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與士共治02

二、隋朝科舉製兼容並蓄的政治文化內涵。

史料記載，隋朝創建科舉製初始，考察考試從形式到內容既有鮮明的製度創新性，又有顯著的文化繼承性；以綜合素質考核為主，考試和薦舉並舉，科目設置比較全麵，根據專業需要采取與各科相適應的方式；具有厚重的儒家文化特色，重孝重德，重禮重義，重點突出，各有側重，符合政治用人的一貫標準。隋朝實行的科舉製，是對春秋戰國時期以來諸子百家政治文化的有選擇的繼承，是建立在以儒家價值觀念為核心基礎之上的一種綜合素質的考評體係。公元583年（開皇三年），隋文帝下詔，“如有文武才用，未為時知，宜以禮發遣，朕將銓擢”。公元604年，隋文帝去世，在位23年。其子隋煬帝楊廣繼位。三年後(公元607，煬帝大業三年)，煬帝詔告天下，薦舉賢良之士，設置十科舉人，進一步明確了科舉製選士標準：“夫孝悌有聞，人倫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潔，所以激貪厲俗，有益風化。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並為廊廟之用，實乃瑚璉之資。才堪將略，則拔之以禦侮；力有驍壯，則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藝可取，亦宜采錄；若眾善畢舉，與時無棄。以此求理，庶幾非遠。文武有職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舉人。有一於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升用。其見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舉送之限”。由此可見，隋朝科舉製對人才要求，完全是建立在民本基礎之上的，普天下有才之士，機會一律均等。既有全麵的德才兼備的綜合標準，又有量才使用、取之所長、“不必求備”的靈活尺度。而“文才秀美”僅僅是衡量士人文學修養的基本條件。“在隋朝及唐初，恐怕並非‘以進士科為主要取士科目’，對此有待進一步考證”。“十科舉人中，大概文才秀美一科就是進士科”。“從內容來看，文帝時期的科目注重品德方麵，體現了‘禁斷浮詞’，重視‘人均之道’的精神。煬帝的‘十科’中，第七位是‘學業’，第八位是‘文才’”。此後兩年，煬帝再次詔令，以“學業該通，才藝優洽；膂力驍壯，超絕等倫；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強禦”（14）四科舉人，則體現的是“文”、“武”、“勤”、“公”的用人標準，與現行的“德”、“勤”、“能”、“績”考核標準具有某些相似之處。但“四科舉人”已經顯露時尚文辭的趨勢。

隋朝十科舉人標準，高度概括和集中體現了自孔子以來，儒家及諸子百家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其內容均蘊含著厚重的中華民族傳統價值觀念的豐富內涵。其一是孝悌有聞，集中體現一個“孝”字。“孝為百行之首。”秦漢提倡“以孝治天下”，孝悌便成為人們做人做官的基本準則和行為規範。“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孝，利親也，以親為愛”。其二是德行敦厚，集中體現一個“德”字。“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從古至今，以品德優良、高風亮節、勤政愛民、嚴於律己為主要內容的德行，始終是做人之本，為官之基。”其三是節義可稱，集中體現一個“義”字。“節義之人濟以和衷，才不啟忿爭之路，功名之士承以謙德，方不開嫉爐之門”。其四是操履清潔，集中體現一個“禮”字。“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顯示出對儒士為官的信任。其五是強毅正直，集中體現一個“信”字。“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其六是執憲不撓，集中體現一個“公”字。執法嚴明，公正公平；廉潔自律，不畏強暴。“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其七是學業優敏，集中體現了一個“智”字。博洽通達，“篤誌好古，耽悅典墳，學行優敏，堪膺時務，所在采訪，具以名聞”。其八是文才秀美，集中體現了一個“文”字。“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修文德以來之”。其九是才堪將略，集中體現一個“才”字。“然亮才，於治戌見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其十是膂力驍壯，集中體現一個“勇”字。“天寶末，取驍壯以充赤水軍騎士”。驍勇健壯是對軍事人才的選士標準。隋朝的科舉製，既主張德政，也主張法治，既注重修文，也注重弘武，唯獨不提倡人治。隋朝時，由於“科考”與“察舉”並舉，有的科目適合考試則采用考試的辦法，比如“智”、“文”、“才”；有的科目適合薦舉則使用薦舉的方式，比如“孝”、“德”、“禮”、“勇”等。“隋以前的察舉取士總體而言還是以舉薦為主，考試為輔”。在十科中，適合考試的科目隻占一小部分，所以，考試的作用也是相當有限的。

科舉與“教學”（教育）實行“雙軌製”。在隋朝建立科舉製度的過程中，自始至終，科舉是科舉，教育是教育。科舉與教育是兩套並行的製度，互不幹涉，互不混淆。隋煬帝即位的當年（公元604年），就下詔全國：“君民建國，教學為先，移風易俗，必自茲始。”把教育視為全民的頭等大事，置於“君民建國”的首要位置。這是統治者從“移風易俗”出發，為提高國民素質、優先發展教育而做出的戰略決策。從中，我們看到了其父隋文帝當年“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的影子。煬帝即位三年後，才先後頒布詔令“十科舉人”、“四科舉人”，均為政治選士之舉。隋朝統治者清醒地認識到，科舉製是通過分科考試，選拔政治人才的製度，而“教學”是通過學校傳授知識，培養“移風易俗”人才的製度。“在科舉製產生以前，選士製度與育士製度基本上是脫節的”。在漫長的封建社會曆史發展過程中，由於“教學”與“科舉”之間具有一種求知與進士的必然聯係，即進士必須求知，求知必定要接受教育。古時候沒有類似今天這樣的“黨校”、“行政學院”之類的專門用來培養“舉子”的機構，“教學”便應用而生地承擔起了這項政治任務。

