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論資本積累或者生產性以及非生產性勞動

有種勞動加在一個物體上就能夠增加其價值，另外一種勞動卻並沒有這種作用。前者因為它能夠增加價值，能夠稱作生產性勞動，後者因為並沒有這種作用，可以稱為非生產性勞動。所以一個製造業工人的勞動常常把其維持生活的必需品的價值還有其雇主的利潤的價值都加在他所加工的原料中。相反，一個仆人的勞動卻不增加任何的價值。即使製造業工人的工資是由雇主預先支付，但是實際上他並沒有花雇主的錢，其工資的價值通常和利潤加入了勞動後增加了價值的物件中一並獲得了回報。而一個仆人的生活費用則是永遠無法回收的。一個人通過雇傭大量的製造業工人能夠致富，而因為大量雇傭家丁能夠變窮。

事實上，仆人的勞動也有他的價值，就像前一種勞動一樣應該有其回報。不過製造業工人把他的勞動固定體現在某一個特定的物品或者可銷售的商品上。在那個勞動消失之後，這個商品最起碼還可繼續存在一段時間。宛如它是把一定量的勞動儲存起來貯藏起來，以備不時之需。那個物品，或者說也是同一回事，也就是那個物件的價格，假如需要的話，能夠把原先生產它所投入的同等勞動日後再投入運轉。反之，一個仆人的勞動就不會把自身固定或者體現在某一特定物品或者可銷售的商品上。他的服務性勞動在他做事的那一瞬間常常也就消失了。身後很少有什麽痕跡或者價值留下，並且可以用它來換取日後同等的服務性勞動。

生產性勞動者以及非生產性勞動者還有那一些全然不勞動的人，他們都一樣是依賴這個國家的土堆，這一國家的勞動的年產物而生活。無論這個產物的產量有多大，但是它不會是無限的，它肯定有一定的限度。如此一來，因為每年的年產物肯定有部分用於維持非生產性人手的生活。用以維持非生產性人手的部分愈大，用以維持生產性人手的部分就肯定愈小，而來年的生產也會因之而變小。反之，用以維持非生產性人手的部分愈小，用以維持生產性部分就會愈大，而來年的生產也會因之而變大。除了土地上自然生產的物，都將是生產性勞動的成果。

雖然每一個國家的土地以及勞動整個年產物無疑是注定了要全部用以供給其居民消費，為他們獲取的收入。但是不論它最初出自土地，還是出自於生產性勞動者的雙手，它當然都要劃分成兩個部分。中間之一，並且常常是最大的一部分首先注定要用來歸還資本，或者說，用以補充從資本中取出的食品、材料以及製成品。另外一部分用以作為原資本所有者的收入，當做他的資本的利潤，或者給其他的某一些人作為地租。所以，作為土地的生產物，其中的一部分要用來補償農場主的資本；另外一部分則要支付農場主的利潤以及地主的地租。如此一來它就組成了兩者的收入，資本擁有者的收入——當做他的資本的利潤，以及另外某個人的收入——當做他的土地的地租。在一個大的製造廠裏其產品以相同的方式進行分配。其中一部分，並且總是最大的一部分要歸還經營者的資本。另外一部分則支付他的利潤，這樣也就組成這個資本的所有者的收入。

任何的一個國家中補償資本的那部分的土地以及勞動的年產物從來就是直接用於維持生產性勞動者的生活的。它隻用來支付生產性勞動的工資。直接用於構成利潤或者地租的收入則既用於維持生產性勞動者的生活，也可以用於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的生活。

任何人將其資本的某部分作為資本進行投資，總是指望可以回收並附有利潤。因此，他隻用於維持生產性人手的生活；在對於所有者起資本作用之後，又構成對於生產性勞動人手的收入。而他把其資本當中的任何部分用於任何一種非生產性人手的生活，那部分從投入的時候起就從其資本中撤了出來，而置於留下供直接消費的資本當中。

