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論重農主義學說

把土地生產物看成任何一個國家收益和財富的唯一來源的體係，就我所知，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這樣做過。不僅這樣，現在它也隻不過存在於法國幾個大學問家的思考之中。對一個從來沒有可能也永遠不可能對世界的任何一部分造成任何傷害的體係的錯誤必然也不值得去作詳盡的研究。然而，我將竭力盡可能清晰地說明這個非常天才的體係的要點。

路易十四的著名大臣科爾伯特是—位非常正直、非常勤勉和知識淵博的人，而且，對公共賬目的檢查極富經驗眼光敏銳，總而言之是一個在每一方麵都具有能力把公共收益的征收和支出管理得井然有序的人。不幸的是這位大臣信奉商業體係的一切偏見，那是—個在性質和本質上都受到限製和調控的體係。這類體係不可能不合於一個在事業上辛勤操勞的人的心意，因為他已經習慣於調控政府機關各個部門的工作，對於每個部門建立必要的檢查的控製，讓它們各司其職。

他竭力用對政府各個部門所采用的模式來調控一個大國的工業和商業。因此他不允許每個人在平等、自由和公平的條件下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利益，卻給予某些工業部門一些特權，然而對某些部門卻又施加某些嚴格限製。就像其他歐洲的大臣一樣，他不僅更加熱衷於鼓勵城鎮的工業(和農村的工業相比)，而且為了支持城鎮工業，他甚至寧願抑製和壓製農村工業。

為了讓城鎮居民的食品便宜，他鼓勵製造業進行對外貿易。他全然不允許穀物出口，從而讓農村居民沒法把他們的產品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運往任何一個國外市場。這個禁令再加上法國古代各省法令中對穀物運出的限製，還有差不多一切各省對耕作者所征收的沉重的賦稅都在很大程度上挫傷和壓製了法國的農業，讓它遠低於在這樣土地肥沃、氣候宜人的條件下自由發展的水平。在全國各個地區也都能夠感受到這樣的挫傷和壓抑的狀況。關於他的原因的大部分調查已著手在進行。他的原因之一，看上去就是科爾伯特先生的各種製度給予城鎮工業比農村工業的優惠。

有句諺語說：假如枝條一麵彎得太多，要把它變直，你就一定要把它往另一麵彎得與此同樣的多。那些提出農業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收益和財富唯一來源的體係的法國哲學家好像是采用了這個格言；就像在科爾伯特先生的計劃中，城鎮的工業和農村的工業相比之下必然是被過高地估計了一樣，在他們的體係中城鎮工業看上去又必然是與此同樣地被低估了。

他們把為國家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在任何一個方麵作出了貢獻的不同階層的人民劃分成三個階級。第一個是土地擁有者階級；第二個階級是耕作者、農民和農村勞動者階級。他們給這些人加上生產者階級的光榮稱號；第三個階級是工匠，製造業者和商人，他們用非生產階級這個帶有羞辱性的稱號，來竭力貶低他們。

所有者階級對年產物的貢獻是通過他們有的時候投在改良土地、建築物、排水溝、圍牆和其他改良上的費用；他們或者在土地上建築這些設施或者是維護這些設施，不僅這樣，通過它們讓耕作者可以用同等的資金提高產量，因而也可支付更大的地租。這樣提高的地租能夠被覺得是所有者在改良他的土地中所投入的費用或資金所應得的利息或利潤。這樣的開支在這個體係中叫做土地費用。

耕作者或者是農民對年產物所作的貢獻是通過他們投在耕作土地的費用，在這個體係中叫做原始的和常年的費用。這個原始費用包括農具、牲畜、種子還有農民的家庭、雇工和牲畜在他從事耕種的第一年的大多數時間或者直到他可以從土地上收回某些回報時的生活費用。而常年的費用包括種子、農具的損耗、農民的雇工、牲畜的每一年生活費還有農民家人中能夠被看成耕作中的雇工的人的生活費用。

在土地生產物中交付地租後剩餘歸他的那一部分，首先應足夠彌補在合理的時間內，至少在土地耕作期間他一切原始費用還有資金的尋常利潤；其次應足夠彌補他一切常年費用還有資金的尋常利潤。這兩類費用是農民用於耕作的兩大資金，除非這些資金按時返回，而且附有合理的利潤，他就沒法和其他行業處於平等的地位而持續經營他自己這個行業。同時，從他自己的利益思考，他必定會盡可能放棄這個行業，去尋找另一行業。讓農民能夠持續生產所一定要利用的那一部分土地產物應該看成用於耕作的專款，假如地主侵犯了這個專款，他必定會減少他的土地的生產物，而且在不多的幾年裏他不僅會讓農民無力支付和土地年產值同等的租金，不僅這樣沒法支付他原本完完全全能夠得到的合理的地租。正當屬於地主的地租隻不過在完完全全支付了以前為提高總產或是一切土地產物所支付的必要的一切費用之後的淨產物。

是耕作者的勞動在完完全全支付了一切必需的費用後帶來了這樣的淨產物，所以這個階級在這個體係中被非常尊敬地稱為生產階級。依照同一理由，在這個體係中他們的原始的和年度費用被稱為生產費用，因為它們在補償自身的價值後，還可以讓這些淨產物每一年再生產。

所謂的土地費用，或者說地主投在改良自己土地上的費用在這個體係中也被尊稱為生產費用。直至一切這些費用加上資金的尋常利潤通過他從他土地上所得到的預付地租完完全全償還以前，這個預付的地租應該被教堂和國王都看成神聖的和不可侵犯的，而且對它不應征收什一稅或其他稅。假如不是這樣的話，阻礙了土地的改良，也就阻礙了教堂什一稅以後的增長，阻礙了國王稅收的以後的增長。因為這個原因，在事情井然有序的狀態下，這些土地費用在完完全全再生產了他自身的價值外，在必定的時期後會帶來淨產物的再生產，它們在這個體係中被看成生產費用。

