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名人軼事 女演奏家致信斯大林：求主原諒你所犯之罪
險遭槍斃的異類
蘇聯著名鋼琴演奏家瑪莉亞·尤金娜在人們心目中始終是謎一般的傳奇人物。
一天，在莫斯科郊外的“布利日尼亞”別墅，寬大的沙發中，斯大林怡然自得，不經意間，他在廣播裏聽到了瑪莉亞·尤金娜鋼琴演奏音樂會的現場轉播。湊巧的是在那天尤金娜演奏的曲目是《莫紮特：第二十三鋼琴協奏曲》，而這正是斯大林最為欣賞的樂曲。
斯大林聽得心曠神怡，於是，拿起電話，直接叫通了電台的領導，詢問有沒有這張唱片。接到最高領袖的電話，電台領導誠惶誠恐，不敢說沒有。斯大林聽罷十分高興，便要求趕緊把尤金娜在音樂會上演奏的莫紮特協奏曲的唱片立即送到他的別墅去。
撂下電話，電台領導慌了，恨不得抽自己倆嘴巴——說話太欠考慮，由於尤金娜熱愛自由，直率和真摯的性格，加之其信仰為當局所不容，所以惱羞成怒的掌權者就有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不得留下瑪莉亞·尤金娜的一切錄音。因此，電台根本就沒有這張唱片。
最高領袖的需要是最大的政治。因此，問題必須想辦法解決，否則大禍臨頭。用肖斯塔科維奇的話說：如果此刻電台領導向斯大林說了實話，“不知道會招致什麽結果。在斯大林看來，一條命是毫不足惜的。對他，隻能事事同意、屈從，隻能唯唯諾諾，對一個瘋子唯唯諾諾”。當晚，電台就把尤金娜和管弦樂隊叫去錄製唱片，聽說專為斯大林灌製唱片，所有人都嚇得冷汗涔涔。可隻有尤金娜除外，在旁人眼中她是個異類，因為她把誰都不放在眼裏，一直都是一副倔強倨傲的樣子。
事後，尤金娜告訴肖斯塔科維奇，當時樂隊指揮嚇得腦子都木了，不知如何指揮，人們不得不送他回家。後來又請來另外一位指揮，這一位倒是勉強地站在了指揮台上，戰戰兢兢地拿起了指揮棒，可他卻茫然失措，失魂落魄，把什麽都搞混了，樂隊也給他弄糊塗了。無奈之下，隻好請來第三位，在第三位指揮的調度下，總算完成了錄音。
這也許是世界音樂史上最雷人的事——一張唱片，一晚上，竟然換了三個指揮。直至淩晨，唱片總算錄製好了。不過，電台僅製作了一張，把它送給了斯大林。這是一張創紀錄的唱片，全
世界唯一的，為一個人灌製的唱片，也是一張“唯唯諾諾的記錄”。
事情到此，並不算完。不久，尤金娜收到一個裝有兩萬盧布的封袋。有人告訴她，這是斯大林指名道姓送來的。於是，尤金娜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在常人看來，領袖的賞識、親切的關懷，尤金娜肯定會感激涕零，也一定會在信中感恩戴德。
可當肖斯塔科維奇聽到尤金娜講述這封信的內容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甚至認為尤金娜的神經出了問題。尤金娜在她的信中竟然寫了這樣一番話：“謝謝你的幫助，約瑟夫·維薩裏昂諾維奇（斯大林的名字）。我將日夜為你禱告，求主原諒你在人民和國家麵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會原諒你。我把錢給了我所參加的教會。”在肖斯塔科維奇看來，尤金娜把這封信寄給斯大林，簡直就是自取滅亡。
肖斯塔科維奇絕非妄事臆測，斯大林的冷酷和蠻橫他是領教過的。“等待槍決是一個折磨了我一輩子的主題”。晚年的肖斯塔科維奇向年輕的友人伏爾科夫講述往事時，多次痛苦而無奈地表示。在他的回憶錄中，曾記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發生的一場悲劇；三百多位烏克蘭盲人歌手從各地匯集起來，參加官方組織的民間歌手大會，這些歌手可以稱得上“是烏克蘭活的博物館，活的曆史”，代表了烏克蘭“所有的歌曲、所有的音樂和詩”。但這些優秀的民間藝人幾乎全部被槍決了。就是因為“這些可憐的盲人們，他們唱的是舊調子，但是烏克蘭正在進行偉大的事業，而這些盲人，唱著曖昧的舊歌曲，他們的流浪的歌，審查員沒有辦法去審查”，於是就索性把他們全部殺掉了。
