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美國國家秘探
1891年的一天早晨7：30，當伊斯特·G·拉斯本上校剛一來到紐約市郵局，就發現一個年輕人烏黑敏銳的眼光從他身上掠過，拉斯本是郵局的檢查員,他剛從華盛頓下火車，沒有想到這麽早就有人工作。
這個年輕人是科特柳·喬治·布魯斯，他是紐約郵局一個高級官員的私人秘書。沒有人會浪費人才，拉斯本開始注意他，發現科特柳是一個熟練的、勤奮的速記員。幾個月過後，當拉斯本被提升為第四任郵政部長時，科特柳則隨他來到首都作為他的私人秘書。科特柳在他29歲的時候，結束了在華盛頓的生涯，但白宮與內閣都留下了他的足跡。
那天早晨 科特柳之所以早到一個半小時，是因為他前一天早離開了一會兒。他一周在郵局工作三天，是為了能按時完成他的第二份工作——在紐約商業學校教書，這種工作是很平常的。1940年當科特柳去世的時候，在他的錢包裏還發現了一個校長簽名的證書，證明他曾經是一個“守時的、合格的、有紀律的”人。
確實，他是一個具有傳統品質的保守的人，一個喜愛鳥的人，他曾經因其古典英文的寫作風格而受到人們的讚賞。小學畢業以後，他參加了一個位於長島的男子陸軍學校。十六歲時進入麻薩諸塞州立師範學院，之後在波士頓的新英格蘭音樂學校學習了一年的鋼琴和聲樂，然後回到紐約學習速記和打字。1883年，他成為紐約港估價官的速記員，在考試中名列前矛，並且是一個忠誠的共和黨員。當兩年後由民主黨掌權之時，科特柳則成為了一個醫學速記員，並在紐約的一個地方建立了一所學校，學校倒閉後，他於1889年在郵局謀得職位。
在華盛頓，科特柳一年的薪水是$1,600，他拿出部分錢買了一架鋼琴，其餘的用來學習，在喬治敦大學的夜校獲法律學士學位、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律碩士學位，並努力賠償因學校破產所招致的債務。
隨著 1893年克裏夫蘭第二次執政的開始，拉斯本的繼承者羅伯特·馬克斯維爾，繼續讓科特柳做他的秘書。當總統克裏夫蘭的以前的機密速記員辭職成為報紙記者的時候,郵局局長威廉姆·S·巴塞爾就在一次內閣會議之後，告訴克裏夫蘭馬克斯維爾已向他推薦了速記員的人選。第二天，科特柳就著裝整齊的去白宮麵試。他告訴民主黨總統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是共和黨人，並且曾對克裏夫蘭投了反對票。克裏夫蘭說沒有關係。
據推測，科特柳得到了馬克斯維爾的推薦：“他是一個偉大的、能幹的、沉默的人，當你需要時總會在你身邊，從不抱怨時間太久，並且注重細節，決不會丟三落四。”這樣的描述聽起來就像是總統新聞秘書的標準要求，盡管這個職位是幾十年後才設立的。 科特柳的頭銜就像他的前任,還隻是機密的速記員。記者很快就把他看成是白宮遊戲的一個主要玩家。麥金萊總統的傳記作者曾說“他是第一個名副其實的總統新聞發言人。” 美聯社通訊記者亞瑟·華萊士報道說：“私人秘書瑟伯從沒接觸到真正的政務，克裏夫蘭先生信賴的是他的機密速記員。”不到三個月的時間，機密速記員就升為行政書記。
當共和黨員威廉 ·麥金萊 1897年參加總統就職典禮時，即將去職的克裏夫蘭總統也在場，據報道他早已獲悉，並建議麥金萊 “不管你怎樣改組政權，都要繼續任用科特柳。”雖然 麥金萊聽從了前任的建議，但卻任命哈法特郵局的出版商約翰·愛迪遜·波特為私人秘書這一更加重要的職務。這完全是一個錯誤。衣著講究的波特在肯乃迪克州花了很長時間滿足自己政治上的野心。當公務愈來愈多的落在 科特柳的肩上時，麥金萊 便要求國會取消秘書頭銜前麵的“私人”這個詞，並設置總統助理秘書這個新職位。國會通過，並在1898年7月任命科特柳為助理秘書。一年以後，波特的健康狀況開始令人擔憂，於是 麥金萊總統便任命他為美國駐開羅的總領事。由於波特的病情繼續惡化，所以他就聲稱不久就會“回到總統的身邊”。 他的確重回崗位，但並沒有得到總統的器重。1900年1月，《華盛頓明星報》指出政府官員在白宮接待會上非正式的裝扮令客人們非常失望。麥金萊總統強裝出一副紳士氣派，說會與波特談兩句的。總統對科特柳說：“我什麽事都可以應付，除了這個傻瓜。”一個月後，波特又病了，麥金萊透漏給科特柳他希望他的秘書盡快休假的意願,之後不久，波特就辭職了，於是科特柳便成了總統的秘書。
