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一個悲傷的故事
原標題：沒有身份的隱形人
他沒有社保，開不了銀行賬戶，簽不了合同，坐不上火車飛機，隻能借別人的名義租房，無法和相愛的女子結婚。張強覺得“黑戶”這個詞惡心，但現實中，他仍擺脫不了這個令他恥辱和自卑的身份。從1996年12月31日，他的身份證過期之日起，“免於恐懼的自由”成了空想，糟糕的生活已經糾纏了他18年。
記者_郭麗萍
深圳報道
攝影_趙炎雄
3月15日傍晚，在深圳大學門口，一輛黑色的越野車從身旁駛過。“喏，人家可以自由考駕照、買車，我就不行。”他的腳步慢下來，聲音也比前一個話題低了一檔。
他年近五十，在過去的十八年裏，他生活的城shi飛速地膨脹、奔跑著，而他的人生半徑卻被牢牢地界定。他沒有社保，開不了銀行賬戶，簽不了合同，坐不上火車飛機，隻能借別人的名義租房，無法和相愛的女子結婚，就連朋友很久以前寄來的包裹，他能做的也隻有把郵政通知單連同其他最重要的件齊整地收進件袋，任包裹繼續躺在哪個倉庫的角落裏……
這與當初父親給他取名“張強”的本意已遠遠背離。“就像一張引而不發的弓箭，一直是繃著的，很累。”他說。
這一切源於那張長85.6mm、寬54mm、厚0.9mm，而他現在已經還不曾擁有的卡片。它不起眼，卻有著官方給予的帶著權威的名字：居民身份證。《南方周末》曾在2011年報道說，第六次人口普查發現，這樣的“黑戶”在全國有1300萬。
張強覺得“黑戶”這個詞惡心，但現實中，他仍擺脫不了這個令他恥辱和自卑的身份。
隱形人
張強現在的住所，是在弟弟回東北老家之前，以弟弟的名義租下的。片區的警察跟他熟了之後，平時也開開玩笑，但遇到證件這個問題，就會不留情麵地對張強說：“這是我的轄區，你不要給我惹麻煩！”
當天是全國“兩會”結束後的第二天，天色漸黑，張強正往表弟打工的餐館裏趕。在深圳，這座因為改革開放而富裕起來的城shi，沒有固定工作的張強每天都在認真考慮一日三餐吃什麽的問題。而去表弟那不僅可以吃到好東西，還不用自己買單。
走到離南山區政府不遠處的時候，藍白相間的移動警務室進入張強的視野，裏麵一名警察低頭忙著什麽。
張強條件反射式地緊張起來。從1996年12月31日，他的身份證過期之日起，“免於恐懼的自由”就成了空想。2003年“孫\誌\剛事件”爆發之時，張強也在廣州，他清楚地知道事件的起因和結果——那個年青人因為沒帶證件，被民警帶走，後來死了。
“這種事也可能落在我頭上。”張強擔憂。18年的時間裏，他沒少經曆被查證件，地鐵站、火車站，甚至是平淡無奇的馬路上，隨時會碰到的警察，避都避不開。
十年前路經東莞shi虎門zhen時，張強搭乘的大巴被攔下，十多名戴頭盔、配著微型衝鋒槍的執勤警察要查驗乘客的證件。
張強第一次看到這種架勢，他被叫下了車。報上身份證號碼，對方查了之後說沒有這個人，配槍的警察警覺起來。盡管不清楚將會麵臨什麽，張強還是反過來安慰對方：“你們不用緊張，我戴眼鏡的，對你構不成多大的威脅，如果識別不了我的身份，沒關係，我把我的基本情況告訴你。”
被叫來的領導看了看，放他回車上。外人很容易嗅到張強的“無害”氣息：身材敦實，剪著板寸頭，方臉上駕著一副黑框眼鏡，喜歡穿休閑服裝和運動鞋，質彬彬——屬於“讀過書，有化”的人群。
但張強碰到過的警察，態度就有好有壞。好的，會為同事的傲慢向張強道歉；差的，招手喊一句“喂，你過來！”他說，就像“叫一條狗一樣”。
“我尊重他們，不會抱怨或不配合。”張強已經有一套相對明智的應對法則，且知道如何說服自己讓內心保持平衡，“即使態度差，我也知道不是針對我，雖然心裏不舒服，但也承受得了。”
第一次進派出所的情形，張強記憶猶新。那是2012年的11月，夜裏十點多鍾，他被兩名便衣從住所帶上了車。這輛掛著普通牌照的小車穿過深圳科技園一條偏僻、沒有路燈的道路，路邊的工廠早已下班，不見人跡，便衣一左一右地將張強夾在中間，沒人說話。張強想著隻能聽天由命了。
一進派出所，治安隊長就迎上來：“你怎麽可以發這個東西呢，那是你說的話嗎？”張強在微\博上看到一些“領導的兄弟姐妹都出國，國外的身份都有了，我連個合法身份都沒有。”順手把它轉到了一個qq群裏。
