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史海鉤沉 被人遺忘的雄師——大唐水師
唐初海軍實力強大，在660年滅百濟之役及663年白江之戰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學術界對此次戰役的研究不少，但主要側重於戰役本身及其對東北亞政局和有關國家內政外交的影響上，而對參加這次戰役的唐軍本身的研究則不多，對參戰的唐朝海軍的注意則更少。本文擬鉤稽史料，略為闡述，以拋磚引玉，庶幾能闡明唐初海軍當年戰績和強大之狀。
一、海軍規模
中國海軍（或稱水軍）曆史悠久，早在“秦漢時期，我國的艦船製.造技術已經達到了成熟階段，船體龐大，雄偉堅固，甲板建有高樓柵寨，能在海上抗風鬥浪、設備齊全的樓船就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這時水軍已經發展成為比較強大的獨立軍種，專門從事海上戰鬥”。漢武帝在平南越和衛氏朝鮮的戰爭中都曾使用過海軍，其樓船軍多達十萬。到隋唐時期，海軍又有了新的發展，隋煬帝東征高句麗時曾多次使用海軍，唐太宗為了東征高句麗也大建海軍。據《舊唐書高麗傳》記載，貞觀十九年（645），張亮率“勁卒四萬，戰船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從海道進攻高句麗。而《唐會要》卷九五《高句麗》卻載曰，“張亮水軍七萬人”。故《舊唐書》所說勁卒4 萬，當是指艦船上的作戰士兵，不包括掌舵、搖櫓等輔助性人員，即平均每艘戰船載戰士80人。一支艦隊就有五百艘戰艦、數萬名戰士，唐初海軍規模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660年，唐朝在多次外交幹涉無效的情況下，決定以武力阻止百濟聯合高句麗對唐朝藩屬新羅的進攻，唐軍從山東半島成山角渡海，在新羅軍的協助下迅速攻滅百濟，俘其君臣。此役唐朝海軍究竟有多少兵力參戰，史無明載，但唐朝參戰軍隊的數量則有記載。按中國方麵史料，唐將蘇定方所率攻滅百濟的唐海陸軍共計10萬，按朝鮮方麵史料，則是 13萬（百濟義慈王二十年條），雙方數據相差3萬人。蘇定方在東征百濟之前，剛從西北戰場得勝歸來，其所率10萬人當主要是從西北凱旋之陸軍，高宗轉用於東北，使之乘勝東征百濟。此10萬人當指從西北戰場調來的陸軍和海軍作戰士兵，不包括海軍水手。而朝鮮方麵在統計東征百濟的唐軍數量時則包括陸、海軍全部。若此論不虛，則參與東征的唐朝海軍中應有3萬水手。10萬大軍從山東半島海運到百濟，所需艦船數量應是非常龐大的。按水手與乘客對半（注：《唐大和上東征傳》第62頁記載：鑒真有一次從揚州東渡日本，“同行人僧祥彥……等道俗一十四人，及化得水手一十八人，及餘樂相隨者，合有三十五人”。這表明當時海上航行，水手所占比例甚高。木宮泰彥認為“半數以上是水手”計算，3萬海軍水手至少也對應3萬海軍戰士，按張亮艦隊的船和戰士的比例，3萬海軍所需戰艦也應375艘；唐軍水陸10萬，扣除3萬海軍戰士，尚有7萬陸軍戰士需要用海船運送。唐代一般的海船“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注：慧琳：《一切經音義》。李肇《唐國史補卷下》記載漕船“每船載一千石”，杜佑《通典兵十三水平及水戰具附》說戰船“勝人多少，皆以米為率，一人重米二石”，則每船亦載500人左右。），若撇開運輸船上的水手（或為臨時征召）不記，按每船運送200人及其武器裝備計算，7萬陸軍至少也需350艘海船運輸；10萬大軍渡海東征，所需糧草補給必然很多，雖有新羅接濟，但在平定百濟、與新羅會師之前也無法得到，由於補給線長且危險，為了確保戰役順利進行，出征時至少當攜帶1月之補給，所需運輸船艦當為數不少。如此則總船隊當有上千艘。
