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不同的教育思路

我們的教育思路是告訴學生誰是誰非，並把結論當做“真理”。美國的教育思路是教學生批判地讀書，其最終目的是讓學生獨立地解釋事實，尋求真理。

前幾年的數據顯示，美國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每年投入教育的經費超過4000億美圓。美國龐大的教育經費來源主要有三條渠道：一是聯邦政府撥款；二是各州的地方稅收（其中約有三分之一投入教育）；三是私人財團捐款（這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美國“教育為本”的思路還體現在他們的總統大選中。2000年總統大選，辯論的兩大焦點就是基礎教育和醫療保障，小布什的一張王牌就是他在得州對中小學教育的推動。最近又在網上得知，1999年美國教育總投資已占其國內總產值的7.7%，達到6350億美圓。因此，美國學校的硬件設施多數居世界第一。　但是，如果把中美教育的對比停留在硬件設施上，就未免膚淺，關鍵還是教育思路的不同。　中國的教育與日本的教育方式有很多相似之處：要求學生博聞強記、厚積薄發；學生重考分，學校重升學率。因此學生課業負擔重，節假日也常常去補習。這自然有好處，中國、日本的許多學生能吃苦，基礎知識學得紮實。我的兒子赴美讀博士，給本科生代物理實驗課，用到一些中學的物理公式，學生都不記得，還理直氣壯地說：我們從不記公式。我兒子就勸誡他們要學中國學生的長處，要刻苦用功，當即在黑板上把圓周率π寫出幾十位數字，並說我們在中學就是這樣鍛煉記憶力的。兒子低估了美國學生的聰明，他們偷偷地把黑板上的數字抄了下來，兩天後再上實驗課，就有學生要求這中國老師把圓周率的數值再寫一遍。我兒子寫出後，他們與抄下的一一對照，結果一字不差，確認不是咋唬他們，這才服了中國小老師。學期末評價老師時，全給打了高分。中國學生基礎知識紮實、基本功過硬，這是舉世公認的。　但是，讓容量有限的大腦充塞了許多陳舊無用的知識，反而會阻礙大腦去接受新事物，也是一種精力的浪費。尤其是中國的舊教材，幾年甚至幾十年一貫製，老掉牙的東西讓學生翻來覆去死記硬背，必然削弱他們跟蹤最新科技和社會發展變化的新信息的能力和興趣。我的兒子記憶力強，愛看古書，去了美國在與他大姐對話時，常常引用“子曰詩雲”。他大姐就委婉地取笑他說：“你在美國待上一年後，看還會不會這樣！”

在中國，許多新的知識、新的發明要幾年甚至十幾年以後才能反映到教材裏。當今世界，知識滯後幾年，發展就差了十萬八千裏。

在美國，在學生的早期教育階段，就不提倡死記硬背，而是鼓勵獨立思考，鼓勵學生運用自己的創造力去解決問題。當然，在學習一些課程時，學生也必須記憶有關的公式和事實。但是即使在學習像語文、曆史這樣的課程時，也要讓學生認識到課本上講的僅僅是一家之言。特別是曆史，要讓學生認識到曆史教科書是由一個以解釋曆史事實為己任的人編寫的，如果由另一個人來編寫，同樣的事實他可能編出另一個故事來。寫到這裏，我想起我們上高中時的困惑：政治課中“事物的一分為二是真理”，但它對某些人、某些事物並不適用。“好”就是絕對的好，“壞”就是絕對的壞。語文課本中涉及林語堂時，老師便讓我們記住現成結論，說林語堂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幫閑文人。改革開放後一接觸林語堂的散文，非常吃驚，這“幫閑文人”的散文竟然是那麽美，蘊涵著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我們的困惑與吃驚來源於老師灌輸給我們的現成結論，並將其認定為一成不變的真理。

　我們的教育思路是告訴學生誰是誰非，並把結論當做“真理”。美國的教育思路是教學生批判地讀書，其最終目的是讓學生獨立地解釋事實，尋求真理。

我曾在網上看到一個赴美留學的中學生寫他的美國老師怎樣教語文。老師從來不給學生現成的結論。學生們竟然敢對莎士比亞和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的劇本提出質疑和批評。老師講到《安德森審判》，這個劇本寫的是對一個軍官的審判。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林肯總統赦免了所有在南軍中打仗的官兵，惟一被送上法庭的人是一個名叫安德森的北軍下級軍官，原因是他在戰爭結束時殺害了一批俘虜，構成了殺人罪。劇本中，安德森並不否認自己殺人，但他辯解說，他這樣做隻是“執行命令”，在盡他作為一個軍人“應盡的職責”；而起訴他的檢察官則說，他這樣濫殺已經對他不構成任何威脅的俘虜，就是“人性的泯滅”。

老師認為他和學生討論的問題涉及道德和紀律的衝突，就非常認真。他讓學生充分討論後作一篇分析作文，說明“對國家或上級的忠誠，與對自己信念的追求，到底哪一個更重要？”一名學生說他感到有好多話要說：“回到家後，經過幾個小時的推敲、琢磨，再加上幾個小時奮筆疾書，文章幾乎是一氣嗬成。我語調激動地為一個人按照自己的良心做事而辯護，又拉出洛克、康德等我僅知道點皮毛的哲學家的觀點來壯大我的聲勢，最後再加上一個有力的結尾：在良心和職責衝突的時候，一個人應該按照自己相信的去做，因為他首先要對自己負責！”

老師希拉克非常欣賞這篇文章，給了他一個A＋（最高等級）。並且在文後批語說：“這是我今年讀過的最好的文章。”