非生產性勞動者以及那一些全然不勞動的人都是依靠收入維生。首先，在年產物中原來指定為某一些人的收入的那部分，它或者作為他們的地租，或者作為他們的資本的利潤。其次，即使原本指定僅為歸還資本以及維持生產性勞動者的生活那部分，但是當它進入獲得它的人們的手中的時候，維持他們必需生活以外的剩餘部分或許會不分差別地用於維持生產性或者非生產性人手的生活。所以，不僅僅大的地主或者富裕商人，甚至一個普通工人，假如他的工資非常可觀的話，他也或許會雇傭仆人。他有的時候也可能去看戲或者觀看木偶劇，於是就把其工資的部分用於維持一班非生產性勞動者的生活了。他也或許交納某種稅收，這樣他就幫助維持了另外一班人——誠然較為高尚以及有用的人——的生活。不過他們一樣是非生產性人手。但是，原本注定要用以歸還資本的那部分年產物，在它並沒有把生產性勞動力充分地調動起來之前，或者說它在並沒有把它可能調動的一切調動起來之前，它是不會去用以維持非生產性人手的生活的。一個工人需要在完成工作後才可以取得工資，然後他才可以以工資的一部分用於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的生活。而這一部分常常也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這僅僅是收入的節餘。這種節餘，生產性勞動者大部分隻有非常少。但是，他們常常有一些。在交納稅收方麵，因為他們人數非常大，在某種程度就可以彌補了他們個人納稅小的不足。所以，在任何的地方，地租以及資本利潤都是非生產性人手維持生活的重要來源。這一些是資本所有者常常有餘的兩種收入。他們既可以用以維持生產性人手，也可以用以維持非生產性人手的生活。但是，他們似乎對於後者有所偏愛。一個大領主的費用通常用在養遊手好閑的人的身上，要比用在維持勤勞的人的生活上還多一些。一個富裕的商人即使隻用其資本維持勤勞人的生活，不過他的費用，也就是說他在他收入的使用上，他也就像大領主一樣那樣養了一些遊手好閑的人。

所以，生產性人手以及非生產性人手之間的比例在每一個國家裏在非常大程度上取決於下一比例，也就是來自土地或者來自生產性勞動者並預定用於歸還資本的那一部分年產物以及預定用於歸還地租或者利潤的那一部分年產物中間的比例。這個比例在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裏有非常大的差別。

所以，當今在富裕的歐洲各個國家土地生產物的非常大多數，經常是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是預定用於歸還聲譽以及獨立的農場主的資本；餘下的部分才用以支付他的利潤以及地主的地租。在過去，在封建政府盛行的時候，產物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已足以歸還用於耕作的投資。它常常就是幾頭可憐的牲口，而它們吃的又全都是並沒有耕種的土地上自然生長的東西。自然那一些東西也可當做是天然產物的一部分。它一般也都是屬於地主，並且是由地主墊付給耕種土地的人的。而產物的其餘的全部也完完全全地屬於地主，或者作為他的土地的地租，或者作為投在牲口上的資本的利潤。那一些耕種土地的人常常都是農奴，他們的人身以及財物都一樣是地主的財產。那一些並不是農奴的人而是自願的佃戶，他們所交的地租名義上經常要比免役租多不了什麽，但是它實際上已經等於土地的全部產物。在和平時期，地主隨時可以征用他們的勞動；在戰爭時期，能夠征他們服役。他們即使住在離地主家較遠的地方，但是他們同住在他家裏的仆人一樣依賴於他。土地上所有的產物無疑的是屬於他的，並且他能夠支配所有依靠他生活的人的勞動以及勞役。現在歐洲的現狀是地主所得的份額不超過土地所有的產物的1／3，有的時候還不超過 1／4。但是土地的地租在英格蘭所有的發達地區從那個時候起已經增加了2倍以及3倍。所以，這個年產物的1／3或者1／4看來已3倍或者4倍於之前的全部年產物。在改良的進程當中，地租即使在比例上增加了許多，然而在對於土地年產物的比例上卻縮小了。

在歐洲富裕的國度，大量的資本都用於商業以及製造業。在過去的國家裏，那樣一點小小的商業就忙忙碌碌，少數的家庭以及粗糙的製造業隻需要極小一點資本。但是，它們一定產生了非常大的利潤。利息率到處都是不少於10％，他們的利潤肯定足以支付這種利息。在現在，在歐洲發達地區的利息率卻並沒有一個地方過高。而在某一些發達的地區，它已經低到3％。即使居民從資本利潤得來的那一部分收入在富國中要遠大於窮國，但是這是由於資本自身大得多的緣故。和資本相比，利潤一般還是非常少。

所以，來自土地或者生產性勞動者之手的年產物中預定用以歸還資本的那一部分在富國不僅僅要比窮國大得多，並且對於直接定為構成收入，即地租或者利潤的比例也大得多。預定為了維持生產性勞動者的生活基金在富國裏也要比窮國裏多得多，而其餘在可能用於維持生產性或者非生產性人手的生活基金當中，通常用於後者的基金的要比用於前者的還大得多。

這兩種不同基金的比例肯定決定著每一個國家人民的普遍性格，是勤勞還是懶惰。我們就要比我們的祖先勤勞得多。由於今天預定用於維持勤勞人們生活的基金在比例上和用於維持懶惰的人們的生活的基金要比我們祖先兩三百年前的要大得多。我們的祖先之所以懶惰是由於缺乏足夠的激勵人們勤奮的獎勵。諺語說得好，玩能夠不為了什麽，工作可無法無所得。