肖斯塔科維奇自己也曾經曆過這樣的境遇。他所創作的歌劇《姆岑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是現代作品中取得巨大的，也是無與倫比的、成功的傑作。1934年在列寧格勒首演後，在五個月內就演出了三十六場；而在莫斯科，僅僅兩個戲劇節竟演出了九十四場。斯德哥爾摩、布拉格、倫敦、蘇黎世和哥本哈根都幾乎立即上演了這部歌劇。在美國首演時，由著名指揮家阿圖羅津斯基指揮，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好評如潮。弗吉爾·湯姆生在《現代音樂》上發表文章，題為《大都會劇院的社會主義》。一時間，肖斯塔科維奇集萬千寵愛於一身，被稱為是“音樂天才”。
但就是這部紅極一時的歌劇卻惹惱了斯大林，他出席觀看了該劇在莫斯科的首演，第一幕還沒結束便拂袖而去，悻悻離場。不久，一篇題為《不是音樂是混亂》的文章出現在《真理報》上，對這部歌劇及其作者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聽者從歌劇一開始就被接連不斷的故意安排得粗俗、混亂的音響驚住了。片斷的旋律和剛萌芽的樂句被撞擊聲、擠壓聲和嘶叫聲淹沒，剛逃逸出來又再次被淹沒。這種音樂令人無法卒聽，要記住它是不可能的”。“這是故弄玄虛”，“腐敗的形式主義墮落”。知情者透露，此文其實就是由斯大林本人口述而成的。
於是，風向一下子掉轉了一百八十度，各大報紙和樂評人紛紛對《姆岑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口誅筆伐，甚至連各省的工人與農民都聚集在廣場上，同仇敵愾地聲討肖斯塔科維奇——十惡不赦的“人民的敵人”。不過，斯大林並未對肖斯塔科維奇斬盡殺絕，他曾私下做出一個永遠有效的決定：不逮捕肖斯塔科維奇。畢竟，這位才華橫溢的音樂家對自己的統治是有益的裝飾。
用肖斯塔科維奇的話說：“不管聽眾對你的作品反映怎麽樣，也不管評論家是不是喜歡，這一切對最後的分析都是毫無意義的。決定生死的隻有一個問題：就是領導喜歡不喜歡你的作品”。“斯大林喜歡把一個人與死神麵對麵地放到一起，然後讓這個人按著自己的旋律跳舞。”
在當時的蘇聯，唯一可以對一切藝術發號施令的隻有“偉大的、慈父般的領袖斯大林”。恰恰斯大林對文藝的喜好又超乎常人，一部《翠堤春曉》，他看了幾十遍。當然，帶有傳奇與神話色彩的“泰山電影”他也很喜歡，一部不落，斯大林全套都看過。偉大領袖既然喜歡看《泰山》，全國的老百姓也必須跟著喜歡。不過，說實話，老百姓不喜歡也不行，因為“斯大林讓全國的電影院都放映他喜歡的《泰山》，別的什麽也不演。也許隻有新聞片例外”〔1〕。在二十世紀全世界的著名政治領袖當中，以個人名字命名的文學獎恐怕隻有斯大林一位。斯大林熱衷幹預一切文藝創作，而不是像“太陽王”路易十四那樣，會對藝術家們恭敬地說：“這方麵你們優先。”
據說，當局將逮捕尤金娜的命令已經準備好了，隻要領袖稍有表示，哪怕隻是皺一下眉頭，這些秘密警察就能立刻叫尤金娜消失得無影無蹤。但是，斯大林讀了這封信之後，一句話也沒說，默默地把信放在一邊，毫無表情，拿在手中的煙鬥，一直未送到嘴邊，隻是慢慢地在寬敞的辦公室裏來回地踱步，甚至連旁邊人所等待的皺眉頭的表情也沒有出現。
奇跡就這樣出現了，尤金娜竟然什麽事也沒有。直到偉大領袖被發現已經猝死在別墅地板上的時候，身邊的唱機上一遍又一遍地反複播放著的仍是那張尤金娜彈奏的《莫紮特：第二十三鋼琴協奏曲》的唱片。
特立獨行的音樂家
1899年，尤金娜出生於聖彼得堡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從小就對音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父母發現了瑪莉亞的音樂天賦之後，為她請來了最優秀的老師。在聖彼得堡音樂學院，不僅同窗好友，甚至連執教經驗豐富的教授都覺得，這位漂亮迷人的姑娘的性格並不像她的外貌那樣嫵媚柔弱，那麽好對付，她極有主見，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對於認為是正確的事物，尤金娜決不妥協退讓。