然而，地主的土地費用還有農民的原始的和年度的費用是這個體係中唯一的三個被看成生產的費用。一切其他的費用和一切其他階層的人，甚至那些在人們的尋常的理解中被看成最可以生產的人在這個賬戶上均被看成完完全全是非生產的。

在人們的尋常理解中，工匠和製造業者，尤其他們的勞動是大大地增加了土地原生產物的價值的，然而在這個體係中卻被看成完完全全非生產階級。據了解，他們的勞動僅僅補償了雇傭他們的資金的尋常利潤。這個資金包括材料、工具還有他們的雇主預付給他們的工資；而且這個資金是預定用來雇傭雇工和維持他們的基金。那麽他的利潤是預定用來維持他們的雇主的生活的基金。

他們的雇主就像預付給他們工作所需的用來支付材料、工具和工資的資金一樣，他也預付給自己一部分維持他自身生活所必需的費用，他維持自身生活的費用大多數時候和他所指望的通過他們的產品所可以創造的利潤成比例。除非他們的產品的價值能夠償還他預支給自己的生活維持費用還有他預付給工人的材料、工具和工資，要不然他的價格就沒法償還他對產品所投入的一切費用。所以，製造業資金的利潤不像地租，不是在完完全全支付為了取得利益所一定要投入的一切費用後所剩下的淨產物，農民的資金給他生產的利潤就好像製造業主的資金給製造業者生產的利潤一樣。然而農民的資金還給另一個人生產地租，這一點製造業主的資金就沒有。所以，投入雇傭和維持工匠和製造業者的費用，假如能夠這樣說的話，隻不過是讓他本身價值持續存在，並沒有產生任何新的價值。所以它全然是一種非生產性費用。相反，投在雇傭農民和農村勞動者身上的費用除去持續保持了他本身價值的存在外還產生新的價值，也就是說，地主的地租。所以它是生產費用。

商業資金和製造業資金都是不生產資金。它隻不過讓他的自身價值持續存在，沒有生產任何新的價值。它的利潤隻不過補償了投資人在運用它的期間或者直到他收回資金之前所預付給自己的生活費用。這個利潤隻不過對投資人在運用資金時所一定要投入的費用的部分補償。

工匠和製造業者的勞動對於土地原生產物的一切年產量的價值來說，從來沒有增添任何東西。誠然，它大大增加了對土地原生產物某些特殊部分的價值。與此同時，它引起的對其他部分的消費明顯地等於它附加在那些部分的價值。以至於在任何時候，總額的價值絲毫沒有因上麵所說的增值而增大。

舉例來說，製作一對花邊的人有的時候可以把隻值1便士的亞麻的價值提高到 30鎊。乍一看他好就像以此把部分原生產物的價值增加了大大概7200倍，事實上他對天然生產物全年總量卻沒有增加半點價值。織一對花邊可能要花費他2年的勞動。然而花邊完成時他得到的30鎊隻不過是對他從事織花邊的2年期間為自己所墊付的生活費的補償。通過每天、每月或每一年的勞動，他對亞麻所附加的價值隻不過是對他在那一天、那一月或那一年所消費的價值的補償。所以他從來沒有對土地原生產物的總額增加任何價值。他持續連續消費的那部分產物總是永遠等於他所連續生產的價值。在這個昂貴而無關緊要的製造業中，所雇傭的大多數人的貧窮能夠讓我們相信在大多數時候的情況下他們工作的價格不可能多於他們生活費用的價值。農民和農村勞動者的工作卻不是這樣。在大多數時候的情況下，地主的地租就是在完完全全補償了一切消費、補償了投入在雇傭和維持工人和他們的雇主的一切費用後總是在持續連續生產的價值。

工匠、製造業者和商人隻節省來增加社會的收益和財富，或者就像這個體係所說的，通過使食品匱乏，也就是說通過剝奪一部分本來想要用於維持他們生活的基金才可以增加社會的收益和財富。他們每一年生產的除了那些基金，再無其他。所以，除非他們每一年節省其中的部分，除非他們每一年剝奪自己的某些享受到社會的收益和財富，通過他們的勞動絕不可能有任何一點增長。

相反，農民和農村勞動者能夠完完全全享受到預定用於維持他們生活的一切基金，同時還可增長社會的收益和財富。除了預定用於維持他們生活的費用，他們的勞動每一年可帶來一個淨產值；這個淨產值的增長必定讓社會收益和財富增長。就像法國或英國這樣的來國家，它們擁有大量的所有者和耕作者，能夠通過勤勞和享受到致富。相反，就像荷蘭和漢堡這樣一部分主要是由商人、工匠和製造業者構成的國家，它們隻能夠通過節省和生活的匱乏來達到富裕。因為國家的處境不同，國家的利益也十分不同，人民的尋常性格也大不同樣。自由、坦率和友好非常很容易地成為前一類國家中人民的尋常性格中的一部分。在後一類國家中，構成他的人民尋常性格中一部分的便是狹隘、無恥和自私，討厭一切社會娛樂和享受。

商人、工匠和製造業者這些非生產階級完完全全是靠此外兩個階級——擁有者階級和耕作者階級——的費用來維持與雇傭。後兩個階級給前一個階級帶來加工的材料和維持生活的基金，供給他們在雇傭期間所需要消費的穀物和牲畜。擁有者和耕作者最終還要支付非生產階級的一切工人的工資，還有他們一切雇主的利潤。這些工人和他們的雇主事實上就是所有者和耕作者的仆人。就像在室內工作的家仆一樣，他們是在戶外工作的仆人。然而，前者和後者都與此相同是由同一主人所供養。兩者的勞動與此相同都是非生產的。它對土地的原生產物的總值不增添任何東西。它不僅沒法增加那個總值的價值，而且是之中一定要支付的一個費用。

