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波羅來過中國沒有?
馬可．波羅是威尼斯商人，13世紀下半期偕同父親尼古拉、叔叔瑪竇東來，回到故鄉發了大財，不幸在熱那亞與威尼斯的海戰中被俘，在監獄裏口述，並由比薩作家魯思梯謙諾筆錄而成《馬可·波羅遊記》，又叫《東方見聞錄》。現在大多數學者認為他確曾到過中國，《遊記》記載的情況基本屬實。但自馬可．波羅生前至今，一直有人懷疑他是否到過中國，《遊記》是否偽作。
早在他活著的時候，由於充滿了人所未知的奇聞異事，《遊記》已經遭到人們的懷疑和諷刺，關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臨終前勸他把書中背離事實的敘述刪掉。以後，隨著地理大發現，歐洲人對東方的知識越來越豐富，《遊記》中講的許多事物逐漸被證實，不再被目為荒誕不經的神話了，但還有人對《遊記》的真實性發生懷疑。直到19世紀初，德國學者徐而曼仍然認為《遊記》是一部冒充為遊記而編排拙劣的教會傳奇故事，是為了傳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發感化蒙古人的熱情以便到中國通商而創作的。並且說，波羅一家最遠不過到達大布哈裏亞(Bucharia)境內，關於蒙古帝國的情況是從曾到過該地的商人們口中聽來的，關於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亞的敘述則抄自阿拉伯著作。1965年，德國史學家福赫伯在一篇報告中說，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還是沒解決的問題。一些可疑之點如襄陽獻新炮法、揚州做了三年官等等，“這一切都使人對波羅一家曾長期住過中國一說發生懷疑”。
1982年4月14日，英國《泰晤士報》發表了克雷格．克魯納斯《馬可·波羅到過中國沒有?》一文，對波羅到過中國一說又加上一個大問號。克魯納斯認為，“他可能根本就沒有訪問過中國”，他可能看到過某種波斯“導遊手冊”，再加上個人的道聽途說，因而成書，《遊記》是波羅與魯思梯謙諾合作的一場“克裏空”。其根據有四條：第一，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史籍中，沒有一條可供考證的關於波羅的史料；第二，書中很多地方充滿著可疑的統計資料，把中國豐富多彩的景象變成灰茫茫的一片，對蒙古皇帝家譜說得含混不清，很不準確；第三，中國兩件最具特色的文化產物——茶和漢字，以及中國的重大發明印刷術，書中都沒提到；第四，他寫的許多中國地名用的是波斯叫法，有可能馬可．波羅隻到過中亞的伊斯蘭國家。
但是，一些學者則持不同的觀點。1941年，楊誌玖教授在《永樂大典·經世大典·站赤》中發現了一篇與馬可．波羅有關的史料，史料提及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八月，尚書阿難答等上書說“兀魯解、阿必失嗬、火者取道馬八兒往阿魯渾大王位下”雲雲，所提三位使者名字和《遊記》中所講的阿魯渾王三位使臣名字完全相同，從而確定波羅一行於1291年離開中國。這一發現為學者所推崇，向達稱它為遊記的真實性問題和年月問題提供了“極其可靠的證據”。法國學者伯希和從伊利汗國史書《伊利汗史》和多桑《蒙古史》中找到類似資料，結論和楊教授不謀而合。
克魯納斯文章在《泰晤士報》發表後，楊誌玖又著文(見《環球》]982年第10期《馬可·波羅與中國》)力駁其說，把他的每個證據都檢查了一遍，說這些情況雖然基本屬實，但推不出波羅沒到過中國的結論。第一，浩如煙海的中國史籍中，到目前為止的確沒有發現直接記載波羅的史料，但有間接資料，上引《永樂大典》便是；第二，波羅不是文學家，也不是曆史學家，沒受過高深的教育，著書環境在監獄裏，沒什麽圖書資料可供參考，而且是同獄難友記錄的，能達到我們看到的水平，已是很不簡單了；第三，他可能保持著本國的習慣，不喝茶；同樣，他不認識漢字，文化水平不高，因而不提漢字書法和印刷術；第四，書中地名多半用波斯語或蒙古、突厥語表達，說明他接觸的主要是波斯人、蒙古人和突厥人，而很少接觸漢人，不識漢字，因而中國地名多用那種拚法。
另外，也有人認為，波羅隻到過大都(今北京市)，對中國其他各地的記載，都是從大都聽來的。說他到過大都，也就是承認他到過中國。幾種觀點並存，誰也說服不了誰。對於馬可。波羅究竟到過中國沒有的問題，至今尚無定論。解開這個謎的關鍵就在於揭示襄陽獻新炮法的真相。
(華林甫)
施宣圓按：馬可·波羅有沒有來過中國?1988年第4期的《史林》發表了王育民教授的《關於〈可馬·波羅遊記〉的真偽問題》，否定馬可·波羅來過中國。1911年10月，為紀念馬可·波羅離華700周年，北京中國國際文化書院等召開馬可·波羅國際學術研討會。楊誌玖教授針對王教授提出的問題,作了《再論馬可·波羅書的真偽問題》的學術報告。1995年，美國不列顛圖書館中國部主任弗蘭西絲·伍德博士(漢名吳芳思)著的《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一書出版。伍德對馬可·波羅是否來華問題作了全方位的論證，懷疑與否定馬可·波羅來華。為了回答伍德的問題，年近九旬的楊誌玖教授不得不中斷回族史的研究，撰寫了《馬可·波羅在中國》一書，再次肯定馬可．波羅來過中國。對此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讀一讀楊教授的這部新作(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馬可·波羅有沒有做過揚州總管?
