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關於皇帝與宦官
在中國古代社會裏，有四種人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中的核心力量，掌握著各色人等的生殺予奪。四種人裏的第一檔人物無疑是帝 王 君主，其他三種人則分別是禦前的臣相、後宮的嬪妃、以及追隨君主帝王如影隨形、不男不女的宦官閹人。
中國古代政治核心構成的內在邏輯是：國是家的放大，宗法血緣是維係國家政治的紐帶。在中國古代的政治核心內，帝 王 君主既是皇室中的男性代表，也是整個國家社稷的男性代表，屬陽一極；而後妃則是他名正言順的對應物，屬陰一極；陰陽兩極的互製互動，形成皇室和國家的張力，也造成皇權政治的相對平衡、穩定與和諧。這是陰陽之一組。還有另一組，便是臣相和宦官。相（宰相、丞相）是國家社稷政治運行的中樞，持重、剛強和力量是其基本特征。相對於相的則有宦官閹人，人工化的閹割把女子的柔媚和順從品格後天地加到了他們身上，從而使得即方便地遊走於朝廷和後宮之間，又自然而然地成為相位的合理對應物。
帝 王 君主當然是社會和國家的最高主事，這在中國古人的心目中不言而喻，具有先在的合理、合法性。帝王又稱天子，被視為代傳上天旨意的人間真主。這是一條宗教思路，但宗教的形式裏包含的卻是宗法內容。宗教頌揚天道，宗法堅信人倫。
作為人間權力金字塔的頂尖，皇帝除了受製於那個看不見也摸不著的“天”之外，再 不受任何限製。從理論上講，君道應無為，不理具體事務，平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這才對他人造成神秘感，才具有神聖性。但帝 王 君主內心裏也明白，僅有神秘和神聖還不能完全解決國家機器的運轉問題，還必須有臣相來負責執行他的旨意，來處理方方麵麵的事務。臣道應有為，相府是國家社稷最主要的職能部門，相本身則是帝 王 君主最重要的職能官員。
在中國古代的政治運作中，後妃腳踏實地地成為了政治中心的一維，她們往往在政治決策中發揮著無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從中國政治文化的深層來講，後妃不僅是帝 王 君主的性夥伴，也是其行政弄權的天然搭檔。
女人之外，還有兩性兼棲的宦官。在古代皇宮中，宦官是一個特殊的階層，他們有特殊的身軀、特殊的形象，占據著特殊的位置，也發揮著特殊的作用。古代男女有別、授受不親，而不男不女的宦官則可以盡情地穿梭於後宮，既為畸形之人，就可以行畸形之事。本來是可憐的一群，然而在中國古代政治舞台上卻發揮著穿針引線、左右疏通，甚至連正常人想也不敢想的政治中樞作用，這無論如何也稱得上古今中外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觀。
帝 王 君主端坐於上，左有後妃，右有宦官，下麵對著的是相府的相爺。帝王任性而行，後妃床榻奏事，宦官上下遊走，真正能做些正經事的主要是相爺，這是中國古代政治中心的基本結構、基本格局。
中國古代政治中心呈一點三線結構，粗看起來不能說不複雜，但就所持生存之法，卻不外乎一個“術”字。“術”者，心術、權術也。“術”操之於平頭百姓謂之“心術”；操之於權要則自當稱之為“權術”。如此說來，這陰陽二組的四方人物所行之法自然都在權術範圍之中。
後人常常把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為外儒內法，其實下麵掩蓋的都不外乎一個“術”字。“術”，又應解作陰謀，這種理論上稱為“術”的東西，其實在實踐中恰恰是地道的流フ椒ā?span lang="EN-US"
古代帝王是權力金字塔的頂尖，高則剛矣，但他的高高在上也必須靠各種基礎支撐。因此，帝王不僅要培植親信，調動大臣，同時也要合理安排宗室，充分利用外戚一個台階接著一個台階，少了哪個台階，這金字塔也難保不傾斜甚至倒塌。
外戚者，皇後、皇太後一姓之親戚也。他們主要與母係有關。由於外戚和皇帝是一種特殊的關係，所以外戚要想獲得皇帝的信任，那要比一般大臣容易得多，但天長日久、重任在身的外戚往往容易勢大羽豐，難以駕馭，甚至導致越俎代庖、代皇室自立的結果。
皇帝重用外戚，主要是把外戚作為一股政治力量，使之在諸種政治勢力的對抗拉鋸中起一種平衡和製約的作用。當然，外戚可以平衡政治天平，但有時也會導致天平失衡。一旦政治天平失衡，外戚就難免被皇帝作為替罪羊而拋出局外。