663年，由於日本先後幾次派兵共4萬人支援百濟抗唐，留守百濟的1萬唐軍處境困難（新羅文武王十一年條），唐高宗又“詔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為熊津道行軍總管，發齊兵七千往”援（《東夷百濟傳》），唐日矛盾尖銳化。當年8月，兩軍在白江口（今韓國錦江口）爆發了大戰，唐軍大勝。對於此戰，唐朝方麵記載說，“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眾大潰”（《劉仁軌傳》）；日本方麵記載說，“賊將至州柔（唐稱周留），繞其王城，大唐軍將率戰船一百七十艘，陣列於白村江（即白江）。戊申，日本船初至者與大唐船師合戰，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堅陣而守”（天智天皇二年八月條）；朝鮮方麵記載說，“此時倭國船兵來助百濟，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濟精騎岸上守船。新羅驍騎為漢前鋒，先破岸陣”（新羅文武王十一年條）。綜合三國史料就可對當年參戰的唐日雙方的海軍規模有一個大致的了解。據研究，當時日本船較小，一般可乘120至160人；唐朝的海船則大一些，一般可載六七百人，劉仁軌所率唐海軍170 艘艦船作為作戰艦隊當由各種型號的艦船組成，大者樓船載兵很多，小者艨艟載兵不多。日本記載唐軍艦船170艘，當主要指其造型較大者。按張亮艦隊的船與戰士的比例計算， 170艘唐艦所載戰士多達13600人，另加掌舵、搖櫓等輔助性人員10200人，合計23800人。至於日本參戰海軍的數量，新羅說其戰船千艘，唐說焚其舟四百艘，或有誇大，但其參戰艦船有數百艘當不虛，即使按其參戰艦船總數400艘，每艘戰士50人計算，其參戰海軍戰士人數也多達20000人，另加水手20000人，合計40000人。白江之戰，唐海軍以少勝多，有力地支援了陸軍作戰，最終迫使殘餘日軍撤回。
平百濟之役，唐海軍戰績輝煌，這既是海軍將領指揮得當、官兵作戰英勇的功勞，還有賴於先進的裝備和航海技術。
二、海軍裝備
唐初海軍規模巨大，裝備也很先進。為適應作戰需要，唐初海軍所配備的艦船按其用途分為若幹類型。據杜佑《通典兵十三水平及水戰具附》記載，當時軍用艦船有六種類型：樓船、艨艟、鬥艦、走舸、遊艇和海鶻。
1、樓船。早在西漢就有樓船將軍，到隋初，楊素所造樓船可謂大矣， “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唐代的樓船，杜佑說：“船上建樓三重，列女墻、戰格，樹幡幟，開弩窗矛穴，置拋車壘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莫能製，此亦非便於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樓船乃當時海軍裝備中最主要的作戰艦船，武器配備齊全。
2、艨艟。杜佑說：“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左右前後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攻。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東漢劉熙《釋名釋船》則說：“狹而長曰艨艟，以衝突敵船也。”這表明艨艟采用封閉型結構，外配裝甲（生牛皮），造型小巧靈活，速度快，當主要用於突襲、偵察、通訊聯絡。
3、鬥艦。杜佑說：“鬥艦，船上設女墻，可高三尺，墻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墻齊，棚上又建女墻，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鬥艦是梯級複式結構，水兵可以梯級排列迎敵，劃船者則隱蔽於船內，通過棹孔劃船，是當時海軍主要的作戰船隻。
4、走舸。杜佑說：“走舸，舷上立女墻，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走舸速度快，當主要用於突襲和衝擊，是海上進攻的利器。
5、遊艇。杜佑說：“遊艇，無女墻，舷上置槳床，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床，計會進止、回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這表明遊艇主要用於指揮調度和軍事偵察，機動性很強，造型一般不大。