在商業以及工業城鎮裏下層人民群眾主要是依賴於資本的運作而生活，因此總的來說，他們都是勤勞、樸實、興旺的。英格蘭的許多城鎮以及荷蘭的大多數城鎮就是如此。在那主要依賴作為宮廷長期或者臨時住地的城市，比如羅馬、凡爾賽宮要比涅以及楓丹白露，下層人民主要是依靠收入來維持生活，他們一般都懶散、**、貧窮。假如不算盧昂以及波爾多，那麽在法國的任何的一個有議會的城市都沒有什麽商業或者工業。那裏的下層人民主要是依賴於法院成員還有前來打官司的人員的花費來生活。他們一般情況下都懶散，貧窮。盧昂以及波爾多商業的發達看來完全是因為他們的地理位置優越的後果。盧昂是從國外或者法國沿海省市運送到巴黎以供大城市巴黎消費的各種的貨物的集散地，波爾多一樣是加龍流域盛產葡萄酒的集散地。同樣也是流入加龍的諸河的匯合點，世界上最為盛產葡萄酒地之一。那兒產的葡萄酒看來最為適宜於出口，或者說最合外國人的口味。

如此有利的地理位置肯定吸引大量資本來投資。而這一些資本的投入正是這兩個城市人民勤勞的結果。在法國的其他的議會城市，除去為了維持本市的消費所必需的投資之外，好像再並沒有什麽更加多的投入，那就是說，那一些城市所能夠容納的隻是非常小的一點資本。巴黎、馬德裏以及維也納的情況與此相同。在這三個城市當中巴黎是最為勤勞的了。不過巴黎本身又是巴黎本地所有的製造業的主要市場，巴黎自身的消費是巴黎所有的商業活動的主要對象。倫敦、裏斯本以及哥本哈根可能是歐洲僅有的三個城市：它們既是宮廷的長期的住地，與此同時又可看做商業城市。換言之，那一些城市的商業不僅僅是為了它們自身的消費，並且是為其他城市以及國家的消費。這三個城市的地理位置都是非常有利，自然而然使它們適於作遠地消費的大多數貨物的集散地。在一個大量收入被消費掉的城市，投資於除了供應本城市消費外的其他的任何領域以謀求利潤，或許要比在一個下層人民除去從這種資本的投入中得到生計外，別無以為生的城市甚至困難得多。用花費收入來維持生活的大多數人的懶惰或許腐蝕著本應該由運用資本而維持生活的人們的勤勞，並且使在那裏投入的資本也無法得到在其他地方的收益。在英格蘭以及蘇格蘭合並前，愛丁堡幾乎並沒有什麽商業或者工業。當蘇格蘭議會遷走以後，當它不再是蘇格蘭主要貴族以及紳士的必要住地之後，愛丁堡才變成一個有一些商業以及工業的城市。但是，它依然是蘇格蘭大法院以及海關稅局等的所在地。所以，仍有非常可觀的收入繼續在那兒花費掉。在商業以及工業方麵它遠遠不如格拉斯哥，格拉斯哥的居民主要是依靠運作資本為生。有的時候我們能夠看到，一個大村子的居民在製造業當中取得非常大的進展後，因為一個大的領主在四周蓋起了公館，就會變得懶散以及窮困。

所以，看來資本和收入間的比例到處都在調整著勤勞和懶惰間的比例。在任何的地方，隻要是資本占據優勢，勤勞也就占據上風；任何的地方，收入占據優勢，懶惰就占據上風。所以，資本的每一增長或者減少都會自然地導致勤勞的實際量的增長或者減少，生產性勞動人手的增長或者減少，還有最終該國的土地以及勞動年產物的交換價值，所有的居民的真實財富以及收入的增加或者減少。

資本因為異常節儉而增長，因為揮霍以及瀆職而減少。

一個人無論從自己的收入中節約下來了什麽，他都會把它加到自己的資本當中去：他或者用它來維持增加了的生產性人手的生活，或者通過把它租借給別人，讓其他人去這樣做，以獲得一定的利息，也就是一份利潤。好像個人的資本隻能靠他從年收入或者年所得中節省出來的東西而增長一樣，一個社會的資本和構成這個社會的所有的個人資本，隻可以同樣的方式獲得增長。

非常儉省，而並不是勤勞，是資本增長的直接的原因。當然，勤勞提供了非常儉省可供積累的物質。不過，無論勤勞能產生什麽，假如並不是異常儉省把它節省以及保存起來，資本就永遠沒辦法擴大。

