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體育的發展曆程
(一)拔河兆豐年
拔河，古代也叫牽鉤或拖鉤。據《隋書·地理誌》記載，這種活動起源於春秋時期。楚國和吳國對抗，兩國都是在水網地區用戰船作戰。楚將模仿水運拖船的背纖動作：用一條大篾纜，上係數百個小索，相向對挽，以練氣力，所以叫作牽鉤。這種遊戲流傳下來，在南郡(今湖南省境內)、襄陽(今湖北省境內兩郡最為盛行。到了隋唐時期，便由大篾纜改用大麻繩。封演所著《封氏聞見記》中說：“拔河古用篾纜，今則以大麻繩，長四五十丈，兩頭分係小索數百掛於胸前，分二朋兩相齊挽。當大繩之中，立大旗為界，震鼓叫噪，使相牽引，以卻者為贏。”湖南湖北盛行這種活動，是因為“俗傳以此厭勝，用致豐穰。”(《隋書·地理誌》)即用以祈求豐年，實際上這也是農閑時的一種娛樂活動。拔河比賽的規模比較大，每次都有幾百人參加，加上幾千名觀眾，擂鼓呐喊動威，“群噪歌謠，震驚遠近”。統治階級列人民的這種活動深以為慮，恐由此釀成禍亂。南朝梁簡文帝蕭綱就曾下令禁止過。但由於人民喜歡這種活動，朝廷命令是禁止不了的，拔河活動在民間依舊十分盛行。
到了唐代，拔河活動便由民間傳人長安城，也傳人宮廷之中。據《封氏聞見記》記載，唐玄宗李隆基在長安城曾組織了一次有一千多人參加的拔河比賽，“喧呼動地”，不僅使長安城的市民看了為之震驚，就是當時在長安城的“外國客”見了，也“莫不震駭”。唐玄宗自己寫詩敘述這次拔河比賽的盛況是：“壯徒恒鼓勇，拔拒抵長河。欲練英雄誌，須明勝負多。噪齊山岌，氣作水騰波。預期年歲稔，先此樂時和。”唐玄宗的大臣張說也作詩奉和：“今歲好拖鉤，橫街敞禦樓。長繩係日住，貫索挽河流。鬥力頻催鼓，爭都更上籌。看來百種戲；天意在宜秋。”這兩首詩對當時拔河比賽的氣勢作了很好的描寫，並指明舉行這種大規模的拔河比賽是為了祈求豐歲。但實際上在唐代首都舉行有一千多人參加的氣壯山河的比賽，是具有極大的政治意義的。唐玄宗的文臣薛勝在《拔河賦》中透露了唐玄宗的真實意圖：“皇帝大誇胡人，以八方平泰，百戲繁會，令壯士千人分為兩隊，名日拔河於內，實耀武於外。”體育比賽的氣勢自古以來就是顯示國力盛衰的一種方式。
唐代的民間拔河，多是男子參加；而唐中宗李顯在皇宮中組織的拔河比賽，卻讓宮女參加。《資洽通鑒》載：景龍三年(709)，李顯讓幾百名宮女在玄武門外拔河。賽完之後，又讓她們去遊宮市，結果幾百名宮女都乘機逃跑了。
唐中宗李顯是一個喜歡看體育表演的皇帝，他組織過吐蕃馬球隊與唐貴族馬球隊的比賽，又組織過宮女拔河比賽，還組織了官僚貴族的拔河比賽。《封氏聞見記》上說：在景龍二年的清明節，唐中宗正在宮內梨園亭子球場看宮女們拔河，朝中的大臣進宮來賀節。唐中宗看拔河正在興頭上，便說：“你們來得正好，也來比賽一場，預祝今歲豐收。”大臣們當然不好推辭。韋皇後當場指定：中書、門下省的三位大臣和五位將軍是一隊，尚書省七位大臣和兩位駙馬為一隊。中書令蕭元忠見自己這一隊不但是少了一人，而且老頭子也多。便跪下啟奏道：“小臣這一隊，力量差得很呢!”安樂公主是唐中宗的愛女，她的駙馬武延秀也參加了比賽。她當然是護著丈夫這一邊，便插嘴說：“你們這邊有五個將軍，都是練過武的，力氣大著哩!”