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周劭+百年舊事夢蘇州

——閑話包天笑的故事周劭

我以生不得是蘇州人為憾，也以不能歸老葑溪、靈岩山下作好墓地為恨，喜的是十多年來有了《蘇州雜誌》，得以寄托我於蘇州的夢思為幸，陸陸續續，寫了許多回憶蘇台的文章，現今實在再沒有什麽可說可寫的了。略感遺憾的是《蘇州雜誌》上十年所載佳作，竟罕有道及百年前之蘇州情事，頗為觖望。在二十世紀垂盡，新的世紀將臨，看到蘇州建設的畫麵，下個世紀的蘇州，一定是個與世紀同步的嶄新的蘇州。但對於十九世紀的蘇州，更縈我的夢思，這個我未親曆的蘇州，隻好求之於昔賢的著述矣。

偶然檢得《釧影樓回憶錄》及《續編》各一冊，是包天笑先生所著，兩書多近八百麵，僅兩宵讀畢，有如對故人之感受，因為包先生的回憶錄我於幾十年前早已在報刊上看過，現在的香港刊本恐怕是他暮年續寫的補訂本，《續編》中都是他離去大陸就養台灣、最後終於香港的事跡。我有興趣的，則限於他早年在蘇州的一段回憶，而且本文要寫的也隻限於此一階段及有關包先生的一些瑣事，不涉後來。

包天笑出生於1876年，1973年捐館於香港，存世幾乎近百年，他於1876年到1906年的三十年中，除了最後二年在山東青州辦學，其間時到上海工作之外，全是在蘇州過的，孩提之外，至少有二十年的回憶是十九世紀後期的蘇州，這便是我所最欲知的時代。

1906年為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前此二年甲辰，清廷已廢除了科舉，這對蘇州士人打擊極大。原來蘇州一郡，科第最盛，讀書人的唯一出路便是科舉，視取功名利祿如拾草芥，一旦失去了這個門路，便得另求途徑；到了辛亥革命之後，連另一遊幕的門路也被阻塞，所以隻得遠渡東瀛學習法政，或到上海十裏洋場去當報館編輯、記者，再不然隻好仗著一枝筆，從事於寫作小說。

包天笑雖然進過學，是一名秀才，好像不曾到南京去應過鄉試，這個原因，我難於索解，像他這樣的才學，中一個舉人應該並不很難，或許那時年齡還輕，並不急急於此，不料科舉一廢，便青雲路斷。

到十裏洋場當編輯和寫作，改變他後大半生的命運，使他成為鴛鴦蝴蝶派的開山人物。論鴛鴦蝴蝶派的開創人，應該是他的大同鄉徐枕亞，但徐枕亞全是舊式文人，寫的卿卿我我，還是老掉牙的文字。所以鴛蝴派的宗師應為包天笑，他在那時實在可算是個新派人物，到過日本，通曉英、日文字，還能翻譯，能夠用白話創作。

鴛鴦蝴蝶派在解放以後，有人專門加以研究，出了專書，其中有魏紹昌、吳承惠（秦綠枝）、劉文昭三位，都是我的稔友，亡友劉文昭對此致力尤深，惜乎其名不彰。不過我認識包天笑，倒並非由於三位的介紹，而是在四十年代的初期，那時上海淪陷敵手，大家無事可做，便常舉行一個並無組織的文酒之會，參與者都是避地上海的東南文人，地點在靜安寺路上的康樂酒家，現在已拆去改建上海美術館，與會的年事都很高，名位也甚隆，二三十人中記得有丁福保、冒廣生、馬公愚、吳湖帆、龔照瑗等等年近古稀的老人，包天笑也在其列。我和包天笑便是在聚會時認識的，那時他已六十六七高齡，我比他要小整整四十歲，連"忘年之交"也說不上，隻是對他視為長輩備極恭敬而已。他卻不恥下交，還時常到我辦事的地方來談天，時間一長，我便口沒遮攔起來，要對他開玩笑了。現在想來，後生小子，對一位尊長用他的姓名開玩笑，實在太沒禮貌。我對他說：“包先生，您有一位英國朋友，是世界級的大文豪，叫做蕭伯納，其實他應該是您的兄弟行。因為蕭伯納的英文本名是BernardShaw，照一般譯法，Shaw不能放在前麵，而應是‘伯納蕭’，而‘伯納蕭’也可以譯成漢字‘包你笑’，那不是和您‘包天笑’成為兄弟行麽？”包先生聽了不但不以為忤，反而哈哈大笑，說以後要攀附這位愛爾蘭的世界級大文豪以自豪了。