非常儉省通過預定用於維持生產性勞動人手的基金的增長讓生產性勞動人數增加，而他們的勞動同時又增加了勞動投入對象的價值。所以，異常儉省可以使一個國家的土地以及勞動年產物的交換價值增大。由於它把勤勞的附加值投入了運行，從而為年產物增加了附加值。

每一年所節省下來的東西就像每年所花費掉的東西那樣有規律地被消費掉，並且幾乎是在同一時間。不過是由不相同的人們消費掉的。一個富人每一年收入中花費掉的一個部分，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是被他的遊手好閑的賓客以及家仆消費掉的。他們消費之後不留下任何的東西作為回報。他每年節省下來為謀求利潤而直接用作資本的一部分也是以相同的方式，並且幾乎也是同時被消費掉。

但是消費的人不同。他們是勞動者、製造業者以及技工。他們會再生產他們每一年消費的價值，並且提供利潤。我們假定他的收入是以貨幣支付的。假如他把它所有花費掉了，他的所有的收入可能已經購買了食物、衣服以及住所，並且已經分配給了前麵一種人。假如他節省收入的一部分，把那一個部分親自或者由其他什麽人作為資本直接投資來謀取利潤，則那部分錢所能夠購買的食物、衣服以及住所就肯定是為後一種人保留的。同樣是消費，但是消費者完全不同。

一個節儉的人節約下來的錢不僅僅以維持當年或者下年增加的生產性人手的生活，並且像一個社會救濟院的創辦人，他好像建立了一個為了維持將來同等數量人手生活的永久性基金。這個基金的永久性撥款以及目的即使並不是總是受到任何的成文法，委托權或者永久經管契約的保護，但是它卻總是受到一個非常有力的原則的保護，那就是每一個將享有其中一份的人的明白無誤的利益。假如把其中的任何一部分用於維持非生產性人手的生活，那一些違背這個基金正當的目的人肯定會要遭受明顯的損失。

揮霍者就是如此濫用資本的。不量入為出，他蠶食著自己的資金，就好像把某一些虔誠基金的收入濫用在褻瀆的用途上一樣，他把其父輩用節儉積累下來要用於維持勤勞人們生活的基金支付了遊手好閑的人的工資。因為預定用於雇傭生產性勞動的基金減少了；並且由於這一切取決於他，他肯定就會減少雇傭能增多物品價值的生產性勞動的數量，結果全國土地以及勞動年產物的價值，全國居民的真實財富以及收入也肯定減少。假如某一些人的揮霍無法由其他的儉省而獲得補償，則每一個揮霍者的行為通過用勤勞者的麵包來喂養遊手好閑者，不僅僅會自身變成乞丐，並且會搞窮整個國家。

即便揮霍者的花費所有都是國內產品，並沒有一點國外商品，然而他對於社會基金的影響依然是一樣的。每年依然會需要把原本應用以維持生產性人手的一定量的食品以及衣服，投入維持非生產性人手的生活。所以，每年一個國家土地以及勞動年產物的價值依然要減少許多。

當然，能夠這樣說，這個花費並沒有用在國外貨物上，也並沒有任何的金銀出口，同樣量的貨幣像之前一樣依然留在了國內。不過，假如把這一些被非生產性勞動人手消費掉的同量食品以及衣服分配給生產性人手，他們就會再生產出其消費的所有的價值，而且還可提供利潤。如此一來，同量的貨幣將一樣留在了國內，除此之外還會再生產出相同價值的消費品。這樣一個價值就變為了兩個價值。

與此同時，在任何的一個年產物價值漸漸減少的國家，同量的貨幣也不會長期保留。貨幣的唯一用途就是促使消費品周轉。經過貨幣食品、材料、製成品上市、賣出，然後分配給其正當的消費者。所以，一個國家每年可以使用的貨幣量必須由國內每一年所流通的消費品的價值來決定。這一些消費品包括本國土地以及勞動的直接生產品，也包括少許用部分本國產品購來的商品。所以，它們的價值肯定隨國內生產品的價值的下降而降低。與此同時用於促使貨物流通的貨幣量也會減少。不過，因為這種年產物的減少而被逐出國內流通領域的貨幣並不可能無所作為。貨幣所有者出於自己的利益會要把它們運用起來。國內並沒有用途，他就會不顧所有的法律以及禁令而送往國外，用以購買國內有一些用途的消費品。貨幣用這種方式每年向國外的輸出將持續一段時間，使國內的年消費多於他們本國年產物的價值。在繁榮的歲月當中節省下來的錢買的金銀，能夠支持他們在困難中短時間的消費。在這種情況之下，金銀的輸出並不是衰退的原因，而是衰退的後果；並且可以在一個短時間減輕衰退的痛苦。