帝王掌管天下需要各方麵力量的支持。在這諸多力量中，中央執行機關裏的行政長官，特別是那些資深且有能力者，更常常成為帝王要優先考慮的對象。既要調動他們的忠誠心和積極性，又予以適當限製和合理控製，這是再理想不過的。因為沒有這些人的工作，帝王將一事無成；如果使用不當、控製不嚴，帝王也會大權旁落。究竟如何駕馭大臣，這其中不僅多有花樣，而且也頗有難度。
做了皇帝的人並不一定是最有威信的人，而一旦身為國主，樹立威信又是絕對必要的。區別對待、分級管理和任用是平衡大臣心理、調動各方麵積極性的有效辦法。
古代 君臣之間多為相互依存、相互利用關係，君為臣做主，臣為君服務。帝王對臣下的褒貶升降、甚至生殺予奪，一般都是經過認真考慮的，而考慮的標準無非兩條：一是感情，二是利益。
以官職賞功有兩大弊端：其一是缺乏才能的受賞者一旦任官，就會造成政務荒廢；其二是功多官高，會造成權勢過重而尾大不掉的局麵。這種做法，因立戰功而居高位者，大多會趁有權有勢時多撈油水，無所不為。
帝 王 君主在駕馭大臣的行為中，常常有意識地進行感情投資，從而深深地感動大臣，使大臣在深受感動之餘更不惜一切地為其出力和賣命。
穩定臣心，收買人心，是皇帝分內的工作。封賞最不喜歡的人也是有效的辦法之一。
中國封建皇權社會是一盤棋，帝王之下的大臣是棋盤上的卒馬炮車。帝王本人連棋盤上最重要的老帥也不想做，而做任意調兵譴將的下棋人。既然是下棋，那麽為了大利益而犧牲個把小利益是常見的事情。
人是永不滿足的動物。曆史上有才能的臣子女雖然居萬人之上、一人之下，卻也不免覬覦王位，因此帝王對臣下如管理不善、控製不嚴，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圍繞使用、調動、控製臣下，曆來帝王費盡心機，使出種種辦法和心術。
大臣們如果真的聯合起來對付皇帝，你皇帝縱然有天大的能耐，最終也會非吃苦頭不可。為此皇帝對臣下常常采用分化、拉攏、瓦解、各個擊破的辦法，讓大臣之間互相牽製、互相監督，使他們人人都以為自己是皇帝的親信，而事實上，自己所做的一切又無一不在皇帝的掌握之中。
古代皇帝大多數喜歡麵南稱孤，不理具體事務。這一來，皇帝就漸漸成為一種精神符號，臣僚由於理事而權力越來越大，直至架空皇帝為所欲為。為了形成皇帝中心，使大臣隻具有工具性，皇帝就需要對大臣實行分職弱權。執行是為臣的本分，而決策則在皇帝一人。
皇帝對臣下的分職弱權，成功者莫過於在政府機構設置上做文章。象丞相一職，位及人臣，他既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又可能對皇帝造成重大威脅。如漢武帝時，中央設尚書省，尚書令分去了過去丞相的一部分權力，又提高了太尉和禦史大夫的地位，使之與丞相平起平坐，並把三者先後更名為司徒、司馬、司空，變一相為三相，從而徹底改變了丞相掌管天下一切的局麵。從機構設置上分職弱權，這是皇帝處理自己與臣下關係中最具特色、最為實用且最有效的一種辦法。
中國是禮儀之邦，正統文化標準是重德多於重才，有德無才不失得一個好名聲，而因此無德卻難生存。但是如果把這一標準原封不動地挪用於政治，那就難免捉襟見肘、漏洞百出。因此有創造性的帝王，在為政用人方麵往往不避俗議，大膽提拔雖有德行瑕疵，但卻有安邦定國才能的人。
翻開曆史看看，古代帝王打天下、治理天下時，哪個沒有一批為之策劃的謀士。這些謀士並不是靠什麽書本上學來的東西，而是靠日積月累的經驗、敏銳深刻的觀察，特別是那沒法解釋和說明的天生才能。這種天生的才能可以把間接的經驗變成直接的經驗。
勸說、遊說是用言辭說服人的，但言辭本身並不具有那麽大的魔力，而真正起作用、打動人心的則是通過言辭所說明的利益歸屬和利害得失。
雖然說官場如戰場，升沉遷徒都是難以捉摸，而且拌君如拌虎，作為帝王手下的人臣一般都有一種“朝承恩，暮賜死”的憂懼。但是中國古代曆朝宮廷裏都不乏這樣一種人物，他們對麵仕途險惡，任憑宮廷爭鬥，包括內憂外患，甚至改朝換代，都不憂不懼，穩紮穩打，既為各種勢力所接納，而且還能不斷高升。這就是官場“不倒翁”。
這類不倒翁官僚中很少有精明強幹的濟世之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往往當官而不主事，甚至有權有職也不幹事。世界上常有這樣的情況，幹事多的錯誤就多，不幹事的人一般也不會犯什麽錯誤。在官場上如果真能看透這一點，把為人處世的智慧掩蓋在癡呆木訥的外表之下，他就已經明白了人生三昧。