那種認為“科舉之製在隋代隻不過初具雛形”的觀點，隻是認識到了科舉製在唐代以後科目繁多的變異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影響，並沒有真正認識到隋朝科舉製興起時那種民本意識盛行的政治背景和孝德為先的厚重文化內涵，以及科舉製在唐朝被斷章取義的截取、被統治者憑個人好惡扭曲的異化過程。人類社會在其發展變化的曆史進程中，存在許許多多的不確定因素，國運的長短，有其更為重要的、起決定作用的曆史原因和最高統治者個人因素等等。曆史上，最先實行根本製度創新的國度，時運總是短暫的。比如秦朝（15年）、隋朝（37年）和中華民國（38年）等等。一種新製度所起的作用卻是潛移默化的，更何況這個製度的利弊本身還不為廣大國人所理解，所認識，還沒有自上而下的推廣開來，沒有形成文化上的認同感。

三、科舉製在唐朝的變異。

唐朝以後的科舉製，背離了隋朝初創科舉製的本義，大概用了200年，走完了一條由皇權主宰的既背離民本意識又脫離社會現實的官本造仕之路。

迄今，人們在談論科舉製時，總會習慣地認為，是唐朝承襲了隋朝形成的取士製度，使得科舉製幾經風雨，日臻完善，在自唐代之後清代以前的1300餘年的曆史長河中、在曆代政治統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是基本事實。但科舉製在隋朝初創時的體係並不是後來這個樣子。實際情況是：唐代的科舉製，除了通過考試選士用人的意圖和科舉製的名稱沒有發生變化外，從內容到形式都發生了實質性的變異；隋朝“十科舉人”的選才標準被嚴重篡改，其中大部分重要科目被放棄；用人價值觀發生了根本變化。

毫無疑問，科舉製是唐朝實現集權的基本製度之一，對唐王朝幾度輝煌，達到鼎盛起過重要作用。通常，流傳於社會的一般說法是：公元690年，武則天在洛成殿親自主持對貢生的考試，由此開創了中國曆史上的殿試製度。而據唐史記載，在這之前31年的公元659年（唐高宗顯慶3年），“春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惟郭待封、張九齡五人居上第，令待詔弘文館，隨仗供奉”。由此看出，由史冊記載的首創“殿試”的皇帝應該是唐高宗李治。科舉製本來就是一項選官進士的政治措施，對於最高統治者親臨殿試，通過公開的方式遴選治國良才，本也無可厚非。但此時科舉的內容與隋朝相比，已發生了質的變化。隋朝在向唐朝演變的過程中，隻是借用了科舉製的名稱、方法和組織形式。是按照最高統治者的旨意，對考試科目進行取舍，摒棄了以孝、德、禮、義等為用人核心價值取向的察舉項目，大量增加文才類的考試科目和內容，科舉製便很快取代了以往以薦舉為主的選士製度。

唐朝的“科舉考試大體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常科，每年定期舉行，一種是製科，由皇帝根據需要下詔舉行。常設的科目有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舉、童子等。其中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為常設科目”。與隋朝科舉製所設置的十科相比，唐朝的六個常設科目，相對應、相關聯的隻有“文才秀美”和“學業優敏”兩科。“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節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和“執憲不撓”，這些重要的科目被舍棄了，或作為輕描淡寫的考察科目，並不列為正規程序，不為重視。重文重智，輕孝輕德，已在唐代科舉製中得到了明顯的體現。考試方法有：帖經、墨義、口試、策問、詩賦五種。整個是在圍繞著“文詞”費心勞神。在報考對象上，唐朝規定考生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生徒，二是鄉貢。由中央、地方官學經過規定的學業考試合格，選送到尚書省應試的，稱為生徒。不由館、學而學有所成的為士人，自己向所在州縣報考，經縣、州考試選拔報送尚書省應試的，稱為鄉貢。從公元736年（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對報考資格的要求越來越嚴。公元807年（唐憲宗元和二年）詔令：“舉人曾為官司可罰，曾任州縣小吏，雖有辭藝，長吏不得舉送，違者舉送官停職，考試官貶黜。”公平公開在這個時候也大打折扣。“社會所需要的人才是各方麵的，靠幾科考試是不可能選出真正的人才，這是簡單的邏輯問題。古代用吟詩賦詞好壞來選行政官員不就是很荒唐的嗎？今天一個研究古漢語的專家學者有何必要一定會外語呢？普遍意義上的‘好官員’首要的是道德高尚，而這一點肯定是不可能用考試來決定的。同時固定的考試內容很容易使人喪失創造力，缺少綜合能力，這樣選出的人才如何能應付複雜多變的現實社會呢？”那種認為“唐朝繼承了隋朝科舉製”的理論觀點是名不副實的。

這種變異淡化了隋朝以民本為主體、以儒家兼容諸子百家優秀文化傳統為核心載體的科舉體製基礎，將統治者的治國意圖和興致愛好作為選士用人的最高標準，逐漸演變成了一個在皇權旨意擺布下的官本政治用人體製，科舉進士成了文人墨客的卷場決鬥。這個體製的形成，既有力地推進了中央集權封建統治用人製度的規範化、法製化、固定化和偏執化，一次次地加速了中央集權的高度集中統一，在極大地推進了唐、宋、元、明、清等各個後續朝代巔峰迭起的同時，也一次次地將這些封建王朝推向窮途末路，最終，使科舉製本身壽終正寢。

四、科舉製在唐朝的變異特征及對後世社會的消極影響。

（一）變異的主要特征。

特征之一：科目偏廢，重文輕德。唐初所開的科目，如明法，明算，明字諸科，頗能切合實用，拔取真才。其後僅重明經，進士二科，明法科更隨之而廢，流弊因而產生。此因明經科重視帖經，士子對經籍遂努力背誦，久之，‘試學者以帖字為通經，而不窮義旨’；進士科則重詩賦創作，久之‘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唯擇浮豔’。不論明經或進士科，演變至後期，都各走極端。[34]就考試內容看，明經與進士皆屬文學科目，並不是隋朝時“孝、德、義、禮、信，公、智、文、才、勇”齊備的科舉體係。

