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1958年知識界“拔白旗”辱專家：華羅庚也被拔了

核心提示：清華大學團委負責人在一篇文章中也講到了這點。文章說：資產階級專家教授，之所以能成為一部分青年心目中的偶像，是因為剝削階級遺留下來的一套判斷事物的舊標準，在這一代青年思想上還有深刻的影響，看人不看本質，而看“帽子”、“衣服”，看“招牌大小”。資產階級專家裏外掛滿了“教授”、“博士”、“留學英美”、“學術論文”以至“大腦袋”、“禿頭頂”種種招牌，把一部分青年的靈魂吸引去了，一心向往之。而資產階級專家也就得意忘形起來，自以為在“科學”、“教育”的領域裏，他們還保留著最後一張“王牌”，可以憑借所謂“有學問”、“有知識”來和無產階級“較量一番”。因此，必須拔掉白旗插紅旗。隻有拔掉白旗插紅旗，才能滅資產階級的威風，長無產階級的誌氣。這段話，可謂道明了當時為什麽要在知識界開展“拔白旗運動”的緣由。

示例：數學界被拔掉的另一麵大白旗是華羅庚。華羅庚是國人皆知的大數學家，時為中國科學院數學所所長。在這人人“大躍進”的火熱時節，華羅庚也想努力地趕上形勢，為此，他在八大二次會議後科學界的大搞高指標的活動中，曾違心地提出12項數學指標要在10年內趕上美國，並且要把計算技術、人造衛星、大水壩等各方麵提出的一切數學問題都包下來。即便如此，他仍被所裏的一些年輕人說成不夠先進，甚至被他們在背地裏罵做“保守派”。

“我們要學列寧，要敢於插紅旗，敢於標新立異。一個合作社、一個生產隊，就是一麵旗幟。無產階級不插紅旗，資產階級就一定會插白旗；與其讓資產階級插，不如讓無產階級插。不要留空白點。資產階級的旗子，我們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

一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的八大二次會議，目的是在全國範圍內為進一步發動“大躍進”統一黨內黨外思想，正式製訂和闡述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會上，毛澤東在講話中多次講到了拔白旗插紅旗的問題。

在5月8日的一次講話中，毛澤東說道，我們要學列寧，要敢於插紅旗，敢於標新立異。一個合作社、一個生產隊，就是一麵旗幟。無產階級不插紅旗，資產階級就一定會插白旗；與其讓資產階級插，不如讓無產階級插。不要留空白點。資產階級的旗子，我們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

過了十來天，也就在大會快結束時，毛澤東在講話中，再次提到插紅旗的問題。他不無幽默地說，插紅旗，辨方向。紅旗就是我們的五星紅旗。世界上什麽地方都要插旗子的，是紅旗還是白旗，世界上沒有不插旗子的地方，南極也要插旗子，不是美就是蘇，可惜沒有我們去，什麽時候去一下，將來開一個團到南極去。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不是紅旗，就是白旗，或是灰色的旗子；不是無產階級插紅旗，就是資產階級插白旗。去年五六月間，學校、機關、工廠究竟插什麽旗，雙方都在爭，現在有少數落後的合作社、工廠、機關、學校，它們那裏不是紅旗，而是白旗或是灰旗。我們應當到落後的地方走一走，發動群眾，貼大字報，把紅旗插起來。

他又說，不要怕插紅旗，凡是應該插紅旗的地方趕快去插，到處插起來。每一個山頭、村落都要把紅旗插起來。每個黨委、機關、部隊、學校、工廠，沒有插紅旗的地方，都插起來。哪裏沒有紅旗，哪裏就要插，要不斷地插。現在許多地方並非都是紅旗，有些剛剛插起紅旗，過幾天又落後了，不紅了，經常變化，這也是自然狀態。旗子變了，要常換。

那麽，這裏的“白旗”、“紅旗”指的是什麽呢？“白旗”、“紅旗”不過是“大躍進”期間發明的一種形象化的政治概念。白旗，即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紅旗當然就是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了。拔白旗，插紅旗，也就是“滅資興無”的意思。

八大二次會議後，《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把總路線的紅旗插遍全國》的社論，實際上是公開了毛澤東的插紅旗的主張，為拔旗插旗活動造輿論。社論說：“在黨的總路線已確定以後，全黨的任務，全國人民中一切積極分子的任務，就是要貫徹執行這條路線，把總路線的紅旗插遍全國，使總路線的燈塔照耀全國人民的一切工作。”

