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雙雄”被冤殺是彭德懷的責任嗎
1930年2月24日，王佐、袁文才在永新縣城被紅軍槍殺，死時都隻有32歲。
關於王佐、袁文才被誰殺死的問題，過去史學界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當時毛澤東、朱德麵對國民黨軍隊的“圍剿”，采取“圍魏救趙”的策略，率領紅四軍離開了井岡山。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留守井岡山，殺害袁文才的是彭德懷，而且在事發後第3天，也就是2月27日，長沙《大公報》發出一則信息:“彭德懷槍斃袁、王兩匪”，後來，普遍認為是彭德懷殺死了他們。林彪、四人幫曾將此作為彭德懷的一大罪狀；第二種意見認為，殺害袁文才、王佐的是中央派去解決袁、王問題的彭清泉和中共贛西南特委（又被稱為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第三種意見認為，是由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和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朱昌偕策劃，彭德懷“輕聽輕信”，沒有冷靜思考，當然主要應該由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和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朱昌偕負責。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會議通過了《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決議案》，其中“（十）對土匪的關係”這一部分明確規定“暴動前可以同他們聯盟，暴動後則應解除其武裝並消滅其領袖。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暴動前可以適用。暴動之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地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免遭革命死灰複燃之必要的先決的前提。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暴動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土匪若浸入革命軍隊或政府中，便危險異常。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隻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絕不能置他們於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8），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399－400頁）而王佐、袁文才二人在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前就是井岡山地區的兩大土匪組織頭目。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井岡山當地土客籍矛盾所致。客籍，也就是客家人，王佐、袁文才的祖輩都是為了躲避北方的戰亂，背井離鄉從北方遷移到此地的。因為當地的“土著人”占據著適合農耕的平坦地區，所以客家人隻能居住在土著人不願意居住的山區，而且還要受到當地土籍豪紳地主的壓迫和剝削。對此，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講得十分清楚:“客籍占領山地，為占領平地的土籍所壓迫，素無政治權利。前年和去年的國民革命，客籍表示歡迎，以為出頭有日。不料革命失敗，客家被土籍壓迫如故。我們的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的問題最為嚴重。前年至去年，寧岡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結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土籍豪紳的政權，掌握了全縣。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紳帶