然而，這個非生產階級不但有用的，而且對於其他兩個階級還大有用處。通過商人、工匠和製造業者的勤勞，所有者和耕作者用比他們自己應投入的少得多的勞動產品既能夠購買到他們需要的外國貨物，又可購買到他們自己國家的製造品。假如他們想要用笨拙而不熟練的方式自己去進口外國貨物或者製造自己國家製造品供自己利用的話，那麽他們就一定要花費大得多的勞動，然而借助非生產階級耕作者就可免去非常多操勞，否則那些操勞將會讓他們分心沒法專注耕作土地。沒有分心然而可以專心一致地耕作造成的產品的優勢完完全全足夠支付耕作者或他們自己維持和雇傭非生產階級所需的一切費用，商人、工匠和製造業者的勞動盡管就他本質然而言完完全全是非生產的，然而它通過這樣的方式間接地增加了土地的產品。他們的勞動會是生產性勞動的生產力可以自由地專用於他本身的工作上，也就是說，土地耕作上；因此耕作這一職業常常因為不通過耕作為業的人的勞動然而經常變得更加輕鬆和耕作得更好。

從任何一方麵講，限製或挫傷商人、工匠和製造業者的勤勞從來就不可能符合所有者和耕作者的利益。這個非生產階級享受到的自由越大，構成這個階級的一切不同行業的競爭就越激烈，其他兩個階級就會得到更便宜的供應，不管是外國貨物，還是自己國家的製造品。

壓迫其他兩個階級從來也不可能符合非生產階級的利益。土地的剩餘產品，在先後去掉了耕作者和所有者生活維持費用後的剩餘物後，維持和雇傭了這個非生產階級。這個剩餘物越多，它把維持和雇傭的那個階級也必定更多。建立完完全全的公正、完完全全的自由和完完全全的平等是最有效地保障一切這三個階級的最高程度的繁榮的其他簡單的秘密。

就像荷蘭和漢堡這些商業國家，主要是由商人、工匠和製造業者構成了這個非生產階級，是通過與此相同的方式由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的費用維持生活而且受雇於他們的。唯一不同的是那些所有者和耕作者(之中絕大多數)遠離靠他們帶來加工材料和生活基金而身居極不方便的遙遠地方的商人、工匠和製造業者，他們是其他國家的居民和其他政府的臣民。

然而，這樣的商業國不僅有用，而且對其他國家的居民也大為有用。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填補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空缺，填補了商人、工匠和製造業者的位置，那些國家的居民原本應該是在自己國家能夠找到這些人的，然而因為他們政策的某種缺點在國內沒有方法找到。

通過對和他們的貿易或向他們帶來的商品征收高關稅來挫傷或壓抑這些商業國家的工業從來就不是農業國家的利益，假如我能夠這樣而來稱呼那些國家的話。通過讓那些商品變得昂貴的關稅，隻可能讓他們自己國家土地剩餘產物的實際價值在和那些商品也就是說，那些商品的價值進行交易時降低。這樣的關稅隻可以阻礙剩餘產物的增加，因而也阻礙他土地耕作的改良。相反，提高剩餘產品的價值，刺激他增長，因而促進他們土地耕作的改良，最有效的應急措施是允許一切這類商業國家最完完全全的自由貿易。

這樣的最完完全全的自由貿易甚至是最有效的應急措施，在恰當時機能夠為他們帶來在國內缺乏的工匠、製造業者和商人，通過最恰當和最有利的方式填補他們感觸非常深的那個非常重要的空缺。

土地剩餘產物的連續增加到了恰當時機把創造一個比按尋常利潤率所可能投入土地改良和耕作的資金更大的資金。然而他剩餘部分又很容易地投入到雇傭自己國家的工匠和製造業者身上。這些工匠和製造業者在國內找到了他們工作的材料和維持生活的基金，即便技藝差很多，他們也就可能就像那些商業國家的工匠和製造業者一樣便宜地進行生產。因為那些商業國家的工匠和製造業者一定要從遙遠的地方去得到材料和生活基金，即便因為缺乏技術他們可能開始有一段時間沒法那麽便宜地進行生產，然而在國內找到了市場，他們便能夠像那些商業國家的工匠和製造業者一樣通過與此同樣便宜的價格賣出他們的產品，後者卻一定要從遙遠的地方才可以把商品運送到這個市場上來。不僅這樣，隨著技術的提高，他們就可以把產品迅速賣得比較便宜了。所以，那些商業國家的工匠和製造業者迅速在那些農業國家的市場上受到挑戰，因為售價超過對方，不久便會完完全全被擠出市場。那些農業國家因為技術的逐步改進，他的製造業便宜到一定的時候就又會把他們的銷售推廣到國外市場去，把產品送往非常多外國市場去，在那裏通過與此同樣的方式可把非常多商業國的製造品漸漸擠出市場。

農業國原生產物和製造品連續增加到一定的時候將會創造比通過尋常的利潤率投入農業或製造業所可以創造的更大的資金。這個資金的剩餘部分很容易轉向對外貿易，投入向外國出口他自己國家原生產物和製造品中的剩餘部分，因為它們多於國內市場的需求。在出口他自己國家產品的過程中，農業國的商人和那些商業國的商人相比具有他們的工匠和製造業者從前曾經有過的優勢。