從此，拔白旗、插紅旗的活動在全國迅速展開。

知識界集中了大批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興無滅資”的任務，當然比其他領域更為艱巨。1958年初開展“紅專”辯論時，就已揭露出了一個又一個的“白專”典型，進而又發現知識界存在嚴重的厚古薄今現象。這些其實就是白旗，是阻礙“大躍進”的因素。所以，就知識界而言，“白旗”、“紅旗”，不過是“白專”、“紅專”兩種典型的形象稱謂。

二

1958年5月4日，誕生於戊戌變法時期的北京大學，迎來了她的六十周年校慶。這天下午，北大舉行校慶紀念大會，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長彭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郭沫若，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陳伯達，教育部部長楊秀峰，應邀出席了北大校慶大會。

會上，“理論家”陳伯達鼓起他那如簧之舌，發表了一通高論：

“如果同工人農民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精神比較，同工人農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大躍進相比較，那麽，北京大學批判的革命的風氣還是很落後的，全國學術界也還是落後的。”

“那些在解放前已經有係統地形成一套資產階級哲學觀點的一些教授，例如馮友蘭先生、賀麟先生等人，不經過深刻的批判，或者他們沒有進一步進行深刻的係統的自我批判，那就不可設想他們能夠獲得無產階級的意識。舊知識分子要最後拋棄資產階級的意識，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需要經過一個長期的深刻的批判，首先就是由於整個社會政治、經濟的偉大革命的躍進，同時也將是由於馬克思主義思想界能夠有效地進行批判，使他們深深地感到自己在思想界已經陷在完全孤立的地位。”

陳伯達又說：“北京大學的老教授，大體上有兩個包袱。第一，受西方資產階級沒落時代的教育。西方資產階級有過革命的時代，但老教授們出國留學的時候，資本主義已經處在垂死的階段。他們在那裏的大學讀書，接受了資產階級那一套極端腐朽的反動的思想，把好些什麽實用主義啦，新黑格爾主義啦，新康德主義啦，馬赫主義啦，馬爾薩斯或新馬爾薩斯學說啦，凱恩斯學說啦，等等，都裝進自己的腦袋裏麵，回國以後，也就拿出這些東西在學生中販賣。沒有出國留學而當了教授的人，如果受過他們的教育，也照樣在學生中販賣這些貨色。雖然幾年來許多人在不同程度上有了進步，但有些人在實際上還是講他們那老一套。第二，受中國封建思想的影響。記得譚嗣同說過這麽一句話：‘古而可好，則何必為今之人哉？’可是有一批教授，生活在現代，所向往的是古代。幾年來，他們曲解了我們的‘繼承文化遺產’的口號，抱殘守缺，厚古薄今，企圖逃避社會主義的現實政治和現實社會生活，繼續在學生中出售他們的古董。總之，老教授們這兩個包袱，害了自己，也害了人家的子弟。出路就是要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重新學習，丟掉這兩個重包袱。”

陳伯達雖然不過是中宣部一個掛名的副部長，還遠不像後來“**”時期那樣大紅大紫，但他作為毛澤東的秘書，地位特殊，所傳出來的信息自然非同一般。既然他認為北大老教授還背著如此大的重包袱，也就是說還遠遠沒有改造好，離又紅又專還有遙遠的距離，插的還不是紅旗，而是白旗，北大有關方麵自然不敢怠慢。過了一個星期，學校邀請部分教師舉行座談會，座談學習陳伯達講話的體會。參加座談會的，有哲學係教授鄭昕、馮友蘭，中文係教授王力、遊國恩，法律係教授龔祥瑞，曆史教授楊人楩等。

說是座談會，其實是檢討會，與會者紛紛按照陳伯達所說的兩個包袱對號入座。而被陳伯達點了名的馮友蘭，更是作了“上綱上線”的自我批判。不妨對馮先生的發言作點節錄：

“五四”以後，我做了一些中國哲學史方麵的工作。當時這方麵已很明顯地有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兩條路線。我走資產階級路線，和走馬克思主義路線的中國哲學史家為敵。到抗戰時期，我又搞一套反動的唯心主義哲學體係，自稱為‘新理學’，以與馬克思主義對立。這種思想成了當時反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的一種思想上的武器，為國民黨服務。解放後，我對於這個體係，隻作了一些皮毛上的批判，它基本上還是原封不動地存在我的心裏……