領朱培德軍隊‘進剿’寧岡，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間的鬥爭。”
1929年，土客籍之間的矛盾已到了非常尖銳地步，1929年1月，毛澤東率領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前委隨之而去，邊界特委成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最高的行政機關。宛希先是惟一的外籍幹部，時年24歲，是追隨毛澤東上的井岡山，他原本為土、客籍雙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尤其與袁文才、王佐過從甚密。自朱、毛率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後，他更成了袁、王在邊界特委內惟一的依靠。不久，宛希先就被特委以逃跑罪名處死。1929年5月，重新選舉的特委裏，鄧乾元、朱昌偕先後任書記，副書記、常委、執行委員幾乎都是土籍人士。當時，在寧岡有“土籍的黨，客籍的槍”之稱，這形象地說明了特委與袁文才、王佐之間的現狀。客籍的袁文才、王佐與土籍的王懷、朱昌偕、劉珍、龍超清、鄧乾元等之間已出現互不買帳的現象。袁文才、王佐不大聽從特委的領導，特委則認為袁、王鬧獨立，想占山為王當土匪，所以視他們為潛在的敵人。1929年5月至8月，湘贛邊特委負責人鄧乾元在《湘贛邊界工作報告》則竟然把袁、王當成不可救藥的“匪首”，報告中說:“危害邊界的第一個勢力就是土匪，本來邊界的政權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所領導的政權，而是與土匪合作的聯合政權。現在土匪問題更加嚴重，袁、王現在對我們處處懷疑，袁有另找出路脫離我們的象征，王在袁的影響下，亦與我們關係日趨惡化，過去對土匪的緩衝政策已是不能再用了。”可見，鄧乾元不僅把袁、王當成敵人，甚至對邊界政權也予以否定。
在土籍王懷、朱昌偕、劉珍、龍超清、鄧乾元等人苦苦尋找機會對付袁文才、王佐時，機會終於來了。1930年初，王佐、袁文才活捉了茶陵靖衛團團長羅克紹，還俘獲了20多個造槍工人和部分造槍機器。在沒有請示特委的情況下，他們自作主張，勸降羅克紹，計劃用他們辦一個兵工廠，但特委認定是袁、王與敵勾結，這件事也就成為殺害袁文才、王佐的導火線。
恰在這時，中央巡視員彭清泉悄然來到了邊界，他帶著中共“六大”對土匪處置的教條，準備以非常手段解決王、袁問題，這一想法與邊界特委的想法不謀而合。但是袁、王掌控的紅四軍三十二團，擁有1000餘兵員，700餘支槍，還有一座兵工廠，他們又無力對付。於是，他們就打算將袁、王二人誘騙至永新縣城，然後借助正遊弋在安福、永新邊界的彭德懷的紅五軍，再行下手。他們知道袁文才、王佐最聽毛澤東的話，他們就盜用毛澤東的名義，給王佐、袁文才修書一封，約王佐、袁文才率部於2月22日在永新縣城合編，然後配合紅五軍共同攻打吉安。他們還派出特委負責人朱昌偕、王懷等人，前往彭德懷紅五軍軍部，對彭德懷說“袁文才、王佐要叛變”“在永新縣城聯席會議上，強迫特委決定把邊區地方武裝歸他們改編統率”等等。最後，彭德懷信以為真，就答應派張純清率紅五軍第四縱隊300餘人隨朱昌偕趕往永新縣城，同時，特委又將寧岡、茶陵、遂川等五縣赤衛隊調往永新縣城。
就這樣，王佐、袁文才被害。可見，上述第三種意見，即彭德懷偏聽偏信朱昌偕、王懷等人之言，錯殺了王、袁較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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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王到紅色將軍：井岡山雙雄袁文才與王佐
原載《黨史博采》
赫赫有名的“山大王”