他們可以在國內找到貨物及食品，這些東西別人就一定要到遙遠的地方去尋求。所以，盡管航運技術差一點兒，他們在國外市場上可以把自己的貨物和商業國的商人們一樣通過低廉的價格賣出，然而在技術同等時他們就把可以賣出得更便宜。所以，他們迅速就會和商業國在外貿這個領域進行競爭，到一定時候就把它們完完全全從外貿中擠走。所以，依照這一自由和寬大的體係，農業國培養自己的工匠、製造業者和商人的最有利的方法是給予一切其他各國的工匠、製造業者和商人最完完全全的貿易自由。從而它能夠提高他土地剩餘產物的價值，剩餘產品的連續增加會漸漸建立起一個基金，這個基金到一定時候就會培養出自由貿易所一定要的各種工匠，製造業者和商人。

相反的是，當一個農業國家通過高關稅或禁令壓製對外貿易時，它必定在兩個不同方麵會傷害他自己國家利益。首先，提高一切外國貨物和各種製造品的價格必定會降低自己國家土地剩餘產物的實際價值，因為它正是用這些剩餘產物也就是用剩餘產品的價格來購買外國貨物和製造品的。其次，通過給予自己國家商人、工匠和製造業者對國內市場的壟斷，它必定會把商業和製造業的利潤率提高得比農業的利潤率高，從而讓原本投入農業的一部分資金從農業中抽回，或者妨礙原本能夠進入農業的資金進入農業。

因此，這個政策在兩個不同方麵阻礙了農業的發展。

首先，通過降低農產品的實際價值，從而讓農業投資的利潤率降低；其次，通過提高其他一切行業的利潤率，從而降低了農業投資的利潤率，讓農業變得更為不利，然而商業和製造業卻變得比它們原本可能的有更多利益。每個人因為他的個人利益的驅動都會想要盡可能把自己的資金和勞力從前者轉向後者。

通過這樣的壓製政策，農業國家應該能夠比通過自由貿易更快地培養出自己的工匠、製造業者和商人。然而，這事頗值得懷疑，假如是在時機沒有完完全全成熟以前培養出他們，過快培養一種勞動，將會壓製此外一種更有價值的勞動。通過過於匆忙地培養一種隻可以用來償還用於它的資金與他尋常利潤的勞動，它將會壓製一種除償還資金和利潤外還可以為地主帶來淨產物、自由地租的勞動。過於著急地鼓勵那種全然非生產勞動，壓製生產勞動。

依照這樣的體係，土地年產物的總額通過什麽樣的方式在上麵所說的提到的三個階級中進行分配，還有通過什麽樣的方式非生產勞動隻是償還了它自身消費的價值，然而沒有在任何方麵增加那個總額的價值，這個體係的天才而又學識淵博的鼻祖魁奈先生已經用某些數學公式對此作了表述。在這些公式中的第一個當中——他通過突出的方法有意把它稱為《經濟表》——表述了他如果的在最完完全全自由的狀態下，也是最繁榮的狀態下所可能實現的方式。

在那種狀態下，年產物足夠帶來最多的淨產物，不僅這樣任何一個階級可以享受到在整個年產物中應得的份額。在此後的一部分公式的表述裏，他假設在不同的限製和規定的狀態下這樣的分配進行的方式。在那種狀態下，所有者階級或非生產階級比耕作者階級要受到更多的優惠。不僅在那種狀態下，前者或後者都要在一定程度上蠶食本應屬於這個生產階級的那個份額。

依照這個體係，每一次這樣而來的蠶食，對這個最完完全全自由情況下的很容易產生的分配方式的每一次破壞，必定一年年降低年產物的價值和總額，而且，必定引起社會實際財富和收益的漸漸減少。依照這個蠶食的程度，依照最完完全全自由情況下的很容易分配方式受到破壞的程度，這個減少的過程必定漸漸加快或放慢。這些公式表述了減少的不同程度，依照這個體係，這個減少的不同程度總是會和那個很容易產生的分配方式受到破壞的程度相一致。

有些純理論的醫生仿佛認為隻是通過某種嚴格的飲食和運動的製度，才可保持人體的健康，因此對那個製度的任何一個最小的違反就必定引起相應程度的疾病或混亂。然而，經驗卻仿佛向我們表明，人體，至少在表麵上看來，在極端不同的飲食和運動製度下甚至在某種大多數時候覺得極端不健康的製度下也常可以保持最完美的健康狀態。然而看上去人體的健康狀態本身包含著某種尚沒有為人所知的保持健康的本性，在非常多方麵它可以防止或糾正一個非常錯誤的生活製度的不良影響。

魁奈先生本人就是一個內科醫生，還是一個極端純理論的內科醫生，他對政治實體仿佛抱有同樣的觀念，仿佛認為隻有在一個嚴格製度下，政治實體才可以繁榮興旺。他仿佛沒有思考到，在政治實體中每個人連續地爭取改善自己處境的自然努力，就是能夠在非常多方麵防止和糾正一個政治經濟學體係帶來的不良影響，在某種程度上，這種不公平和壓迫性的不良影響，保持健康的本性。這樣而來一種政治經濟學體係盡管無疑要延遲，然而卻不總是可以完完全全阻止一個國家走向富裕和繁榮的自然進程。假如一個國家沒有享有完全的自由和完全的公正就不可能有繁榮，那麽在這個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一個國家繁榮過。然而，在這個政治實體內，大自然的智慧幸好為糾正人的愚蠢和不公正所造成的非常多不良影響作了充分的準備，就像它在自然體係中糾正自然體的怠惰和沒有節製所造成的不良影響一樣。