我以我的那套反動思想作為“百家”之一與馬克思主義爭鳴，並用它來修正馬克思主義。我有一個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體係而不把它徹底批判掉，實際上就是一套與馬克思主義對立的思想武器，而在解放後，還沒有繳械投降。“械”沒有繳出來，有機會總不免要用一用。況且它是一個世界觀，要用它觀世界，實際上是經常在用，因此這是非常危險的。

馮友蘭先生的這個自我批判，“上線”不能不謂高，檢討不能不謂深刻，態度不能不謂虔誠。盡管如此，馮友蘭還是擺脫不了被樹為北大哲學係一麵大白旗的命運。

1958年3月北大“雙反”運動(即反保守、反浪費運動)以來至5月上旬，馮友蘭在教研室內曾先後進行了三次自我檢查。據北京大學校刊披露，運動開始時，馮友蘭自認為“既無浪費，也不保守”，運動與自己的關係不大，自己的主要任務是幫助別人整風。“後來由於群眾性的大字報揭發和多次會議上的交談，以及黨組織的耐心啟發，馮先生也進行了一些思想鬥爭，態度才有了根本的轉變。”於是，馮友蘭在民盟整風會上向黨交了心，交代了110多項內容。

在這個基礎上，馮友蘭所在的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召開擴大會議，對他進行幫助。會上，馮表示要以“個人求醫”的態度，爭取大家來“集體會診”，參加會議的人也就毫不客氣對馮開展批評。有的說，馮的政治立場還沒有很好地轉變，馮在解放以後，雖然向無產階級表麵投降了，但是由於沒有繳械，隨時可能向黨進攻，因此勸馮不僅應向無產階級投降，而且應該繳械。有的說，馮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思想，解放前是直接為蔣介石反動王朝服務的，解放後還沒有得到改造，因此仍然成為馮向馬克思主義進攻的武器。還有人說，馮友蘭這幾年來不但不去努力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反而把自己的舊學術作招牌，用這塊招牌向黨和人民討價還價，這是十分錯誤的。在教研室同仁們的“幫助”之下，馮友蘭表示，“集體會診”的結果，對自己很有幫助，願意接受大家的意見，進一步檢查自己的思想，訂好自己的“紅專”規劃，並且作了長篇自我檢查。

過了兩天，在北大哲學係的全體教師會上，馮友蘭宣讀了自己的“紅專”規劃，承認自己是“哲學界的一麵白旗，正如章伯鈞、羅隆基在政治上是一麵白旗”。而且還表示“決心拔掉這個白旗，向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繳械投降。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隊伍中，重新做一個小兵”。

被陳伯達點名的另一位哲學家賀麟，同樣成了北大哲學係的大白旗。賀麟戴的帽子更是嚇人：“痛恨哲學的黨性原則，露骨地為唯心主義招魂。”

“痛恨”和“招魂”的表現何在？依據是：

賀麟曾“叫喊”唯心主義不能一棍子打死，要為提高唯心主義地位而鬥爭，必須集中力量反對教條主義，而他反對的教條主義正是馬克思主義。學生還揭發說，賀麟站在資產階級哲學黨性原則的立場上，“痛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黨性原則。

更為嚴重的是，賀麟還“宣稱”：“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不就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有時是師生朋友關係，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而不是紅與白的關係。”為此，學生們毫不客氣地批判說：“這是充滿了混亂和詭辯，難道師生朋友關係能夠排斥或掩飾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麽？黑格爾是普魯士王國的辯護士，馬克思則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與黑格爾，革命與反革命，紅與白，賀先生真的一點看不出麽？”

學生們還對賀麟和“其他資產階級學者”下了最後通牒：徹底拋棄資產階級立場，徹底清算自己的反動觀點，拔掉白旗，樹立紅旗。

賀麟並不是那種完全不問政治的學問家，而是對“紅”與“白”區分得很清楚的。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南京當局曾三次讓他南下，但他聽從了地下黨的安排，留了下來。他說：“我不願意提個小包，像罪犯一樣逃跑，也不願再與蔣介石有聯係。就是到美國去也不會如學生時期那樣受優待，何況我的愛人、女兒決不做‘白俄’。”賀麟不但清楚革命與反革命的分野，而且在大是大非麵前，表明了鮮明的政治立場。拔白旗運動過後20餘年，賀麟在他80歲高齡的時候，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當然是後話了。

