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弘景、盧藏用算不算真隱士?

所謂隱士，即指潛居避世之人。陶弘景、盧藏用分別為南朝、唐代著名的隱士，史書多有記載。但因引用標準不同，後人對其是否為真隱士，卻有一番爭議。

有人以為，陶弘景當然算得上是真隱士。史載，陶於齊高帝(即蕭道成)任宋相時，曾被引為諸王侍讀，因家貧求宰縣不遂，在武帝(蕭賾)永明十年辭官而去，隱居句容之句曲山，自號華陽陶隱居。他既好道家的神仙之說，耽於煉丹服藥、辟穀導引這一套，晚年又歸心釋教，受戒奉佛。《南史》本傳說他“特愛鬆風，庭院皆植鬆，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可見，陶弘景是一個仙氣十足的隱士。

然而，有人以為陶弘景算不得真正的隱士。在這些學者看來，真隱士是一心出世、想要“超然物外”的，這可遠溯至巢父、許由等人。《莊子·逍遙遊》載：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曰：“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晉皇甫謐《高士傳》也說許由因堯讓天下而逃去，堯又招為九州長，許由不願聞之，洗耳於潁濱，適遇巢父牽牛犢至上流飲水，見許由洗耳，問明原故，即責備許由隱居不深，汙吾犢口，遂牽牛犢至上流飲之。可見，以堯之讓賢授官為對自己人格的汙辱，突出了以“鄙棄天下”為高，希望“獨全其天”的意思，認為隻有這樣絕對排除“入世”的，才能算是真隱士。這反映了一種比較普遍的看法。受“巢許”一派影響，潔身自愛的著名真隱士還有東漢的嚴子光、東晉的範宜、唐代的陸羽等人。若用這個標準來衡量，陶弘景便算不得真正的隱士。陶雖然隱居句曲山很久，但他和梁武帝蕭衍的關係頗為密切，在蕭衍要篡齊時，他曾援引圖讖來勸進。蕭衍稱帝後，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都向陶弘景征詢意見，常常二月數次，時人謂之“山中宰相”。陶棲隱山林而參與朝廷機要，就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大大改變了其高人逸士的身份。可以說，“山中宰相”的形象化之稱，正好說明陶實際是不上朝的公卿大員，也揭示了不少古代士大夫“隱”的虛偽的一麵。因此，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闕的，是古足的假隱士，如陶弘景之流。

至於說到唐代的盧藏用，有人指出：其人更是典型的假隱士了。據新、舊《唐書·盧藏用傳》、唐劉肅《大唐新語·隱逸》等記述：盧藏用中了進士後，不得調進，就隱居終南山，學煉氣、辟穀之術，而一心不忘仕進，被人視為“隨駕隱士”。武後長安年間。召授左拾遺，即以隱士的高名得官，嗣任中書舍人、吏部、黃門侍郎、修文館學士、尚書右丞等職，並以諂事權貴、奢靡**縱而獲譏於時。後來，盧因附太平公主被流放，失勢而終，不僅並非高士，而且品格甚為卑汙。有一次，盧藏用指著終南山對道士司馬承禎誇耀說：“此中大有嘉處”。可這位道士卻毫不客氣地答道：“以仆視之，仕宦之捷徑耳。”一下子戳穿了他的假麵具。推究根源，盧藏用以退為進、以隱為官，能夠稱心如意，主要是封建社會“舉逸民”的征辟製度流於形式，給了他投機取巧的機會。盧藏用假隱士的露骨相，是比陶弘景更為明顯的。

盡管如此，有的學者仍引用古人的有關論述，認為陶弘景、盧藏用還可算隱士一類，他們的行為和前人的觀點並不矛盾。《論語·季氏》說：“陶居以求其誌，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矣。”清劉寶楠《正義》雲：“隱居求誌者，行義達道，若伊尹耕莘，而樂堯舜之道，及湯三聘而行其君臣之義，以達其所守之道者也。春秋之末，賢人多隱，故長沮、桀溺、接輿丈人，皆潔己自高，不複求其所誌。夫子未見之歎，正緣於此。然夫子處無道之世，周遊諸侯，棲棲不已，而又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者，即此隱居求誌之謂，非如隱而果於忘世也。”這段話把孔子的原意闡發得非常透徹，可見儒家所謂“隱居”，本非“忘世”，而是“養誌”待時，遇到能施展抱負治國平天下的機會，並不排斥出仕。也可以說這時的“養誌”，正是為將來的出仕作準備。“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已經成為儒士依違仕隱之間的原則與借口，或先隱後仕，或仕而不隱，或隱而複出，個人的升沉起伏，實際主要在於時勢的推移和政局的變化，並不完全為自己的意誌所決定，古時世亂則隱士多，正是“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反映。隱在待時，一出即為王者師，是古代隱士的理想際遇。殷周時的傅說、呂尚和三國時的諸葛亮可以說是這方麵的典型，這三人“出世”與“人世”未嚐對立，並且受到了後世的極大尊重。既然這三人進入仕途而被稱為隱士，那麽，陶弘景、盧藏用自然仍可稱其為隱士，盡管彼此在人格上有區別。

縱觀古代所謂隱士，像巢父、許由等隱士畢竟不多，而不少隱士總和“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對他們來說，“仕”是出路，“隱”是退路，兩者常起伏不定，隨時消長。因此，判別隱士的真與假，都不能離開他們所處的曆史環境和具體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