記者的注意力始終集中在首都和白宮之間，特別是1898年美西戰爭爆發時的那個春天。第一次，記者在行政大樓中有了工作的地方。“胖子”普賴斯從大廈北邊門廊的柱子外被邀請到裏麵，第一次不用再靠著牆寫稿子。不久，在第二層就為記者們提供了堆滿寫作素材的桌椅。他們在那兒寫稿子，采訪進出的拜訪者，攔住總統的秘書詢問一些有用的信息。當總統從那裏散步經過，記者們就默守著不成文的規定，不問他任何問題。
對於這一切的變化，波特幾乎沒幫什麽忙。他作為總統的秘書對新聞界不透漏任何情報，隻是透過搖晃著絲帶的眼鏡凝視他們。於是，很快他就成為記者們挖苦的對象。《紐約時代》的記者說他“特別不適合做秘書。”甚至連理智的科特柳都在其日記中吐露道，波特的行為“有時真的會冒犯別人，抹殺了自己本應在拜訪者或其他人特別是新聞界代表心中留下的好形象。”為了避免關係公開的破裂，科特柳已習慣在氣氛不對的時刻，趕緊結束談話並離開。在 1898 年3月 21 日的傍晚,當白宮和記者都在等待揭露發生在哈瓦那港的緬因號戰艦遇襲事件的調查報告時，波特卻和他的朋友去了戲院，根本就沒有再回到辦公室。4月22日那一天，他整個下午都不在；25號，他早晨10：30或11：00時還在街上閑逛。6月的第一個星期，從星期二到星期四他又都不在，而是去參加康奈爾——耶魯大學的劃船比賽。因此，這注定了他必須得離開白宮。
而科特柳卻是另外一個人。在他從助理秘書升職以後，報紙記者阿爾波特·哈斯戴德稱他為“最受歡迎的秘書，他為總統服務了差不多整整1/4個世紀。” 哈斯戴德說他有能力“告訴記者應該了解的，而不隱瞞信息。”他常常從早上8、9點一直工作到午夜。而波特與記者隻在中午或下午4點進行一次簡短的會麵，科特柳真的非常盡責，他常在晚上十點還會見記者。他還給報紙寫稿並發表，首先給他們主要的新聞服務，然後分發給其他所有的記者。有時他為發表新聞而在家裏繼續工作，他是發明新聞摘要的先驅：讓秘書從其他報紙上收集信息，並作出選擇、歸類，之後提供給總統。
所有這些都要求白宮將工作人員從六人增加到十八人，即原來的三倍。截止比爾·克林頓總統執政的時期，工作人員就已增加到四百人了。
和波特不同，科特柳已經有機會接近總統了。科特柳在他的日記中寫到：“波特每天晚上隻能見到總統一會兒，而且大部分時間是在談論私事，總統通常回將他派到我這兒來呈遞有關其他項目的文件。”當時的一個記者已經認識到這種關係的重要性，並說到一個理想的總統秘書“必須獲得其上司全部的信任，通常必須了解在特定的情形下其上司會怎樣做。他必須明白總統對不同的人和措施的觀點，他應該很快就決定什麽該說、什麽不該說；即使有時是總統做的不得體，但他得明白不能讓總統親自為此負責。”
在麥金萊總統的旅行途中， 科特柳為隨行新聞團提供總統出色的演講文本，讓速記員記下他精彩的評論。當地的記者跟隨著陪伴麥金萊的記者的車輛，為了新聞千方百計的尋找科特柳。當查理·G·達維在1901年7月辭去市價檢查官一職，競選伊利諾伊州的參議員時，他建議科特柳做麥金萊總統之位的繼任者。達維寫到：“這一任命意味著總統將失去一個最有能力的秘書，雖然從表麵上看這對科特柳好象是一個機會，我覺得他也這麽認為。”然而 科特柳選擇繼續呆在白宮，幫助 麥金萊在1900年再次勝利當選。
然而麥金萊的眼睛卻出現了問題，有時還會因為流行性感冒在**一呆就是許多天。之後這種病又會輕易的惡化為肺炎。然而科特柳卻封鎖了總統得病的消息，並斥之以“愚蠢的謠言”。而早在1901年總統就因為這種甚至更嚴重的感冒所擊倒。有關此事的所有報道都被禁止。雖然後來麥金萊康複了，但對與他的第二次上任，這仍舊是一個不詳的開端。9月，麥金萊叁加了在水牛城舉行的泛美博覽會，在會上他展望了新世紀的前景。 像以前許多次在公共場合露麵一樣，當他出現在博覽會寺廟音樂的接待會上時，幾百人都等著跟他握手，科特柳就站 在他的身邊。人群中有一個人伸長了左手要與總統握手,可麥金萊夠不到他。其實這個人是無政府主義者利昂·佐爾古茲，他右手中正握著一把用手帕蒙住的連發左輪手槍。之後，二個子彈射入了總統的身體,胸部和腹部分別中了一槍，他向前猛然跌倒,喘著氣說道“我中槍了。” 於是，人群便開始了騷亂，凶手和所有的救護車一起都衝向了受傷的總統，工作人員立即將他送往醫院。正如達維所說：“在騷亂的時刻，兩個最冷靜和清楚的頭腦，第一個就是總統，然後就是科特柳。