北大中文係用今天的話說，是人才匯集，名家如林，而在當年可謂白旗林立，知名的“白旗”就有林庚、王瑤、王力、遊國恩、高名凱、朱德熙、魏建功等。這些人，不論當時還是後來，都是我國語言文學界的大學者。

在這燥熱的暑假，受“大躍進”鼓動的北大中文係的青年師生，為了拔掉本係的白旗，放棄了休息，“苦戰40天，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的群眾運動”。一時間，係裏成立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會”、“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會”、“紅旗學習小組”、“毛澤東文學社”、“瞿秋白文學社”、“魯迅文學社”等39個研究會和學習小組，“寫出了許多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專輯大字報”。其中有批判遊國恩教授楚辭研究的專輯，批判林庚教授文學史研究的專輯，批判王瑤副教授的修正主義文藝思想的專輯，批判魏建功教授治學中的教條主義專輯，以及批判朱德熙副教授語法研究中的資產階級學術觀點專輯等，還油印了多種批判論文集。試舉一例，便略知這些白旗是如何被拔掉的。

遊國恩是有名的楚辭研究專家，研究楚辭三十餘載，關於楚辭的論文寫有幾十萬字。這也正是他被樹為白旗的根據之一。學術界在“拔白旗運動”中，鮮有不學無術者成為白旗者。拔旗者宣布，遊國恩研究楚辭的方法是“博聞強記”的考據，這是資產階級的考據方法。

在拔旗者眼裏，遊國恩不但考據的方法不足取，而且也沒有考據出什麽有價值的東西出來。4月25日，九三學社北大中文係小組舉行交心擴大會，“進一步幫助遊先生轉變立場，拔掉白旗豎紅旗”。“幫助”的結果，是發現遊國恩問題不少。歸納起來，主要問題有：自恃有“讀書多”和有“考據”方法兩點資本，“大膽起來向馬克思主義挑戰”；“從理論到實踐走的是一條反馬列主義的道路”；“認為教學改革糟得很，因而結論是黨不能具體領導教學和科學研究”；“個人名利思想也十分嚴重”等。

據學生們在批判中揭露，遊國恩把屈原偉大的抒情詩篇的思想內容考據成“宇宙”、“神仙”、“神怪”、“曆史”四大觀念，把屈原考據成一個“出自史官及羲和之官的、陰陽怪氣的雜家”。更要緊的是，他在“楚辭女性中心說”中，把屈原考據成以寵衰愛弛的“棄婦”乃至“寡婦”自況的追尋舊歡的人。

這樣一來，問題就十分嚴重了。既然遊國恩成了資產階級的大白旗，也就用不著對他有什麽客氣。於是，“學生們不僅用無可辯駁的事實把這些所謂的‘學問’駁得體無完膚，而且還令人信服地揭露了遊國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

那麽，遊國恩這麵“資產階級白旗”是如何拔掉的呢？批判者稱，他們的辦法是：

第一：突破一點，全麵開花，先抓薄弱環節和關鍵問題，得出經驗再攻全麵。比如我們頭一下子是集中全力鑽遊先生關於屈賦四大觀念(見“楚辭論文集”中之“屈賦考源”)學說的第一個觀念(宇宙觀念)，從中發現了他用神話人物的事跡作考據的唯一證據。繼而發現他誇大了繼承性的作用，抹殺了勞動人民創造曆史的事實。突破了這一點，並從中得出了經驗方法，再運用這些經驗方法去展開全麵的批判。

第二：由淺入深，逐步提高。第一步是就事論事，遊先生寫了“屈賦考源”，我們就批判“屈賦考源”。第二步是把各篇作品加以綜合，找出其體係的規律和特點來批判。然後再上升到哲學理論的高度。現在我們正在進行後兩步的工作。

第三：幹部帶頭，群策群力，集思廣益，充分發揮大家的智慧，集體的力量。幹部先看材料，作啟發性、提綱式的發言，並提出題目，大家討論決定，然後按計劃分成若幹小組，分頭看書，發現問題，小組辯論後得出初步結論，再拿到全社(按：指學生組織的毛澤東文學社)大會來辯論，最後分頭執筆，擬出文章草稿，選出優秀的提綱，吸收各家之長，寫出小組文章，經社員大會逐篇討論定稿。