問題出現在做筆錄核實身份的時候。
“叫啥名兒啊？”
“張強。”
“身份證呢？”
“沒有。”
“身份證號碼？”
張強把僅有的已經過期的第一代身份證號碼報給他。“人家都18位數你怎麽就15位數呢？”這位姓沈的治安隊長記下姓名、號碼，轉身到另一個有電腦的小房間。在東北出生、長大的張強聽得出他的東北口音，原先懸著的心已稍稍平複了些。
回來的時候，治安隊長有點不高興，態度嚴厲：“你老實告訴我，你到底叫什麽名，你這事可大可小，你實話實說你叫什麽名？你到底什麽身份？”
“我真的叫張強。”
“那你拿不出證件。”
“我拿不
出證件也叫張強。”
做筆錄的治安隊長在電腦上查找一番再次無功而返就火了：“你老實交代你到底叫什麽。”聲音尖銳。派出所裏其他五六個人也都盯著張強開導：“看你也不像個壞人，做完筆錄就可以走了，你快點說你到底叫什麽，你到底怎麽回事。”
張強解釋：“我沒必要騙你們，我對法律至少是懂一點的，在身份這事上麵我撒不了謊。如果實在不信，我給你們個建議，打電話去廣州公安局天河分局核實，還有我以前讀書的學校華南理工大學。再不行的話，天亮了我跟你們一起去學校。”他還把一些校領導的名字如數家珍地報了一遍。
一直折騰到天快亮了，原本不能喝水、不能坐著的張強才得以由一名保安領著去上了趟廁所。張強聽到一個警員在電話裏跟另一端討論，15位的年份不完整，加上“1”、“9”兩位數，最後位用“x”代表。張強這才有了18位數的身份證號碼，而中國公民身份證號碼由15位升18位的規定，早已出台13年之久。
走的時候，張強問警員，如果在外邊再遇到警察查證件，報這18位數號碼有沒有效。他得到了肯定的答複。張強不想過多糾結於這個問題，隻想著快點離開。當時的他還未曾料到，第二年3月因為轉發了一幅漫畫而再次被帶到派出所的時候，公安部係統還是找不到他的資料，他依然是個“隱形人”。
他的律師李誌勇後來分析，可能是公安部門有人失職沒有將張強的信息報到公安部，導致公安部人口信息庫裏沒有他的資料。
張強現在的住所，是在弟弟回東北老家之前，以弟弟的名義租下的。片區的警察跟他熟了之後，平時也開開玩笑，但遇到證件這個問題，就會不留情麵地對張強說：“這是我的轄區，你不要給我惹麻煩！”
丟**份
這些年，張強麵對警察時重複得最多的話，恐怕就是他在大學裏因為一門成績不及格怎麽被誤處理為退學，進而蝴蝶效應般地影響到畢業、戶口、身份證，和現在的一切。
十年間，深圳這個“改革開放之窗”要查的證件，已經從以前的邊防證、暫住證演變到居住證、身份證，但終歸離不開一個“證”字。張強因為沒有證件引起的折騰經曆，仍在各個角落重複上演。去年，在深圳南頭，張強被守在路口的三五個警察招過去。像以往遇到的每次查證件一樣，張強努力克製著心裏的抵觸、不安，花上十幾分鍾把沒有證件的原因再次“背了一遍”。
張強把各種重要的件、資料按類別整齊地歸在不同的件夾裏，然後放進一個紅色塑膠件袋，上邊有蜘蛛俠的卡通圖案。其中有一份是他所在的化工機械係黨支部書記楊愛雲1990年寫給學生科的手跡，提到張強的“退學處理經複查有誤”。這張泛黃的薄紙差點被張強丟棄，揉皺的痕跡依然清晰。他琢磨著要不要把這些重要的原件寄存在律師那，他擔憂哪天在街上被搶了——這些都是可以解決他身份證問題的“有效證據鏈”。
考入華南理工大學之後，張強在1986年辦了第一張身份證，那是中國第一代居民身份證開始試行的第三年，上麵注有“有效期限10年”的字眼。照片裏的張強，留著當時流行的三七分頭，20歲的他還沒有意識到這張不起眼的卡片正在積蓄著足以改變他後來人生的力量。
張強的大三，適逢上世紀80年代末理想主義澎湃的年代。開學複課後，一紙退學通知緊隨而至，理由是他有一門必修課考試和補考都未及格。
經學校教務處複查後，承認處理有誤，改為1990年暑假結業。“結業”二字對於要強的張強來說，無疑是個恥辱。他找出了華南理工大學1990年的學籍管理規定，認為他有權利再補考一次。當時的係主任在張強的補考申請書上批注：請教務處領導盡量予以融通解決。張強不滿，於是係主任又附了一句：以我個人的名義，同意張強同學的申請。然後就沒了下。