然而，這個體係的主要錯誤看上去就在於它把工匠、製造業者和商人階級都說成了完完全全非生產階級。接下來的幾點觀察能夠表明這樣的說法的不妥之處。

第一，大家都公認這個階級每一年要再生產他們每一年消費的價值，至少是讓維持和雇傭他們的資金能夠持續存在。單純就依照這一點，把非生產這個名稱用在他們身上看上去就非常不妥。我們不應把隻是生育了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的婚姻就稱為不生產的，盡管它隻補充了父親和母親，而沒有增加人類的數量，隻不過就像以前一樣維係了人類的生存。誠然，農民和農村勞動者除了再生產了維持他們生活和雇傭他們的資金之外，每一年再生產了淨產物，也就是說，地主的自由地租。這就像一對夫婦生育了三個孩子，必然是比隻生育兩個孩子的夫婦更具有生產性一樣，農民和農村勞動者的勞動必然比商人、工匠和製造業者更具有生產性。隻不過，前者的產量高並沒有讓後者變成了不生產的。

第二，依照這一點，把工匠、製造業者視同家丁、仆役是完完全全不妥的。而且家仆的勞動沒法讓維持和雇傭他們的基金持續存在。維持和雇傭他們的費用完完全全是由他們的主人開支，不僅這樣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也不具有償還那部分開支的性質。他們的工作完完全全是一種服務，大多數時候是在他們完成工作的瞬間，他們的服務也就隨之消失了。它不固定或體現在任何能夠償還他們的工資和生活維持費的價值的可賣出的商品中。相反，工匠、製造業者和商人的勞動天然地固定或體現在某一可賣出的商品中。正是依照這一點，我在論述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的那一章中把工匠、製造業者和商人劃分在生產勞動者中，然而把家仆劃分在非生產勞動者中。

第三，依照任何一個設想，說工匠、製造業者和商人的勞動沒法增加國家的實際收益，仿佛都是不妥的。比方說，哪怕我們能夠假設，宛如在這個體係中所假設的，這個階級每一天，每一個月和每一年消費的價值完完全全等於他們每日、每月和每一年生產的價值，然而我們卻沒法由此而得出結論，他們的勞動對社會的土地和勞動年產物產生的實際價值，對社會的實際收益沒有增加任何東西。

比方說，一個工匠在收割後的前6個月裏做了價值10鎊的工作，盡管他在同一時間內消費了價值10鎊的穀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卻實實在在地使社會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增加了10鎊的價值。當他消費了價值10鎊的穀物和其他必需品這半年收益時，他已經生產了同等價值的產品。這些產品能夠為他自己或是此外某人購買同等的半年收益。因此，在這6個月期間所消費和生產的價值是同等的，不是10鎊而是20鎊。誠然，在任意一個時刻裏，可能存在的是不多於這10鎊的價值。然而假如被工匠消費了的這10鎊價值的穀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被士兵或家仆消費了，在6個月末尾存在的那部分年產物的價值就將會比因為工匠的勞動而實實在在得到的全部要少了10鎊。

因此，盡管工匠所生產的產品的價值盡管在任何一個時候能夠假設不可能多於他所消費的，然而在任何時候市場上貨物的實際存在價值因為工匠生產的結果要多於他沒有生產時的價值。

當這樣的體係的庇護者們宣稱工匠、製造業者和商人的消費等同於他們所生產的價值時，他們可能是指那些人的收益，或預定用於他們消費的基金等於他們所生產的價值。然而假如他們把自己表述得更準確些，隻不過宣稱那個階級的收益等於他們所生產的價值，那麽讀者就非常容易地會認為從這個收益中很容易節省出來的東西必定會增加社會的實際財富。所以，為了做出一個就像論據一樣的東西，他們就一定要把自己表述得就像他們所做的那樣。不僅這樣這個論據，即便把事物如果得完完全全就像假設的那樣，結果也是一個非常沒有說服力的論據。

第四，農民、農村勞動者和工匠、製造業者和商人相比，他們能夠擴大社會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社會的實際收益。任何一個社會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隻可以通過兩種途徑得到增加：

(一)對某種社會中實際上維持的有用勞動的生產力的提高；

(二)使某些有用的勞動量增加。

有用的勞動生產力的提高首先依靠於工人能力的提高。此外，有賴於他所利用的機器的改良。就像工匠和製造業者的勞動比農民和農村勞動者的勞動能夠進行更加細致的分工，讓每個工人的勞動簡化到更加簡單的一種操作一樣，他們與此同樣能夠改良到一個更高的程度。所以，在這方麵，耕作者階級和工匠、製造業者相比就不可能有任何優勢。

實際用於任何一個社會的有用的勞動量的增加一定要完完全全依靠雇傭它的資金的增加；然而這個資金的增加又一定要完完全全和管理調節這個資金的利用的個別人，或某些把資金借給他們的人從收益中所節省出來的數額同等。假如商人、工匠和製造業者就像這個體係所假設的，比土地擁有者和耕作者天然地更傾向於節儉和儲蓄的話，那麽就這一點而言他們更加可能擴大用於他們社會的有用勞動量，從而增加社會的土地和勞動的實際收益，也就是土地和勞動的年產量。

第五點也是最終一點，每個國家居民的收益就像這個體係所假設的完完全全由他們的勞動所可以得到的生活資料的數量構成，一個商業和製造業的國家的收益在其他事物同等的情況下一定要總是大大地超過沒有商業或製造業的國家。通過貿易和製造業，每一年能夠進口比他自身土地在他們實際耕作的狀態下所可以帶來的更多的生活資料。城鎮居民盡管經常不擁有土地，然而他們通過勞動卻可以換取到其他人民的土地原生產物，它們不但向他們帶來工作的材料，而且向他們帶來維持生活的基金。一個城鎮和他靠近農村的關係經常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和其他獨立國家的關係。