袁文才與王佐，1898年10月和5月分別出生於井岡山下的寧岡縣馬源坑村和遂川縣下莊村的兩個貧苦農民家庭。袁文才因家境貧困，中學沒有畢業就輟學回家。由於不願接受當地豪紳地主的壓迫和剝削，他帶領群眾與當地劣紳謝冠南作鬥爭，被官府通緝，家中房屋被燒，母親被殺，新婚妻子被霸占。走投無路的他於1923年參加了當地綠林首領胡亞春的“馬刀隊”。由於袁文才的聰明才幹，他很快就當上了“馬刀隊”的首領。1924年，袁文才率“馬刀隊”攻進寧岡縣城，將縣衙付之一炬。江西省政府派官兵一營分路“進剿”，袁文才憑借熟悉的地形，巧妙周旋，“進剿”之敵疲於奔命，無功而返。袁文才和“馬刀隊”於是在湘贛邊山區聲名大振。王佐幼年喪父，家裏很窮，家中僅有的一塊山林也被土豪劣紳強占，童年時的王佐靠給地主放牛和伐木燒炭維持生計。15歲時改學裁縫，學藝過程中，又投靠了當地有名的拳師王冬文，練就一身武藝。1923年，王佐加入井岡山的綠林頭目朱聾子的隊伍，打仗勇敢，深得朱聾子的喜愛。1924年，王佐脫離了朱聾子隊伍，開始發展自己隊伍，籌款買槍、招兵買馬，以“劫富濟貧，除暴安民”為口號。隊伍分別在井岡山的南嶺嶂和金獅麵幾座大山中安營紮寨，永新、遂川邊陲一帶的大小山村均在王佐的控製之下。王佐便成了井岡山上名副其實的山大王。遂川豪紳多次勾結官兵進山'進剿'，都未能把王佐剿滅。1925年，王佐隊伍發生內訌，遂投奔袁文才。袁文才幫王佐鏟除了異己，重新鞏固了隊伍。袁文才與王佐係同年生人，兩人慕名已久，誌同道合，又都是客籍人，遂結拜為"老庚"'(即同年出生的結拜兄弟)。從此，袁、王兩人各豎一幟，雙雄並立。袁文才在山下的茅坪，王佐在山上的大小五井，互為犄角，遙相呼應，成為湘贛邊界威名赫赫的地方
首領。
1925年下半年，寧岡籍的共產黨人龍超清，上山動員袁文才下山。1925年9月，袁文才率部下山，改編為寧岡縣保衛團，袁文才任團長，成為一支受我黨影響和控製的武裝。1926年秋，北伐軍打到江西、湖南一帶，袁文才在寧岡黨組織的幫助下發起了寧岡暴動。袁文才一馬當先，率部打進縣衙門，收繳了清鄉局的槍支，驅逐了北洋軍閥委派的縣知事沈清源。隨後，成立了寧岡縣人民委員會，龍超清任委員長。袁文才將所部改稱寧岡縣農民自衛軍，他本人擔任總指揮。袁文才下山後，在龍超清的教育和影響下，思想進步很快，他經過慎重思考，選擇了跟共產黨走的道路，決定率部投身革命。經龍超清介紹，袁文才於1926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大約同時，王佐在袁文才的影響下，與遂川縣的黨組織取得聯係，把自己的隊伍改編為遂川縣農民自衛軍。
大革命失敗後，井岡山地區的土豪劣紳勾結國民黨軍隊，先後繳了附近各縣農民自衛軍的槍。然而袁文才、王佐兩部卻始終各自保存著60支槍，在山高林密、地形險要的井岡山地區堅持鬥爭。1927年7月，袁、王兩部根據黨的指示，發動永新暴動，從監獄中救出被監禁的共產黨員和農會幹部賀敏學、胡波等八十多人。永新暴動勝利後，成立了縣革命委員會，賀敏學任主席，王新亞、袁文才、王佐任副主席。同時成立了贛西農民自衛軍總指揮部，王新亞為總指揮，賀敏學、袁文才、王佐為副總指揮。不久，國民黨返攻永新，袁文才、王佐與王懷、劉真、賀敏學、賀子珍等永新的同誌一同到了井岡山，在山上一直堅持鬥爭。
與毛澤東井岡山結義
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遭重挫後，因為他早就聽說在井岡山地區有我黨領導的農民武裝，遂決定率領起義軍餘部向井岡山地區轉移。9月30日，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來到了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並派人給袁文才送信，表達了工農革命軍要在寧岡一帶建立根據地，請袁文才、王佐二人大力協助的願望。10月3日，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到達寧岡古城，主持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確定了在井岡山立足和對袁文才、王佐這兩支農民自衛軍采取團結合作的方針，排除了某些人想把袁、王部隊吃掉的主張。毛澤東說道："他們是綠林軍，我們是草頭王，大家可以合為一家嘛！有機會我要去拜拜山。"