相反，一個國家的貨幣量需要自然而然地隨著年產物價值的增長而增加。社會的年流通消費品的價值增大，它需要促進流通的貨幣也增加。所以，部分增加的產品非常自然地會要用於購買為促進其餘的部分流通所必需增加的金銀。在這一種情況下，金銀量的增長將會是社會繁榮的結果，而並不是社會繁榮的原因。金銀在各個地方都是以這種方式買的。食品、衣服以及住所，所有用於把金銀從礦山運往市場的勞動或者資本，他們的收入以及生活費，這就是在秘魯還有英格蘭付給金銀的價格。一個國家隻要能夠付得起這個價格，就不要著急無法買到它所要的數量的金銀，而並沒有需要的國家也不會久長把它保留在國內。

所以，無論我們把一個國家的真實財富以及收入想象成什麽，就像樸素的道理所說的那樣，它是其土地以及勞動年產物的價值。或者像一些庸俗的偏見所說到的那樣，是國內流通的貴重的金屬的數量。無論是哪一種觀點，每一個揮霍者都是社會公敵，而每一個儉樸的人均是社會的捐助者。

瀆職的結果往往和揮霍者的結果一樣。農業、礦山、商業或者製造業中的每一個不依照法律手續行事或者失敗的工程項目都會以相同的方式使原預定用於維持生產性勞動人手生活的基金減少。在每一個這種工程項目當中，即使資本是由生產性人手消費掉了，由於使用的方式不當，他們也不可以再生產出他們消費的全部價值，和使用相比，總免不了要使社會生產性基金有所減少。

當然，對於一個大國而言個別人的揮霍或者瀆職的影響不會非常大。某一些人的揮霍或者魯莽行事總可由其他人的儉省以及良好行為而獲得充分的彌補。

至於揮霍，慫恿人們消費的原因是對於目前享受的一種欲望。這種欲望有的時候即使來勢凶猛，非常難克製，不過通常隻是有時的以及臨時的。促使人們節省的原因是改變自身狀況的欲望，這種欲望即使常常是冷靜的，並沒有**的，但是它從我們從娘胎出世就有了，並且直至我們進入墳墓才可能離開我們。從生到死整個的時間內，每時每刻都有一個人會完全非常滿意自己的處境，並沒有一點改變或者改善自身處境的意願。增加財富就是大多數人想改善自身生活條件的一種手段，並且是最通俗、最明顯的手段。而增加財富最可能的方法是節約，把所得當中的一部分積累起來。這個所得能夠是每年正常的收入，也能夠是某一些特殊的收入。所以，開支的這個原則幾乎是所有的人在某一些情況下或者有一些人幾近在所有情況下一直奉行的原則。但是在大部分人的一生中平均起來，節儉的原則看來不僅僅占統治地位，並且是大大地占統治地位。

至於瀆職，謹慎而成功的事業處處都遠遠要大於判斷失誤以及失敗的事業。我們雖然經常聽到的關於破產的抱怨還有看到陷入這個災難的不幸的人，但是他們畢竟隻是非常小一部分，或許還不到千分之一。破產或許是一個無辜的人可能遭遇的最大以及最令人感到羞恥的災難。所以，絕大多數的人都是非常小心地回避著它。當然，有一些人並沒有可以回避掉，就好像有一些人並沒有可以逃脫絞架一樣。

大國從來不會因為私人的揮霍還有失誤而變窮。自然，它們有的時候可能因公家的揮霍還有官員的瀆職而變窮。在大部分國家中全部或者幾乎全部政府收入是用於維持非生產性人手的生活。這一些人構成了數目龐大以及輝煌的宮廷，巨大的教會機構還有龐大的海軍以及陸軍；他們這一些人在和平時期不生產任何東西，在戰爭的時候也得不到什麽能夠補償維持他們生活費用的東西，甚至在戰爭持續的時候也是如此。他們這一些人因為他們自身不生產任何的東西，他們都是依賴於其他人的勞動生產物來維持生活。所以，當他們的人數翻番到了一個不用的數額的時候，他們在某一年裏就能夠消費掉這個生產物中的非常大的份額，以至於剩下的不足以維持來年應該從事再生產的生產性勞動者的生活。所以，次年的產量將要比前一年減少，假如這種混亂狀況繼續下去，第三年的年產量會要比第二年的年產量更加少。那一些僅僅應由人民多餘的收入中的一部分來維係的非生產性人手或許消費掉了人民所有收入中的很大一個份額，致使他們蠶食他們的資本，蠶食預定用於維持生產性勞動者生活的基金，而所有個人的節儉以及慎重行為都無能彌補由這種狂暴的蠶食所引起的浪費以及生產的退化。