6、海鶻。杜佑說：“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狀。舷下左右置浮版（板），形如鶻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此江海之中戰船也。”海鶻所配備的浮板是一種特殊的平衡裝置，可使艦船在遇到大風浪時保持平穩，有此裝置就可大大增強艦船的抗風浪性能，在氣候惡劣的條件下，在江河或海上作戰具有巨大的優越性。
杜佑是唐中葉宰相之一，距唐初不遠，他所記海軍艦船當與唐初相當，由此可見當年東征百濟的唐朝海軍所裝備的艦船的大致情況。
海軍除艦船外，還必須裝備與之配套的兵器，否則也無法作戰。按當時的技術，海軍的主要兵器除常用的刀、劍、矛、槍、弓、弩外，當有絞車弩、拍竿和炮車及配套的箭、石等。
1、絞車弩。中國古代使用弩的曆史非常悠久。據《周禮夏官》記載，在戰國時期弩就分為夾弩、庾弩、唐弩、大弩四種，時稱“ 四弩”。漢唐時期，弩的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種類增加，張力擴大。唐代的弩分為擘張弩、角弓弩、木單弩、大木單弩、竹竿弩、大竹竿弩和伏遠弩七種。當時最著名的是絞車弩，《通典兵二》記載，“絞車弩，中七百步（約等於 1000米），攻城壘用之。……置弩必處其高，爭山奪水，守隘塞口，破驍陷果，非弩不克”。據唐初名將李靖說，絞車弩是將十二石之巨弩設在絞車上而成，能同時發射七支箭。絞車弩威力大、射程遠，發射的箭“所中城壘，無不摧隕，樓櫓亦顛墜”，是當時主要的遠程殺傷武器，但造型比較笨重，機動性較差，陸軍主要將其用於既設陣地的防守，但對於海軍來說，則是進攻突擊的利器，是最重要的艦載打擊兵器。
2、炮車，或稱拋車，即拋石機也，與弩同為當時重型遠射兵器。炮車的曆史也非常悠久，相傳戰國時期就有了，《漢書甘延壽傳》引張晏注說：“範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二百步。”三國時期，在官渡之戰中，曹軍使用炮車發石擊毀袁軍的櫓樓，時稱“霹靂車”（注：或因發出的石彈在空中飛行有聲，故名。參見《三國誌》卷六《袁紹傳》。）；為了提高炮的發射速度和效率，馬鈞還發明了車輪炮（注：即將石彈係上繩索，繩索依次纏於輪周，作戰時激烈轉動車輪，當石彈轉到需要的角度時，以利刃斷繩，使石彈連續地拋射出去。參見《三國誌》卷二九《杜夔傳》注。）。唐代炮車的造型比過去大，甚至有一個車用200人操作的，又稱“將軍炮”或“擂石車”。炮車在海軍中應用的曆史也很悠久，早在梁元帝時，大將徐世譜就將炮車裝在戰船上，在水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唐初，樓船上就裝有炮車，它在海軍中的應用更多，戰績也會隨技術水平的提高而更大
3、拍竿。東晉初出現，始稱桔槔，南北朝時已普遍用於近戰時襲擊敵船，拍打敵人，是一種破壞性很強的重型近戰兵器，主要用來裝備大型戰船。（注：《武備誌》卷一一六《軍資乘戰船》：“拍竿者施於大艦之上……每迎戰，敵船若逼，則發拍竿，當者，船舫皆碎。”拍竿是利用杠杆原理，在船上建一大型T形活動架，將巨石係上繩索，套於橫杆，一端掛石，另一端人拉繩索保持平衡。當與敵船靠近時，將巨石轉到敵船上空，然後鬆開人拉的繩索，巨石便砸向敵船。巨石可反覆使用，操作靈活。）隋代楊素所造樓船“五牙”就裝有 6支拍竿，唐初此技術當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與應用。
唐初海軍彈藥除了與艦載武器弓、弩、炮車相配套的各種型號的箭和石彈之外，還有一些用於火攻的彈藥。據《衛公兵法輯本卷下》載，唐初名將李靖詳細論述了當時的一些火攻戰具，包括火箭、火杏、燕尾炬、遊火；助燃物則有油，常以瓢、囊盛之。它們可通過弓、弩或炮車來發射，也可直接投擲而用於火攻。)
唐初文化、科技發達，在當時處於世界領先水平，海軍裝備也擁有巨大的優勢。
三、航海技術
隋唐時期，中國的航海技術已處於當時世界前列，為當時軍民航海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其一，唐代的造船業十分發達。