唐中宗連忙點頭說：“人雖少一個，力量並不弱。”蕭元忠無奈，隻好遵旨比賽。大臣們都脫去了長衣，係緊腰帶，來到場子中間。宮監們早已擺好了繩子、旗鼓，宮女和太監分成兩隊呐喊助威。一聲鼓響，兩邊齊力拉繩。開始時雙方還堅持了一會，怎奈武延秀這一隊多了一個人，又都年輕，一聲吆喝，一下子把繩子拉過去三四尺，幾個將軍隨著繩子向前踉蹌了幾步。唐休、韋巨源都是六十開外的人了，手腳很不靈活，隨著繩子向前一下子仆倒在地，好一會爬不起來。唐中宗、韋皇後和宮女們看了都哈哈大笑，安樂公主笑得眼淚都流出來了。
唐以後，拔河活動在民間廣泛開展：但像唐朝這樣大規模的並有朝臣參加的比賽，卻很少見於史料記載了。
(二)綠楊深處係秋千
關於秋千的起源，古代有兩種不同的傳說。高承《事物紀原》載：秋千本是北方少數民族“山戎之戲”。因為他們“愛習輕之態，每至寒食為之。自齊桓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人中國”。高無際《秋千賦》載：“秋千者，千秋也。漢武帝祈千秋之壽，故後宮多秋千之戲。”從上述兩種傳說可知，秋千起源於少數民族，春秋時期傳人中原地區；到了漢代進入宮廷之中。這樣看似較合理。直到現在，秋千仍盛行於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是少數民族運動會中的競技項目之一。
秋千活動的形式有好幾種：一種是**秋千，即“植木為架，上係兩繩，下拴橫板，人立於板上”，作鍾擺式的擺動。一種是紡車秋千，即“植兩柱於地，柱端各開一孔以客橫木，橫木左右端各鑿交錯之孔，貫四木於孔，令呈幅射狀，垂繩於下，以架坐板。”遊戲時坐四人，先由他人助之轉動，然後利用慣性反複起落，如紡車之轉動。還有一種磨秋千，即“中立一往，其頂有軸，上係四繩，繩末各有一環”。四人各抓一個環子，繞住旋轉以為戲。另有一種是磨擔秋千，有點類似蹺蹺板的旋轉遊戲，即“豎長柱，設橫木，左右各坐一人，以互落互起為戲”。
我國古代的中原地區大都是**秋千。南北朝時宗懍著《荊楚歲時記》中說：“春時，懸長繩於高木，士女衣彩服坐於其上而推引之，名日打秋千。”到了唐代，**秋千是寒食節的活動內容之一，在民間和富廷都開展得較為廣泛。王維有《寒食城東即事》詩：“蹴鞠屢過飛鳥上，秋千竟出垂楊裏。”杜甫《清明》詩：“十年蹴鞠將雛遠，萬裏秋千習俗同?”王建《秋千詞》：“長長絲繩紫複碧，嫋嫋橫枝高百尺，少年兒女重秋千，雙手向空如鳥翼。”這些詩句說明了唐代的**秋千活動，流傳地區很廣，並受到少年兒女的喜愛。唐朝宮中也盛行**秋千遊戲，並有了一個美妙的雅號“半仙之戲”。《開元天寶遺事》中說：“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竟豎秋千，令官嬪**之，呼為半仙之戲，都下士民因而呼之。”
宋代的**秋千活動仍是婦女在寒食節的遊戲。宋人詩詞中對此描寫甚多。歐陽修有一首《越溪春》：“三月十三日寒食，春色遍天涯。越溪閬苑繁華地，傍禁垣珠翠煙霞，紅粉牆頭，秋千影裏，臨水人家。”陸遊的詩中也說：“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幹蹴鞠趁清明”；“蹴鞠牆東一市嘩，秋千樓外兩旗斜”。《東京夢華錄》載：汴京城的清明節，“舉目則秋千巧笑”。這說明秋千活動在宋代民間開展得廣泛。