就這樣，批判遊國恩的文章寫了出來，學生們還創辦了專門登載批判文章的油印刊物《赤衛軍》，遊國恩這麵“白旗”也就這樣被拔掉了。

三

北大校園的拔白旗活動熱火朝天之際，與之僅有一箭之遙的清華園，拔白旗、插紅旗活動，也是開展得如火如荼。

八大二次會議的精神一傳達，清華黨委就決定在學校裏開展一個插紅旗、拔白旗的運動，“徹底破除對資產階級專家的迷信”。清華黨委認為，在過去一段長時間裏，許多人跟著資產階級專家跑，許多人在資產階級專家麵前有自卑感，就是因為人們用資產階級專家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和衡量別人。黨委覺得，用資產階級尺度衡量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的個子就矮了；反之，用無產階級的尺度來衡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個子就矮了。這真是一個絕妙的理論，也是一個絕好的“興無滅資”的辦法。

按照這個理論，清華大學黨委特地製訂了無產階級專家的標準。這個標準其實挺簡單：其一，政治上是社會主義促進派；其二，在思想上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和集體主義者；其三，在業務上是理論聯係實際，能夠解決實際問題。

標準既然訂出，拔旗活動也就開始。黨委緊接著在群眾中開展拔旗、插旗的討論。發現誰符合這個標準，就插誰的紅旗，進行群眾性的大表揚；發現誰“堅持資產階級專家道路，就拔誰的白旗，拔別人也拔自己”。結果，“在群眾中，凡是紅條條紅點點、白條條白點點都要給指出來”。

這樣，“一些又紅又專的教師和學生，不是個別地而是成批地湧現出來”。全清華共插了五百麵紅旗，其中90%以上的教師和100%的學生都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這個巨大的事實，衝散了資產階級專家的迷霧，沉重地打擊了資產階級右翼專家們。”於是，“紅旗高高樹起；白旗被拔掉，資產階級專家的框框被打破了，人們的頭腦就解放了，共產主義思想大大高漲，敢想敢幹在師生中已經成為一種風氣”。

複旦大學樹了兩麵大白旗，一為周同慶，一為陳建功。為了拔陳建功的白旗，複旦有關部門頗費了一番周折。複旦大學黨委統戰部特地撰文介紹了他們拔陳建功白旗的經過：

一級教授、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陳建功是學校中“白專”的一麵旗幟。在檢查“紅專”規劃時，我們決定對他進行重點批判。他在一開始見到批評他的大字報時，大發雷霆說：“我放一個屁，你們也要出我20張大字報。”他找學生談話，還想向學生作報告，以為這樣就可以把群眾壓下去，結果他話還沒有講完，學生就對他提了更多的意見，貼了更多的大字報。他知道事情不妙，就不敢再找學生談話。有人問他：“你不是要向學生作報告嗎？”他說：“一次談話50張大字報，再做報告就要有100張。”這時他的權威架子被初步打下來了，但內心很不服氣，我們就組織同他共事30年的蘇步青教授主動地檢討了同他之間的關係，在許多主要問題上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且講出了許多陳不了解的情況。陳聽後很感動，說“過去的事一筆勾銷”，他所喜歡的助教和學生也去同他個別談話，列舉大量的事例誠懇地向他說明：在他的資產階級思想影響下，很多他認為得意的學生在政治上卻墮落為右派，或走到了危險的邊緣。當他回到家裏，他的妻子和兒子也對他開展鬥爭，他的兒子還貼大字報揭發他告訴自己“隻要好好讀書，如果人家寫出一篇論文，你能寫出十篇論文，人家就會來找你的”。我們又和陳望道校長等找他深入談心，說明對他的希望，希望他很好地進行檢查。最後他在教師大會上作了較好的檢查。

四

武漢大學的“拔白旗運動”更是驚心動魄。全武大在拔白旗過程中共有391人受到批判，其中教師84人，約占教師總數的14%；教授、副教授32人，占被拔白旗的教師總數的近40%。學生305人，占當時在校學生的9%。武大物理係參加運動的學生有13%被當做白旗而拔掉，另有3.3%的學生被樹為灰旗。該係被拔掉的白旗、灰旗中，剝削階級出身的占52%。可見，現實表現固然是判斷紅旗或白旗的標準之一，而家庭出身與旗的顏色也關係甚大。