1927年10月6日，毛澤東委托寧岡縣委書記龍超清作介紹，在距茅坪不遠的大倉村第一次會見了袁文才。毛澤東充分肯定袁文才反抗豪紳地主階級的革命精神，詳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指明革命的道路和前途，並決定贈送100多支槍。毛澤東誠懇合作的態度打消了袁文才的顧慮，當即表示歡迎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到他的大本營茅坪安家，還當場贈送工農革命軍1000塊大洋，解決急需的經費問題。次日，袁文才親自帶領部隊和當地群眾熱烈歡迎毛澤東和工農革命軍進駐茅坪。袁文才組織人員籌集了上萬斤糧食和一批布匹，解決了工農革命軍的吃穿問題。袁文才還資助工農革命軍建立了醫院和留守處。從此工農革命軍終於在井岡山上安了家。
王佐在袁文才的影響和說服下也打消了疑慮。他於1927年10月下旬派出代表迎接毛澤東和工農革命軍上山。24日，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抵達大井，王佐殺豬宰羊予以款待。毛澤東會見王佐後，贈給王佐70條槍，還有一些馬鞍和手槍套等物品，王佐也回贈工農革命軍500擔稻穀作為軍糧。10月27日，王佐邀請工農革命軍進駐茨坪。並通過打土豪的途徑，籌集了一大筆資金和財物，解決了工農革命軍經費不足的問題。
為了團結改造袁文才的部隊，毛澤東派徐彥剛、遊雪程、陳伯鈞等一批幹部到袁文才部隊工作。經過耐心細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部隊的素質很快得到提高，並在部隊中建立了基層黨支部，發展了一批共產黨員。與此同時，毛澤東派何長工隻身去王佐部，任王佐部的黨代表。何長工很快就把握了王佐重義氣、講情麵、自尊心強和疑心重的特點，既靈活又坦率地與王佐接觸，又幫助他除掉了多年的宿敵——永新地主武裝靖衛團團總尹道一。毛澤東也親自多次跟王佐促膝長談，講革命道理，耐心地做教育和轉化工作，使王佐大受啟發，對毛澤東折服不已。經過一係列的努力，王佐逐漸認識到共產黨是真正為勞苦大眾謀利益的，從此徹底拋棄了對工農
革命軍的重重疑慮，願意接受共產黨的領導。
從綠林英雄到紅色將軍
1928年2月中旬，在寧岡大隴的朱家祠前寬大的草坪上，毛澤東親自主持大會，宣布袁文才、王佐部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團，袁文才任團長，王佐任副團長，何長工任黨代表。從此，原井岡山上的兩支地方武裝成為工農革命軍的一部分，綠林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部隊剛一改編，袁文才和王佐就率部參加了井岡山軍民對國民黨正規軍的第一個殲滅戰--新城戰鬥，取得大捷。
1928年4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的工農革命軍在寧岡礱市勝利會師。袁文才、王佐率領的第2團編為第32團。袁文才繼續任團長，王佐任副團長，蔡協民任黨代表。6月，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袁、王領導的32團，是紅四軍的4個團之一。井岡山會師以後，袁文才、王佐情緒高昂，工作積極，屢立戰功。1928年4月下旬，為了打破敵人對井岡山的"進剿"。袁文才、王佐率32團鎮守井岡山大後方，連續取得五鬥江、草市坳、永新城及土溪嶺、龍源口等一係列戰鬥的勝利，使毛澤東、朱德等在前方作戰的主力部隊無後顧之憂。而且，袁、王部隊還直接參加了黃洋界保衛戰，對取得戰鬥勝利起了重要作用。 繼黃洋界保衛戰之後，在1928年10月1日的坳頭壟伏擊戰和1928年11月9 --10日的寧岡城和龍源口戰鬥中，袁文才、王佐率領的三十二團都建立了卓著的戰功。袁文才、王佐在建設和保衛井岡山根據地過程中做的大量工作，贏得了黨的高度信任。兩人同時當選為紅四軍軍委委員，進入了軍隊的最高領導層。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於1928年5月下旬在寧岡茅坪的蒼邊村成立，袁文才出任政府主席，8月份又兼任了寧岡縣委書記。在5月和10月分別召開的兩次中共湘贛邊界黨的代表大會上，袁文才、王佐又兩次雙雙被推舉為特委委員。他們在井岡山上的住處，也被規定為黨中央取得聯係的永久的可靠通訊處。毛澤東在永新城向中央寫信告知：“我們的永久通訊處：寧岡袁文才，大小五井遂寧界金竹山王佐。”
雙雄罹難