馮道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50年的仕宦生涯中，曆任五朝8姓11個皇帝。他為官處世的最大特點就是見風使舵、投君所好。馮道的為人為官方式從某種意義上體現出中國古代臣相中為人為官的共同性。也就是說，要想長保榮華富貴，要想不在官場上跌足栽跟頭，容忍、裝傻充楞，不急不燥，絕對是必不可少的。
曆朝曆代左右逢源的不倒翁是古代官僚中聰明透頂的人物。他們的一言一行表明，他們的目的十分明確，那就是保住官位穩步高升。為達此目的，他們始終堅持一個根本性的處世原則，就是以柔勝柔，以柔勝剛。遇事少說話，不發表自己的主張，盡量逢迎別人，但心中主意其堅如鐵、曆久不變，永不吃虧就是目的。他們做事目的性極強，每走一步都朝著一個固定的方向，永遠立於不倒之地就是他們的原則。
人活在世上，進和退都是常有的事情。一般說來，進是為了爭取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幸福；退也不是為退而退，而是戰略退卻，目的無非是為保住榮華富貴，乃至保住身家性命。對於侍奉在帝王身邊的人來說，個人功勞越大，其危險性也就越大，古來就有“功高震主”的說法。如果說範蠡的成功隱退為身在官場的人們樹立了一個正麵典範的話，那麽韓信著重成為與範蠡形成鮮明對比的悲劇性代表。他直到被押赴刑場，才勉強明白了“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官場道理，但他實在是明白得太晚了。因此，那些功高蓋世的高官明白，全部危險的原因所在，就要不斷地采用巧妙的辦法打消皇帝的疑慮。
見目的已經無法實現，不再做無謂的掙紮和犧牲，知難而退上另一種人的做法。坦然地放棄仕途上的功名利祿，而選擇寂寞和平靜，也是一種值得尊敬的人生方式。
主動選擇政治退隱當然屬於明智之舉，有時並非出於本意，而是不得已而為之，但也不會是完全沒動腦筋的。
不管是急流勇退，還是順坡下驢，從仕途官場走出來的人大多數並不想從此就和政治徹底斷絕關係，也就因此不被視為不合作主義。隻有從此洗心革麵，以體力代替心力的人才稱得上是不合作主義者。
人們痛恨奸臣，鄙視小人，常斥之為“不學無術”。其實，奸臣並非胸無點墨，有人很讀過不少書，頗有文才。不過他們的所作所為卻不是也不可能是從四書五經上或者任何一種古書中學來的，更不可能是從 任何一位 老師那裏得到，而是無書自通、無師自通，是一種天生的本能和才華。
凡奸臣發跡，一般都離不開這種天生的奸才、邪術。縱觀曆代奸臣作為，大都依次有投機鑽營、取寵皇帝、陷害異己等方麵的行為。但他們在這些方麵的具體做法又各不相同，各自有著自己獨特的技巧和絕招，顯示著各自特有的天賦、性格和靈魂。
機遇對於每一個要求發展自己的人都是重要和不可少的，古代奸佞之人、奸佞之臣，要達到更大的目的、實現更大的野心，敏銳地抓住機遇是其成功的真正開始。
找門路、抓機遇是曆史上許多政治投機者共同的思路，與正直的大臣相比，此種人的所作所為常常為人所不齒，但他們象獵狗一樣敏銳的嗅覺，又常常使人為之驚歎。後人評價某人的能力常用一句含混不清的話予以概括，所謂“能幹”還是“不能幹”，這種“能幹”恐怕也包括投機鑽營的本領在裏麵。
官場上有一個道理：拍馬屁得找喜歡被拍的人。
古代官宦中的奸佞之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想躋身統治集團中心，甚至左右朝政的。然而為達到這一目的，僅僅結交權臣，靠權臣鼎力推薦還遠遠不夠，因為最終決定其政治命運的還是皇帝。得不到皇帝本人的青睞，縱使你使盡渾身解術也是白搭。所以皇帝本人是奸佞投機的最終對象，圍繞取悅皇帝，每個人實行的辦法和設計的方案各有不同。
在政治圈內做政治遊戲、耍政治心術也許還不失幾分正劇色彩，而為達到政治目的專行生活手腕者就明顯使人覺得其醜陋不堪了。
如果身為朝中大臣，一味投機鑽營、取寵皇帝，甚至不惜使用俗招、損招，那麽必然會出現連帶性的問題，這就是招致同僚的反對。一旦結怨太多、樹敵範圍太大，即使早已到手的寵幸也會因此而失去。為此，對於這種奸佞小人來說，要想獨占熬頭，就必須抽出一隻手來對付異己力量。對付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陷害法。從長長的中國古代曆史看，曆朝曆代的奸佞都幹出過陷害異己、陷害忠良的勾當。這似乎也是一種專門的學問，僅就殺人害人而言，大凡奸佞小人都想得到，幹得出，但要做到既達害人之目的，又不露形跡、不露聲色，這才稱得上是害人有術，害人有方。