武漢大學拔白旗最激烈的單位，要數數學係，這裏樹著全武漢大學最大的白旗，便是係黨總支書記齊民友。

一般被拔掉的白旗，都是“資產階級專家、教授”，而作為黨組織的負責人，理應成為“紅”的象征，紅旗的標誌。可是齊民友卻不合時宜，對所謂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異議，結果被樹為大白旗。

本來，齊民友在武漢大學一直被認為是又紅又專的紅色專家，政治、業務上都為人們所推崇。他是武大黨委委員兼數學係總支書記，在數學係威信很高，用武漢大學黨委主要負責人的話說，“黨內黨外對他的迷信都很大”。正因為如此，這麵大白旗也格外難拔。

這年5月，武大黨委提出要貫徹業務結合政治、教學與科研結合生產、理論結合實際、腦力勞動結合體力勞動的“四結合”方針。對此，齊民友提出了不同意見。

齊民友認為，數學與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科學不同，有它的特殊性，它是從實際問題成為概念化東西的，數學本身有一套完整嚴密的體係。這個係統的發展，不是依賴於生產實踐，如果隻懂一點數學的話，去聯係生產實際很困難。數學理論聯係實際、用之於生產實踐的時候，就必須找數學的抽象語言，與原來抽象的物理定義相結合，這就需要有物理、力學及邊緣科學知識，可一個數學家的精力有限，應用數學和計算數學是可以聯係生產實踐，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但不是每一個分支都可以聯係生產。現代數學的產生是與大工業相聯係的，數學要聯係實際，就要聯係尖端科學。理論聯係實際，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相結合，在數學係不大好搞。這就是所謂的齊民友數學特殊論。

齊民友的這些見解，與“大躍進”時再三強**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多麽地不合拍，他被樹為白旗也就在所難免了。

從7月21日開始，武大發動了針對齊民友“數學特殊論”的數學係全係大辯論，辯論的中心是數學教學能否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數學能否聯係實際及發展數學依靠誰的問題。

齊民友在武大數學係不乏支持者。他們都反對機械、片麵地將理論聯係實際的原則硬套在數學上。辯論開始時，雙方旗鼓相當，擁護齊民友觀點的師生占25%，反對者也占25%，其餘50%是中間派。為此，武大數學係組織了40個辯論小組，開了百餘次大小辯論會，時稱“百團大戰”。當年的辯論會，實際上是批判會，一頂頂的“否定黨的領導”、“背社會主義之道而馳”、“反對黨的教育方針”、“走資本主義老道路”的帽子扣到了齊民友頭上。批判者說，齊民友是“一麵資產階級的‘帥’字白旗”，“資產階級專家的代表”，齊民友反對黨的教育方針、辦學路線和辦學方法，堅持資產階級教學觀點。

在一場接一場的批判會後，齊民友終於敗下陣來。用當年報紙上的話說：“經過一段時間的辯論後，各種謬論被擊破了，站不住腳了，東風壓倒了西風，勝利屬於掌握真理的人們。”高壓之下，齊民友隻得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作了三次檢討，終於繳械投降。帥旗倒了，他旗下的擁護者也“紛紛倒向真理”。

8月20日，《人民日報》就此發表評論員文章《拔掉教育戰線上的白旗》，對武漢大學數學係的拔白旗活動給予了充分肯定：“這個鬥爭說明了，必須堅決克服右傾思想，貫徹黨的社會主義辦學方針，使教育為政治服務，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放手發動群眾，展開兩條道路鬥爭，拔掉白旗，插上紅旗。黨的教育方針的貫徹，必能遇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抗拒和抵觸，這不僅是思想鬥爭，也是階級鬥爭；這個鬥爭必然反映到黨內來。武漢大學的拔白旗鬥爭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第二天，《光明日報》以整版的篇幅，發表了武大黨委第一書記、副校長劉仰嶠的長文———《一場富有教育意義的大辯論》，詳盡地介紹了武大數學係拔掉“數學特殊論”白旗的經過和經驗。

數學界被拔掉的另一麵大白旗是華羅庚。

華羅庚是國人皆知的大數學家，時為中國科學院數學所所長。在這人人“大躍進”的火熱時節，華羅庚也想努力地趕上形勢，為此，他在八大二次會議後科學界的大搞高指標的活動中，曾違心地提出12項數學指標要在10年內趕上美國，並且要把計算技術、人造衛星、大水壩等各方麵提出的一切數學問題都包下來。即便如此，他仍被所裏的一些年輕人說成不夠先進，甚至被他們在背地裏罵做“保守派”。

