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的回歸

從來沒有這麽多的女性進入大學，但她們畢業後成名的成家的卻甚少。曾經對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寄予的厚望變成了憂慮。看來一些女大學生對理想，事業，成就的興趣遠不如一枚結婚戒指。

這是一代與上代截然不同的女大學生。上一代常常圍繞在一起爭議教授的講座——經濟理論，政治哲學，西方思想，自然辯證法……即使愛“出風頭”的姑娘有許多周末也是在教室度過的，她們認真思考，努力開發自己的智力即使她們在鍾情於某個“白馬王子”時，在機關黨校的時間，她們過著緊張的“智力生活”。這種有壓力的生活，讓她們感到了吸引力，感到了充實。而新一代女生，她們經過了“緊張的七月”曆經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進入高等學府，不知何對她們對智力生活會如此厭倦？

大連理工的大三女生這樣訴說：

“我的父母都是工程師，從小我就喜歡橋梁我報考了土木工程係，打算實現我的理想。可現在我的注意力轉到國際貿易上去了，我意識到我一個女孩子不適合這樣的工作，如果我繼續下去，就會成為一個隻會研究的“工作狂”。頭兩年，我完全投入我的專業，分析，計算，畫圖……可我失去了太多的東西，我漢有象別的女孩一樣，逛街，購物，遊泳，聽演唱會……我隻能在圖紙中埋頭苦幹。我失去了很多朋友。

說心裏話，我對貿易不感興趣，可是還是換了專業。我又和大家在一起了，很愉快，何必苦了自己呢？

這就是新一代的女大學生。她們是有智力的，也有過**。可現在她們懂得了謹慎行事，隨“大流”，不要太表現自己，不要太用功、不要太勤於思考，不要問太多的問題……一位大作家曾說過，聰明的女孩隻巧妙的偷懶，也許這代女大學生是吸取了這位大作家的精華吧！

愛美，追求青春是光明正大的，做賢妻良母也是光明正大的，不必唯唯諾諾，欲言難啟但總覺得背後多了一些苦澀。現代女大學生拚棄高等教育的現象在一個又一個報告中顯示出來。

來自東北地區的一份報告這樣寫到：

“女大學生拋棄了她們最初的理想。她們不想成名，不想對社會做出貢獻，不願以事業，不願以某種方式在事物平衡秩序中激起波瀾……在她們看來，婚嫁是首要的，後代是美滿生活不可缺少的。她們的未來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包含在賢妻良母的具體角色裏。這才是她們的幸福，才是她們的歸宿。許多女生在描述理想的丈夫時，明確表示喜歡那種擔任最重要角色的男子，他們將致力於自己的事業。而她則可以料理家裏的事情，她們甘願為她的丈夫做出犧牲，做為‘賢內助’。她們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丈夫，家庭。她們喜歡這種庇護的家庭和賢妻良母的形象。”

她們幾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家庭角色裏，這也許是黃粱美夢，到那時她們又會做什麽夢呢？把現實貼上郵票寄給過去，讓自己活在未來，這便是她們的自我。

易卜生在他的《玩偶之家》裏，讓托瓦德的妻子諾拉這樣說：“你一直對我很好，可是我們家隻是一間遊戲室，我隻是你的玩偶妻子，就像在家裏我是爸爸的玩偶孩子一樣，在這裏孩子們成為我們的玩偶。……我怎樣才能適合撫育孩子呢？……我必須首先擔任另外一項任務，那就是我必須努力教育自己——在這方麵你無能為力，我必須自己幹。這就是我為什麽離開你的緣故。……我要了解自己和我周圍的一切，我就必須一個人獨處。……大多數人都會認為你是正確的，那些觀點都可以在書中找到。不過我再也不能以大多數人說的，或者書中可以找到的來滿足自己，我必須自己思考問題和設法獨立地解決問題……”

在那個時代，甚至於今天。大多數女性，包括女大學都把自己的安全帶視為——家庭和丈夫，不敢開始諾拉的探索。女大學生成家後往往與諾拉有同樣的人生體驗：丈夫和兒女的愛原來也並非是樂融融的。看來，麵對現實，人是要勇氣獨立思考，奮鬥的，對於女性來說，它的意義更為深刻，曹明華寫道：“我自己曾是個循規蹈矩的小姑娘，後來‘反叛‘了那眾多的自我精神的枷鎖，成為一個變本加厲的‘我’。”

愈來愈多的女大學生開始思考這個現實，她們好象剛從昏迷中蘇醒過來，意識到自己的生活中包含著自我危機。這個危機在很多年代以前就有了，一代一代繼續下去一直到她們踏出一條道路，創造出獨立的自然的，而又是畸形的角色來，這個危機大概才可能結束。

郭沫若曾感概地說道：“人生的悲劇，個人的命運是各式各樣的。我們的一生是幸而又不幸的。也許我對於生活過於苛求，過於奢望？也許我對人生過於天真，過於執著？於是常有苦果咽入我微甘的喉嚨裏，常有眼淚流在我微笑的臉頰上。我們身上像扛著幹斤重擔，使我長年累月的惶惶然，惴惴然。因為我希望自己的一生是飽滿的，沒有可遺憾的。然而幻想代替不了現實。”

女性的傑出者的心聲敲響了那些憧憬著賢妻良母的女大學生的心鍾。你不妨先學會獨立的生活，不妨也嚐點人間的甘苦，也在微笑的臉上流點辛酸的淚花，嚐試著去奮鬥吧！

在這種陶醉的心態下，她們往往不能自主，總是聽從“強者”的安排，甚至淪為讓別人操縱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