設陷阱使政敵處於被動，並進而除之而後快，這是古代官僚慣用的伎倆。設置陷阱有明目張膽、正麵作戰者，更有於不知不覺中致人於死地的人。
投機鑽營、取寵皇帝和陷害異己是曆代奸佞小人發達的三個主要手段，也是奸臣發跡的三個階段。
古人躋身官場的途徑大體上有這麽三條：一是生來的福氣，靠血緣獲得爵位個官職；二是靠軍功，孤注一擲投身疆場，活下來就可享受榮華富貴；三是靠科舉考試。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善於投機者，他們能看準時機，抓住機遇，一步登天。
人們常以官場比戰場，那不過是著意於它的殘酷性和鬥爭性。其實，官場之中除了鬥爭性外，還有其生意性。事實上，官場中鬥爭的雙方你來我往，刀光劍影，其目的也不過是為了獲利，而一開始就從獲利的眼光出發，直接把官場當作市場拉對待，實在是非具有特異眼光的傑出之人才能看得出，做得到。
呂不韋就是這樣的人。他沒有從政的實際經驗，但他以商人的機敏眼光看到了一個比市場更能賺錢的去處，這就是官場。他意識到中國古代政治的一個重要而基本的特征：權力決定一切。權的作用遠遠大於錢。隻要有了權力，金錢根本不在話下。
呂不韋以經商的思路經營政治，進入官場是為了獲得更豐厚的利益。而也有人老老實實地賺錢，而錢財賺到一定程度後，官職和爵位自然到手。這兩種人分別從兩個不同地點出發，但結果卻是不約而同地打通了金錢和政治之間的關係。
作為一個仕途上的人，越是急功近利、急於謀求升遷，往往欲速而不達，難免招致眾人的鄙視和排擠；相反，越是表現得淡薄名利，於升官無甚興趣，往往名聲越大，不知道那一天被皇帝請求出山做官。
古代官場中人，要想發達，靠山必不可少。但找靠山也需要眼光，需要找準合適的人選。
也有一類官僚，本來沒有政治眼光和政治才能，陰錯陽差走上了仕途，結果是糊裏糊塗上台，迷迷糊糊下台。混跡於中國.主義的官場，認不清中國古代政治、官場的本質，即使一時走進了官場，也難保不知什麽時候被趕下去了。
生活中的世界往往不夠公平，比如說，選擇女人的標準一般是由男人製定的，久而久之，男人製定的選女人的標準又反過來成為女人自覺的追求。
政治之所以為政治，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既包含著鬥爭，又必須長於和善於妥協；既需要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又需要寬以待人、大度忍讓。從政治理論上講，這是政治運作的策略需要，然而事情一落實到實處，真正的政治運行、政治操作卻不能不需要實實在在的人物角色來承擔實實在在的工作任務。在現代政治機構中往往都設置了秘書長這樣一個職位，他的職責是綜理各種行政事務，既要上承，又要下達，對上要具體負責，對下要事無巨細，步步落實。在中國古代宮廷中雖然名義上沒有這樣的職務，但它卻有大體相同或相似的任務需要處理、需要協調、需要斡旋。
中國古代的宦官絕對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生為男人，但又不能做純粹的男人；他們原本是奔走宮廷之中的奴隸，算不得什麽政治勢力，但卻又握有一般官僚不具備的權力。比起一般奴仆來，不用說他們更多一重被閹割的痛苦和不幸，然而正是由於他們有了這份痛苦和不幸，，才有了在帝王之家、在前朝後宮遊走穿梭的權力，也因此才有了不同於尋常奴仆的特殊地位。這群特殊的人，占有特殊的地位，對於他們來說，如何揣摩皇帝的心思，如何贏得皇帝的青睞和信任，並進而憑借皇帝的威勢而享受榮華富貴，為所欲為，就成了每一個宦官朝思暮想、夢寐以求的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滿足這個願望，宦官們絞盡腦汁以探討操縱皇帝、駕馭皇帝的方式和方法，這就於千朝百代之中總結出許多行之有效、立竿見影的謀略和權術。就是靠著這些謀略和權術，他們不僅操縱皇帝，幹預朝政，而且由卑賤下作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一躍而成為中國古代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產生了巨大而廣泛的政治影響。這是連皇帝甚至宦官本人都始料不及的。