特征之二：以考代舉，就“試”論“試”。在隋朝，“科考”與“察舉”是科舉製的兩個重要程序。“察舉”是一個通過長期的社會實踐，綜合的觀察人、了解人、認識人的程序，也是經曆史證明的行之有效的措施。“科考”則是通過答卷的方式評判應試者智能學識的程序。互相不能取代，兩者的有機結合才是舉士的最佳方式。而唐朝“在整個官員選拔製度中‘主要以考試成績決定取舍’，即表明由察舉製度變為科舉製度了”。科目設置及考試內容、方法的變化，便清晰地反映出唐朝用人價值取向的變化。

特征之三：士人輕浮，鮮廉寡恥。唐朝的科舉偏重個人文才，忽視德行修養，具有明顯的“唯才是舉”傾向。由於缺乏綜合考察，僅以“文才秀美”標準中舉的進士，多出寒門，缺乏家訓製約，行為表現輕薄；一朝得誌，便放浪不羈。至今，人們還可以從這一時期的詩文辭賦中感觸到輕浮墮落的意味。“唐代新興之進士……尤其放浪不羈之風習，故唐之進士科，與娼妓文學有密切關係(即文學創作多以娼妓為題材)”。唐朝中期李肇所著《唐國史補》中曾記載了這樣一段故事：“貞元十二年，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反目，蔡南史、獨孤申叔播為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雲之歌。德宗聞之，怒，欲廢科舉，後但流斥南史、申叔而止。”蔡南史、獨孤申叔均為風流進士，唐德宗因此事認為進士中存在某些浮華輕薄之風，因此“欲廢科舉”。唐朝科舉的試前推薦，表麵看似乎有些像“薦舉”，其實仍然是圍繞文辭設置的一道門檻。由於試前推薦的重要，士子們爭相尋求名人對自己的文章進行品判。先是為登訪名人，奉上大量金錢要求接見，進而呈上自己的文章望得好評，名為“求知己”，若名人不閱不評，則再投，謂“溫卷”，溫卷還得不到品評，便會攔路堵截，要求接見。如此卑躬屈膝，皆顯士人為求中舉，鮮言廉恥。

特征之四：學為做官，習非所用。唐代的科舉製發展到中後期，已嚴重脫離實際，脫離現實，學與用無關，學就是為了考試，考就是為了做官。“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故士林鮮國體之論，其弊一也……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在唐初進士、明經、明算、明法等科尚可並行，到後來，僅以進士、明經二科為主，實用性科目倍受冷落。隨著官本意識的提升，人們皆以當官為榮，實用科技不能成為科舉入士的條件。

（二）變異對後世社會價值取向的負麵影響。

自唐朝開始，年複一年的科舉考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彰顯其政治價值取向的晴雨表，成為應試舉子們由“江湖”向“廟堂”流動的直通車。在皇權的驅使下，年複一年的科舉考試的背後，是民本意識日複一日的被淡化，被冷落，被遺失；而官本意識則一天天在滋生，在增長，在擴張，是後世官僚主義思想和官僚主義作風產生的製度根源。社會意識形態，是國家政治、法律、道德、哲學、藝術、宗教等各種社會觀念的總和。唐朝社會意識形態由民本向官本的轉變，是統治者實現中央集權需求的反映。科舉製在實現這種轉變的過程中，效忠效力，盡了犬馬之勞。科舉製在唐朝的變異，尤其是“殿試”製度的建立，由皇家主導的影響中國社會長達1400多年的官本意識，便從這個曆史時期開始，成為主導士人階層價值取向的主流社會意識形態。上古先賢們所提倡並為之不懈努力堅守的民本意識，從此開始一天天萎縮、滅失，科舉製的負麵效應在一天天顯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學問勤中得，螢窗萬卷書；三冬今足用，誰笑腹空虛”。便是對科舉製由隋朝到唐朝走向變異後的真實寫照。在耀眼的皇權光環籠罩下，進士成為知識分子人生的最高奮鬥目標和體現人生價值的唯一追求。此時，“仕途”便與“學途”合二為一了。唐代以後的曆代社會逐漸混淆了“教學”與“科舉”的概念以及二者之間的本質區別，是“學而優則仕”和“讀書做官論”盛行的重要曆史原因。這一由民主呼聲和民主需求醞釀的民主製度，在中央集權演繹到登峰造極時，便走向了民主的反麵，成為在皇權庇護下，為集權製盡忠盡孝的禦用工具。科舉製的異化過程，從吏製的角度映證了唐代以後皇權思想的普及程度和皇權自上而下係統化的發展軌跡。從此，在各朝各代各級衙門的官員身上，都可或多或少地領略到皇家的身份特征和皇權至高無上的影子。

對社會價值觀造成嚴重扭曲。許多讀書人苦讀一生，都是為了科舉及第後的富貴榮華，他們從幼年起就在為考試苦度十年寒窗，為做官消磨人生寶貴時光。參加科舉得中後的仕子們，成為統治階層中的官僚，成為統治皇權的附庸，成為統治的工具。既然有得中後的喜悅，當然也就有落地的痛楚。許多人就如《儒林外史》中的老童生周進一般，到老還是個秀才，把自己一輩子都奉獻給了科舉。有道是“負凳提籃渾似丐，過堂唱號直如囚”，“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唐朝的科舉製，“不僅僅遏製了自然科學技術的發展，而且，還扭曲了許多讀書人的身心，從而給中國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內耗”。