荷蘭正是這樣從其他國家吸取了大多數的生活資料；從霍爾斯泰因和日德蘭獲取牲畜，差不多從歐洲一切國家獲取穀物。小量的製造品就可購買大量的原生產物。所以，一個商業和製造業國家很容易用他一小部分製造品購買其他國家大多數的原生產物。相反，一個沒有商業和製造業的國家大多數時候都一定要用他大多數的原生產物去購買一小部分其他國家的製造品。前者出口的僅可以維持和供應極少數的人，然而進口的卻可以維持和供給大量的人。後者出口的可以供應和維持非常多人，然而進口的僅可以供應和維持極少數的人，前者的居民必定總是享受到大量他們自己的土地在他們耕作的實際狀態下所可以帶來的生活必需品，那麽後者的居民必定總是享受到數量小得多的生活必需品。

然而，這個體係盡管有它一切的這些缺點，可能是迄今出版的政治經濟學中關於這個問題最接近真理的體係了，不僅這樣，就依照這一點它就非常值得每個願意認真研究這個非常重要的科學原理的人去深刻思考。

盡管把用於土地的勞動表述為生產性勞動，然而一再重述的一些生產性勞動觀念可能還是過於狹窄。這個體係把國家的財富表述為不是由不可消費的貨幣財富構成，而是由社會的勞動每一年再生產的消費品構成：不僅這樣，在把完完全全自由說成是可以讓這個年度再生產盡可能最大的唯一措施時，這樣的體係看上去在每一方麵就都是公正的、寬宏大量和自由的了。

這個學說的追隨者人數非常之多，不僅這樣，因為人們大部分喜歡反論，喜歡顯示自己可以理解常人所沒法了解的東西，所以這個學說支持的關於製造業的非生產性質的反論可能對增加它的讚美者的人數做出了很大程度的貢獻。在過去的幾年裏他們形成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學派，在法國的學術界被稱之為“經濟學家”。他們的著作必然對他們的國家曾有過某些貢獻。他們不僅把非常多以前從沒有非常好研究過的問題提出來給公眾討論，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讓公共行政在重視農業上產生了必定的影響。

所以，因為他們討論的結果，法國的農業得從以前所受到的非常多壓迫下解放了出來。土地租佃期已從9年延長到27年。在此期間，沒有來的土地購買者或所有者均不得侵犯。從前不允許穀物從王國的一個省運往另一個省的省級限製已經完完全全取消，“穀物能夠出口到任何其他國家的自由在通常情況下”已作為王國的習慣法被建立了起來。這個學派的著作浩如煙海，它們不僅討論什麽是真正的政治經濟學或什麽是國家財富的性質和起因，不僅這樣，討論文官政府的每一部門應負的職責，一切這些著作也都含蓄地遵循著魁奈先生的學說，看不出有任何的改變。

基於這個原因，絕大多數的著作中非常少有什麽不同。在曾任馬提克島總督的梅西矣·戴·拉·李維埃先生的一本小冊子的名稱中能夠找到關於這個學說最明確和最連貫的說明，它的名稱是《政治團體的自然和基本秩序》。整個學派對他們導師的欽佩不低於任何古代哲學宗派對於他們體係的創始人的欽佩，盡管他們的導師本人是一個非常謙遜和非常樸實的人。一個非常勤奮和深受尊敬的作者戴·米拉波侯爵說：“自從有這個世界以來，曾經有三大發明給予了政治社會穩定，它們獨立於其他豐富和裝飾政治社會的發明之外。第一個發明是文字的發明，它賦予人類以原原本本地傳達他的法律、契約、編年史和發明的力量。第二個是貨幣的發明，它把文明社會間的一切關係捆綁在一起。第三個是經濟表，它是上麵所說的兩個發明的結果，它通過完善他們的目的是使兩者更加完整。它是我們時代的偉大發現，我們的後代將會從中受益。”

現代歐洲國家的政治經濟學對於製造業、外貿和城鎮工業相比對農業和農村工業更加優惠。此外一點國家的政治經濟學就遵循了一個不同的準則，對農業比對製造業和外貿更加優惠。

製造品因為體積小而包含的價值大，依照這一點就比大多數的原生產物從一個國家運往另一個國家所需的費用要少得多，所以差不多在一切的國家它們都是外貿的主要支柱。除此之外，在幅員比較小，內陸貿易條件比不過中國的國家，通常都需要外貿的支持。那些幅員不遼闊僅僅夠帶來一個狹小的國內市場的國家，或者國內省間交通非常不便讓任何一個地區的貨物沒法享受到該國所可以帶來的國內市場的國家，沒有廣闊的國外市場，就不可能繁榮。

一定要記住，製造業的完善完完全全取決於分工，然而能夠引進到任何製造業的分工程度如前麵已經講過的：一定要受到到市場的大小的調控。然而滿清帝國的遼闊的市場眾多的居民，多種的氣候還有相應的不同省份內不同產物，再加上大多數省份之間的非常方便的水運使得中國的國內市場是這樣的廣闊，以致一個國內市場就足夠支撐非常大的製造業，而且允許極其細致的分工。

古埃及的政策還有印度斯坦的政府的政策看上去也都是偏向於農業，然而，輕視其他行業。

在古埃及和印度斯坦，所有人民被劃分成不同的等級或部落，每個等級都是從父親到兒子隻可以從事某一職業或某一類職業。僧侶的兒子就隻可以作僧侶；當兵的兒子就隻可以當兵；勞工的兒子隻可以當勞工；紡織工的兒子隻可以當紡織工，裁縫的兒子隻可以當裁縫，等等。在這兩個國家裏，最高的等級是僧侶；當兵次之；在這兩個國家裏農民和勞工又超過商人和製造業者。