《舊唐書崔融傳》記載說，“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 。《唐國史補卷下》亦說，“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輯居多”。這些都表明唐代航運業非常發達。而航運業是以航海技術和造船業為基礎的，同時又推動航海技術和造船業的發展。唐代擁有發達的造船業，唐初就已頗具規模，《資治通鑒》卷一九九載，唐太宗曾“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雙舫千一百艘”，高宗也曾敕令36州造船以備東征（卷一一一，罷三十六州造船安撫百姓詔），這既表明唐初造船業基礎雄厚、規模宏大，又表明唐初戰艦製.造能力很強。對此問題，前人論述甚多，不再多論
唐代造船技術十分先進。“當時的船隻已普遍采用釘接榫合法，而當時歐洲的船板聯接辦法還處在使用皮條繩索綁紮的階段。如江蘇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船上共設9個艙，船底部采用3塊木料榫合相接，兩舷和船艙隔板以及船篷蓋板均用鐵釘釘合。”“1960年，江蘇揚州施橋鎮出土一唐代大型木船，船內有水密封艙壁，把船體內部分隔成許多部分。這種結構有效地保持了船的抗沉性，並成為中國木船建造的規範。這艘船的外板采用平接法，船內隔艙板及艙板枕木與左右兩舷榫接，船舷由4根大木拚成，平排釘合……這種平接法與搭接法相比，具有聯接處不易鬆動、脫落，船體光順，減少阻力的優點，而且節省木材，減少船體自身重量。從木船的建造工藝和技術水平上講都是很先進的，這種平接法一直沿用至今”。
唐朝造船技術高，造艦技術也高。前述海鶻兩翼裝浮板，增加穩定性，能抗風浪；樓船則上下幾層，下層可裝鐵石壓艙，中層可住宿生活，上層和兩舷則可分層排列作戰，居高臨下使用弩、炮，往往能克敵製勝，且船體高大，結構堅固，乘風下壓往往能犁沉敵船，威力強大，在當時處於世界領先水平。而當時日本的造船技術則要落後得多，據研究，日本當時的遣唐使船“非常脆弱，船身前後拉力小，一旦觸礁，或因巨浪而顛簸，便馬上會從中間斷開”，且多為單層船隻。遣唐使船應該是日本當時最先進的船隻，尚且如此，其批量生產的戰船技術水平便可想而知了。
其二，唐朝戰船的動力裝置也很先進。
在冷兵器時代，戰船的動力主要來自風力和人力，甚至水流的衝力，如何有效地利用這幾種力，對解決戰船的動力、加快航速至關重要。對風力的利用主要靠帆。中國使用帆的曆史悠久，東漢劉熙《釋名釋船》說：“隨風張幔曰帆，使舟疾泛泛然也。”這表明在漢代人們就已能熟練地使用帆了。到三國時期，一船多帆技術就已得到普遍的應用。（注：《北堂書鈔》卷一三八引《南州異物誌》雲：“外徼人隨舟大小作四帆或三帆，前後遝載之，張帆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能不避迅風激波，安而能疾也。”）唐代不僅船帆的數量多，而且掛帆的技術也甚高，出現了多種帆形、裝帆方式和駕風使帆技術以適應瞬息萬變的自然風，通過調戧技術（注：中國古代的一種駕風使帆技術，當船隻在側斜風向下行駛時，要使船隻沿著既定方向航行，隻要輪流調整航向，使船頭方向與風向成一角度，使船能利用風力航行，這種調動船頭的過程叫調戧；當遇到逆風時，通過調戧，使船走之字形，就可以將逆風變成側斜風使船前進。參見周魁一、譚徐明《中華文化通誌水利與交通誌》第28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可以利用除強逆風外的一切自然風。高超的駕風使帆技術，不僅可以解決戰船航行的動力，而且可以增強戰船航行的穩定性。在沒有風或無法利用風力的時候，戰船的航行主要靠人力，工具有櫓、棹和楫，淺水也可用篙。棹、楫和篙的使用曆史悠久，操作簡單。櫓的發明使用乃是船舶動力的巨大進步，早在東漢，劉熙《釋名釋船》就對櫓作出了解釋，它不僅省力而且效率高，有一櫓三槳之說。唐代櫓的使用已非常普遍，一船多櫓技術也廣為應用，帆和櫓、槳、篙配合，很好地解決了船舶航行的動力問題。