嚴重誤導了教育的發展方向。科舉製度是中國曆史上選拔官吏人才的政治製度。科舉製度盡管在各個不同的曆史時期對中國教育起到過某種促進作用，與教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但它從來就不是一種正規的教育製度。把教育製度和科舉製度聯係在一起，使教育陷入誤區。一種選拔政治人才的科考製度的建立，卻天經地義地改變了學校教育的發展軌道，中國古代的學校教育從此走上了命運多舛的不歸路。唐朝以後，學校教育與科舉製之間的輕重存廢，總是遵循著重學校輕科舉—科舉與學校並重—重科舉輕學校的一般規律。在變異的科舉製度的樊籬之中，學校變成考試培訓的基地，教育淪為科舉進士的附庸。隨著科舉製的變異加劇，學校教育的獨立性逐漸喪失，教育教學都圍繞著科舉考試來進行，社會也逐漸產生偏重科舉、輕視學校的風氣。考試內容側重經典章句，追求華麗詩賦，方法機械呆板，多靠死記硬背。既不利於選拔和培養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又養成了空疏的學風。人們讀書的目的不是為了求知求真，而是為了獲取功名利祿。這種具有強烈功利色彩的教育觀，長期支配著中國的學校教育。明清實行的八股取士製，更是對唐朝科舉製的變本加厲的承襲。嚴重阻礙了科學文化的發展，是導致近代中國自然科學落後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人自覺不自覺地把科舉製與教育強行聯係在一起，實則是對科舉製的一種誤解和對教育的不了解。廢止科舉製100多年過去了。而今天，科舉製的強大生命力仍舊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的教育。以高考為例，“從1905年算起，中國廢除科舉製度整整一個世紀了。然而，科舉卻以另一種形式在中國的教育領域恢複並存續著。從理論上講，恢複高考隻是恢複高等教育製度的外在的組織形式。但高考製度的幾度廢興，總是沒有擺脫科舉考試製度的陰影。高考沿襲了中國曆史上科舉的做法，將一種政治選拔製度強加於教育，賦予高考以選拔的職能。所以有人認為，統一高考製度是中國曆史上選官的科舉製度在教育領域裏的演變”。

在現實生活中，在變異的科舉製的陰影下活著這樣兩種人：一種是為了做官而活著的人，另一種是為了做官的而活著人。至今，我們仍然生活在變異了的科舉製的陰影裏……

三、論宋代的皇權和相權

總之，宋代的皇權和相權之所以都有所加強，在很大程序上是由於當時的士大夫階層個體力量既小，群體力量又大。最後需要解釋的是，我們既讚同宋代的政治是士大夫政治，又認為宋代的政治是皇權政治，兩者豈不抵牾。其實，前者是指宋代國家政權的根本性質是以士大夫階層為主的封建地主階級專政，屬於國體範疇；後者則是指當時國家政權的構成形式是君主專製，屬於政體範疇。君主專製的政體取決於並體現著封建地主階級專製這一國體，兩者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而是亦此亦彼、基本適應。

前麵講到的“紹熙內禪”這一曆史事件就生動地顯示出國體與政體以至皇權和相權的辯證關係。宋光宗實際上是被以趙汝愚等宰執大臣為代表的封建地主階級特別是其中的士大夫階層趕下台的。這表明封建皇帝作為封建地主階級總頭目，不能不代表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如果不能代表，將被封建地主階級更換。從中不難看出趙宋王朝的國體是十足的以士大夫階層為主的封建地主階級專政，也不難發現宋代的相權有所加強。可是，最終作出決定叫宋光宗退位的畢竟是垂簾聽政的宋高宗吳皇後，並且皇位依然世襲。足見宋代的政體仍然是嚴格的君主專製，即使在千鈞一發之際，皇權也並未虛化。如果把皇權的象征化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恐怕與明清時期的曆史實際越發不相符。

宋代的皇權和相權，究竟誰強誰弱？這個命題未必確切，解答者卻大有人在。至於答案，不外兩種：皇權加強，相權削弱；相權加強，皇權削弱。兩種答案各有其可取之處，但對其基本論點，本人均不敢苟同。照我看來，與前代相比，宋代的皇權和相權都有所加強。這並非故作新奇之論，早在南宋時便有此一說。如林駉認為宋代的情況是：“君上有大權，朝廷有公論”；黃履翁肯定宋代“宰相之任重”，同時又斷言“人主之權重”。皇權和相權，此強彼亦強，豈不自相矛盾？其史實依據又何在？這些正是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

一、皇權相權相互依存

宋代皇權強相權弱、相權強皇權弱兩種說法截然相反，可是其出發點卻驚人的一致，都立足於皇權與相權絕對對立，隻能此強彼弱。這不由得使人想起一句俗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話。”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把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稱為“在絕對不相容的對立中思維”。人們不禁要問：皇權與相權到底是什麽關係？難道就不能此弱彼亦弱或此強彼亦強嗎？

從道理上說，皇權與相權隻能此強彼弱，便很難講通。毋庸置疑，“宰相之任，所職甚重。”他們的職責是“掌邦國之政令，弼庶務，和萬邦，佐天子，執大政。”宰相雖然“執大政”，但無非是“佐天子”。皇帝離不開宰相，原因在於“萬幾之煩，不可遍覽”，隻能“設官分職，委任責成。”皇帝和宰相盡管有主從之分，但畢竟相互依存，以致君相一體之說在封建時代頗為流行，封建士大夫總是把君相關係比喻為元首與股肱。

很清楚，皇帝擁有最高統治權，宰相僅有最高行政權，皇權和相權不是兩種平行的權力，相權從屬並服務於皇權，兩者並非絕對對立，而是相互依存。雖然不可能無矛盾，但從總體上說應當是一致的。難怪照不少封建士大夫看來，封建政治體製的正常運轉模式應當是在君主專製的前提下，皇權與相權都強。如南宋人黃履翁在《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2《君權》中，闡述皇帝“攬權不必親細務”時說：“以天下之責任大臣，以天下之平委台諫，以天下之論付士夫，則人主之權重矣。……人主之所謂總權者，豈必屑屑然親事務之細哉？”在他們看來，皇權與相權都強，不僅完全可能，而且理當如此。士大夫理想的政治格局無非是：“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

就史實來說，中國封建時代皇權與相權的變化大致可分為同向消長與逆向消長兩種形態。此強彼弱即逆向消長不僅並非唯一形態，並且不是封建政治體製的正常運轉形態，而是其變態。