這兩個國家政府都非常重視農業的利益。古埃及君主為恰當地分配尼羅河的水源所建造的水利工程在古代是聞名的。有些建築被毀壞後的遺物仍然受到旅遊者的讚歎。印度斯坦的古代君主為恰當分配恒河還有其他非常多河流的水資源所建造的同類工程盡管沒有那麽有名，看上去也與此同樣偉大。所以，這兩個國家盡管有的時候發生饑荒，然而仍然以土地肥沃著稱於世。盡管這兩個國家都是人口極多，然而在通常年景，他們仍然要向鄰邦出口大量的穀物。

古埃及人對海洋懷有一種迷信的反感，同時因為印度教不允許他的教徒在水上生火，從而不允許在水上蒸煮食物，這樣而來，事實上就不允許了他們到遠海航行。埃及人和印度人差不多一定要完完全全依賴其他國家航運出口到他們國家的剩餘產物，然而這個依賴性必定限製了市場，所以也必定阻礙了剩餘產物的增加，而且它對製造品增加造成的挫傷必定比對原生產物增加造成的挫傷更大。因為比製造品重要的土地原生產物更加需要一個比較廣闊的市場。

一個製鞋匠一年裏能夠製造300多雙鞋子，然而他們的家庭可能一年還穿不了6雙。除非他至少有50個就像自己家庭那樣的顧客，要不然他就沒有方法賣掉自己的勞動的一切產品。在一個非常大的國家裏，人數最多的工匠階級也不到全國家庭總數的五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然而，就像法國和英國這樣的大國，根據有些作者的統計，從事農業經營的人口占全國居民的一半，然而有些作者的統計為1／3，據我所知還沒有哪一個作者覺得低於1／5的。然而因為法國和英國的農作物的絕大多數是為國內所消費，依照這些計算，任何一個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就必定要求有一兩個或最多4個就像他自己那樣的家庭的光顧才可以賣掉他的一切勞動產物。所以，在一個有限的市場的不利條件下，農業比製造業能夠更好地支撐自身的發展。

誠然，在古埃及和印度，外國市場的限製條件在某種程度上由非常多方便的內陸航運得到了補償，方便的內陸航運通過最有利的方式為那些國家各個不同地區的產品打開了整個的國內市場。幅員遼闊的印度也讓該國的國內市場非常廣闊，足夠支撐各種製造業的發展。然而古埃及幅員狹小，還比不上英格蘭，這就必定使得該國的國內市場時刻都顯得過於狹小，難以支撐大量的製造業的發展。作為印度斯坦的一個省的孟加拉大多數時候要出口大量的大米，然而它更加出名的不是出口穀物，而是出口大量的製造品。相反，古埃及盡管出口一點製造品，特別是高級亞麻布還有其他一點貨物，然而卻總是通過他出口大量的穀物而最著名。它長期是羅馬帝國的糧倉。

中國、古埃及還有印度在不同時期所分裂成的王國的君主總是從某種地租中獲取他們整個的收益，或者收益的最大多數。這個地租就像歐洲的什一稅一樣，據了解構成了土地產物的1／5，它們依照某一評估征收實物，或者征收貨幣，因而依照土地產物的不同和變化一年一年不同。所以，這些國家的君主應該很容易對農業的利益非常關注，因為農業的興衰直接決定著他們收益的增長或減少。

古希臘共和國和羅馬共和國的政策盡管對農業比對製造業或外貿更加尊重，然而看上去它們主要是阻礙後者的發展，並不是對前者給予任何直接的或有意的鼓勵。在古希臘的幾個古國，對外貿易是完完全全不允許的。不僅這樣有些國家則覺得工匠和製造業者的職業有損於人體的體力和敏捷，讓身體沒法養成軍事訓練和體育訓練所要在人體中形成的習慣，從而讓身體沒法經受到戰爭的疲勞和所遭遇的危險。這些職業被認為隻適宜於奴隸，所以自由民不允許從事這些職業。也就是說，即便在那些沒有頒布這樣的禁令的各邦，舉例來說在古羅馬和雅典，大多數的人民事實上也是不允許從事現在大多數時候為城鎮居民中下層人民所從事的那些職業的。

在雅典和古羅馬，這些工作幾乎都是由富人的奴隸來承擔。他們為了主人的利益而操勞，當自由民的產品和富人的奴隸的產品進行競爭的時候，他們主人的財富、權勢和所得到的保護差不多使窮苦的自由民沒有方法為自己的產品找到市場。然而，不管是在機器的改進方麵，或是在便於勞動和縮短勞動時間方麵。對工作的組織和分配，所進行的一切最重大的改革也都是自由民的發現。假如有一個奴隸提出任何這類改良，他的主人就會非常容易地把他的建議看成偷懶的借口，是想用主人的錢去減輕自己的勞動。

這時，這個窮苦的奴隸不但得不到獎勵，可能還要受到斥責，甚至還要受到某種懲罰。所以，在奴隸所從事的製造業，大多數時候完成同量的工作總是要比那些由自由民所從事的製造業所花費的勞動多。所以，前者的產品大多數時候必定要比後者生產的產品昂貴。孟德斯鳩先生曾經指出過，匈牙利的礦山盡管並不比靠近的土耳其的礦山更富饒，然而開采的費用卻總是比土耳其的少。這是因為土耳其的礦山是由奴隸來開采的，那些奴隸們的手臂就是土耳其人想到過的唯一可利用的機器。然而匈牙利的礦山是由自由人開采的，他們利用了大量的機器，然而機器帶來方便縮短了他們的勞動時間。從現在所明白的一點點關於希臘和古羅馬時代的製造品的價格，能夠看出比較高級的產品是非常昂貴的。絲綢的重量是通過黃金計算的。

誠然，絲綢在當時不是歐洲的製造品。因為它完完全全是從東印度運來的，長途運輸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價格昂貴的原因。然而據了解婦人有的時候付給高級亞麻布的價格仿佛也是與此同樣的昂貴；然而亞麻布大多數時候都是歐洲，或者最遠也不過是埃及的製造品。這樣的昂貴的價格就隻可以是因為投入的勞動的巨大費用所造成的了，不僅這樣，這個勞動的費用又因為生產中所利用的機器的笨拙而增高。高級毛織品的價格盡管沒有這樣昂貴，然而，仿佛也大大地超過現在的價格。