二十二歲的瑪莉亞·尤金娜以優異的成績從音樂學院畢業，得到了學院贈予的一架名貴的鋼琴。按照傳統，隻有最優秀的畢業生才能獲此殊榮。幾十年來這台鋼琴就是她唯一的也是最值錢的財產。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國內戰爭的硝煙籠罩著俄羅斯的大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戰亂中，總有一位熱情洋溢的年輕鋼琴家去孤兒院和醫院舉辦音樂會，到學校授課，她努力地讓這些失落的一代感受藝術世界的美妙，這就是瑪莉亞·尤金娜。
1941年6月22號，納粹德國全麵進攻蘇聯。瑪莉亞·尤金娜當時居住在列寧格勒，在德軍圍攻的最艱難的三個月中，盡管戰場硝煙彌漫，每天都有死亡的消息傳來，幾乎所有的人都麵臨著存亡絕續的煎熬，無論是男女老幼，個個饑寒交迫，麵容憔悴，精神疲憊不堪，但瑪莉亞·尤金娜卻勇敢地堅持為列寧格勒人民演奏音樂，因為她知道人民正在麵臨饑餓和死亡的威脅，他們特別需要精神上的鼓勵與支持，而她為祖國和人民力所能及的貢獻隻有藝術。在炮火紛飛的時刻，麵對法西斯的瘋狂進攻，尤金娜勇敢地開音樂會，為電台錄音，不間斷地工作。在尤金娜心中一直懷有一種崇高的信念：“我知道隻有一種方式接近上帝：那就是藝術。”
在音樂大師肖斯塔科維奇的眼中，“尤金娜是個奇怪的人，非常孤獨。她非常有名，主要因為她是個傑出的鋼琴家……尤金娜不論彈什麽都‘與眾不同’，她令無數的崇拜者著迷”。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女鋼琴家的演奏一般是溫婉纖細，可尤金娜的演奏“沒有多少女性的特征，她通常彈得很有氣勢，很有力量，像男人一樣”。“瑪莉亞的演奏就如同說話一樣。隻有極度睿智，感情和精神豐富的人才能像她那樣完美地詮釋自己的思想。這是一個哲學家的演奏，極端嚴謹、
高貴，充滿著對生活的真正熱愛……”
在演奏中，尤金娜表現的音樂張力是熱切的，極具狂飆式的戲劇性，坦白直率猶如信徒對宗教的虔誠。一般人演奏莫紮特，不是優雅端莊，就是嚴謹唯美，而尤金娜表現的莫紮特則像是田野間會唱會笑的奔淌著的溪流，一往無前地流向大江大河，一往情深地撲向大地。當時著名的樂評人與作曲家包格丹諾夫等人對尤金娜極為推崇：“這個有一頭平滑柔順發絲與小巧臉蛋的女人穿著一件暗色外衣，旁若無人似的走上舞台並在鋼琴前坐了下來。她用手帕擦拭自己的手與琴鍵後又靜默了一陣子，所有優雅的動作似乎都在為某件不尋常而且有意義的事做準備。所有的等待都是為了淨化情感，而尤金娜的演出也不讓在場的聽眾失望。”確實如此，對於熱愛尤金娜的觀眾來說，每次聽尤金娜的演奏，總會聯想起康德的那句名言：“頭頂的星空和內心的道德。”
對尤金娜直率和真摯的性格，尤其是特立獨行的舉止，在肖斯塔科維奇的回憶錄《見證》中做過生動的描述。一次，尤金娜找到肖斯塔科維奇訴苦，說自己居住的地方簡直就是編茅結葦，窮閻漏屋，既不能工作，又不能休息。於是，肖斯塔科維奇動了惻隱之心，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打通上層關係，費了好大勁兒才給尤金娜弄到了一套房間。可不久，尤金娜又找上門來，懇求肖斯塔科維奇幫助她再搞一套房子。肖斯塔科維奇不解地問道：“什麽，我已經給你弄到一套了，你還要一套幹什麽？”
“我把那套送給一個可憐的老太婆了”。此言一出，肖斯塔科維奇哭笑不得，還有哪個人會幹這種事？
一年冬天，尤金娜向人借五盧布，說是窗戶的玻璃破了要趕緊修理，不然晚上凍得睡不著覺。那人非常奇怪，以尤金娜的地位和身份，他應該向尤金娜借錢，而不是相反。當時尤金娜拿著教授的工資，並且還有職務津貼。同時，她還可以灌唱片，有額外收入。盡管那人心生疑竇，還是將錢借給了尤金娜。過了不久，朋友們登門看望，她的房間仍和戶外一樣冷，破了的玻璃窗用一團舊布塞著。朋友問到，不是借錢修理了嗎？她卻回答道：“教會窮，我把錢給教會了。”
尤金娜一生隻有極少出國的機會，也沒有到過西方社會。這倒並不是她不想與國外的同行進行切磋交流，而是在當時那種專製的統治下，她根本就無法實現心中的願望。
尤金娜熱愛自由，她遭受了無數的苦難，曾幾度被剝奪教學的權力，被禁止出現在任何表演舞台上，過著苦難的生活。當時蘇聯的評論界並不偏愛她，盡管真正的行家高度讚賞和評價她的音樂天賦，可是評論家卻不能真正理解她的藝術深度，似乎害怕其中隱藏著一種危險的思想炸彈。