逆向消長又分為兩種狀態。一種是皇權加強、相權削弱，如漢武帝後期。當時，“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丞相空有其名，“無能有所匡言”。其原因在於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信任由其親屬和親信組成的名叫尚書的內朝，並用內朝分割以宰相為首的外朝的權力。這不應視為常態，除了與君相一體的原則不符而外，還有三個緣故：第一，漢武帝末年，決策失誤明顯增多；第二，漢武帝死後，隨著皇帝個人對國家政權控製能力的降低，皇權旁落於外戚之手；第三，更重要的是這隻不過是中央最高行政權力轉換的過渡階段，尚書台到東漢初年便正式成為中央最高行政機關。另一種狀況是相權加強、皇權削弱，如東漢末年。這顯然屬變態。一是由於當時相權已由“佐天子”蛻變為“挾天子”，丞相曹操大權在握，漢獻帝傀儡而已；二是因為後來到曹操的兒子曹丕時，便取漢獻帝而代之。可見，相權強皇權弱往往隻不過是改朝換代的前奏。

同向消長亦分為兩種狀態，一種是皇權與相權都弱，如唐朝末年。宋人盡管有“唐末帝王，專委臣下，致多闕失”之說，可是當時藩鎮割據，“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皇權固然弱，相權也不可能強。這雖然與君相一體的原則基本相符，但它無非是五代十國分裂割據的序幕，不能看作封建政治體製的正常運轉狀態，自不待言。另一種狀態是皇權和相權都強，宋代從總體看大致如此。至於其依據，下麵將陳述。

二、看不見篡奪的時代

宋代皇權比前代有所加強，主要表現在皇帝的地位相當穩固，沒有誰能夠同他分庭抗禮，更不可能淩駕於他之上以至取而代之，皇權越發至高無上。

南宋思想家葉適認為宋代至少北宋前期的情況是：“天下無女寵、無宦官、無外戚、無權臣、無奸臣，隨其萌蘖，尋即除治。”淳熙年間，參知政事龔茂良指出：“漢、唐之亂或以母後專製，或以權臣擅命，或以諸侯強大、藩鎮跋扈，本朝皆無此等。”大約同時，陸遊也說：“今朝廷內無權家世臣，外無強藩悍將。”在他們看來，宋代不僅無藩鎮割據，而且皇權既未旁落於其親屬、親信之手，又沒有出現王莽、曹操這類危及皇位的權臣。或許正是依據這些，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將宋代視為“看不見篡奪”的時代。他說：“在唐以前的中世”，“強有力的貴族一旦壓倒皇室，就要發生篡奪。篡奪是中世政治史的一個特征。”“宋以後，便看不見篡奪了，天子的地位非常穩定。”“中世”、“貴族”這兩個概念未必準確，但這個說法本身無疑值得重視。已故旅美學者劉子健的看法與宮崎市定相似，他指出：外戚篡奪“自漢代到五代，屢見不鮮。但自宋以降，不再出現。顯然，宋代是分水嶺。”並進而認為這是君權鞏固、皇權至上的象征。如果不作絕對理解，上述說法可以成立。不過對於此說，搖頭者有之，他們的疑問歸納起來不外以下三個。

疑問之一是：皇權果真至高無上嗎？有的學者斷言：“在宋代，皇帝的權力並不是至高無上的。”據說有兩樣東西比皇權更大，其實都不足為憑。

一是道理大於皇帝。據沈括《夢溪筆談．續筆談》記載，一次，宋太祖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趙普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回答道：“道理最大。”對於不是皇上最大而是道理最大這個說法，宋太祖“屢稱善”。但道理畢竟不是一種權力，何況它具有不確定性，約束力又不強。

二是上天大於皇帝。如熙寧初年，宰相富弼就認為，隻有上天能管住皇帝。他說：“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因此，士大夫常常以己意為天意，並以此約束皇帝。然而就連富弼也明知“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上天虛無縹緲，並不存在。

顯而易見，宋代不存在任何一種高於皇權的權力，也沒有任何一種權力能夠同皇權平行。盡管宋人提出過分權的主張，如林栗說：“人主蒞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但那是以皇權至上為前提：“明主使人持權而不以權與之，收攬其權而不肯獨持之”，意思與“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相近。

疑問之二是：宋代果真“看不見篡奪”嗎？以下兩個事例似乎可以作為反證，但是隻要稍加辨析，不難發現都不足以說明問題。

例一：紹熙五年（1194）六月，樞密使趙汝愚逼宋光宗退位。此事史稱“紹熙內禪”，有下麵五點值得注意：第一，事件的起因是宋光宗患精神病，無法處理朝政並長期不去看望做了太上皇的父親宋孝宗。尤其是宋孝宗去世時，宋光宗拒不出麵主持喪禮，以致“中外訛言，靡所不至。”以趙汝愚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逼宋光宗退位，目的是為了穩定政局，維護趙氏一家一姓的統治。第二，《孟子．萬章》篇稱：異姓之卿，“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同姓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宰相留正作為異姓之卿，見勢不妙，立即逃出臨安城去。趙汝愚作為同姓之卿，則不能一走了之，隻得“易位”即另立他人為帝。第三，宋光宗雖然不願退位，但他畢竟親筆寫下：“曆事歲久，念欲退閑”，可以作為內禪的依據。第四，趙汝愚所擁立的不是別人，而是宋光宗的兒子嘉王趙擴，又由身為太皇太後的宋高宗吳皇後最後拍板並垂簾宣布：“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禦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吳皇後分明是代行皇權。第五，嘉王即宋寧宗也並非搶班奪權者，他一再推辭：“恐負不孝名。”趙汝愚好言相勸：“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並采取強製措施：“眾扶入素幄，披黃袍”，宋寧宗才勉強即位。總之，“紹熙內禪”從目的到手段都與皇權政治的原則完全吻合，絕非篡奪事件。難怪《宋史．寧宗本紀讚》對此加以肯定：“寧宗之禪，獨當事勢之難，能不失禮節焉，斯可謂善處矣。”