明代的婦女也很喜愛**秋千活動。王圻編的《三才圖會》中就有婦女**秋千圖。被稱為明代社會百科全書的小說《金瓶梅》中有一段描寫婦女**秋千的情景：“話說燈節已過，又早清陰將至。吳月娘在花園中紮了一架秋千，率眾姊妹遊戲以消春困。先由月娘與孟玉樓打了一回，下來教李瓶兒與潘金蓮打，然後玉蕭和蕙蓮兩個打立秋千。這蕙蓮手挽絲繩，身子站的直屢屢的，腳踩定下邊畫板，也不用人推送，那秋千飛起在半天雲裏，然後忽地飛將下來，端的好像飛仙一般，甚可人愛。月娘看見，對玉樓、李瓶兒說：‘你看媳婦子，她倒會打。”’《金瓶梅》的作者描寫的人物個性十分準確。當仆婦的意蓮，由於經常參加勞動，**秋千的動作就比那些“太太”、“小姐”們高明。
清代李聲振所寫的《百戲竹枝詞》中，有一首《秋千架》；“半仙之戲，無處無之。仕女春圖，此為第一。近有二女對舞者。日影垂楊舞半仙，禦鳳圖畫兩嬋娟；飄紅曳綠渾閑亭，蹴損湘鉤劇可憐。”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中載：“每於新正元旦至十六日，寶馬香車遊士女，自塔寺打秋千者，不一而足。”從古到今，**秋千一直是婦女喜愛的活動。
(三)楊柳兒死，踢毽子
毽子在古籍中也寫作鍵子、箭子。踢毽子源出於足球。
宋代高承著《事物紀原》中說：“今時小兒以鉛錫為錢，裝以雞羽，呼為箭子。三五成群走踢，有裏外廉、聳膝、突肚、佛頂珠、剪刀、拐子名稱，亦蹴鞠之遺意也。”踢毯子的許多花樣動作，正是由自打場戶的足球踢法演變而來。所謂裏外廉、拖槍、聳膝、突肚等動作，在我國古代的自打場戶足球踢法中都有，並由這些動作交錯組成“套數家門，凡百十種”。
我國最早記載有踢毽子活動的書是唐代釋道宣所寫的《高僧傳》。該書載“沙門慧光年方十二，在天街井欄上反踢蹀，一連五百，眾人喧競，異而觀之。佛陀因見怪日：‘此小兒世戲有工。”’反踢就是拐子。站在井欄之上能連續踢五百個拐子，足見其技術的熟練。而佛陀稱踢毽子為“世戲”，可見在隋唐時期，踢毽子已是社會上較為普遍的一項體育活動了。
宋代的踢毽子活動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今時小兒，三五成群走踢。”(《事物紀原》)《武林舊亭》載：臨安城小經紀的手工業中，有“毽子、象棋、彈弓”等作坊；“每一事率數十人，各專籍以為衣食之地。”由此可見當時買毽子的人不少，也可以想見踢毽子活動的普遍。
踢毽子，運動量由自己掌握，可大可小，所以男女老少均宜參加。高承說宋代的小兒喜歡踢毽子。清代李聲振在《百戲竹校詞》中更描寫婦女踢毽子的樂趣：“縛雉毛錢眼上，數人更翻踢之，名日‘攆花’，幼女之戲也。踢時則脫裙裳以為便。青泉萬選雉朝飛，閑蹴鸞趁短衣：忘卻玉弓相笑倦，攆花日夕未曾歸。”清初詞人陳維菘詠婦女踢毽子：“盈盈態，訝妙逾蹴鞠，巧甚彈棋。”作為婦女閨中消閑的體育活動，踢毽子確實比踢球、下彈棋更為合適。皇宮中的宮女們也極好踢毽子。光緒帝的瑾妃就是一個踢毽子的能手。