一般說來，宦官們的基本職責範圍是在前朝後宮之間傳遞消息、服侍皇帝和後妃的日常生活。宦官們研修好皇帝需求心理學，從而使用“投其所好”的手段，就會大獲其利。但如果宦官遇到一位生性精明而又欲勵精圖治的皇帝，僅靠獻媚求寵就不一定靈驗了。每當此刻，宦官們改用小忠小信的手法，往往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所謂“小忠小信”是從小事作起，既顯其忠誠，又掩其大奸大惡。你想想，一個帝王，什麽成為最關心的問題？不用說是用人。所用之人是否可靠，是帝 王 君主最關心的。
一般說來，人的思維判斷往往受早期獲得的印象與經驗的製約，所謂先入為主就是這個意思。既有了這個先入之見，事後出現的另一個同類印象又會加強人的最初印象，強化這種先入之見。
在一個皇朝的相對穩定時期，圍繞皇位的繼承，皇族內又不免開展新一輪的爭位鬥爭。已經奪得皇位的人，總是利用手中至高無上的權力來防範來自宗室內部的顛覆和威脅，用分封安撫的軟控製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在爭奪皇位繼承權的鬥爭中，失敗的一方有時也並不甘心，因為他的失敗並不是永久性的，如果走好了下麵的棋，他還有苦惱挽回敗局，有可能奪回帝位。在這種情況下，他就需要網羅和他同樣失意的人才，以培植和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而這時，也正是那些一向默默無聞的宦官們的邀寵進身的好時機。他們要投靠暫時失意的主人，急新主之所急，想新主之所想。隻要看到新主具有未來占據帝位的可能性，他們便不惜孤注一擲，靠心明眼亮、心黑手狠為新主建蓋世之功，也從此獲取特殊的寵幸。
立功求寵所以能立見奇效，一個根本的原因是此舉適應了帝王之家皇位之爭的需要，賣身投靠，以性命做賭注來幫助皇帝奪取皇位，故而有擁立之功，這是宦官的又一重要政治權術。
在中 國封建 君主.社會裏，皇帝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他可以運用手中的殺罰大權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權力意誌。如果僅僅秉持一顆公心，對下賞罰分明，依法治政，這政務也並不至於太過犯難。但有的時候，皇帝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顯示自己超出常人的謀略與智慧，在協調親信寵臣之間的關係時，卻常常會自覺不自覺地陷入進退失據的尷尬境地。
中國古代封建官僚政體有很多弊端，比如你身處官位，秉公辦事，往往四處碰壁，有時弄不好連烏紗帽也難保住。而玩弄點彈性策略，講究些權謀藝術，卻常常扶搖直上。
要使受寵信受重用的地位永固，宦官們常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小計釋憂、投石問路、以致瞞天過海，或表示至誠忠信，或欺騙蒙蔽皇帝。而有時得寵地位麵臨嚴峻挑戰，受到威脅時，他們便厚著臉皮，黑了心腸，幹起誣陷他人、抬高自己的勾當。這是宦官隱忍之處，也是他們背水一戰，固寵求榮時不擇手段的手段。這種方法意在抓住皇帝最敏感的部位，如篡逆、謀反、廢立等問題，妄加誣陷。不論是 明 君還是庸主，對威脅其王位的事，總是很難保持理智的，隻要聽到風聲鶴鳴、聞得蛛絲馬跡，便一定嚴懲不貸。這樣，宦官們就可以再度得到皇帝的信賴。
誣人寵己之所以能立見奇效，原因在於他們常常在皇帝最敏感、最多疑的問題上做文章，用焦點問題轉移皇帝視線，轉移矛盾，淡化自己的罪責或過失。誣人寵己之術，是宦官們玩弄厚黑學的產物，或者高舉維護君主皇位的忠義大旗，抓住皇帝生怕他人搶了皇位的脆弱心理，陷害他人，製造焦點問題，轉換矛盾，分散皇帝注意力，淡化掩飾對自己不利的影響，從而達到固寵求榮的目的。從根本上說，誣人寵己是用不正當的手段顯示其忠信，以他人的失敗、罪名甚至性命做自己榮寵的階梯。
中國古代宦官之所以能夠由非政治人物變成政治人物，是與一定時代一定的政治格局和社會狀況密切相關的。一般說來，君弱臣強，君少臣老的時代，宦官最為活躍，也最容易發揮政治作用。
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脫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皇帝也是如此。在宦官們看來，皇帝老了要死，老皇帝死了太子就是新皇帝。因此，投靠太子是宦官控製皇帝的有效途徑之一。誰都知道，太子是皇位的繼承人，是未來的皇帝。這個角色對於那些夢想出人頭地的宦官來說，其魅力僅次於在位皇帝。而太子本人為了能夠順利登上皇位，也總想暗中收買人才，培植親信，不斷擴充自身勢力，這就為失意宦官投靠太子易主求榮打開了方便之門。