例二：宋寧宗死時，宰相史彌遠擁立宋理宗。史彌遠這樣做，目的確實在於報私仇、保權位。宋寧宗的養子趙竑自以為將繼承皇位，他對史彌遠專權頗為不滿，常常在地圖上指著海南島說：“吾他日得誌，置史彌遠於此。”於是，史彌遠蓄意擅自變動皇位繼承人。不過，這件事有三個情節不能忽視：第一，直到宋寧宗時，趙竑僅為濟國公，皇位繼承人並未最後確定。趙竑莫說做了皇帝，即便已被立為太子，史彌遠也將難以下手。第二，史彌遠竭力說服宋寧宗楊皇後，盡管楊皇後起初不讚成：“皇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但她終於出麵假傳宋寧宗遺旨，封趙竑為濟陽郡王，立趙昀為皇帝即宋理宗。第三，宋理宗與趙竑一樣，都是宋寧宗的養子。可見，史彌遠擁立宋理宗，雖屬一大陰謀，然而並未從根本上違背家天下統治精神。何況趙竑不是皇帝，篡奪二字無從談起。

疑問之三是：宋代皇權是否虛化？有的學者給予肯定的回答，認為“宋代是皇權全麵衰微、走向象征化的開端”。而我們的答案則是否定的：宋代皇權並未虛化，當時皇帝至少相當實在地掌握著下麵兩種至關重要的權力。

一種是最終決定權。熙寧初年，參知政事趙拚對宋神宗說：“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這話不無誇張之處，宋代的政令自有其正常形成程序。可是按照程序，必須皇帝“畫可”即最後拍板。有的學者以“為政也專”的宋初宰相趙普為例，證明宋代相權加強、皇權削弱。其具體事例不外是：一次，趙普一再“薦某人為某官”，宋太祖多次斷然拒絕，並“怒裂牘，擲諸地”，趙普“顏色自若，徐徐拾歸，他日補綴舊紙，複奏如初”，宋太祖終於“可其奏”。另一次，一位官員按照規定應當遷官，宋太祖“素惡其人，不與。”趙普“力請”，得到的竟是蠻橫的回答：“朕欲不與，卿若之何？”趙普的確別無他法，隻能空自表示義憤：“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宋太祖“不聽”，把這些話當作耳邊風。趙普隻得緊緊跟隨，苦苦央求，“立於宮上，良久不去。”宋太祖最後被趙普的一片“忠”心所感動，“從其請”。其實，這兩件事恰恰表明宰相與皇帝的關係無非是“你提建議我作主”，宰相盡管有權建議，但皇帝卻牢牢地掌握著“可其奏”、“從其請”的權力即最終決定權。“朕欲不與，卿若之何？”從中不難看出，皇權與相權豈能相提並論！

另一種是宰相任免權。宋人常常這樣說：“人主之職論一相，一相之職論百官。”宰相對百官的任免，作用相當大：“百官差除，從祖宗以來，中書門下同共進擬”，這完全符合當時政治體製的運轉規範，不應看作皇權旁落於宰相之手。至於宰相任免權，皇帝則緊緊地攥在自己手裏，決不放鬆。如熙寧初年，反對王安石執政的人不少：“安石為翰林學士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宋神宗頂住壓力，在將王安石任命為參知政事之後，又把他提拔為宰相。又如隆興元年（1163），宋孝宗固執己見，在把張浚任命為樞密使之後，又將他提升為宰相，並且表示：“朕倚魏公（即張浚）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在宰相任用問題上，官員們的期望隻不過是：“人主於宰相，疑則勿任，任則勿疑。”然而皇帝對宰相很難做到堅信不疑，宰相受懲處者有之，被撤換者更是為數不少。宋代宰相任期雖無年限，但一般任期較短。宋代一共有134名宰相，在134名宰相中，任期累計在120個月以上者9人，僅占6.7%，其中蔡京四起四落，趙普、呂夷簡、文彥博三起三落，秦檜兩起兩落；終身任宰相者11人，僅占8.2%，他們的任期平均不到42個月，其中最長的是王珪，任相105個月，可是在他死後竟被罷相。總之，宰相的升降沉浮以至命運掌握在皇帝手裏。相權再大，也不能同皇權等量齊觀。下麵討論相權問題，這一認識是其前提。

三、皇權並非不受約束

宋代相權比前代有所加強，主要表現在以宰相為首的外朝官員能夠比較有效地防止皇帝濫用權力，以致皇帝不能過分偏袒皇親國戚，曆史上不少朝代用以分割外朝權力並淩駕於外朝之上的內朝在宋代大體上不存在。為避免枝蔓並節省篇幅，宋代大體無內朝，將另文專述。

在君主專製政治體製下，皇權至高無上，但並非不受任何約束。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皇帝作為一定經濟範疇的人格化和一定階級關係的承擔者，不可能不受客觀規律的約束和曆史環境的限製。拿宋代的情況來說，皇權不僅在觀念上受約束，而且在製度上受限製。

先就觀念的約束而論。除了上麵講到的天下不是皇帝最大而是道理最大之類而外，至少還可以舉出以下三種觀念使得皇權難以濫用。

一是“王者無私”論。如朱熹說：“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蔡戡講：“惟人君者，要當以天下為公。”一旦皇帝偏袒皇親國戚，外朝官員往往上奏叫喊：“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雖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後天下之大公立。”如果皇帝一意孤行，士大夫常常上疏指責：“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對於這類言論，皇帝在原則上一般表示讚同。如宋高宗向大臣表白：“治天下，蔽以一言，曰公而己，朕亦安得而私！”據張端義《貴耳集》卷上記載，宋孝宗之所以“聖德日新”，是由於他懂得：“天下是天下之天下。”

二是“人君有過”論。如範祖禹說：“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劉黻講：“大凡人主，不能無過。”正是以這種觀念為基礎，當時人強調：“宰相以正君為職”，“士大夫以麵折廷爭為職”。皇帝在頭腦清醒的時候，也並不自以為一貫正確。羅從彥《遵堯錄》中，這類事例就不少：宋太祖為“偶有誤失，史必書之”而發愁；宋太宗告誡宰相：“朕若有過，卿勿麵從”；宋真宗要求宰相充分發揮作用，力爭做到決策“無失”；宋仁宗擔心自己“所慮未中於理，而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於人。”至於素有南宋英主之稱的宋孝宗，更是不時反省自己，他多次歎息：“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後半句話未免謙虛過分。