馬可·波羅是意大利威尼斯人。公元1271年，17歲的馬可·波羅跟隨以經商為業的父親尼古拉和叔叔瑪竇從威尼斯啟程，東渡地中海，取道小亞西亞半島、底格裏斯河穀，穿越伊朗高原、帕米爾高原，曆盡千辛萬苦，於1275年到達元朝上都(今內蒙古多倫縣西北)。
元世祖忽必烈隆重地接待了這幾位不遠萬裏而來的異國客人，對年輕有為的馬可·波羅尤為器重，曾派遣他到全國各地巡視並出使南洋各國。
馬可·波羅在中國居住了17年,回國後因參加戰爭被俘，關在熱那亞監獄中。馬可·波羅在獄中口述東方見聞，由比薩城文學家魯思梯謙用法文記錄整理成巨著《東方見聞錄》，俗稱《馬可·波羅遊記》或《馬可·波羅行紀》。
《馬可·波羅遊記》共4卷229章，其中第二卷敘述中國部分約82章。據《遊記》載，公元1277~1280年間，馬可·波羅曾兩次奉命巡視南方：第一次經河北、山西、四川到雲南；第二次沿運河南下，到了淮安、寶應、高郵、泰州、揚州、鎮江、南京、蘇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地。《遊記》詳細記述了馬可．波羅足跡所至的各地氣候、物產、風俗人情及宗教信仰等。可馬·波羅講到揚州時，說揚州當時“被選為十二省城之一”，又說他“曾親受大可汗的命令，治理這城三年之久”。
馬可·波羅是否治理過揚州城?
對《遊記》曾經進行過深入研究的國內外學者對這個問題看法不一。
法國學者頗節在為《遊記》作注時，根據《元史·地理誌》的記載，認為揚州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為行省，十四年為路，推測馬可·波羅在此期間擔任過江淮行省或路的長官。頗節在為《遊記》一書撰寫緒言時，又斷定馬可·波羅在1277~1280年間曾做過揚州及其附屬27個城池的長官，實際上即行省長官。
英國學者亨利．玉耳認為1277年馬可．波羅才23歲，到中國才兩年。馬可．波羅做的應是揚州的路長官，而不可能做到行省這樣一級職位很高的長官。做官的時間應在1282年至1287或1288年。
玉耳認為，馬可·波羅擔當行省長官的說法主要是由於刺木學譯本造成的。該譯本說“馬可·波羅曾代上述之一男爵治此城三年”。玉耳說，代上述之一“男爵”一語可能是譯者加的注釋，後人發生了誤會。元代官製，路的最高長官是達魯花赤(蒙古語，即長官)。按照玉耳的說法，可馬。波羅在揚州做官應是達魯花赤或副達魯花赤，而不是總管。
楊誌玖先生指出，如果馬可．波羅在揚州做過江淮行省長官，或揚州路的達魯花赤，或是總管、同知，那麽《元史》或江蘇、揚州的地方誌中不會沒有記載，揚州當地或許還有遺跡可尋。
揚州地處富庶的淮南地區，又當南北運河與長江的交匯點，自唐以來，一直是名聞中外的國際貿易港口。從東南亞以及波斯、大食等西亞各國到中國來的人，大多到過揚州，有的還在揚州定居，其中有經商的、傳教的，也有做官的。揚州地方誌中不乏此類記載。然而，關於馬可．波羅在揚州的做官一事，非但《元史》中沒有記載，江蘇與揚州的地方誌中也沒有記載，且揚州既未發現遺跡，也未見流傳民間的傳說，這是十分奇怪的。
《馬可·波羅遊記》的譯本很多，其中一本記馬可．波羅“奉大汗命居住此城中三年”，並未提到做官。如果馬可·波羅僅在揚州城中居住而未做官，那麽地方誌中不見記載是可能的。
據《遊記》記載，馬可。波羅確曾在揚州一帶居住過或活動過。馬可·波羅說他到鎮江前，在瓜洲曾看到建有寺院的江中石島，此島應是鎮江的金山或焦山。馬可·波羅提到當時鎮江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馬薛裏吉思在鎮江曾修建了兩所基督教堂，與元朝修的《至順鎮江誌》記載一致。
1982年4月14日，英國《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篇題為《馬可·波羅到過中國沒有》的文章。作者認為馬可．波羅根本沒有到過中國，他的《遊記》係根據導遊手冊及道聽途說成書的。如果此說成立，則馬可·波羅做揚州總管一事純屬於虛烏有。
楊誌玖先生經過考證說，無論從中國的史書或《馬可·波羅遊記》的記載，都可證明馬可·波羅確實到過中國，並且到過中國的南方。至於“所謂馬可·波羅曾做揚州總管一說，隻是文字翻譯的誤會，以致誤以為真。從馬可·波羅本書中的記述，是得不出這個結論的。”“我們隻能說：‘據馬可·波羅本人講，他曾在揚州做過三年官’。如此而已”(《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