宦官要得意，就需要籠絡、控製住皇帝。但是要控製皇帝的所作所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對此，宦官們心裏是有準備的，討皇帝喜歡，一般隻能被動地接受皇帝的封賞。如果讓皇帝喜自己所喜歡的，使皇帝的發號施令完全掌握在自己所控製的範圍之內，那就必須變被動為主動，主動出擊、主動索取，才能達到目的。為此，宦官們不得不在帝位接班人身上下功夫。他們選擇的對象或是年幼無知者，或是優柔寡斷、懦弱老實之人，隻有把這樣的人推上皇位，他們才可能真正實現變被動為主動，所選之人登位後，他們憑借擁立新皇繼位的莫大功勞，便可高高在上，操縱包括皇帝處理朝廷大事在內的一切了。這樣，自己的意誌就可以通過皇帝的詔令，名正言順地實現。這種做法在各個朝代的宦官中都能見到。
皇帝與宦官本來一主一仆。皇帝為了放手享樂，用宦官為奴；宦官為了飛黃騰達，靠銜枚討好皇帝換得寵信，這是主奴關係自然之勢。宦官作為奴才，有被閹割的生理缺陷帶來的心理壓力，造成宦官性格扭曲，心理失衡。他們一般都有強烈的自卑感，這種自卑感常常使他們卑躬屈膝，自然有一副奴才相。
宦官們控製皇帝所為，招數可謂多矣。得勢之時，他們敢於藐視皇帝；失勢或危難之時，他們又常常欺淩主上，幹起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勾當。這是宦官涉政中鋌而走險的有效辦法。
宦官們獲得皇帝的賞識以後，參與政治，侵吞朝臣之權，常常幹些隨心所欲的勾當，以求最大限度地實現個人意誌。他們貪贓枉法，為所欲為，想蒙騙皇帝一個人並不難，但是要躲過滿朝文武大臣的耳目卻並非易事。大臣們總是采用各種方式抵製宦官，回敬其侵權行為，所以宦官參政最地的威脅不是皇帝本人，而是來自文武大臣的監視與揭露。那麽在勾結奸佞打擊異己的結黨營私中運用政治手腕是宦官們的慣用伎倆。
指鹿為馬是宦官們對付大臣的第一招。宦官們一旦獲得皇帝的寵信，總是對威脅自己地位的朝臣嚴加防範，目的是不讓他們在皇帝麵前說三道四，給自己增加麻煩。弄清誰是朋友誰是敵人是采取行動的先決條件，指鹿為馬就是用來試探朝臣，把握大臣對自己的態度，區別知己異己的重要辦法。
宦官們費盡心機討好皇帝，為的就是借皇帝的寵信作威作福，所以一旦有了皇帝撐腰，宦官們要就膽大起來。他們可以乘一時之興，對朝臣傲慢無理，肆無忌憚耍盡威風，過盡從奴才到主人的贏頭，這就是宦官對付大臣的又一招——狐假虎威。大臣們所害怕的不是宦官，而是宦官身後的皇帝；而聰明的宦官正是看出並利用了這一點。
宦官參政雖然得勢的不在少數，但也不免偶爾碰上若幹強勁的大臣對手。在宦官方麵，盡管背後有皇帝撐腰，但要置對方於死地也非易事。這時他們往往運用含沙射影之術，攻擊政敵，大造輿論，使影響擴大出去，也就達到了輿論殺人的目的。含沙射影在政治上極有作用：如果當事人直言申辯，那麽你正中圈套，你費盡口舌也難以把事實澄清；如果當事人默不作聲，那就等於認可了對方的指責。總之，含沙射影，製造輿論，遠比正麵交戰更能擊敗對手。
對付朝臣的威脅，宦官們本來可以憑借手中的權力或者軍隊，直截了當地解決問題，但這種排擠打擊或者兵戎相見的抗爭方式往往要背負奸佞邪惡種種罪名。為了既不失臉麵，又可得實際利益，最高超最藝術的辦法就是借刀殺人。利用皇帝打擊大臣，借皇帝之刀殺掉自己的政敵，既能保持不敗之勢，又能免遭非議，少點罪名。這是宦官對付大臣的常用一招。
惡人先告狀，先下手為強，先發製人，也是宦官們使用的有效招數。
曆代皇帝坐穩了皇位，除了依功勳名位的高低分封宗室，總還要根據血緣關係的親疏遠近封賞皇親國戚，進行利益均沾的權力再分配。這樣就形成了皇帝之下宗室、外戚和大臣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宦官們要參與政治，沾點帝王之家的便宜，不僅要對付滿朝文武大臣的監視與威脅，而且還要對付來自外戚方麵的壓力，尤其在幼主登位太後聽政之時，外戚地位顯得更為重要。外戚勢力的膨脹，對宦官參政無疑是一種壓抑與抵製。因此，為了權力與利益，宦官與外戚之間不斷進行激烈的角逐，對抗中宦官們采取種種行之有效的措施，盡可能在政治角逐中占有一席之地。
外戚與皇帝有著近似於宗室與皇帝的血緣親情關係，這一點是宦官們所沒有的。為了彌補與皇帝關係上血緣親情成分的缺欠，與外戚勢力相抗衡，宦官們常常采取聯合皇帝乳母共同對付外戚的辦法。