三是“君道無為”論。如曾肇說：“帝王號令，務要簡大。若夫立法輕重，委曲關防，皆有司之職，非帝王之務。”皇帝對於這類言論，通常並無異議。如宋太宗不止一次地說：“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宋真宗自稱：“朕未嚐專斷。”他完全讚成這樣的主張：“陛下除禮樂征伐大事之外，其餘細務，責成左右。”宋仁宗表示，政令“不欲自朕出”，而要“付之公議”。於是，在君主專製前提下，形成了分權格局：“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皇帝越俎代庖，士大夫往往反對：“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如果妨礙宰相履行職責，反響更加強烈：“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

應當指出，上述觀念未必正確。如“王者無私”論掩蓋了封建國家的階級本質，既不科學又有害。但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以宰相為首的外朝官員卻把這些觀念作為防止皇帝濫用權力的法寶。宋代的皇帝在這些觀念的約束下，大多比較尊重外朝官員尤其是宰相的權力。如宋真宗對王旦“所言無不聽”，“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在宋代，像王旦這樣權力較大的宰相不勝其舉。

再就製度的限製來說。按照當時的製度，政令的形成要經過以下幾道程序：先由皇帝與宰相及執政大臣“平章”即商議，宰執大臣有權反對；再將“詞頭”即要點交由中書舍人起草，中書舍人有權封還；再將草稿交由給事中審議，給事中有權繳駁；政令經皇帝“畫可”即批準公布之後，台諫以至有關官員有權論列。朱熹將這套程序概括為：“君雖以製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並把這套程序稱為“祖宗之家法”。當時人還寫下了這樣的偶句：“宰相不平章，執政不參預，則無以維持是綱；台諫不論列，給舍不繳駁，則無以振舉是綱。”可見，皇帝通常不能完全一個人說了算，以宰相為首的外朝官員權力不小。對於這套程序，有三點需要說明。

第一，宋代職官製度變化多端，但政令的形成程序並無實質性變化。如北宋前期，中書舍人常缺，給事中不任職，可是他們的職權有其他官員行使。眾所周知，中書舍人的職權由翰林學士知製誥或其他官員知製誥或直舍人院執掌。王栐《燕翼詒謀錄》卷2稱：“給事中掌封駁，不可一日無。”有鑒於此，宋太宗將魏庠、柴成務任命為同知給事中，不久又設置了封駁司。據此，清初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卷9《封駁》條裏認為：“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六月戊寅，始複給事中封駁。”其實，此說並不完全確切。早在北宋開國之初，便有銀台司。沈括在《夢溪筆談》卷1《故事一》中指出：“銀台司兼門下封駁，乃給事中之職。”顯而易見，給事中的封駁權在宋代始終有官員行使。

第二，皇帝如果不按程序辦事，以敢於講話著稱的宋代士大夫通常不會鉗口結舌。他們往往如此大聲疾呼：“不由鳳閣（即中書）鸞台（即門下），蓋不謂之詔令”；“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甚至采取行動予以抵製，宋仁宗朝宰相杜衍即是一例。他封還內降：“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麵還之。”宋仁宗反而加以稱讚：“其助我多矣。”宋孝宗朝宰相梁克家又是一例，宋孝宗內批與人官職，梁克家等以“於指揮（即法令）有礙”為理由，“執而不行”。宋孝宗一麵當眾表彰：“卿等如此守法，極好！”一麵自我反省：“僥幸之門，蓋在上者多自啟之。”

第三，皇帝如果按照程序辦事，宰相及有關官員一般不會隻知點頭、不知搖頭，輕易地放棄製度賦予自己的權力。如宋真宗準備把宋太祖的駙馬、他的叔伯姐夫石保吉提升為使相，並就此事與宰相李沆商議。李沆外號“沒嘴葫蘆”，其實倒有一股牛勁，他“三問不從”。又如宋真宗的心腹宦官劉承規“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宋真宗打算破例恩準，並同宰相王旦商議：“承規待此以瞑目。”王旦“執以為不可”，反問宋真宗：“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於是“內臣官不過留後”成為成例，直到北宋晚期才被突破。

總之，在宋代，“皇帝並不能隨心所欲，為所欲為。”有的學者在論證宋代相權加強時如是說，絕非向壁虛構。如宋仁宗受到來自宰相等外朝官員的壓力，常常不能“從私請”，隻得“從公議”，以致有的宦官企圖趁此挑撥離間：“萬事隻由中書，官家豈得自由行一事？”如果說宋仁宗太“仁厚”，那麽敢作敢為的宋神宗也發出過類似“豈得自由行一事”的歎息。據侯延慶《退齋筆錄》記載，宋神宗打算將一名轉運使處死，宰相蔡確反對，理由是“祖宗以來，未嚐殺士人。”宋神宗又準備把這名轉運使刺配遠惡州軍，門下侍郎章惇認為“如此，即不若殺這之”，原因是“士可殺，不可辱。”宋神宗喟然長歎：“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的回答居然是：“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宋史．林栗傳》稱：宋孝宗“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此說未免言過其實。據張端義《貴耳集》卷上記載，一次，宋孝宗的一名幸臣請求法外開恩，宋孝宗的答複竟是：“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要他去央求宰相。可是宰相“堅執不從”，並且表示：“縱降旨來，定當繳了。”宋孝宗得知此情，不禁浩歎：“書生難與他說話！”可見，即使被人們視為宋代皇權最強、相權最弱的宋孝宗在位期間，皇帝仍然難以為所欲為，宰相的權力依舊不小。

這裏需要指出，宰相等外朝官員麵折廷爭，不是為了削弱皇帝的正當權力，更不是為了動搖皇帝的最高統治者地位，目的僅僅在於防止皇權濫用，即從根本上維護皇權。宋代的皇帝對此一般是清楚的，因而往往加以肯定：“卿言可謂愛朕”。由於皇帝難以濫用權力，過分偏袒其親屬、親信，以致宋代沒有形成淩駕於外朝之上的內朝。宋代大體無內朝，又是宋代相權比前代加強的表現之一。至於人們常常談論的宋代削弱相權的措施，大致分為兩類。一類與削弱相權基本無關，主要目的在於減輕宰相負擔。如宋太宗設立審官院，其出發點主要是：“事眾，宰相不能悉領理。”淳化二年（991）設立審刑院，用意與此相似。李燾早已指出：“豈能分中書權，省其事耶！”此後宰相對重大案件，並非一概不管。《宋史．職官誌．刑部》講得很明白：“中書以奏，天子論決。”另一類如沿襲前朝舊製，不許宰相私第接見賓客之類，也不能籠統地稱為削弱相權。這類措施不是為了妨礙宰相正常行使權力，目的僅僅在於防止相權變質，即宰相由佐天子蛻變為挾天子。宋代相權未曾蛻變，前麵已經講到，此處不再重複。