但是，依據經驗，在大多數場合個人的節儉以及慎重行為看來不僅僅足以補償個人的揮霍以及決策失誤，還足以來補償政府的浪費。每一個人一致地、一貫地、持久地努力去改變其自身生活條件。這條原則原來是社會、國家還有個人致富的來源，經常具有強大威力足夠維持事物向前的自然發展，即使政府有浪費，行政有重大的失策。就好像動物生活中的一條還並沒有被認知的原則，無論是疾病，抑或是醫生荒謬的處方，它經常能夠使機體恢複健康以及體力。

任何的一個國家的土地以及勞動的年產物要增加其價值，並沒有別的方法。其一是增多生產性勞動者的人數；其二是提高已經雇傭的勞動者的生產力。非常明顯，生產性勞動者的人數不會永遠大量增加，除非增加資本或者增加預定用於維持他們生活的基金。相同數目的勞動者的生產力也不會增加，除非增加以及改進方便勞動以及減輕勞動的機器和工具，或者對於勞動有一個更好的分工和分配。無論哪一種方式，增加資本幾乎總是必要的。隻有通過增加資金，從事生產的雇主才會給他的工人提供比較好的機器設備，或者在工人中進行更好的分工。當一個成品包括幾個部件的時候，使每一個工人經常長期僅僅從事一件工作，要比一個工人臨時從事不同工作需要更加多的資本。所以，當我們要比較一個國家在兩個不同時期的狀況的時候，我們能夠發現後一時期其土地以及勞動的年產物明顯大於前一時期，土地耕種得要比之前好了，製造業多了，並且更為繁榮，商業擴大了。我們能夠肯定其資本在這兩個的時候期的一段間隙裏一定增加了，並且由於某一些人的正確決策肯定又使資本獲得大大增長，超過另一些人的瀆職或者政府的浪費從資本中所花去的部分。不過我們將發現，在相當平靜以及和平時期，即便有一些國家的政府並不是最謹慎以及最節儉的，幾乎所有的國家也都會是這種情況。要對於一個國家形成一個正確的判斷，我們必須把同一國家的兩個相距多少久遠一點的兩個時期進行對比。進步經常是逐漸的，在相距太過近的時候裏，改進不僅僅不容易覺察，並且反而根據某一些行業的衰退，或者國內某一些地區的衰退(而這樣的情況在一個國家大發展的時候有的時候通常也會發生)，而經常產生一種疑惑：全國的財富以及勤勞都在衰退。

比如，現今英格蘭土地以及勞動的年產物肯定要比之前大多了，要比上一世紀前，查理二世複辟的時代大多了。我相信現在即使有人懷疑這一點。不過在這一段時期裏，不出5年就要出版的一本書或者一本小冊子，它們寫得是那樣具有才華以至於博得了不少讀者，但是妄言國家的財富正在迅速銳減，人口減少，農業荒廢，製造業衰敗，商業在遭毀掉。並且那一些出版物還並不完全是黨派的宣傳小冊子、謊言以及見利忘義的產物，其中非常多還是由十分公正以及十分聰明的人士所寫的。他們寫的都是他們非常相信的東西，他們之所以如此寫並不是為了什麽其他的原因，而隻是因為他們深信這一點。

再者說，英格蘭的土地以及勞動的年產物在查理二世複辟的時期肯定要比，我能設想，100年前，伊麗莎白即位的那個時期要大得多。而我們又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相信，現在的國家，要比100年前約克家族以及蘭考斯特家族間結束紛爭的時候進步了許多。而那個的時期可能又要比諾爾曼征服英國的時期的條件又好多了。而諾爾曼征服英國的時期又要比撒克遜七頭政治的混亂的時代好。而國家在那個的時代的初期也要比朱利斯、凱撒的入侵的時期肯定進步一些，那個時候英格蘭的居民幾乎和北美的野蠻人處於相同的狀況。 ．