美國教師認為：教師的主要目標就是教學生思考問題的方法、利用資料的方法，以及記敘自己的發現結果的方法。可以這樣說，學生從小學到中學，從完成學士學業到取得碩士以至攻讀博士學位，整個過程的每一步，都是對這一目標的強化。用他們的話說，美國教育麵臨的整個挑戰都在於學生能夠獨立地從事研究、獨立地進行思考。

美籍英語教授威廉姆斯博士說：“教師不應自稱握有‘真理’，倒不妨說真理在教師和學生以外的某個地方。而探求真理是師生共同的任務。”

與此相對照，中國教師受“傳道授業解惑”的傳統理念影響太深。筆者曾在中學擔任語文教師12年，回顧我們過去給學生出的作文題，“七一放歌”、“接到錄取通知書後”、“唱國際歌所想到的”……題目本身就有明確的導向，它已決定了文章的立意和模式，學生根本沒有獨立思考、發揮自己的創造和想像的廣闊天地。

　這裏，我們回顧一下2002年全國高考作文題。

“閱讀下麵材料，根據要求作文。有一位登山者途中遇到暴風雪，他深知如果找不到避風之處必死無疑。他走啊走，突然腳下碰到一個僵硬的東西，他扒開雪地一看，原來是一個凍僵的人。他想：是救他呢？還是繼續前行？經過心靈翻江倒海的思量之後，他毅然決定救這個人。於是，他脫下手套，開始給那個凍僵的人全身按摩。經過一番努力，終於把他救醒了。於是，兩人攙扶著走出雪地。也許不一定人人能碰到這樣的生死選擇，但是我們在生活中所遇所見所聽也會麵臨著一些觸動心靈的選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怎樣選擇？為什麽會作這樣的、選擇？

“請以‘心靈的選擇’為題自定立意、自選文體、自擬題目寫一篇不少於800字的作文，不得抄襲作文，範圍不要超出這個內容之外。”試題公布後，在教育界及社會人士中引起一些爭議。媒體報道，教育界人士認為，這道作文題靈活性大、學生可發揮的空間大，值得肯定。

一位登山探險愛好者卻說，就他的登山知識和登山經驗來看，今年高考作文題所給的材料不合邏輯、違背常識。他質疑命題者：現實中有那麽多生動的事例不采用，為什麽要編造這一虛擬情境呢？

更多的批評則指向這道題的實際導向作用。許多考生家長及社會人士認為，這種作文題隻會逼迫學生說假話。他們說這道道德題對考生來說其實沒有什麽“心靈的選擇”，不管考生內心怎麽想，都必須從“舍己救人”這個方向上去作文，否則就會吃“鴨蛋”。考生隻能迎合那惟一的答案，絞盡腦汁去說假話、大話、空話。

一位工程師說，高考作文題對學生具有直接的引導作用，這種引導可能造成一種急功近利的技巧化和形式化；而道德的形成需要一個過程，必須遠離功利性；如果學生沒有真正深入地思考並在真實的矛盾中體驗，隻能是造就一代又一代學生說假話的習氣。

從中國轉到美國讀中學的學生說：“我對這種（美國）教學方式不以為然。我喜歡從老師那裏得到一部作品的權威解釋，但老師卻似乎一點也不覺得討論是浪費時間。”

美國老師認為，學習不單單是所學內容問題，不單單是預先安排好的知識的積累問題，而重要的是一種過程。這樣，平時的課堂活動就是重中之重了。因此，教室應成為有生氣的學習實驗室，成為學生在教師的細心指導下發表自己的看法、向別人的思想挑戰、在同學間進行智力探險的自由天地。而教師本人也不懼怕自己的觀點受到挑戰。　比如一位維絲基太太在課堂上與學生爭論美國作家賽林格的長篇小說《麥田裏的守望者》（這部作品講的是一個苦惱的高中生荷頓在紐約流浪時的經曆）。女老師讓同學們想一想，荷頓的苦惱和孤獨，有多少是父母的錯，說“荷頓的父母為什麽要把他送到離家很遠的寄宿學校？為什麽聞到荷頓妹妹屋裏有煙草味也草草放過？這是一個稱職的父母應該做的嗎？我也是個母親，這絕不是我會做的。”

她的學生聽出她的言外之意，似乎把荷頓的種種不快樂都歸因於父母，馬上就舉手表示不〖JP2〗能苟同，與她展開爭辯。學生說：“花錢讓孩子上好學校，給孩子足夠的錢，這正是父母愛他的表現。如果他們不關心荷頓的妹妹費比的話，又何必深更半夜回家呢，而且一回家就先進費比的屋。我反對這種孩子一做錯事就怪父母的做法。荷頓也夠大了，他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師生各不相讓，爭論了十幾分鍾。教師隻是把重點放在培養學生探求真理的方法上，而不是放在內容即某一特定真理上。他們相信，隻要學生掌握了方法，他們就會越來越接近真理。

通過這種討論，老師提醒學生那些作品不是死的，並不是隻允許專家來解釋，我們來接受專家的結論；它們是活生生的，你完全可以從自己的生活出發，用自己的心靈與之交流來理解它、感受它。對同一段話、同一段情節的解釋可以有多種，這正是偉大的文學作品的精妙之處，它們適用於不同的心靈。

這種授課方式既讓學生“鑽進去”，進入情境；又讓學生能“跳出來”，超越作品，學生的認識才會升華。

當然，不論哪一個國家的教育，其最終目的總是希望學生超過老師。事實上，學生擁有“年輕”這個資本，他隻要不懈努力，總會超過老師。但是，這超越的速度也會因老師教育思路的不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