克思的學說本來應該是開放的、發展的，是能夠包容和吸收一切有價值的東西的。但是在很長時間內把它封鎖住了，連同他大量的包含著深刻思想內容的未刊稿都被封鎖住了。曆史上的思想家們，恐怕沒有誰像馬克思及其學說那樣遭受人為的擺布和嘲弄”。

樂民先生在二○○八年八月十六日給我的一封長信中，曾談到研究馬克思的問題。他說他不是“政治家”，而是“書生”，角度不同。他傾向於把馬克思看做西方思想史中的一員，馬克思是“一家”，而不是唯一。六十年代，他一次參加周總理接見外賓，周總理突然對座中的中國人說，要好好研究阿奎那，但為什麽？周沒有說。直到八十年代，找來讀了，發現阿奎那把“人”的認識從“神”那裏部分剝離出來了。“我由此沿下來，通向了康德以及馬克思的‘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我後來弄懂了對人的認識是西方思想史一條不可須臾離也的認識路線。由此我自覺大開眼界，此已是九十年代，歲月蹉跎，朝聞道夕死可矣。”

逝者已矣，樂民先生帶著他的“不應該須臾忘卻德先生和賽先生”這一未了遺願走了。他去世後，我心情一直很沉重，覺得時至今日，實實在在地博古通今，融匯中西，既全麵係統了解中國，又全麵係統了解西方的學者和師友，真是走一個少一個了。為中國深層次的學術計，不禁憂從中來。

按資中筠先生的說法，像費孝通這樣的學者，已經感到與老師潘光旦有了差距，還不僅是在學問上。比費孝通晚的陳樂民、資中筠先生也都表示與前輩師長陳序經、雷海宗、張東蓀、馮友蘭等人之間，有不可追補的差距，還說自己這一代曾經滄海，雖不能至，尚知向何處望之。這些都是實事求是的真心話。如今走一個少一個，再下來呢，存亡繼絕依靠誰？

對這一點，中筠大姐說，我期盼著一個見識和感情不再受到羈絆的環境早日出現，庶幾當代有才、有識、有誌的青年在鋒芒未磨圓之前，得以俯仰自如、盡情發揮。

樂民兄引定庵詩：“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寄寓著對未來的期望。我衷心希望我們將生活在愈加明朗、燦爛的陽光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