最後和他一次見麵是他使我頗不愉快的事：他到我處來閑談，見到案頭一本新書，他一見書名便如獲至寶，愛不釋手，此書是黃秋嶽的《花隨人聖庵摭憶》，黃雖是個罪該萬死的大壞蛋，但書是喧騰人口的，北方在他死後五年出版，但銷到上海來隻有區區二十本，而且不公開出售，我輾轉托友人搶到了一部，還不曾翻閱，便先給包老先生看到，連聲說要借給他先睹為快。我心裏老大不願意，但礙於這位老前輩的麵子，不好當麵打回票，隻好說自己尚未看過，要借，必須限期歸還，他便挾著書走了。誰知一借幾個月不還，半載一年也音信渺然，我多次寫信到金神父路金穀村他的寓所索取，連回信也不給一封。最後實在忍不住了，便登門去坐索。那時已是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不料金穀村已是金屋樓空，詢問鄰居，說包先生早已遷居台灣了。此事我真是耿耿在懷，一直要到八十年代上海書店重印此書，公開發售，才消了心頭之恨。

包天笑之遷居台灣，並不是像後來國民黨人物的逃亡，而是“板輿迎養”。包先生好福氣，他有個兒子叫可永，學工程的，日本投降後，台灣回歸祖國，第一任台灣省的行政長官是陳公洽（儀），他帶了兩位助手到台灣去接收，一個是辦航運的招商局總經理徐學禹，一個便是包可永。包可永成為台灣的要員，便把他的老父接到台北去奉養。可永是留學德國的工程專家，包天笑一介窮儒，哪來這筆錢培養兒子呢？原來他在上海時，曾以曆年賣文所得買了一筆二十年期的五千元人壽保險，到期時一共得到七千元，他便用這筆錢讓可永去德國留學，這是包天笑生平最得意的一件事。

包天笑在《釧影樓回憶錄》及《續編》中隻字未提他何時喬居台北，也不提及何時遷到香港，但至少於1949年還住在台北，這有書末所附1949年幾乎全年的日記可證。他在台灣經曆了“二二八”事變，國民黨政府遷台，以及金門炮戰等事件，尤其是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所頒布的戒嚴令，恐怕比在上海淪陷時還要不自由。更有甚者，陳公洽下了台，而且被國民黨所槍殺，包可永恐怕也在台灣呆不下去，所以隻好遷居香港了。猜想他離開上海直到逝世，還有近三十年的海外生涯，在台灣大致是六七年，其餘便都在香港度過的了，這近三十年漫長的歲月，我想包老先生一定非常眷念他出生和少年遊釣之地蘇州故鄉的，隻可惜他在書中並不曾留下隻字。

行文至此，我方要提百年前的蘇州情事了。那便是包天笑於1876年到1906年三十年的事。時為光緒二年丙子到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幾乎和清德宗在位相始終。這三十年中國所遭受的苦難自有曆史在，可不必細說，包天笑在幼少年時代想必一定沒有好日子過。首先是他生在一個貧困不幸的家庭。

說包天笑出生的家庭，倒並不是貧下中農，應可說是書香門第，不過到了父祖輩，命運不濟，日益衰落，成了一戶破落人家，連棲身之地都沒一椽，短短數年中一直是租賃別人的房屋，而且常要搬遷，這在蘇州中等人家是罕有的。未成年之前，有重闈在堂，祖母年邁重病，行動需人，母親也患有肺病，還要通宵服侍病姑，白天則要依靠女紅來對付一家的生計。包天笑對其母親的辛勞是畢生難忘的，他多次稱她為女中聖賢。他的父親是一個遺腹子，也進入商界，隻是都失敗了，並在不到四十歲便死了，天笑還隻有十七歲，便得負起家庭重擔，幸在賢母的支持下，他還能不廢讀書，而且進學成了一名秀才。

包天笑第一次到上海是光緒十年甲申（1884），父親因經商在滬，生了重病，那時還沒有火車，也沒有內河輪船，隻是電報已通了，要母子到上海去侍疾。在今天蘇滬之間，不消二小時便可到達，但在一百多年前，隻有民船，需時三天兩夜。一家四口到了上海，使九歲的包天笑大開眼界，其時蘇州可還閉塞得很，和十裏洋場，完全是兩個世界。這一次上海之行，奠定了包天笑以後在上海工作的基礎。