但是，在上述的每一個的時期裏，不僅僅有非常多私人以及公家的浪費，還有許多耗資巨大的以及不必要的戰爭，把維持生產性人手的年產物大量地轉用於維持非生產性人手的生活。能夠推測得出，有的時候在內部不和諧的混亂中對於資本造成的這種絕對浪費以及破壞，不僅僅會放慢財富的自然積累，這是必然的，並且會使國家在那個的時期的末尾要比那個的時期的開初更為貧困。如此一來，查理二世複辟以後可以說是在所有的時期中最快樂以及最幸福的時期了。然而在那個時期又發生了多少混亂以及災難，假如那一切是可以被預見到的話。除了貧困以及國家的整個毀滅，還能從那一些混亂以及災難中指望什麽呢？倫敦的大火以及瘟疫，兩次和荷蘭的戰爭，革命中的混戰，愛爾蘭戰爭，1688年，1702年，1742年還有1756年的4次耗資巨大的對法戰爭，再加上1715年以及1745年的兩次叛亂。在4次英法大戰過程當中英國欠下了1．45億鎊的債務，除此之外每年還有其他特殊支出，一共加起來不會少於2億。自從革命以後，國家土地以及勞動的年產物中一個這樣巨大的份額在不同的場合中都被用於維持一支人數非常龐大的非生產性大軍。不過，假如並沒有那一些戰爭，這樣消耗的一大筆資本，其中的大多數就自然而然會用於維持生產性人手的生活，他們的勞動將可能會補償他們消費的所有價值，而且還會付一定的利潤。國家土地以及勞動的年產物的價值必將因此而逐年大幅度增長，並且這一年的增長肯定更將增大下一年的年產物的價值。更多的房子會建造起來，更多的土地將獲得改良，之前已經改良了的土地將耕種得更加好，更多的製造業將會建立起來，之前已經建立起來的製造業將獲得發展，那麽到那個時候，國家的真實財富以及收入將提高到什麽程度，也許還真非常難以想象呢。

不過，政府的浪費無疑地肯定會阻礙英格蘭走向富裕以及進步的自然發展過程，但是它並未能阻止英格蘭前進。英格蘭土地以及勞動的年產物在現今無疑地要比複辟的時候或者革命的時候多得多。所以，用於耕種土地以及用於維持勞動人手生活的資本同樣也要比之前多得多。在政府各種各樣苛捐雜稅的重壓之下，這個資本由自己私人的節儉，小心謹慎的行為，由這一些人普遍地從不中斷地努力改變自己的處境，而悄悄地逐漸地積累了起來。正是這樣一種受到法律保護的努力以及容許人們用最為有利的方式自由地發揮自己的才能幾乎在之前各個時期支持著英格蘭走向富裕以及進步。同時，也希望它在未來的歲月之中同樣這樣進行下去。可是，因為英格蘭從來沒有過非常節儉的政府，並且節儉也從來並不是英格蘭人民的傳統美德。自稱要監督百姓的個人節約，限製他們的消費，因此通過節約法，或者禁止外國奢侈品進口實在是英國王室以及大臣們最傲慢以及最專橫的行為。他們自己常常並且毫無例外的是社會之中最大的揮霍者。他們隻要好好地照看好他們自己的開銷，而百姓私人的開銷完全可以放心讓百姓私人去管。假如王公大臣的消費還不能夠毀滅一個國家，他們的臣民的消費就更加是永遠也毀滅不了一個國家了。

因為節儉能增加公共資本，浪費會減少公共資本；因此，假如那一些人的消費正好和他們的收入相平衡，既沒有積累，也沒有蠶食，那麽就既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公共資本。但是，有一些消費的模式看起來要比其他的更加有利於國家財富的增加。

個人的收入能夠花費在購買立刻消費掉的東西上麵，並且不能夠減少或者節省明天的消費為什麽會自己多出來？它也可以用在購買較為經久耐用的東西上。所以，它們可以積累起來，並且今天的消費可以依據其意願，或者減少明日的消費或者可節省以及提高明日的消費的效果。例如，一個有錢的人能夠把他的收入花費在奢華的宴席上麵，可以用來雇傭非常多的仆人，喂養大批的狗馬；或者他也能夠滿足於儉樸的飯食，不雇傭仆人；他可以用收入的大多數裝飾其住宅或者自己的別墅，用於有用的或者作裝飾用的建築，有用的或者作裝飾用的家具，收藏書籍、雕像、名畫；或者用以購買一些更加沒有意義的東西：珠寶，還有各種各樣的小玩意以及精巧的擺設。或者最無聊不過的購買滿滿一大衣櫃華麗的衣服，就像幾年之前死去的某個太子的寵臣一樣。

假如有兩個財富相同的富人，兩人對於他們收入的花費方法不一樣。一個主要是用前一種方式，另外一個主要是後一種方式。把錢主要用在購買經久耐用的商品上麵的人，其豪華將不斷增多，每天的花費都可增強次日花費的效果；反之，另外那個人的豪華在一段時期結尾的時候將不會比開始的時候更好。同時，前者在一段的時期結尾的時候也必將成為他們中的較為有錢的。因為他將儲存有這樣或者那樣的貨物，即使那一些東西不會值得它們原來的那麽多的錢，但是畢竟多少還有一些價值的。然而後者的消費將不會留下任何痕跡以及殘餘，10年或者20年浪費的結果把一切**然無存，好像從來就並沒有過什麽一樣。