我國許多民間體育活動，都具有季節性的特點，踢毽子一般是在冬季進行的。明代劉侗《帝京景物略》記，北京兒童季節性活動的民謠有：“楊柳兒活，抽陀螺：楊柳兒青，放空鍾；楊柳兒死，踢毽子。”說明在楊柳樹落盡葉子的時候，氣溫最適宜於踢毽子活動。這在我國南北地區都是相同的。清屈大均《廣東新語》載，廣州每逢元宵節，“晝則踢毽五仙觀。毽有大小，其踢大毽者市並入，踢小毽者豪貴子。”
屈大均說的“市井入”，就是靠表演踢毽子為生的藝人。這種踢毽子藝人，在清代的北京城中也有。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載：“都門有專藝踢毽子者，手舞足蹈，不少停息，若首若麵，若背若胸，團轉相擊，隨其高下，動合機宜，不致墜落，亦博戲中之絕技矣。”用全身各處觸擊毽子，“動台機宜，不致墜落”，表現了很高的控製毽子能力。踢毽子表演不僅有單人的，還有雙人的合作表演。清代無名氏《燕台口號一百首》記：“琉璃廠有踢毽子者，兩人互接不墜。”其表演的動作是，“內外拖槍佛頂珠，一身環繞兩人俱”。普及和提高是體育開展的兩條腿。從表演藝人的高超技藝，也可推知踢毽子活動在我國民間開展得也是很廣泛的。
(四)龍舟競渡奪錦標
我國古代關於龍舟的起源，有一個美好的傳說，即是為了拯救愛國詩人屈原。南朝宗懍《荊楚歲時記》載：“五月五日競渡，俗謂是屈原死淚羅日，傷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隋書·地理誌》也說：“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淚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日：‘何由得渡?’因而鼓棹爭歸，竟會亭上，習以傳統，為競渡之戲。”無論是“拯溺看”的船，還是“爭歸”的船，都用不著象龍舟竟渡時那樣擊鼓，也用不著改裝船頭和船身。按“拯屈”之說起於楚地。而據《曹娥碑》記載，東吳一帶的競渡是紀念含冤而死的伍子胥。貴州人民傳說五月競渡則是紀念一個殺死青龍的老人。雲南傣族人民傳說競渡龍舟，又是紀念前代英雄岩紅富。凡此種種傳說，都給龍舟竟渡增添了浪漫的色彩。
實際上龍舟競渡的起源，應是一種宗教性的娛樂活動。《淮南子》：“龍舟鵲首，浮吹以娛。”即是“龍舟鶴首悅河伯，浮吹樅鼓娛雷神”。把船裝扮成龍的模樣，敲打著鑼鼓在湖上劃行，是祭祀河伯和雷神，取悅他們，祈求他們保{右豐收和平安。人民在這種娛神活動中，自身也得到娛樂。考古工作者在雲南石寨山發現的漢代銅鼓，上麵就有劃船競渡的圖象，說明至遲在漢代已有了龍舟競渡。
尤舟競渡選擇在五月五日，是因為這個時間正是我國南方插秧之後的農閑季節。貴州省苗族的龍舟竟渡歌中有這樣的歌詞：“龍舟佳節啊，過得好歡暢，禾苗點頭笑，翠柳把手招。尤舟賽過後，該放下心了。種田都豐收，年年都歡笑。”這說明龍舟競渡是一種農閑時的娛樂活動。
隋唐時期，江南地區舉行的龍舟競渡，是十分熱鬧的。《隋書》描述：“迅楫齊馳，棹歌亂響，喧振水陸，觀者如雲。”唐人張建封的《竟渡歌》說：“鼓聲三下紅旗開，兩龍躍出浮水來；鼓聲漸急標漸近，兩龍望標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靂驚，竿頭彩掛虹霓暈。”《杭州府誌》描述觀競渡說：“五月端午，各至河岸湖上以觀競渡，龍舟多至數十艘，岸上人如蟻。”可見龍舟競渡不僅是競賽者的一種娛樂，觀看的群眾也同樣享受到樂趣。“坡上人呼”，“喧振水陸”，“觀者如蟻”，此情此景，確實熱烈動人。