武漢大學數學係拔白旗“成功”後，武大頓時成了“教育革命”的典型。武大黨委書記帶著數學係拔白旗的“經驗”，專程前往北大數學係傳經送寶。中科院數學所的人都去北大恭聽了武大數學係的“先進事跡”報告。

隨後，數學所組織了幾次全所大會和研究室會議，批判數學所的“大白旗”華羅庚、關肇直。關肇直此前曾在《人民日報》發表《數學研究與教學也要厚今薄古》的文章，認為數學界的厚古薄今現象也十分嚴重。其實關肇直也是有名的數學家，時為數學所副所長。據說，關肇直與華羅庚兩人關係不太融洽，而關肇直又是黨內專家，華羅庚此時尚是黨外人士。因此，關肇直雖然也被樹為白旗，但屬於“陪綁”性質，他作的檢討很快通過了。於是數學所的“紅旗”們便集中力量來拔華羅庚的白旗，說華羅庚倡導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是提倡搞“古人、洋人、死人”，搞這些東西是毒害青年。華羅庚調陳景潤到數學所工作，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狀”，因為陳景潤在“紅專”辯論中被認為是“白專”典型，拔白旗運動中又成了數學所最頑固的“小白旗”，為此陳景潤被調離數學所而去了中科院大連化學所，被迫放棄了自己的專業。這樣，華羅庚也就被指責為頑固堅持資產階級立場與“白專道路”。從此，華羅庚名義上還是數學所的所長，實際是已經靠邊站了，很少過問數學所的事，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新創辦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數學係上。

五

凡是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地方，幾乎都存在白旗。史學界的白旗更是為數不少。中山大學曆史係的白旗就有陳寅恪、劉節、梁方仲、岑仲勉。曆史係在給中大黨委的一份報告中說：“陳寅恪成為係內外白專方向的代表，一麵大白旗。”複旦大學曆史係的“白旗”有蔡尚思、周穀城和譚其驤，西北大學曆史係有陳登元，四川大學曆史係有蒙文通。還能列舉出許多的名字，其中許多人是學有所長的史學家。

心理學領域的“白旗”也為數眾多，僅在《光明日報》上點名要拔掉的就有彭飛、朱智賢、唐鉞、曹日昌、潘菽、程迺頤、吳天敏、張耀翔等。實踐心理學更是整個學科都成了“偽科學”和“大白旗”。北京師範大學的“拔掉資產階級心理學的白旗”活動，可以說是心理學界拔白旗活動的一個縮影。

北師大教育係有彭飛、朱智賢等全國知名的心理學家，從而使得北師大的心理學在全國教育界頗有聲譽，該校心理學教研室編的心理學教材，發行一萬多冊，成為全國很多師範院校的主要參考書。正因為有知名專家，在當時氣候下，也就容易被樹“白旗”，因為當時判斷誰是白旗誰是紅旗，方法實在簡單，“白旗”自然首先是專家，是學有所長的人，即先要有專，如果沒有專，又何謂白專。非專家，非有所長的人，在知識界是沒有資格被樹為“白旗”的。其次，“白旗”政治上不紅，要麽不關心政治，要麽有“資產階級言論”，要麽有資產階級思想，這就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莫屬。所以誰在學科研究中有成就、有名氣，又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誰就有可能成為白旗。北師大心理學教研室的教授彭飛、朱智賢無疑符合“白旗”的條件。

既然發現了“白旗”，弟子們為了響應“教育革命”的號召，就毫不客氣地動手來拔了。拔白旗運動開始後，數學係的幾個學生找到了朱智賢“辯論”，朱本打算說服學生，但學生提出的問題“無可辯駁”，且使朱“感到問題嚴重。”此時，校黨委對學生與青年教師拔彭飛、朱智賢的白旗予以明確支持，“黨委書記親自掛帥，領導了這場鬥爭”。

7月30日，北師大黨委召開由各係黨總支書記、係主任及學生、教師代表參加的辯論大會。接著，教育係又召開全係師生參加的辯論大會，“討論心理學中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黨總支書記還發動全係對心理學教研室新編的心理學教學大綱、上學期所用的教科書、講義和筆記進行檢查，“揭發出心理學教授走資產階級方向的大量事實”。