宮廷中宦官、外戚和大臣三種勢力往往成三方互為犄角之勢，彼此製約是正常現象。一般說來，靠科舉或者軍功進入政治核心中的文武大臣既看不起宦官，也反對外戚的幹政，這是不爭的事實，可按下不說；就宦官和外戚兩種勢力而言，彼此的鬥爭和爭奪也相奔餿竇ち遙鹿僬甕餛薟喚隼萌聳鹿叵檔姆煜叮彼且怖錳逯坪駝咧貧齲枚手⒚運車卮蚧魍餛蕕姆⒄故仆貳?span lang="EN-US"
宦官在宮廷之中雖處於奴仆之位，但其看門護院、通風報信之職卻使宦官機構成了宮廷的信息中心。文武官員、宗室外戚要朝見皇帝由宦官通報，大臣奏事上本也由宦官承送。不僅如此，皇帝下達詔書也由宦官執行；宦官們借此可以大顯威風，有時甚至為了達到某種目的，篡改詔書或者假傳聖旨，也是常有的事。
宦官是政治的毒瘤
宦官問題，曆來是政權的毒瘤。各朝各代，將這個問題處理得好的並不多見。朱元璋登基之初，鑒前代宦官之失，製作了一尊三尺多高的鐵牌，上麵鑄了“內臣不得幹預政事，違者斬”十一個大字，放在大內門口。洪武元年，也就是朱元璋登基的第一年，他就對身邊的侍臣說：“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嚐不為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應自深戒。其在宮禁，止可得之供灑掃給使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君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
從這段談話來看，朱元璋對宦官幹政的問題，保持了相當的警惕。也正因為這一點，在朱元璋眼中，宦官隻能是真正的奴才，不要說重用和寵信，連最起碼的尊重都不應該享有。
對宦官的治理，朱元璋是防患於未然。他執政時期，少有宦官幹政的紀錄。宦官的確隻是灑掃庭除，傳旨打雜的奴才。洪武十年，有一名太監指出公文中明顯的錯訛，朱元璋明知太監說得對，仍然立刻下旨將這名太監逐出皇宮，遣回原籍，原因是這名太監“幹政”了。但人亡政息，在他死後，特別是燕王朱棣登基之後，宦官的地位迅速提升。朱棣繼承了父親的性格，猜忌而殘暴。但他為何一改朱元璋政令，對宦官開始偏愛呢？這裏麵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在北京燕邸時，曾向南京建文帝身邊的宦官們行賄，刺探建文帝以及身邊大臣的言論行蹤。他的靖難成功，與宦官們提供的準確情報分不開。因此，對這些宦官，他有一種政治上的認同感；第二，由於他是篡位的皇帝，因此對外廷大臣特別是掌握軍權的將軍們不信任，於是委派宦官代表他到各地監軍。各地總兵的一言一行，都通過監軍向他密報。
太監都是被閹之人，屬“刑餘之人”。由科舉步入仕途的讀書人，曆來瞧不起太監。稱他們為“閹豎”。豎是小人的意思，這個詞用得很準確。由於生理上的缺陷而導致心理上的變態，幾乎是太監的通病。
太監之製，始於漢朝。讓被閹之人在皇城內服務，不至於發生宮閹之亂，是此舉的初衷。但曆朝曆代宦官的數量，都沒有超過明代。朱元璋開國之後，由於對宦官的警惕，其所用數目，比宋朝更有減少。洪武二年，內宦多種職掌總額隻有６０人，幾乎恢複到漢代的水準。但自永樂一朝開始，宦官數額就開始大幅增加，經成化、弘治、正德三個朝代的急劇膨脹，宦官的總數已經過萬。正德之後，直到明朝滅亡，宦官的數目一直維持在這個水平上。
與龐大的宦官數目相對應的，是宦官機構的不斷增設與擴充。正德年間，內廷中宦官機構已有了２４個監局。這些監局中提供的有品級的職位不下千種。各監局負責人稱為掌印，掛五品銜。總管２４個監局的，稱為司禮監。司禮監的負責人即掌印太監，屬大內主管。與外廷之內閣對舉，被人們稱為內相。明人筆記中，常有“宮府之間”這句話，宮，指的就是司禮監。府，即政府的意思，指的是內閣。司禮監與內閣，是替皇帝辦事的兩個最重要的衙門。
考諸明朝曆代，宦官幹政為禍，當從成化年間開始。太監汪直深得孝宗信任，一些外廷官員想得到升遷的機會，往往走汪直的路子。隻要汪直肯在孝宗麵前美言，則此人官運立刻亨通。由此一來，那些想走終南捷徑的人，莫不以結識汪直為榮，這樣一來就抬高了汪直的身價，也給汪直的弄權創造了更大的空間。