晉大將王鎮惡自河入渭伐羌時，乘“艨艟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艦外不見有乘行船人”；梁大將徐世譜與侯景戰於荊州赤亭湖時，“別造樓船、拍艦、火舫、水車以益軍勢”。據研究，所謂水車可能是在船內搬用了腳踏翻車的輪軸機構，這種動力裝置既可避免風帆的局限、增加戰船的靈活性，又可保護操船水手的安全。唐代艨艟、走舸等軍船當亦廣泛應用這種技術。
其三，唐代導航技術也非常先進。*
據研究，在唐代，地文導航術有了新的進展，主要表現在：
1、某些具有早期航路指南性質的文字記載已開始見於史乘，雖然從文獻資料上看不到唐代海員擁有非常全麵的航路指南，但其雛形則已開始出現；
2 、有較為精確的數學典籍，如《海島算經》，能對海岸和海中的地形地物的距離與高度進行測量；
3 、對海岸地形與海洋地貌的辨認知識日益增多。天文導航技術也出現了新進展，天文定向導航技術普及而成熟，並開始由天文定向導航向天文定位導航發展，當時處於萌芽狀態的天文定位導航技術，在實踐上雖隻是一種較模糊的估計方法，但對一位經驗豐富的海員來說無疑是一種頗具價值而且使用便捷的導航手段。（注：參見孫光圻《中國古代航海史》第 336─345頁，海洋出版社，1989；周魁一、譚徐明前引書第 252─257頁。）
指南針導航在宋代開始普及，但中國指南工具司南、指南車等發明應用的曆史則非常悠久，漢代司南就很出名，晉代又有指南舟[19]（《禮誌五》），唐初人們也沒有忘記它們，用於航海的可能性極大。（注：望月信亨《佛教大事表》記載：乾封元年（666）“沙門智由攜指南車至日本” （轉引自範文瀾《唐代佛教》第147頁，人民出版社，1979），這表明唐初指南車並未失傳。唐誌拔前引書第78頁說，3 至7世紀我國已出現指南針導航的萌芽。）
其四，唐代海洋氣候知識也很豐富。
據研究，唐代對季風的認識有了提高並應用到航海實踐中，如《唐國史補卷下》就記載說，“江淮船溯流而上，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鳥信，五月有麥信”。對台風的認識也有所提高，開始懂得按經驗規避台風；另外對海洋潮汐的認識也提高了。
總之，唐初航海技術已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處於當時世界前列，比日本要先進得多，據王在晉《海防纂要》記載，直到明代，日本船還是“不用鐵釘和麻斤、桐油，隻聯鐵片，以草塞罅隙，費工多，費材大，布帆悉於桅之正中，不似中國偏帕活……唯使順風，不能使逆風”。先進的航海技術為唐初海軍建設以及平百濟之役和白江之戰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四、海軍戰術
對於海軍來說，“戰艦的主要職能總是保護自己的海上運輸線，即保護貨船、運輸船和所載運的人員貨物，封鎖或破壞敵人的運輸線。達到這兩個目的才能取得製海權（控製海洋），而取得製海權通常是海軍完成其戰時職能的首要條件。這些戰時職能包括抗擊海上入侵以保衛國家，封鎖敵人並通過海上向敵人進攻”。海軍要覆行自己的職責、完成自己的戰略任務，首先必須建立一支裝備精良、編成編製合理、訓練有素、戰略戰術得宜的海軍。而“裝備、編成、編製、戰術和戰略，首先依賴於當時的生產水平和交通狀況”。海軍是一國科技和生產力水平的集中體現，唐初先進的經濟文化和生產力水平，為海軍履行其職責、完成其任務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也決定了當時海軍的編成編製和戰略戰術。
唐初海軍的編成編製充分體現了當時的科技文化水平，也比較合理，能充分發揮當時先進的裝備、技術和人員的戰鬥力。唐初海軍配備的艦船有大小多種，杜佑所記六種不虛，實際隻會多不會少。具體作戰時，各種艦船的作用既有不同，又協調互補。《武備誌》卷一一六《軍資乘戰船》說：“凡水戰，以船艦大小為等……以金鼓、旗幡為進退之節，其戰則有樓船、鬥艦、走舸、海鶻，其潛襲則有蒙衝、遊艇，其器則有拍竿，為其用利順流以擊之。”唐初，海軍已有嚴格的條令，據《通典兵二法製附》記載：“船戰，令曰：擂鼓一通，吏士皆嚴；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櫓棹，戰士各持兵器就船，各當其所，幢幡旗鼓各隨將；所載船鼓三通鳴，大小戰船以次發，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後不得易，違令者斬。”總之，唐初海軍戰船種類多，各艦行動協調，訓練有素，陣位清楚；戰船所載人員也按其職責分為將吏、戰士和什伍（注：《衛公兵法輯本卷下》記載：“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這表明守城時，為戰士提供後勤服務的人員竟達戰士數量的一半。在海軍戰船上，若包括操持櫓、棹者，非戰鬥人員與戰士之比例將更大。），大家職責明確、配置嚴謹、紀律嚴明。