1990年的畢業季，張強一項項地辦理了離校手續，拿到了6個鮮紅的戳印，唯獨膳食科“辦理戶口、糧食遷移手續”的格子裏留了空白。張強自此成了一個人已離校、但戶口仍留校的“空掛戶”。
學業結束後，張強沒去成他第一、第二分配誌願的城shi深圳、珠海。雖然這兩個經濟特區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但關卡森嚴，入關得有邊防證，且隻有三個月有效期。張強留在廣州進了一家美國人經營的貿易公司，但不解決戶口問題。他被委以重任，雖然沒有畢業證，但看起來和那個年代稀少的大學生一樣，前景無限。
1996年之後，張強的身份證過期了。他寄希望通過學校跟公安機關交涉，解決戶口和身份證問題。他找過學校的黨委、保衛處、教務處，以及幾位校領導，得到的回應一致是他的學業已完成，須把戶口遷出去。但張強堅持，在遷出戶口之前，申請補考以及與之相關的“結業”還是“畢業”的判定，要先得到公正的回應。張強還找過係裏負責畢業的書記楊愛雲，但不耐煩的她叫來了校警隊。
近年，尤其是當初知情的係、校領導去世的去世、退休的退休，遺留的問題更被擱置。去年8月，張強給校長辦公室發了份快件，要求解決戶口、身份證以及“傷害賠償”問題，但他沒收到回音。
2010年張強參加了同學聚會，20多年前的老師如今還在世的，也都已白發蒼蒼。早幾年，對那些處理其退學問題的老師，張強一直心存芥蒂。但十多年過去後，張強一一和他們合了影，麵露微笑，就像其他平常的師生，其中就有楊愛雲。那天，這位前係支部書記向張強道了歉，說對不起他。
黑色生活
因為張強上不了火車，從深圳到遼寧營口，一家人隻能選擇坐大巴。深圳——廈門——溫州——上海——江蘇——山東——河北——遼寧，這條長達3300公裏的線路像一根藤蔓，順著彎彎曲曲的公路徐徐北上，逐省停留、換
換轉。
這個道歉沒能扭轉張強下滑的生活走勢。2011年，他相愛十來年的女人選擇了離開，也帶走了他們的兒子。
“女朋友”、“兒子”是張強最不願觸及的話題，狀態不好的時候，提及這五個字眼就會令這個中年男人眼眶發紅。他摘下眼鏡，用一個指尖拭去眼淚，然後雙手扣在後腦勺，把頭深深地埋進雙臂間。
隻有在春日一個周六的下午，借著點微微的醉意，他才收起往日的疲態，願意談及這兩個他生命中最重要、卻最對不起的人。
“她一米七二，長得很美，性格潑辣。”在描述女朋友時，張強的聲音會變輕，臉上綻開略帶羞澀的笑意。但因為沒有身份證，張強沒法和她登記結婚，即使這個姑娘在2006年成為了他兒子的媽媽，名分上也都隻是“女朋友”。
2010年左右，他帶著母子倆回了趟老家。因為張強上不了火車，從深圳到遼寧營口，一家人隻能選擇坐大巴。深圳——廈門——溫州——上海——江蘇——山東——河北——遼寧，這條長達3300公裏的線路像一根藤蔓，順著彎彎曲曲的公路徐徐北上，逐省停留、換轉，盡管比較麻煩，但至少可以休息，不會那麽辛苦。回一趟老家單程要耗去整整一個星期，而如果能坐火車，32個小時就能到達。
兒子小，適應性比成年人好，累了就睡，餓了就吃，渴了就喝，一路上覺得很好玩。令張強佩服的是，女朋友也挺能吃苦。她曾經跟張強說過還想要第二胎，生個女兒，她不怕辛苦。
但是不留情麵的現實，趕在這個憧憬中的女兒之前一次次地撼動著這個家，直至它開裂、破碎。有了孩子仍沒法登記結婚，這令張強的女朋友在娘家裏、朋友麵前抬不起頭來；準生證是她挺著大肚子花錢設法辦的假證；張強沒有身份證，所以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孩子的生活費學費也隻得她來籌；由於“非婚生”，兒子上不了戶口，她不願兒子步他父親的後塵，在一次次地跟張強抱怨、發脾氣之後，徹底引爆了這個家庭結合之初就埋下的危機。
張強沒有去爭撫養權，“我沒有話語權，如果他跟我在一起，戶口問題我解決不了，學校問題我解決不了，好像談判一樣，我沒有談判資格，上不了桌。”
他的心裏都是愧疚：“我對不起他們娘倆兒……”即使在兩人吵得最凶的時候，張強也隻能不斷地賠罪，說你打我幾下，然後把肌肉繃緊去迎接落下的一連串拳頭。
兒子隨媽媽去了惠州，離深圳僅一個多小時的車程，但張強見他的機會並不多。如兒子所說“我現在有兩個爸爸”，母子倆已經有了新的家庭。去年交齊了29768元的社會撫養費，兒子才上了戶口。