《竟渡歌》的“鼓聲漸急標漸近”、“竿頭彩掛虹霓暈”之句。說明了唐代的龍舟競渡以寺標為勝。《東京夢華錄》中對於宋代竟渡奪標和標竿的設置都有詳細的描寫：“諸船皆列五殿之東麵，對水殿排成行列，則有小舟一軍校執一竿，上掛以錦彩銀碗之類，謂之‘標竿’，插在近殿水中。又見旗招之，則兩行舟鳴鼓並進，捷者得標，則山呼拜舞。並虎頭船之類，各三次爭標而上。”錦彩銀碗等獎品掛在標竿之上，龍舟競渡以奪得錦標為勝利，這就是現在錦標一詞的來源。
唐以前的龍舟競渡普遍開展於江南水網地區。唐以後便逐漸北移，隨著帝都而流傳於黃河流域。《新唐書·本紀》載：穆宗、敬宗都多次“觀竟渡於魚藻宮”。魚藻宮在長安城，可見唐代的長安城已經開展了龍舟竟渡。宋代建都汴京城(今河南開封市)，鑿金明池以練水軍，在金明池中也開展龍舟竟渡活動。宋畫家張擇端繪有《金明池奪標圖》，元人王振鵬也繪有《龍舟奪標圖》)，反映宋元的首都都有龍舟競渡活動。明成祖遷都北京，五月端午龍舟竟渡活動的習俗也傳到了北京。明孝宗的禮部尚書吳寬在《端午節皇上宴致語》一詩中寫道：“欣逢佳節睹宸遊，萬歲山前禦氣浮：赤驃追風過上苑，黃龍戲水在中流。”陰人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也說：“端陽節，內廷自龍舟之外，則修射柳故事。”清王室是東北的少數民族，進入北京之後，也沿襲龍舟競渡習俗。《清稗類抄》記：“乾隆初，高宗於端午日命內侍習竟渡於福海，畫船蕭鼓，飛龍鶓首，絡繹於波浪間，頗有江鄉竟渡之意。”清人李聲振在《百戲竹枝詞》中說：“龍舟，舟作龍形，上設彩幡，置蕭鼓為樂，近津門亦有，五月演者。彩幡畫鼓趁春風，鱗甲初分碧浪重；莫認蜿蜒渾似假，世人隻好葉家龍。”
龍舟竟渡作為一種社會娛樂的體育項目，有極其豐富的內涵，受到曆代統治者的重視和人民的喜愛，曆久而不衰，直到今天，仍盛行於江南。
(五)百丈遊絲放紙鳶
紙鳶又名風箏，亦名紙鷂。傳說春秋時的巧匠公輸般“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這是放飛紙鳶的最早記載。
紙鳶在其早期發展中曾作過軍事戰爭的工具。據《誠齋雜記》說，漢朝初年韓王信與陳稀勾結進行叛亂，“信謀從中起，乃作紙鳶放之，以量朱央宮遠近，欲穿地隧入宮中也。”這是利用紙鳶作軍事測量工具。《獨異誌》記載，南朝的梁武帝蕭衍被侯景兵困在台城之中，蕭綱“縛紙鳶飛空，告急於外”。《新唐書·田悅傳》載，田悅叛唐，派遣兵將圍攻臨沼城。城內守將張1丕，“急以紙為鳳鳶，高百餘丈，過悅營上(送信與援軍)，悅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蕭綱和張沼都是利用紙鳶作為軍事通訊工具。由於軍事戰爭需要，紙鳶發展得很快，唐時的紙鳶已能高飛百餘丈，在製作和放飛技術上已是相當的精湛了。