盡管如此，尤金娜從不抱怨物質生活的困窘，也絕不為了自身利益而對權勢者折節屈從，在她的內心深處，是異常純淨和冷靜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她的一生都是“另一個蘇聯”的象征，一個迥異於所謂“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俄羅斯知識分子的一生。
命運的“中世紀”
前蘇共總書記尤裏·安德羅波夫在去世前曾說：“蘇聯社會體製在其存在的所有時期都從未被理解過。”這個“從未被理解”究竟意味著什麽？
蘇共當政時期，對它所存在問題的反思、批評都會被視為誹謗蘇聯的社會主義製度，都會被視為反蘇分子而被追究刑事責任。不僅在蘇聯國內，就是萬裏之遙的中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反蘇”就等同於“反革命”的同義語。當時，有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因此被判處徒刑、流放、監禁、甚至槍斃。蘇聯解體之後，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還在延續那種僵化、教條的意識形態，來理解與分析蘇聯社會體製的產生與滅亡，將蘇共的垮台以及蘇聯的解體看成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結果，看成是蘇共黨內叛徒出賣共產主義事業的結果。
關於革命在不符合它理想的條件下發生以後，可能甚至會出現蛻化變質的問題，恩格斯曾經說過：“……國家再好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麵，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2〕普列漢諾夫在與民粹派進行論戰時，更加明確地指出，人民如果在不成熟的社會條件下取得政權，“革命可能蛻變為一種畸形的政治製度，即共產主義背景下蛻變為一種與古老中華帝國或秘魯帝國相類似的改頭換麵的沙皇專製製度”〔3〕。從先哲們的論述中不難看出，在蘇聯，斯大林模式的出現絕非是曆史的偶然。
當革命的暴力被俄羅斯的馬克思主義者推崇為“曆史的接生婆”時，對於這種暴力的實施就被披上了神聖和萬能的光環，認為它是改造世界和改造人的萬能工具。因此，凡是對蘇維埃政權的絕對權威與作法稍有微詞和冒犯，即以“破壞社會主義革命”、“反對社會主義公有製”、“挖社會主義牆角”、“瓦解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罪名而遭到無情的打擊與殘酷的鎮壓。作為絕對的統治，它反對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會主義公有製”的主人地位。社會一旦出現對財產國家獨占的質疑，都會使當政者產生失去權力的恐慌，他們對於不同政見的批評、主張以及要求的敏感與恐懼，是與其統治與行使權力的高度壟斷密不可分的。被列寧稱為“無產階級文學最傑出代表”的高爾基曾對這種做法表示了深深的失望，他憤慨地說：“我們革命為以前在君主專製的鉛封頂蓋下蓄積的惡劣的獸性的本能提供了充分的空間，同時，革命又把一切民主的理性力量和我國的全部道德力量從自己身邊扔到一旁。”〔4〕隻有理解了這些，才會懂得為什麽蘇聯會演變為極權性質的國家，才能認清這種國家形態內部的各種關係的特
性。
在一個經濟、民主與科學並不發達的國家中，斯大林的極權與專製的出現，首先是個人迷信的勝利。愛倫堡在自己的回憶錄《人·歲月·生活》中寫到：1935年回國後，他到克裏姆林宮出席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大會，第一次看到了狂熱的個人崇拜。當斯大林出現時，全體起立，開始瘋狂地鼓掌，會場裏響徹“偉大的斯大林，烏拉！”“光榮屬於斯大林！”大家剛剛落座，又有人高喊：“斯大林，烏拉！”於是，大夥又得站起來，一切從頭再來。長達十幾分鍾的狂熱稍作平息，人們開始陸續坐下來，突然會場的角落中傳出一個女人聲嘶力竭的叫聲：“光榮屬於斯大林！”此刻，會場上的群眾像打足了氣的皮球，“又跳起來鼓掌”。回家的路上，愛倫堡想，斯大林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可這一切怎麽有點像薩滿教的巫師？
