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被中國誤讀的《物種起源》
被中國誤讀的《物種起源》
盡管達爾文乘坐的小獵犬號在曆時5年的航海中從未到過中國，但這個遙遠的國度對他始終“禮遇有加”。
人們樂於找出達爾文學說中的中國元素。在一篇題為《達爾文的中國緣》的文章中，作者為《物種起源》中提到的竹子、牡丹和《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中引用的康熙手記而雀躍：“看，達爾文思想的誕生，曾經受到中國的啟發。”
更為豐厚的饋贈來自公眾對進化論居高不下的支持率。英國文化協會的最新調查顯示，在來自10個國家的超過一萬個受訪對象中，堅信“物種由自然選擇而非神定”的人隻有在中國超過半數，達67%，在美國這一比例僅為13%，即便在達爾文的故鄉英國，持這一觀點的受訪者也不到4成。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副所長周忠和對這些數據並不樂觀。11月24日，是達爾文首次提出“演化論”的著作《物種起源》發表150周年紀念日。前一天，中國古動物館舉辦特別活動慶祝。在慶祝活動上，周忠和說達爾文對中國的影響實際上來自“社會達爾文主義”，而“達爾文的本意並非如此”。
物競天擇就是弱肉強食？
從7月開始，段苒一直忙於“永遠的達爾文”巡回展映。這位英國使館文化教育處的工作人員，負責這個全球項目中國區的活動。她聯係專家，組織活動，奔波於重慶、上海、東莞、北京等地，小姑娘覺得挺累。
但更吃力的在於，段苒本是文科生，對達爾文隻是久仰大名，刻板印象還停留在中學課本上的“物競天擇”。她承認，自己曾經認為“物競天擇”的內涵就是“弱肉強食”。
並不是隻有段苒有這種想法。在巡展的紀錄片放映廳外，記者隨機詢問了5名前來觀看達爾文生平紀錄片的學生，除了一名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的大三學生外，其餘都略帶猶豫地讚同“物競天擇說白了就是弱肉強食”的觀點。
這正是引發周忠和感慨的重要原因。經常在野外和化石打交道的周忠和，從自己的專業角度闡釋了他眼中的“物競天擇”：“達爾文的原文是自然選擇，不能簡單將其理解為競爭。”
“自然選擇有時候就是碰運氣。”在周忠和看來，足夠強大的恐龍因環境的劇烈變化而滅絕，相對弱小的哺乳動物才有機會得以逐漸繁盛。
除此之外，弱肉強食也無法解釋生物多樣性。在對大巴克蘭德草甸的考察中，達爾文發現了142個物種，在達爾文居住的達溫莊園附近，白堊油田和堤岸環繞，在那兒，每平方米都生存著超過40個物種。
達爾文認為，如果每個物種都能發揮其自身特性，那麽每平方米就能存活更多生命。一個用於佐證的簡單例子是，植物根部的長度不同，它們就能吸收同一塊土地下不同深度的營養。
實上，最初達爾文也是對物種持等級觀念。直到對一種極為常見的生物進行深入觀察後，他摒棄了這一想法。
從1846年開始，他花了整整8年的時間專注於對藤壺的研究。這種甲殼綱動物的捕食動作如張開羽翼般輕盈優美，由於每年隻製造一次卵子，藤壺的雄性**是身體的數倍長，能精準地跨越4~5個藤壺的距離進行**。
達爾文震驚於簡單生物背後的複雜性。在早期發表的對藤壺的研究報告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們必須拋棄那些高等動物或低等動物的念頭”，因為“那些‘低等動物’往往非常複雜，它們為適應環境所作出的努力簡直令人著迷”。
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這些有關達爾文《物種起源》的細節，往往隱匿在嚴複翻譯的《天演論》背後。《天演論》實際上是嚴複在“民族存亡的關頭”，借赫胥黎和達爾文之口，宣揚斯賓塞的“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毛澤東有可能也誤讀了達爾文
“如果真的要說達爾文的學說能和某個社會學理論相呼應，我覺得那更像是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美國自然曆史博物館大衛·科恩教授這樣解釋達爾文對生物多樣性的分析。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第一章即為“論分工”。這個“現代經濟學之父”用整個章節論述了分工越細，效率越高的觀點。“一開始，人們又製造弓箭，又狩獵，後來，身強力壯的人負責狩獵，技術更好的人則專門製造弓箭。”科恩補充道，“這就像維多利亞時期的工廠體係，紡紗、織布，各司其職。”