放紙鳶作為一種娛樂活動，唐代已有史料記載。路德延《小兒詩五十韻》，敘述了唐代各種兒童遊戲，有竹馬、藏鉤、秋千、鬥草、踢球、放紙鳶等，“折竹裝泥燕，添絲放紙鳶”。唐采的《紙鳶賦》中也說：“代有遊童，樂事未工，飾素紙以成鳥，象飛鳶之戾空：野鵠來遷而伴飛，都人相視而指看。”到了宋代，放紙鳶已不隻是兒童的遊戲，也成為成年人的娛樂。王明清《捍麈後錄》上記：宋微宗趙佶初即位，愛好玩樂，在“禁中放紙鳶，落人間”。宋仁宗的宰相寇準的《紙鳶》詩說：“碧落秋方靜，騰空力尚微。清鳳如可托，終共白雲飛。”《武林舊亭》記載，宋孝宗奉宋高宗在西湖上遊幸，“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至於吹彈、舞拍、投壺、蹴鞠、雜藝、水爆、風箏，不可勝數。”在廣泛開展放風箏活動中，社會上便有了賭賽放風箏的人。《西湖老人繁勝錄》記：南宋臨安“城外有二十座瓦子，街市舉放風箏輪車數椽，有極大者，多用殊紅，或用黑漆，亦有用小輪車者，多是藥線，前後賭賽輸贏。輸者頃折三二兩線，每日如此。”在社會廣泛開展放風箏遊戲的基礎上，也有了專門紮製風箏和製作放風箏線的小手工業者。《武林舊事》記載：臨安城就有賣“彈弓、鵓鴿鈴、風箏、藥線”的幾十戶人家：專業放風箏的藝人，有“周三、呂偏頭”等。由此可以窺見宋代放風箏活動開展的盛況。
宋代已認識了放風箏遊戲的健身作用。《續博物誌》載：“今之紙鳶，引絲而上，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泄內熱。”放風箏要長時間昂首仰望，還要奔跑疾走，舉臂牽引；而放風箏又多是在空氣新鮮的郊外。這確是一種寓健身於遊戲之中的極好活動。明、清時期的放風箏活動就有了更大的發展，不僅一般人家，就象《紅樓夢》中所描寫的寶玉、黛玉那樣的文弱公子、小姐，也在大觀園中放風箏。放風箏遊戲畢竟是兒童參加的多。明清時有許多詩都是借兒童放風箏以寄意。如宋伯仁《紙鳶》詩：“弄假如真舞碧空，吹噓全在一絲風。惟慚尺五天將近，猶在兒童掌握中。”徐文長《紙鳶圖》詩：“柳條搓線絮搓棉，搓夠千尋放紙鳶。消得春風多少力，帶將兒輩上青天。”孑L尚任《燕九竹枝詞》：“結伴兒童褲褶紅，手提線索罵天公；人人誇爾春來早，欠我風箏五丈風。” -
紙鳶為什麽又叫風箏呢?因為“於鳶首以竹為笛，使風人竹，聲如箏鳴，故名風箏”。後來由於紙鳶不常安笛，故徒有風箏之名了。李聲振《百戲竹枝詞》：“百丈遊絲放紙鳶，芳郊三五禁煙前。風箏可惜名空好，不及雷琴張七弦。”這些詩都別有寓意，寫得十分有趣。
(六)擊壤以為戲樂
擊壤，是我國古代的一種投擲遊戲。《太平禦覽》卷七百五十五《擊壤》條引《釋名》(一說東漢劉熙撰)日：“擊壤，野老之戲也。”擊壤之戲，在邯鄲淳的《藝經》上記載得比較清楚。它說，“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失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為止。”