記得曾有一位哲人說過：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中世紀”的曆史。蘇聯在斯大林統治時期，也正是這樣一個類似於人類曆史進程的“中世紀”的時代，國家社會生活中的慘烈事件與人民的英雄業績交織在一起。
當年列寧遺囑中提到的六位蘇共領袖人物，除斯大林外，另外五個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達科夫，全部被處決（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審判，但後被刺殺）。此外，領導十月革命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中有三分之二被槍決；十一大中央委員會的二十七人有二十人被槍決；十五大政治局的七人，除斯大林外，六人被槍決或暗殺；第一屆蘇維埃政府的十五名成員中，除五人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九人全部遭槍決；1936—1938年間，蘇共有一半的黨員——約一百二十萬人被逮捕。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據目前可信的保守數字，有不少於一百五十七萬人被判刑，約六十九萬人被槍決，約七十萬人被關進勞改營，而在監獄、勞改營中死亡的人數不詳。“古拉格”（前蘇聯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簡稱）披露的檔案資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八百萬人的資料，到1953年，則不少於一千萬人。這意味著，整個斯大林時代，大約有一千萬人被送進勞改集中營。
與此同時，在美好理想的感召下，蘇聯人民激發出高昂的愛國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在蘇維埃共和國廣袤的大地上，建起了世界上著名的第聶伯水電站，創建了馬格尼托戈爾斯克鋼鐵聯合企業，出現了帕帕寧、安格琳娜、斯漢達諾夫、布色金等等這樣受人尊敬的勞動英雄。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的領導下打敗了法西斯的侵略。
如果據此用什麽“三七開”、“四六開”、“五五開”來評價斯大林的功勞大，還是罪行大，是不科學的，也是不正確的。誠如前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德米特裏·安東諾維奇·沃爾科戈諾夫在《斯大林》這部傳記中所說的，“任何功績都不能說明無人性是有道理的。既然幾百萬人因這個人的罪過而喪命，那麽還有什麽‘功績’可言呢？這是一個殘忍的暴君，他借助暴力使人民同權力異化，造成穩固的官僚製度和教條主義共生”〔5〕。
為什麽人們會如此輕易地在極權統治麵前俯首稱臣？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在2006年反省多元文化主義的專著《認同與暴力》（Identity and Violence）書中指出，人類生命重要的意義在於負責任地理性思考並自由選擇。但是，當人們對某一群體（如文化、宗教、種族）產生一種強烈的、排他的歸屬感時（他稱之為“自我的縮影化”），不但扭曲人性，更會導致衝突和暴力。筆者以為，正是由於這種深深紮根於人類盲從的心中的極權主義，使得那些對自由和獨立思考感到恐懼的民眾走向集體的狂熱，自動交出自己的心靈，甘於被奴役，需要被強暴。統治者的無限貪婪和被統治者的普遍容忍縱容了獨裁與專製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