可惜在公眾的印象中，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永遠躲藏在社會達爾文主義背後。這其中的誤讀者恐怕也包括毛澤東。
達爾文的第五代孫蘭道·基恩斯回憶道，上世紀70年代，英國首相希思訪華前曾找到他的父親，希望他提供一本達爾文的著作以送給中國的主席，因為“據希思打聽，毛主席曾經很喜歡達爾文，每提起他都興致勃勃”。
然而，盡管讀過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毛澤東在讀書筆記中屢屢提及的著作，卻是嚴譯赫胥黎的《天演論》。從讀書筆記中可以看出，毛澤東自《天演論》中習得的觀念，除了自然造物的無神論，還有“在鬥爭中求生存”，這顯然脫胎於社會達爾文主義。
或許，希思首相和基恩斯的父親並不了解這一點。他們最終選擇的禮物是一本達爾文《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初印本。這本書在《物種起源》麵世12年之後出版，將演化論用於人類學的研究，並提出“人猿同祖”的觀點，是解開人類起源之謎的經典著作。
不過，毛澤東還是很喜歡這份禮物。令基恩斯感到自豪的是，作為對父親禮物的回贈，“倫敦動物園有了一對大熊貓”。
“強者就能生存，落後就要挨打，危難重重的中國當時確實需要這種觀點。”周忠和的話不無中肯，但同時表示這些觀點都與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關係不大，甚至相悖。
據說，嚴謹的學者喜歡用“演化”一詞來代替“進化”，因為演化本無所謂進還是退。在自然生存法則麵前，進和退都不失為一種好選擇，“許多化石可以證明，生物演化並沒有目的性，並不存在從低等到高等的規律”。
“演化的真諦是變異和自然選擇。”周忠和強調這並無優劣之分，隻是環境差異和偶然機遇導致了成功和失敗，“莫以成敗論英雄”。
你究竟對達爾文了解多少
不久前，中國古動物館館長王原在英國參加了一次有關達爾文的研討會。在那次會上，他提出，中國的問題並不在於能不能接受達爾文學說，而是對達爾文究竟有多了解。
王原回憶起在英國一係列紀念達爾文的活動中，有一個主題叫“你究竟對達爾文了解多少”，“這個問題真好，也是我想問的”。
盡管堅信“物種由自然選擇而非神定”的受訪中國人是受訪印度人的兩倍多，而印度受訪者中，認為神在自然中扮演一定角色的占75%，遠超中國的14%，但在另一項“你認為是否有科學證據證明達爾文學說”的調查中，表示同意的印度受訪者比例卻比中國受訪者高出6個百分點。
這個微妙的差異暗示著中國民眾對達爾文理論可能存在“盲從”。
和以一個最常見的誤區舉例：“我們平常都說人是由猿變來的，實際上，正確的說法是人和猿有共同的祖先。”
王原則想起來一個博物館舉辦的雲南澄江動物群特展，由於澄江帽天山發現了“寒武紀生物大爆發”古生物化石，與達爾文“緩慢進化”的漸變過程相悖，這個展覽便打出“達爾文錯了”的旗號，媒體應聲而至，一起“審判達爾文”。
“達爾文真的錯了嗎？”王原反問道。他認為達爾文最大的貢獻在於提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是彼此相關的。而達爾文提出漸進論，主要原因可能還是為了避免與宗教人士產生直接衝突，“因為一旦提出存在物種的突然爆發，必然就會有爭論，認為這是神跡。”
至於生物大爆發，王原認為，考慮到物種成為化石的可能性較低，成為化石後被古生物學家發現的可能性更低，生物大爆炸前是否有緩慢的進化過程難以定論。即便新的物種在某一時期的確大量產生，“那也隻是達爾文的一部分假說有誤，並不能說是達爾文錯了”。
那段日子，“達爾文已經過時了”的說法頗為流行。時至今日，王原相信，如果對一個普通人說“達爾文過時了”，那個人多半也會點頭跟風道“對，對，過時了”。至於達爾文原本說的是什麽，怎麽過時了，為什麽這麽說，“他都不需要知道”。
王原認為，作為涉及生物學、地質學和遺傳學的一門係統性學說，達爾文的演化論要被中國人真正了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巡展中，不斷有父母帶著剛上小學的孩子來聆聽達爾文。對於一個個古生物術語，孩子們聽得似懂非懂。結束後一個媽媽對女兒說：“大熊來了，跑得最快的人就能活命，跑得慢的人就要被吃掉，所以你一定要鍛煉身體，知道嗎？”
與之相反，一路跟隨巡展，聽了數十場講座的段苒，已經會反過來告訴參觀者，“弱肉強食是很大的誤區”。
“適者生存，適和強完全是兩回事。”她甚至開始反思自己，“我們總是更喜歡主觀地看待世界，覺得人類進化得更高等，可以俯視和主宰這個世界。可是等你真正了解達爾文以後，就會發現‘進化’其實不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