擊壤之戲，起源甚早。傳說中的唐堯時有老人擊壤於道，而唱擊壤歌。歌詞雲：“吾日出而作，日沒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有何力於我哉?”(見《群書治要》卷十一引《帝王世紀》)此歌早見於王充《論衡·藝增》，文字略有不同，載雲：帝堯之時，“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日：‘大哉，堯德乎!’擊壤者日：‘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
三國時，吳盛彥曾在《擊壤賦》中說：“論眾戲之為樂，獨擊壤之可娛。因風托勢，罪一殺兩。”“罪一殺兩”，是說擊壤的方法或規則，其詳細內容不得知。晉人周處《風土記》說：“擊壤者以本作之，前廣後銳，長可尺三四寸，其形如履。臘節，童少以為戲，分部如搏也。”這條記載與前麵所引《藝經》的意思相同，都是說擊壤的方法和規則及用具。擊壤之戲，在晉代還有人玩。據文獻記載，皇甫謐就與人擊壤於道。如《太平禦覽》卷七百五十五《擊壤》條下說：“玄晏(皇甫謐號玄晏先生)日：‘十七年與姑子果柳等擊壤於路。”’
在古代，還有一種擲磚之戲，與擊壤之戲相似。擲磚，也分勝負。《太平禦覽》卷七百五十五《擲磚》條引《藝經》說：“以磚二枚，長七寸，相去三十步立為標，各以一枚方圓一尺擲之。主人持籌隨多少，甲先擲破則得乙籌，後破則奪先破者。”擲磚，主要動作是投擲，這與擊壤相象，或是擊壤之一種，或由擊壤演變而來，有待進一步考證。
宋代有拋靖之戲。蜻，瓦石也。拋靖即明代的打瓦之戲，也是一種投擲形式的戲樂，當也源於古之擊壤。明楊慎在《俗言·拋堵》中說：“宋世寒食有拋培之戲：兒童飛瓦石之戲，今之打瓦也。”關於拋堵，楊慎在《丹鉛餘錄》卷九，也有相類的記載，並接著說，梅堯臣《依韻和禁煙近事之什》詩有“竊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靖。’或雲起於堯民主擊壤。”這裏很明確地指出，宋代的拋靖，今(指明代)之打瓦，均起源於傳說中的唐堯時的擊壤之戲。
到了明代，擊壤之戲，演變成打尜或日打拔。尜，是一種小玩具。其形兩頭尖，中間大。據清代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中說：“京師小兒語：‘楊柳青，放空鍾；楊柳活，抽陀螺；楊柳發，打尜尜。”’說明明代北京地區的兒童在每年楊柳發芽之時，常以打尜尜戲樂。又據劉侗《帝京景物略》記載：“二月二日龍抬頭，小兒以木二寸製如棗核，置地而棒之，一擊令起，隨一擊令遠，以近者為負，日打梭梭，古所稱擊壤者耶!”蜻的形製如棗核，即兩頭尖，中間大。它與尜是同一形狀。說明打尜和打堵可能均源於擊壤之戲。
這種遊戲，直到現在仍為兒童所喜愛。擊者將長約三四尺的一根木棒持於手中，將另一根長約二寸、形如棗核的木棒置於地上：用手中的長木棒敲擊地上的短木棒的一端，使之飛起，再用力擊之，使之飛遠：以近者為負。負者需大聲呼“靖……”，邊呼邊跑，一口氣把勝者擊出的短木棒拾回來。這種遊戲，不僅可鍛煉敏感的擊敲技能，而且也能鍛煉奔跑的能力。它較投擲木塊或磚瓦要複雜些，而且更有興趣。這種打堵，也是由古之擊壤演變而來，或直接稱之謂擊壤，當也無大不妥。綜上所述，擊壤起源甚古，經曆代演變，名稱不一。它是一種老人和兒童都喜愛的娛樂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