1928年6、7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通過了《關於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在這個決議案裏，對土匪武裝的問題，作出了這樣的規定:“與土匪武裝類似的團體聯盟(指與其結成統一戰線的聯盟)在武裝起義以前可以利用，武裝起義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鎮壓他們”；“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首領，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1928年冬，江西省委把六大決議案送到井岡山。
1929年初，毛澤東主持召開柏露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召集朱德、陳毅、彭德懷、譚震林、王懷、龍超清等人傳達六大決議。一向與袁文才、王佐不和的永新縣委王懷和寧岡縣委龍超清等人，以決議精神為由，主張殺掉袁文才。毛澤東不主張殺，他說:袁文才本來就是共產黨員，雖然他有些錯誤，但不能殺；王佐雖然原來不是黨員，但過去是和地主豪紳作對的，現在又經過改造，入了黨，性質起了變化。他們歡迎我們，擁護我們，幫助我們在井岡山安了家，使部隊休養生息，他是有功勞的。根據這些情況，王佐不能殺，我們沒有理由殺他。經過毛澤東反複做工作，會議最後決定，不殺袁文才和王佐。決議決定將他們二人分開，袁文才改任紅四軍參謀長，隨軍出發贛南，王佐仍留在井岡山。
紅四軍主力挺進贛南後，升任三十二團團長的王佐堅守井岡山。轉戰贛南的袁文才由於在東固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決議，心中十分驚懼，於5月獨自返回井岡山，任中共寧岡縣委常務委員和縣赤衛大隊大隊長。於是，袁文才率領寧岡赤衛大隊與王佐的獨立第一團相互配合，投入了收複邊界的鬥爭。
雖然柏露會議明確作出了不殺袁、王的決定，但是源於土客籍之間的矛盾，湘贛邊界特委和永新、寧岡縣委的一部分同誌，卻堅持認為袁、王是“土匪首領”，並認為加速解決土匪首領，應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 1930年1月下旬，湘贛邊界特委、贛西特委、紅五軍軍委在遂川縣的於田召開聯席會議，正在湘贛邊界的中央巡視員彭清泉主持了這次會議。會議作出了武力解決袁、王的決定。 1930年2月，中央湘贛邊界特委以整編地方武裝，研究攻打吉安為名，召集邊界各縣主要負責人率領武裝到永新縣集中。袁文才、王佐接到通知後，帶領部分部隊到了永新。22日晚，邊界特委召開擴大會議，袁文才、王佐也出席了。會上，中央巡視員彭清泉根據龍超清等人的揭發和誣告，未作任何調查核實，便羅列出袁文才的五條罪狀，包括擅自離隊、不聽調遣、包庇羅克紹等等，當眾予以公布。袁文才不服，在會上爭吵起來。24日，紅五軍在湘贛邊界特委領導人的緊急要求下，輕信袁文才、王佐“反水”，派第四縱隊300餘人從吉安縣永陽鎮開赴永新縣城，把袁文才、王佐的住處包圍了。袁文才被開槍打死在**。王佐聽到動靜，跳出窗外，
但不幸掉進東關潭裏淹死了。叱吒風雲的井岡山雙雄就這樣蒙冤被害。
當袁文才、王佐被殺的消息傳到贛南時，轉戰途中的毛澤東惋惜不已，頓足長歎：“這兩個人殺錯了。”1936年，毛澤東在保安與埃德加·斯諾談及袁文才、王佐時又說:“這兩個人雖然過去當過土匪，可是率領隊伍投身於革命，準備向反動派作戰。我在井岡山期間，他們是忠實的共產黨人，是執行黨的命令的”。 1950年，陳正人出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任書記，他在向毛澤東匯報江西的工作情況時，再次提到了袁、王的事情，毛澤東則重複了當年的那一句話：“殺袁王殺錯了”。也就在這一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認袁文才、王佐為革命烈士。多年的曆史冤案，終於有了應有的定論。1965年5月22日，毛澤東重訪38年前的故地——井岡山。在井岡山賓館，毛澤東會見了袁文才的妻子謝梅香和王佐的結發夫人藍喜蓮。一見麵，毛澤東便緊緊地握住兩位老人的手，親切地稱呼她們“袁嫂子”、“王嫂子”，並深情地對她倆說:“你們的親人，在井岡山鬥爭時期是有功勞的，他們對中國的革命是做了貢獻的。”爾後，毛澤東又同袁、王的遺婿一起合影，表示他對先烈們的追思與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