有一次，汪直受皇上派遣，到北方巡邊。那時，中國的主要軍事力量，主要集中在薊遼、大同、榆林等處，素稱北方九邊。擔任巡邊的人，都深受皇帝信任。巡邊大臣在皇上麵前的一句話，可以決定邊鎮命官的生死升謫。因此，被巡之地的官員從來不敢馬虎。這次汪直巡邊，鑒於他已經是皇上的寵宦。官員們更是唯唯諾諾盡顯小人相。那些督撫、總兵以及所在地的撫台、按台等各種官員，都出境二三百裏地迎接。官員晉見他，都行跪禮。公堂之外，官員們紛紛私下向汪直行賄，以博歡心。這些喪失人格的做法果然奏效，汪直回京之後，所有對他阿諛奉承的人全部升官。反之，那些不肯依附汪直的人，都被免官或遭貶謫。
宦官幹政，主要的原因還在於皇帝。隻要後代皇帝按朱元璋設計的政治思路來處理國事，把宦官的作用加以限製，則宦官欲想參與政治，也無機可乘。問題在於從永樂皇帝朱棣開始，不但不警惕宦官，疏遠宵小，反而把宦官倚為心腹，當作控製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問題就出在這裏。
眾所周知，明代有一個特務機構，叫東廠。這個東廠是在永樂皇帝手上創立的，但究竟何時創立，史載不詳，一說永樂七年，一說永樂十六年。沒有明確的記載，說明朱棣對這件事諱莫如深。東廠人員的組成清一色都是宦官，其執事者，稱為“提督東廠太監”，地位僅次於司禮監掌印太監，通常由司禮監秉筆太監兼任。也有由司禮監掌印太監兼任的。若將這兩樣大權力集於一身，則此太監之威焰，直可薰灼朝野。前麵提到的汪直，以及後來的劉瑾、魏忠賢等，都是這樣身兼兩職的臭名昭著的宦官。
東廠的職責是偵伺官民人等的隱私以及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三法司所無法按正常途徑解決的治安問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暗中監視大臣們的一動一靜，使其言行永遠在皇上的掌控之中。
宦官幹政，帶來的兩大弊端是特務政治與小人政治。曆來政治清明的標準，是看當朝主政者是君子多還是小人多。宦官中，也有一些深明大義的君子，但太少。大部分宦官因生理使然，加之長期的訓練，都有著無法自拔的侍妾心態。孔子講：“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也”，我認為他講這句話不是從家庭的角度，而是出自社稷的角度，亦即政治的角度。朱元璋把女寵與宦官列為執政七戒的範疇，可見他是從操作的層麵上理解了孔夫子的這句話。
宦官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女子與小人的複合體，那些亂政的大太監，無一不是“小人中的小人”。這種人的顯著特征，是心態的畸形。有一則小故事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有位宦官出身孤苦，淪為乞丐，被閹進宮，發達之後，立誌尋母。當有人費盡周折將他的母親找到時，這個宦官卻拒不相認，其原因是他的母親是個老乞丐。後來，有人給找來一個妓女出身的老婆子，因這老婆予身上體現出了“富貴氣”，他便欣然認母。這個宦官如此荒唐，其因是他認為生母不能給他帶來家族的顯赫，而妓女出身的老婆子，其儀態，其接人待物，都可登大雅之堂。
宦官不能縱情色欲，對財貨表現出的貪婪則倍於常人。明代的貪宮中，數額特別巨大的，除了嚴嵩一人是外廷首輔，餘下的如汪直、李廣、劉瑾、魏忠賢等，都是權傾一時的大太監。
《謇齋瑣綴錄》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深受弘治皇帝信任的大太監李廣，因為得罪了太皇太後而喝毒酒致死。皇上聽說李廣的死訊，便派人去他家搜求“異書”，結果抄出了大量的金銀財寶，還有一本納賄簿。詳細記載了某人某時送來黃米多少擔，白米多少擔等等。弘治皇帝看了納悶，問身邊的人：“李廣能吃多少東西，竟收了這麽多糧食？”左右答道：“此糧食非彼糧食也。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弘治皇帝這才突然明白李廣“贓亂太盛，遂藉沒之”。並吩咐科道的監察幹部根據納賄簿對當事官員進行調查。向李廣行賄的人多半是朝中重臣。他們之所以位居要職並連連升官，就是因為李廣在弘治皇帝麵前替他們講了不少好話。俗話講：“有錢能買鬼推磨”，如果皇帝跟前的“鬼”太多，則所有舍得花錢的人，都有官可做了。
一個太監能積斂這麽多的錢財，原因隻有一個，就是因為深得皇帝信任，手中的權力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