四、士大夫階層的特質

宋代的皇權和相權比前代都有所加強，這種狀況與皇權弱相權強、皇權強相權弱、皇權相權都弱三種狀況相比，對於封建統治集團來說，無疑最為理想。在當代學者中，把宋代稱為“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成熟時期”者有之，稱為“我國封建社會的最高境地”者亦有之。從上述意義上講，這類說法不無道理。宋代皇權相權都強，從根本上說是唐宋之際社會變遷的結果，與士大夫階層形成並在封建地主階級這個“等級的階級”中躍居最高層直接相關。

在中國封建時代，任何封建政權都概莫能外地屬於封建地主階級專政。值得注意的是，封建社會是“由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幾乎在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各種獨特的等第”，不同時期處於封建地主階級最高層的階層或等級有所不同。大體說來，魏晉南北朝主要是由門閥士族地主等級專政，隋唐政權是士族地主等級與庶族地主階層的聯合政府，而兩宋王朝則是以士大夫階層為主的封建地主階級專政。宋代“治獄必用士人”、“宰相必用讀書”、“典郡必儒臣”、“堂後官亦必參之以士人之任”，一言以蔽之，皇帝“左右前後，無非儒學之選。”宋太宗對士大夫說：“且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元老重臣文彥博對宋神宗講：“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理學名家程顥指責宋神宗：“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宋神宗當即辯解道：“朕何敢！”並“如是言之，至於再三。”宋高宗號稱“光寵儒臣”，有位官員寫詩稱讚：“文物多思古，朝廷半老儒。”南宋後期，雜劇人稱：“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所有這些都相當準確地道破了宋代政權的性質。正是被政權性質所規定，宋代士大夫在各個方麵享受多種優待，並且通常沒有殺身之虞，朝廷“未嚐輕殺一臣下”。無怪乎宋太宗沾沾自喜：“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直到南宋行將滅亡時，宋理宗謝皇後還滿有根據地公開宣稱：“我國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士大夫也承認：“國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無。”

宋代主要由科舉出身的讀書人所組成的士大夫階層當權。士大夫階層自有其特定的質的規定性，與從前的門閥士族地主等級明顯不同。門閥士族地主等級具有排他性、世襲性，用唐朝人柳芳《氏族論》裏的話來說，便是“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而士大夫階層則具有開放性、非世襲性，用北宋人張載《經學理窟．宗法》中的話來說，即是“驟得富貴”，“其家不傳”。但因此就認為宋代士大夫政治力量遠非從前的門閥士族可比，即使不完全是誤解，至少也失之於籠統。士大夫的個體力量與群體力量相去甚遠，應當具體分析。

就個體來說，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力量確實遠非門閥士族可比。從前，一戶門閥士族便是一個自成體係的獨立王國，足以同皇帝分庭抗禮，東晉時期“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就很典型。他們對皇權具有離心力，對皇位構成威脅，其勢力“一旦壓倒皇室，就是發生篡奪”。而宋代沒有任何一個士大夫家庭像門閥士族那樣具有深厚的根基和強大的實力，他們的地位不僅不能世襲，甚至自身難保。即使是宰相，也大多是些布衣卿相。如宋仁宗時官至宰相的杜衍自稱“措大”即貧寒失意的讀書人，他曾經這樣說：“衍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卻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元佑初年，司馬光推薦文彥博重新出任宰相，有人指責文彥博“有震主之威”，司馬光替他辯護道：“竊惟彥博，一書生耳，年逼桑榆，富貴巳極，夫複何求？非有兵權、死黨可畏懼也。假使為相，陛下一旦欲罷之，止煩召一學士，授以詞頭。白麻既出，則一匹夫耳，何難製之？”這些都表明包括宰相在內的士大夫對皇權豈止具有向心力，簡直是依附，根本不可危及皇位。宋代之所以皇權加強、皇位穩固、看不見篡奪，其較深層次的原因正在於此。

就整體來說，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力量又不可小視，甚至並不小於門閥士族。從前的門閥士族地主等級具有排他性，其第一層含義在於嚴士庶之別，不讓庶族進入士族行列，他們的圈子相當狹小；其第二層含義在於各個門閥士族彼此對立、相互牽製，他們各自的實力雖大，但難於擰成一股勁。而宋代的士大夫階層具有開放性，他們的隊伍在不斷地更新、不斷地充實。隨著士庶界限的打破、社會流動的增大、等級差別的縮小，士大夫階層的整體性加強，因而其群體實力相當大。北宋朋黨之盛、南宋太學之橫，就充分地顯示了其群體實力。新黨、舊黨交替左右北宋後期政局，早已人所熟知。南宋的太學則有“無官禦史台”之稱，南宋後期人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丙編卷2《無官禦史》條中對當時太學生之敢於講話，作了這樣的描述：“國有大事，鯁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台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他們“同聲合黨，孰敢攖其鋒”，甚至“與人主抗衡”。正是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前麵講到的“人主無私”論等由來已久的觀念，政令形成程序這套並非宋代首創的製度，在宋代比較有效地起到了防止皇權濫用的作用。難怪已故曆史學家柳詒徵認為：“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純出於士大夫之手者，惟宋為然。”“純”、“惟”二字或許渲染過甚，但宋代士大夫在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麵作用確實相當大，包括鉗製皇親國戚，並且往往戰而勝之，以致難以形成內朝。宰相作為士大夫階層的頭目和外朝的首領，其權力有所加強，自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