普林尼告訴我們有些使用某種特殊方法染的衣料，1磅重就要值100第納爾，或3鎊6先令8便士。用此外一種方法染的其他衣料1鎊就值10第納爾，或33鎊6先令8便士。然而一定要記住，1羅馬鎊隻值我們常衡12盎司。誠然，這麽高的一個價格看上去主要是因為染料。然而假如不是衣料本身比我們現在製造的任何衣料要貴很多，也就不可能用這樣昂貴的染料染了。要不然，附屬物的價值和主體物的價值太不成比例了。同一作者所提到的一種放在桌旁的長椅上能夠靠的叫做特裏克裏納麗的毛織枕頭或墊子的價格更是貴得令人難通過置信。這樣的枕頭據了解要值3萬多鎊，有的要值30多萬鎊。這麽高的價格他也沒有說是因為染料的原因。

阿邑斯諾特博士說，古代的時髦男女的衣著看上去比現在的花樣要少得多。我們在古代雕像上麵所看到的極少的款式證實了他們的說法。他依照這一點推論古代人的衣服總的來說必定比我們現在的便宜。然而這個結論仿佛有些勉強。因為當時髦的服裝價格十分昂貴時，他花樣必定非常少。然而隨著製造技術和工業生產力的增高，任何一件服裝的價格都變得適中時，花樣很容易就會增多。富人不可能通過任何一件服裝的費用來誇耀他們自己時，自然而然就會竭力通過各種各樣的服裝來做到這一點。

前麵已經指出過，任何一個國家商業的最大和舉足輕重的部門是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間所進行的貿易。城鎮居民從農村得到構成他們的生產材料和生活資料的資本的天然生產物；他們通過送回農村一定數量的製造品和半成品來支付這個天然生產物。在這兩部分人民之間所進行的貿易基本上是由一定數量的原生產物和必定數量的製造品構成的。所以，後者越貴，前者就越便宜。任何一個國家裏任何提高製造品價格的試圖就是降低土地原生產物價格的試圖，從而會阻礙農業的發展。

一定數量的原生產物，也就是說，一定數量原生產物的價值，所可以購買的製造品的數量越小，那一定數量的原生產物的交換價值就越小，對地主通過改良土地或農民通過改進耕作而提高產量的鼓勵也越小。除此之外，任何一個國家想減少工匠和製造業者人數的試圖，必定就會縮小國內市場——土地原生產物的一切市場中這個舉足輕重的市場，從然而更進一步挫傷農業的發展。

所以，把農業置於一切優先地位的那些體係，為了促進農業，而對製造業和外貿實行限製，這正好走到了他們所提倡的目的的反麵，間接地挫傷了他們原想促進的那一種產業。可能，到目前為止他們比商業體係更加矛盾。那個體係是希望借助給予製造業和對外貿易比農業更多的鼓勵，把社會的必定份額的資金從支持比較有利的一種產業轉入到支持利益比較少的一種產業。它事實上最終仍然是鼓勵了它試圖促進的那一種產業。相反，這些農業體係事實上最終卻是挫傷了他們自己心愛的一種產業。

正是這樣，每一種體係或者竭力通過某些特殊的鼓勵使產業的某種特殊部門得到比他自然情況下發展更大的一份社會資金：或者竭力通過特殊的限製強迫原本把用於投資該產業的部分資金從該產業中分離出來。兩者事實上都是和他原想要促進的偉大目的背道而馳的。它不僅沒有加速，反而延緩了社會走向實際富裕和強大的進程，它非但沒有增加，反而是減少了社會土地和勞動年產量的真正價值。

所以，當優惠和限製的體係一切被取消以後，一個清晰而簡單的天然的自由的體係就自然地建立了起來。每個人隻要他不違犯公正的法律即可以完完全全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方式去追逐他自己的利益，就能夠把他的勤勞和資金和其他任何人或任何一類人的勤勞和資金進行競爭。君主也可以完完全全擺脫監督，引導私人的勞動而且讓他最符合社會利益的責任。在想要履行那種職責時，他總是一定要麵對數不清的迷惑，而且人類的智慧或知識也總是不足夠讓他能夠合適地去履行那一職責。依照天然的自由的體係，君主隻有三個職責需要履行，而且是三個十分重要的職責，它們對尋常人來說是簡單易懂的：

(一)保護社會免受到其他社會的侵犯和入侵；

(二)盡可能保護社會每個成員免受到社會任何其他成員的不公正待遇或壓迫；

(三)建立或維護某些公共工程和某些公共機構，它們是任何一個人或少數個人為了得到自身的利益絕不可能建立和維護的。因為他的利潤永遠也不可能補償任何個人或少數個人的費用，盡管它們經常對社會整體所作的貢獻可能遠多於對社會整體的補償。

君主要恰當地履行這幾種職責必定需要一定的費用，然而這個費用又必定要求一定的收益來支持它。因此在下一篇我將會竭力闡述：首先，什麽是君主或聯邦的必要費用？而且其中的哪些費用應由全社會的共同貢獻來支付；其中哪些僅由社會某一特定部分或社會某些特定成員的貢獻來支付，此外，全社會可用哪些不同的方法來支付全社會不容推卸的費用，還有每一種方法的主要優點和不方便之處，再者，什麽理由和原因讓差不多一切現代政府都拿出他收益的一部分進行抵押或舉債，還有這些債務對國家實際財富和對社會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量的影響是什麽？所以下一卷自然而然地把它分為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