對於這些所謂的事實，彭飛、朱智賢進行了辯解，但被指責為企圖將辯論會引導到學術討論的道路上去，逃避教學中的兩條道路的鬥爭。

多次辯論(也就是批判)的結果，揭發了彭飛在心理學教學和研究中，“以生物學觀點研究人的心理，否定階級分析的資產階級方向”；揭發出朱智賢在兒童心理教學中“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和教學思想”。這樣，使更多的教師和學生認清了心理學教學中的“白專”道路，拔掉了北師大心理學教學中的白旗，插上了紅旗。

在知識界“拔白旗、插紅旗”的過程中，常常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混為一談，將紅與專問題視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分野，對於學術問題，又不是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分析，而是用斷章取義、隨意定性、亂扣帽子、簡單粗暴的方式對待不同的學術觀點，不允許被批判者申辯、反駁，否則，就被指責為頑固堅持資產階級思想。在辯論過程中，采取的不是自由爭鳴、平等討論的方法，而是大會批、小會辯，大字報轟、小字報炸，輔之以印油印刊物、辦黑板報、畫漫畫、演話劇等，不但進行政治上的定性，而且還進行人身攻擊，迫使被拔者一再違心檢討，否則便不罷休。結果，不但給廣大知識分子心靈造成極大的傷害，也嚴重地挫傷了他們從事科學和學術研究的積極性。

武漢醫學院的“拔白旗運動”，就曾讓知識分子膽戰心驚。

該院有關部門對本院專家教授的看法是：

他們都是一些思想反動、名利至上、脫離實際、不學無術的家夥，按照他們的具體情況來分，不外乎下麵四種：

老：自以為資格老，架子十足，迷信洋人，互相吹捧，政治上反動性大，舊的知識發黴，實踐知識最空，高翹尾巴，不做工作，貪得無厭地向黨向人民伸手要名要利。

鑽：資曆不高，但名利至上，技術至上，工作隨心所欲，不擇手段，一心想向上爬，企圖達到個人的野心私欲。

混：資曆一般，暮氣沉沉，腹中空空，貪圖享受，不求上進，明知不行，又裝模作樣，拿教授的牌子嚇唬人。

騙：解放前，五日京兆，追名逐利，東奔西跑。解放後，混入學校，竊取要職，盡量偽裝，怕露馬腳。

於是，武漢醫學院得出結論：“醫學教育領域中兩條道路的鬥爭不僅是長期的，而且愈來愈複雜，愈來愈深刻。”

這個學院拔白旗的辦法是“擒賊先擒王”，先打垮“‘帥’字白旗”，然後“按大、中、小(白旗)分批進行，而每一批中又都有重點”。采取的方法是“論文答辯”、“考試”、“實驗操作”等，最終達到“使其洋相百出，欲罷不能，最後不得不低頭認輸”的目的。

就這樣，規模並不大的武漢醫學院共拔掉大小白旗79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6人，占全體教授、副教授總數的50%。

武漢醫學院一份關於拔白旗運動的“經驗”總結，對為什麽要發動這樣一場方法獨特的“拔白旗運動”，作了如下解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可以承認政治立場上反動，學術思想上唯心主義，就是不肯承認業務上不學無術，這是他們的**，是他們翹尾巴的最後本錢。因此，必須在業務上也完全把他們鬥倒，才能取得鬥爭的徹底勝利。”

清華大學團委負責人在一篇文章中也講到了這點。文章說：資產階級專家教授，之所以能成為一部分青年心目中的偶像，是因為剝削階級遺留下來的一套判斷事物的舊標準，在這一代青年思想上還有深刻的影響，看人不看本質，而看“帽子”、“衣服”，看“招牌大小”。資產階級專家裏外掛滿了“教授”、“博士”、“留學英美”、“學術論文”以至“大腦袋”、“禿頭頂”種種招牌，把一部分青年的靈魂吸引去了，一心向往之。而資產階級專家也就得意忘形起來，自以為在“科學”、“教育”的領域裏，他們還保留著最後一張“王牌”，可以憑借所謂“有學問”、“有知識”來和無產階級“較量一番”。因此，必須拔掉白旗插紅旗。隻有拔掉白旗插紅旗，才能滅資產階級的威風，長無產階級的誌氣。

這段話，可謂道明了當時為什麽要在知識界開展“拔白旗運動”的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