蘇州那時還沒有學校，孩子讀書，都是私塾，教書都是不能中舉的秀才和連秀才都不是的童生，這是讀書人的末路，也是維持生計的唯一出路。當教師的收入所謂“館焚”，每月隻有一元半的銀圓，包天笑便是這樣受畢了教育，而且自己也以同樣方式去教別的孩子。

坐館的待遇雖然極為菲薄，但地位卻是非常高的，不論年齡科名高下，總是被尊為西席老夫子，即使東家很儉約，對西席的饌食總是很豐盛的，會食的時候不論東家的親戚朋友齒爵多麽高，總要尊西席老夫子坐在首席，這在舊中國，地無分南北恐怕都相同。我幼時家在浙東鄉間，家裏也有過西席老夫子處館，其情況和蘇州並無兩致，還記得過年的時候總有一大盆整鴨，除夕宰了煮好，每餐要上蒸籠再蒸，端上桌麵卻任何人不能動筷，每餐如此，直要等到正月十八落燈之後，西席老夫子從家回館，才由他首行動筷，大家方可跟著一快朵頤。這隻鴨子經過多次的籠蒸，其味之好，使我至今難忘。不知包天笑在蘇州處館時的情況是不是相同。

包天笑的出身雖窮，但並非寒門單族，他的親戚都是吳門有名的紳士和富人，尤其是他的舅祖吳清卿，號稱蘇州的首富。還有一位姑丈尤巽甫，是康熙已未鴻博尤西堂（侗）的後人，富而好學，也是蘇州那時的名人，但那些親戚對包天笑一家似乎沒有什麽幫助。吳清卿家裏請的西席老夫子，便是鼎鼎大名的著《緣督廬日記》的葉昌熾，延聘一位名翰林太史公來栽培他的兩個兒子，卻沒有叫他的至戚包天笑去附讀，我代包天笑很為惋惜。同時後來成為袁世凱最高幕僚的張仲仁是一位太史公，也在包天笑一位親戚家中坐館。

吳清卿是蘇州的首富，當包天笑十七歲父親去世後，家境十分困難，這位舅祖曾主動答應每月資助他家數元澆裹，包天笑非常硬氣，予以婉卻，憑恁小小年紀去設帳授徒，而那所得不比首富舅祖的幫助為少。吳清卿究竟和包天笑的祖母是同胞姊弟，他總算每月致送姊姊二元錢，作為她個人的用度，包天笑分文不沾。

就是包天笑多次提到的舅祖吳清卿，因為畢竟是至戚，敘述得清楚，使我幾十年來一直不能解決的疑竇，得到了搞明。我原來隻知道蘇州有個鼎鼎大名的吳大徵，他的字叫清卿，也是翰苑出身，甲午戰爭時任湖南巡撫，是位金石家兼文史學家，絲毫不像他的遠祖吳起。中日開戰時，他忽然上書請纓，要領三湘子弟出山海關和日軍作戰，據說是得到一顆漢代“度遼將軍”的銅印害了他，使他想效法曾國藩去成就蓋世功名。結果是大敗虧輸，革職回籍，在蘇州當一位紳士，仍舊玩他的金石書畫，名氣是非常響的。我當然不及見到這位先生，但和他後人卻很多相識。

我認識的都是他孫曾輩，最知名的便是吳湖帆，在畫壇上和張大千、齊白石、溥心佘齊名，其弟仲皋，是一位外交學家，仲皋的兒子克強，則是我的學生。那幾位都是吳大徵的後人，一些不會錯的。

但還有兩位，那使我迷糊了幾十年：一位是我讀律的老師叫吳什麽善的，做過幾任法院院長，他來上課的時候自報家門，說是吳大徵的孫子雲雲。我聽過頗為懷疑，吳大徵沒有兒子，隻過繼一子，便是湖帆的父親吳訥士，怎麽會有那末多的孫子？但也不好去追問到底。另一位也是一位畫師，叫吳子深，抗戰時避難在滬，於威海衛路沿馬路樹了一塊“吳子深醫寓”的大招牌，原來他還是一位國醫。便在此時，他和一位姓陳的名女人結婚，我曾去吃喜酒，聽說他也是吳大徵孫子。因為交淺，也不曾問個究竟。

讀了包天笑的《釧影樓回憶錄》，才明白吳大和其舅祖都字清卿，雖同鄉同姓同字，卻並非一人。吳大徵貴而舅祖富，在那時的蘇州均可為“首貴”和“首富”。吳子深實在是包天笑舅祖的孫子。吳子深的舅父曹誌韓，號滄洲，是繼李德立之後蘇州有名的禦醫，都給慈禧太後看過病，吳子深的醫道，便是從曹滄洲那裏學來的。吳子深的畫當然不及湖帆，我曾問過湖帆有沒有這樣一位同行兄弟，他說齋公隻有他和仲皋兩個孫子，吳子深並不是他的同族。

