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因果報應之謎
善惡報應並不歸佛教所專有，它是世界各國和中國各家學派普遍存在的道德意識。
中國古代的各家學派也有善惡報應的說法。
《易·坤·文言》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論語·季氏》：“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左傳·隱公元年》：“多行不義必自斃。”
《老子》講：“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墨子·天誌》：“人之為善，天能賞之；人之為暴，天能罰之。”《墨子·法儀》：“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
道教最初的經典《太平經》講：“為惡則促，為善則延。”道士們有一句口頭語：“諸惡莫作，諸善奉行。”
西漢陳平臨終說：“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複起，以吾多陰禍也。”
東漢黨人範滂臨刑對兒子說：“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
這些都說明，早在佛教傳人中國前，善惡報應說就廣泛流行了。
中國後來的善惡報應說，尤其是佛教徒中的報應說，是來自因果報應的影響。構築這一係統佛教理論的是東晉名僧慧遠。
原來，佛教中有三生、三業之說。三生也叫三際、三世，指前生、現生、來生，也叫前世、現世、來世。三業也叫作業，指身業、語業、意業，泛指人的一切身心活動。三業有善、不善、不惡不善之分，由因緣產生的報應也分成善、不善、無記三種，叫作業報。
魏晉時，許多人用好人無好報、惡人反受好報的事實，對佛教的因果報應說進行抨擊。為解決這一疵漏，慧遠將因緣、六道輪回、三生、業報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創造了佛教的三報論。其基本內容是，業有三報，現報、生報、後報。六道輪回的趨向是根據人在現世中的作業而定的，現世中不向善而向惡，將生生世世在低於今世的境界中輪回；現世向善，死後將輪回到較高的境界，最後進入涅煔和極樂淨土。有的人今生作業，今生受報，叫現報；今生作業，下一世受報，是生報；今生作業，經過無數次輪回後才受報，是後報。
慧遠的三報說，論證了因果報應的必然性，解決了好人不得好報，壞人不得惡報的矛盾，比中國傳統的善惡報應更加荒唐神秘，也更加全麵合理。中國世俗社會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不到，時辰一到，一定要報”，顯然是受了三報論的影響。
中國社會風俗中的善惡報應說，是綜合儒、道、佛等各家的報應說而形成的。由於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與佛教文化的差異，它與佛教的因果報應仍有顯著的區別。
第一，從善惡觀上看，佛教的因果報應把殺生放在首位，而中國民間的善惡報應則把不孝和忘恩負義視為大惡。
佛教有殺生、偷盜、邪**、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艜恚、邪見等“十惡”，凡此諸行均遭惡報。由於佛教認為一切生靈都可能是由人輪回轉世而來，所以主張眾生平等，眾生悉有靈性，視殺生為十惡之首，遂有殺生報應之說。
在佛教傳入前，中國並無殺生報應之說，隻有愛惜初生方長之物的說法。
《禮記·祭義》載曾子語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呂氏春秋·孟春紀第一》：“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無蒲無卵。”
所謂食葷，也僅指蔥蒜一類的“菜之有辛臭者”，並不忌魚肉。
自佛教傳入後，基於殺生食肉報應之說，棄葷食素放生的習俗也產生了。然而，這些行為隻是在吃齋念佛的教徒中流傳，且把殺生主要放在殺人上。殺生是大惡，放生、救生是大善，信佛的人常講：“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一般人仍是漁獵者自漁獵，食肉者自食肉，宰殺者自宰殺，僅僅是反對殺生過當。尤其是宋以後，宰殺雞鴨魚鱉受報應的記載幾乎沒有了。清人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卷五載：“六畜充庖常理也，然殺之過當則為惡業。”
中國封建社會也有十惡之罪，隋朝正式寫進《開皇律》中，有謀反、謀大逆、謀叛、謀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從隋唐到明清基本上都是這些內容，除帶有政治性的謀反等內容外，世俗社會的善惡觀主要是選擇了“不孝”和“不義”為大惡。即便是吃齋念佛的信徒，也把孝放在前麵。清代有句俗語說：“在家敬父母，何必遠燒香。吃齋勝念千聲佛，作惡空燒萬炷香。”仍然是敬父母在前，吃齋在後。