“這輩子都毀了”
對於媒體來采訪，張強感到既高興又害怕。他不止一次地問記者和律師：“我沒有身份證沒有證件，曝光了，警察把我當‘三無人員’抓起來，有冤沒處申怎麽辦？”
在他的家庭分崩之後，表弟張武（化名）就再也沒從張強那聽過這種爽朗的笑聲了。
張武是個圓臉、壯實、耿直的人，每天有14個小時在深圳南山\區一家北方風味的餐館裏，替老板打理一切，十年如一日。張武的老婆、孩子都在東北老家，但他已經有兩年沒回去。365天都是餐館、員工集體宿舍兩點一線。
即使到餐館裏找工作，也得拿身份證。張武很明白，沒有身份證意味著什麽。雖然僅初中化水平，張武與張強沒有太深入的溝通，但對於表哥的遭遇，他都看在眼裏，心裏也不好受。
張武提供的幫助樸素而直接。他對張強說：“沒睡的地方就到我這睡，沒吃的就到我這吃個飯，我的衣服有什麽你喜歡的就拿著穿。”今年的年夜，他發信息告訴張強，如果他沒地方呆，可以上餐館裏跟他一起過年。
張強本是老家裏難得的大學生，算得上“秀才”。“按正常說，他要是有身份證的話，也許都是企業高管，甚至都出國了，或許是我借他的光、他幫助我呢。”
在張武談論他的時候，張強會低下頭去，不說話，或者避到隔壁的房間去。
近年，張強努力收起偏激的姿態，有意識地保持著理性、平靜。除了家人、律師，很少有其他人知道張強的經曆。他怕如果其他人知道了他是“黑戶”，他們本來平等的關係會失衡。他也自知，他倒出來的都是苦水，別人會聽得不耐煩。
他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鑽研律法上，“天賦人權”、“自由”幾乎成為他的口頭禪。《戶口登記條例》《居民身份證法》等國內涉及戶口、身份證的法律規定他都已門兒清。
在自學法律的過程中，他還發現：1954製定的《憲法》裏規定“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但1975年、1978年、1982年修訂後的憲法都不明確這個問題了。
去年看到《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其實這個條例從2008年5月就開始執行了——之後，張強重新燃起希望，分別給廣州shi公安局、天河公安分局、五山派出所以及華南理工大學寄去了特快專遞。隻有廣州shi公安局天河分局給了答複：遷回原籍後再辦理其他相關證件。
而李誌勇律師的看法是：在張強把戶口遷出廣州之前，公安機關還是有這個義務和責任，先把身份證給他辦下來，遷不遷戶口是第二步。張強希望通過律師，分步找學校、公安機關把這個縱跨30多年的問題解決了。
對於媒體來采訪，張強感到既高興又害怕。就像跟他接觸過的人，很容易看到他性格裏一些矛盾的地方，較真認死理，又夾帶著長期處於弱勢地位者的**和怯懦。他不止一次地問記者和律師：“我沒有身份證沒有證件，曝光了，警察把我當‘三無人員’（無身份證、無暫居證、無用工證明）抓起來，有冤沒處伸怎
麽辦？”
對公安部門多年的憂懼仍未消褪，張強不願意跟他們接觸。李誌勇律師建議他：“積極點好，保持溝通，有什麽需要、想法說出來，盡量讓這個事情得到好的解決。”
有時候，張強的目光會穿透過玻璃窗定焦在遠處，一個個地名從他的嘴裏流淌出來：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瑪明，“五月花”號在美國停靠的港口……好像他的胸中已經烙有一幅清晰的地圖，隻差出發。
他曾經設想著在深圳這個改革開放的窗口幹出一番事業，再進一步去美國、歐洲好的大學讀研究生。但如今已經年近半百，那些同學的孩子都出國留學了，他最初的設想仍然隻能在大腦中漫遊。
在向公安部和廣東\省公安廳發出信息公開申請函一周之後，3月14日，李誌勇接到了廣東\省公安廳的電話。不過，即使新的身份證能馬上很順利地辦下來，張強作為一個男人為事業打拚、為家庭守望、靠奮鬥證明價值的黃金二十年已然錯過，而且無法重啟。
就像張武說的，“他這輩子都毀了，事業、家庭都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