唐代海軍裝備，戰船遠距離作戰兵器主要有大型絞車弩和炮車，近距離作戰的兵器則有弩、弓和拍竿。《通典兵五》記載唐軍陸戰時建有弩台，台上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這與前述絞車弩必須放置高處才能充分發揮戰鬥力的要求是一致的。弩用於海戰，裝置在樓船上層，梯級分布，可收既集中使用又充分利用之效；炮車，雖為遠射兵器，但一般隻需在平地安裝，故用於海戰，則可裝置在下層甲板上，車輪炮亦然；用於近戰的拍竿則裝置在船舷周圍。如此，則唐初主力戰艦大型樓船的作戰配置是：上層配置強弩兵，中層配置弓、弩兵，下層甲板配置炮車兵，船舷周圍則配置拍竿兵和弓、弩兵，底層配置水手操船，所需戰士員額當亦不菲。當然戰船也會因其大小、層數多少、戰艦性能、任務而對艦載武器和戰士有所增減。
660年，唐大將蘇定方率10萬大軍渡海東征百濟。此次大規模渡海作戰，對海軍來說不僅要掃除海上障礙、掌握製海權、護送陸軍渡海、確保海上後勤補給線的暢通，而且要配合陸軍溯江進攻，克敵製勝。據史料記載，大軍平安到達白江兩岸，而後海軍“乘潮而上，舳艫銜尾進，鼓而噪”，配合陸軍，速戰速決，三日攻克其王城，俘虜其君臣（注：《日本書紀》卷二六“齊明天皇六年” 條引“或本”雲：“今年七月十日，大唐蘇定方率舟師軍於尾資之津，新羅王春秋智率兵馬軍於怒受利之山，夾擊百濟，相戰三日，陷我王城。”同年十月條說“覆我社稷，俘我君臣”。），月餘凱旋，海軍出色地完成了任務。若無強大的實力、先進的裝備和航海技術，這些都無法想像。
663年8月的唐日白江之戰，唐軍大勝，從戰術上來講也有可得而述者。當時的戰場在今錦江下遊河口處，離海尚有一段距離，河道彎曲，水流較急。唐海軍配合陸軍從上遊的熊津出發，包圍百濟駐守的處於下遊的周留城，並封鎖河口，阻止日軍從水路增搖周留守軍；日本海軍從外洋趕來解圍，妄圖憑藉數量優勢以勇取勝，妄信“我等爭先，彼應自退”（天智天皇二年八月條），貿然率遠來部伍不整之軍進攻唐朝海軍既設之陣地；唐朝海軍則因勢利導，在擊退日軍先頭艦隊後故意示弱，不予追擊，而在河口構築堅固的陣地，以逸待勞，憑藉先進的裝備和航海技術、處於水流上遊的有利的地理位置以及河口水域不便於大規模艦隊機動作戰的有利條件，等待日本海軍艦隊一哄而上、擁擠於河口內狹窄水道而無法散開的有利時機，發揮唐艦技術優勢，左右夾船繞戰，運用火攻，速戰速決，大獲全勝。那麽日本海軍為何要湧入白江口內而不在口外迎戰呢？當是其急於解周留之圍，因為周留控扼白江咽喉，是雙方必爭的戰略要地，不入內河，無以解圍，船少又不足以撼動唐軍，故此致敗。從雙方裝備和形勢來看，雙方戰術當是：日本艦隊企圖憑藉數量優勢，一擁而上，聚殲或逼退唐海軍；唐海軍則因勢利導，以戰鬥力強但大而不便的樓船、海鶻居中構築陣地迎敵，以戰鬥力強又機動靈活的鬥艦、走舸從左右兩翼出擊迎敵，夾船繞戰，迫使日艦匯集於中間，然後實施火攻，利用火舫順流而下，衝燒敵陣，並以弩、炮遠距離密集發射火箭、火炬、火球、油瓢、油囊等，油助火威，風助火勢，迅速擊敗日軍。此戰顯示：唐朝海軍不僅裝備、航海技術比日本海軍要先進，戰術運用也更得宜，甚至對氣象（指天氣、風向）的利用也比日軍強。
海軍是科學技術和生產力最集中的體現，技術決定戰術，先進的裝備和航海技術為唐初海軍提供了較多而適宜的戰術選擇，這是其獲得卓越戰績的根本保證。正如竺可楨先生所言，“未有科學不興而能精於戰術者，亦未有戰術不精而能操勝算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自古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