包天笑的首富舅祖，雖有錢卻自奉儉約，什麽嗜好都沒有，雖然對嫡親的胞姊出手不很大方，乃是本性使然，對於包家倒也時來走動。不過百年前的社會，師友的關係遠勝於親戚的關係，包天笑決定他以後命運的，便是非親非戚也不是同鄉的蒯光典。若沒有蒯光典對他關心和提攜，便不會有包天笑的後半生。

蒯光典是清末一位大名人，字禮卿，安徽合肥人，光緒九年三甲二十九名進士，為李鴻章侄女婿。李鴻章的昆仲不止李瀚章一人，也不知他娶的是哪一位李女，光是這位叔嶽便足可風光一時了，何況學問優博，藏書豐富，但生性狂傲，有“蒯瘋子”的雅號。他從翰林院檢討外放江蘇候補道，老虎班兼朝裏有人，當然是一位紅得發紫的候補道。

包天笑的得識蒯光典，僅是由他的一位表弟的介紹，就去南京代替表弟就館教蒯的兩個兒子。蒯光典年長於包天笑一倍，兩人一見如故，包天笑這才得以飽覽蒯豐富的藏書，而且這才真正遇到了名師，包天笑教蒯的兒子，蒯光典則教了包天笑一切學問。致送包的館焚是每月十二元，堪稱美館。蒯當日的肥差是江蘇十二圩的鹽務督辦，為全省第一美差。

蒯光典是新派人物，在上海辦有金粟齋譯書處，因為包天笑學過日文英文，便派到上海去主持其事，嚴複的《原富》、《穆勒名學》和《群學肆言》等書，便是金粟齋譯書處出版的。那時商務印書館還隻是替人家排字印刷的規模，金粟齋的書便由商務所排印。

包天笑若不遇蒯光典被派往上海而蟄居蘇州，勢必終老戶牖沒世無聞，十裏洋場人才薈集，他主持的金粟齋房屋在那時的新區，即現在的人民公園一帶，其時連路名還沒有，即今之鳳陽路黃河路等地，隻稱為新馬路，金粟齋便成為廣大名士常來敘談之所，除嚴複外，主要是清季四公子之一的吳彥複和他的女婿章士釗。包天笑和吳彥複對門而居，兩處賓客常滿，計有章太炎、馬君武、林白水等，梁啟超也時常出入其門，還有張元濟、鄭孝胥和汪康年、詒年兄弟。過了不多時滬寧鐵路雖尚未通車，內河先行駛小火輪，是拖了多艘木船行駛的，因此他每個月總可回到蘇州一次探親，交通比過去方便多了。

戊戌六君子被難後，金粟齋居然在租界大量印行譚嗣同的名著《仁學》，惹起北京一些守舊派的不滿，風傳要參劾蒯光典的消息很緊，而且蒯光典本人也補授實缺淮揚道，不暇再顧譯書處，便把金粟齋收歇了。包天笑失了業，蒯光典又被派到歐洲作留學生監督去了，照顧無人，隻好回到蘇州去混了一陣，後來由他的嶽父介紹到山東青州去辦學，是青州府中學堂的監督（校長），青州的局麵很小，當然不及上海市遠甚，並且他在上海的許多舊交，都很想念他，歡迎他到上海去工作。那時他正三十而立，便辭去青州府中學堂校長之職，攜眷回到上海，一到上海幾乎延聘他的戶為之塞，並且勸他便在上海居家，不必再回蘇州去。這樣，包天笑從此便結束了他在蘇州的生活，以後尚有六七十年的上海、台北、香港的生涯，則不在本文範圍以內，隻好打住了。

我因眷念蘇州，三十年代短暫生活時常入夢，從而想到百年前蘇州的情況，偶然重披包天笑的《釧影樓回憶錄》，便欲借包的少年時代來知道一些那時的蘇州情事，可是一動了筆，覺得事與願違，包的敘事很瑣碎，也很少有係統，我倘然做文抄公，大量引用他的原文，那可長得像王大娘的裹腳布，則非我之所願，所以隻是把它作為引子，還是做我自己的文章。但是嚕裏嚕蘇，題外跑野馬的地方實在不少，讓蘇州年高有識之士看了一定會笑歪了嘴，也隻好不去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