由於儒家“義”的影響，中國社會特別憎恨忘恩負義的行為，認為是“殺人可恕，情理難容”。對待別人的恩惠，中國人的道德觀念是，“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太平廣記》卷121載，唐朝惠達以70萬巨資，幫助師夜光進京，被唐玄宗拜為四門博士，得到無數賞賜。當初，師夜光指天盟誓，絕不忘恩負義，現在非但不思報恩，反而誣陷惠達罪名，將其害死。幾天後，師夜光遭惠達冤魂纏身，毆打而死。受戲劇《秦香蓮》的影響，現在仍然把陳世美當作夫妻忘恩負義的化身。
第二，佛教把因果報應的基點放在來生來世，不重視宗法倫理，強調自業自報，自作自受，“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代受”，即報應不殃及子孫。中國世俗社會的報應隻限於今生今世，決不讓做惡者逍遙到來世。今生不得報，則要轉嫁到子孫身上。反映了中國重現世，輕來生的文化特征和濃厚的宗法觀念。
宋人李槨《太平廣記》、洪邁《夷堅誌》、元人陶宗儀《輟耕錄》、清人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是較多記載善惡報應的雜記。所記事例大都是今生今世受報或報應在子孫身上。《閱微草堂筆記》載，獻縣史某為賣妻者償債，賣妻者欲以妻薦枕謝恩，史某正色拒絕。後來，史某全村遭火災，村民無一幸免，唯獨史某妻兒安然無恙。
《括異誌》載，漢陽羅紹因鄰家的豬拱了自己的籬笆，將豬捉住截去一耳。後來，羅紹生了兩個兒子，都少一隻耳朵。
黃光大《積善錄》講，“不積陰德者不見其有後也”，“多積陰德，後世必昌”。中國世俗社會常講祖上的陰德、陰功，為子孫積點陰德等，都是基於這一報應說。《三字經》講“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竇燕山是五代人，坑騙欺詐，橫行鄉裏，後來改惡行善，本人益壽延年，身生五子，俱登科榜。人丁興旺、斷子絕孫，往往是對作業者的子孫報應，實際上也是今生今世，讓作業者在今生今世享受天倫之樂的幸福，或者受絕戶的煎熬。
第三，佛教否認宇宙間操縱、主宰、監督眾生命運力量的存在，把主宰因果報應的力量歸於個人行為的善惡，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自己對自己的行為、命運負責，作業是塑造未來生命因素的決定力量，既非上帝主宰，也非天命安排，六道輪回是生命因果報應的唯一自然規律。從道德修養上看，是一種道德的自律。中國世俗社會的善惡報應是建立在天道觀的基礎上，強調“舉頭三尺有神明”，皇天後土、河神龍王、雷公電母、冤魂纏身、火燒水淹、虎食蛇吞，天地間的一切都承擔著報應的職能，都是監視人的善惡的力量。從道德修養上看是一種道德的他律。
佛教擔任報應職能的隻有六道輪回，它不是有意誌的力量，而是一種自然規律，而中國世俗的報應不僅是多元的，而且是有意誌的。
佛教傳入後，中國也有了來生當牛做馬的說法。如秦將白起坑殺40萬趙卒，後人傳他為七世女身；唐朝宰相李林甫七世為娼，南宋秦檜轉生為畜牲，那隻是為了泄憤。中國人的報應主要不是六道輪回，而是天地萬物。
“蒼天在上”、“老天有眼”，是報應寄托在天身上。不孝者多由雷公來執行，誣陷他人者多由冤魂纏身來執行。《夷堅誌》載，一牛販用青蛇和藥拌在飼料裏喂牛。這樣增肥快，但牛肉卻有毒，結果牛販被水淹死。
《淮南子·覽冥訓》載，漢水東隋侯見一大蛇受傷，以藥給蛇治傷。傷愈後的蛇從漢水中銜出一顆明珠，以報救命之恩。《輟耕錄》載，杭州一凶徒淩妻欺母，把刀藏在路上，騙母至，欲抽刀殺母。結果跳出一條大蛇，將惡徒逼到沼澤內，七竅流血而死。
中國世俗社會一直流傳“結草銜環”報恩的說法。
《左傳·宣公五年》載，晉臣魏顆之父有愛妾，病重時說，“必嫁是”，臨終又說，“必以為殉”。父死後，魏顆根據父親清醒時的遺囑，把父妾嫁了出去。秦晉輔氏之戰中，魏顆見一老人結草將秦將杜回絆倒，俘虜了杜回，立了大功。後來，老人托夢給魏顆說：“餘為所嫁婦人之父，爾以先人治命嫁女，以是結草以報。”
《後漢書·楊震傳》李賢注引《續齊諧記》載，東漢楊寶九歲時，見一黃雀被鴟梟咬傷，掉在地下，被螞蟻所困，將鳥取回家，養好傷飛走了。當夜，有一黃衣童子來拜謝說，我是西王母的使者，感謝你的救命之恩，以白環四枚相贈，“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楊寶即楊震之父，從楊震開始，弘農楊氏四世三公，成為東漢著名的世家大族。
第四，佛教因果報應教人通過積善修行，進入涅粘境界，超出六道輪回、因果報應的束縛。即提倡超越是非善惡，進入超道德的境界。中國世俗的善惡報應不熱衷於來世的天堂，隻是為了個體人格的完善，為子孫留下陰德。又認為，報應是永恒的，“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天神作了惡也遭報應，通常是打人凡間受苦。
這些差異，都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重今生，輕來世；重實際，輕幻想；重家族，輕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