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葬於會稽山嗎?

浙江紹興城南會稽山，相傳是夏禹朝會天下諸侯計功行賞於此而得名。會稽，據說還是大禹治水之處和葬地，而司馬遷在《史記》一書中卻說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踐，“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是夏後帝少康庶子之苗裔。這個千古曆史懸案，自20世紀20年代史學界以著名學者顧頡剛先生為首所展開聚訟論爭以來，迄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

清代學者梁玉繩認為，大禹巡狩並葬會稽之事，不足依據。當時建國多在西北，不宜獨偏江南，若果巡狩所至，總會東南諸侯，並不應遠來於越(見《史記誌疑》卷二)。顧頡剛先生即指出：“商周間，南方的新民族有平水土的需要，醞釀為禹的神話，這個神話的中心點在越(會稽)；越人奉禹為祖先。自越傳至群舒(塗山)，自群舒傳至楚；自楚傳至中原。”(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兩先生》，載《古史辨》第1冊)蔣炳釗、辛土成等先生認為司馬遷之說大可值得懷疑，蔣先生指出：把越說成是夏代的後裔，從考古資料到文獻記載都難於找到可靠的證據，越族不是夏族的後裔是很清楚的。係統地批判了流傳已久的“越為禹後”說的錯誤(見《“越為禹後”說質疑》，載《民族研究》1981年第3期)。梁釗韜先生則主張在夏禹的時候，東夷越族已經成為華夏民族的成員，共同建立了夏國，因而東夷越族在傳說中，流傳他們是夏的後裔，其後文字記載便把越王勾踐的祖先認為是源出於禹之後，是合理的。可能在夏之時，會稽在山東泰山附近，為東夷越族人所崇敬，其後蘇、魯地區與華夏民族融合，不再被稱為越人，後浙江越人因懷念其先祖，會稽一名又出現在浙江。故這個傳說頗有來曆，並非隨便臆造。(見《百越對締造中華民族的貢獻——濮、萊的關係及其流傳》，載《百越民族史論集》1982年版)

劉宜均、趙鳴先生對林華東先生在《再論越族的鳥圖騰》(《浙江學刊》1984年第1期)一文注中認為夏禹是不可能到達浙江之說，提出了商榷意見，認為夏禹會諸侯於會稽山，及大禹死於會稽之事，史書中均有記載，尤以《越絕書》記述最詳。依《越絕書》所載，大禹曾兩次到過紹興會稽，第一次是為了治水，並在此計功行賞；第二次是稱帝以後巡狩江南時，病死於會稽，被葬在會稽山下。司馬遷的說法是可信的。(見《禹葬會稽考》，載《浙江學刊》1985年第2期)對此，林華東先生撰文就大禹與紹興會稽的關係進行了全麵剖析論證，答複了劉宜均、趙鳴先生。林文認為先秦古籍記載中的會稽並無確指就在今日的紹興，逮至西漢，司馬遷才提出會稽就在紹興的觀點，東漢以後，這個說法便被解釋得更加具體，後代方誌又大加附會、渲染，派生出種種傳說來。紹興會稽大禹陵、禹廟、禹穴，果真是夏禹聖跡嗎?林文認為欲解此謎，當從考古學人手，再印證以典籍，方能揭示當年原貌。如果大禹時代的寧紹地區已納入夏之範圍，那麽，它在考古學上所反映出來的文化麵貌，應與夏文化基本一致。目前，夏文化遺存是以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為代表，而浙北、寧紹地區相當於夏商時代的文化遺存主要是以上海市馬橋遺址第四層為代表，即“馬橋類型”，兩者分布範圍不同，文化麵貌更是差別很大，紹興並非夏土是很清楚的，大禹決不可能遠離故地在此治水，或朝會諸侯，並葬於此。徐旭生先生也曾指出，當時“錢塘江以南的山嶽丘陵地帶，也不至於有洪水的泛濫”(《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其實，王充早就對此提出異議，他在《論衡·書虛篇》中說：“舜至蒼梧，禹到會稽，非其實也”，指出“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虛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於此山”?王充是漢代浙江上虞人，對於會稽逸聞古事，當有了解和調查，並不以司馬遷之說為然。林華東進一步根據《管子·封禪》、《墨子·節葬下》和《史記》所載：“禹封泰山，禪會稽”，以及《淮南子·汜論訓》高誘注“會稽”是：“在泰山下，封於泰山，禪於會稽是也”，和楊向奎、梁釗韜等先生的研究成果，認為早期的會稽應在山東泰山附近，紹興會稽是由山東的會稽喬遷而來，這是同某支夏後裔南徙入浙有關。《吳越春秋》曾載範蠡築越城成功後，怪山自生，說是從山東琅琊一夕自來，此文反映出越之先祖由山東南徙之若幹史影；《越絕書》載越王勾踐滅吳後遷都琅琊，也不無重返桑梓之嫌。當時，夏人抵浙後，逐漸與當地土著融合在一起，並慢慢占居統治地位，後因懷念其先祖，故會稽一名及其與大禹的傳說亦便出現在浙江了。這種例子不在少數，而司馬遷因相距年代久遠，不明其中底細，誤把喬遷的紹興會稽當做山東泰山附近的會稽，致使後人欲識其真麵目，誠非易事。(見《紹興會稽與禹無涉——兼論於越源流》，載《浙江學刊》1985年第2期)

陳橋驛先生的《“越為禹後”說溯源》(載《浙江學刊》1985年第3期)文中即主張大禹巡狩會稽和死葬會稽的故事，是越王勾踐強大以後，為了軍事上、外交上和內政上的需要，有意編造出來，並加以散布，屬托古之辭。少數民族為了政治上的原因而編造一種傳說以自稱漢族後裔的事，在以後的曆史上一直存在，不足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