因為前一種消費模式要比後一種模式對於個人的富裕更為有利一些。所以，它對於一個國家的富裕也是相同的。富人的房屋、家具、衣服在一個短時間內還可以對於下層以及中層人民有用。當上層人們對於那一些東西感到厭倦的時候，下層以及中層人民就可以購買它們。所以當這種消費方式在富人之間變成普遍的時候，全民的總的住房會由此而逐漸改進。在那一些已經富裕了非常長時間的國家之中，你會常常發現下層人民既擁有住宅，也擁有非常美好以及完整的家具，然而這一些房子之前不可能是為他們使用而建造的，家具也不可能是為他們使用而製作的。

之前曾經是西穆爾家庭的邸宅的地方，現如今是巴斯道上的路邊的小客店。大不列顛詹姆斯一世的婚床，原本是皇後從丹麥隨身帶來作為國君對於國君的一個禮物幾年之前成為敦弗林路邊酒店的裝飾物品。在有一些或者長期處於停滯狀態，或者多少有一些走向衰落的古代城市之中，你有的時候幾乎找不到一棟是今天修建的房屋。假如你走進那一些屋子，你也會經常發現許多即使有一些古老但卻精美的家具，而它們依然非常的適用。當然它們不可能是為了現在的房主而製作的。高貴的宮殿，豪華的別墅，大量的藏書、雕像、名畫以及其他珍品常常不僅僅對於其周圍地區，並且對於整個國家都是一個裝飾、一種榮譽。凡爾賽宮對於法國是一種裝飾以及榮譽，斯托威以及威爾登對於英國也是這樣。意大利仍然由於擁有大量的這種紀念物品而繼續受到別人的尊敬。即使產生這一些紀念物品的財富已經耗去，設計它們的天才看來也已然絕跡了。這也許是因為沒有了那種工作的原因。

花費在耐用性商品上的費用不僅僅有利於積累，並且有利節儉。一個人在什麽時候在這方麵花費過多，他能夠非常容易地改正，也不需要公眾的指責。反之，假如大量減少仆人，改革飲食從揮霍更改為節儉，取消成立的馬隊，這一些變化不可能逃脫他的鄰人的眼睛以及議論，與此同時它們也意味著主人對於自己過去錯誤的某一些認識。所以，曾經不幸陷入這樣的花費的人，事後少人有勇氣改正，除非為毀滅以及破產所迫。不過，假如一個人在建築房屋，購買家具以及書畫中花費過多，之後財力不足，改了，並沒有人能夠從他行為的改變中推論說他輕浮。由於這一些東西是花了一次錢就並沒有必要再花二次錢的，所以當一個人停止購買的時候，使人感到他並不是沒有錢了，而是因為他對於他的愛好已感到滿足。

除此之外，購買耐用性商品的花費和用於最揮霍的殷勤招待相比，常常維持了更多人的生活。有的時候一次大的宴會花費掉的二三百斤食品，其中或許有一半被扔進了糞堆，並且總是有許多被浪費以及濫用。不過，假如把這個招待的費用用於雇傭泥工、木工、室內裝飾工、機械師等，相同價值的食品分配給了更多的人，他們一便士一便士，一鎊一鎊地買，一盎司也不會浪費以及被扔掉。除此之外，前麵一種方式，其費用維持了生產性人手的生活；後麵一種方式，則維持了非生產性人手的生活。所以，前一種方式它增加了國家土地以及勞動的年產物的交換價值；後一種方式則無法增加國家土地以及勞動的年產物的交換價值。

但是，我並不是想借此以表明前一種花費方式總是要比後一種花費方式更慷慨或者更大方。當一個富人把他的收入主要用於好客以及款待的時候，他是和他的友人以及同伴分享了其中的一部分；不過，當他把他的收入用於購買那類耐用性商品的時候，他通常把全部花費用在了自己身上，並沒有給任何人任何東西。所以，後一種花費，特別是用以購買輕浮物品、衣服以及家具的裝飾品、珠寶、小玩藝兒還有漂亮的玩物常常說明這種花費不僅僅是輕薄，並且是一種卑下以及自私的脾性。所有的這一些我隻是想說，一種花費方式因為它總是能積累一些有價值的商品；因為它更有利於個人節儉，所以也有利於社會資本增長，與此同時由於它維持生產性，而不是非生產性人手的生活，因此它要比另一種方式更為有利於國家財富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