副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聞訊立即趕到華盛頓，隨身帶來他的秘書，現為紐約州長的威廉·羅博和他一起到華盛頓。但當他繼任總統之位後，還是繼續讓 科特柳任秘書一職, 而 讓羅博作為他的助手。1903年2月，也就是他上任的17個月之後，羅斯福就任命科特柳為新的商業部部長。在離開白宮，將職務移交給羅博之前，科特柳還寫了一個怎樣辦理政務的一個綱要。很明顯，他沒有失去對敏捷、勤奮的熱愛，他在小學時就因此而受到稱讚。他寫道：“早上上班與中午就餐必須準時，在四點鍾就應該完成工作，但行政工作的特征使得在那一刻就結束顯得不切實際，不管何時，秘書總被期望在很晚都能堅守崗位……並且必須避免爭論和不必要的、大聲喧囂。”他警告秘書們：“在辦公期間禁止閱讀不必要的報紙”，但是一定要“保持對時事的敏銳性，在早晨來到辦公室之前，至少應先讀一份日報。”
稍後羅斯福又讓科特柳做他的郵局局長和一個主要的政治顧問。在離開政府之前，他又擔任財政部長之職。
科特柳不僅被稱為“第一個總統新聞發言人”，而且他也是曾唯一一個流露出希望成為總統的人。他的妻子說他以前的上司馬克斯維爾在1908年曾催促他去競選，並在銀行存入 $2 8,000 以供競選之用。在一個難忘的時刻，科特柳曾告訴他的同事，羅斯福已經保證他為共和黨的候選人，而不是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有些人認為這裏一定有什麽誤會：讓一個認真的、塌實的財政秘書做為候選人，這不象老謀深算的羅斯福會做出的事情。總之，後來羅斯福 打電話到白宮給 科特柳 ，並且告訴他，他肯定會支持塔夫脫的。 這就是那個前任速記員政治夢想的破滅,之後他繼續擔任紐約愛迪生公司的總裁。
羅斯福和 塔夫脫 在處理與新聞界的關係上是有差別的。塔夫脫 寫道：“我跟羅斯福先生不一樣， 他可以大部分心思都在衣袖上的時候，還照樣能和記者交談，交流思想，我覺得我不能這樣。”此外，羅斯福建立了第一個真正的白宮新聞室。根據一個經常被提起的故事所述，那是一個雨天，總統從二層的辦公室窗前張望，看見記者們擁擠在北邊門廊的大理石柱子旁等待采訪拜訪者，對他們很是同情。於是，他下令在已動工的新的行政辦公大樓裏設計出一個新聞室，即“西翼”。雖然國會已經讓記者們在新聞長廊裏工作的，“可總統從不走近那裏，其他人也都對記者持不信任的態度，甚至不屑一顧。”知名的華盛頓記者德爾波特·克拉克在他的回憶錄中寫到。羅斯福讓記者進入白宮的決定既是出於憐憫，又是出於算計。克拉克說：“羅斯福讓記者們進入，其實是讓他的繼承者看到該如何利用媒介。
羅斯福對媒介在20世紀所扮角色的精明判斷，在其作為總統的第一次行動中就表現出來了。在出席俄亥俄州 麥金萊的葬禮後幾個小時就抵達華盛頓的時候，他就打電話給當時三個強勢的新聞媒體，美聯社、合眾社和紐約太陽報，邀請他們參加在內閣舉行的會議。羅斯福曾在奧爾巴尼 一天會見兩次記者，因為他認識到報紙專欄和期刊的社論專欄一樣重要。他允許利用記者傳播消息，但同時又聲稱“出版要謹慎”。如果一個記者寫了一篇總統認為不應出版的文章，他就會禁止其發行，當 太陽報的大衛·貝瑞提出，因為一個記者的行為而查封整個報紙是不公平的時候，羅斯福顯得很高興，說：“好吧，先生，現在我們都了解對方了。”之後會議就結束了。
新的新聞室很小,胖子普賴斯隻有很少的空間，僅僅夠下一盤西洋象棋遊戲的空間。一扇開著的門通往一個等候室，記者在那裏可以采訪總統的訪客。 第一次他們中的三個人有了自己的電話采訪新聞。
科特柳和 羅博繼續在麥金萊時期就開始的，為新聞媒體提供每日的簡報的工作，羅斯福也常會見記者。有人認為讓總統聆聽自己的最佳時間，就是在他修麵時或吃午飯之前。這個情況好象發生了轉變：通常是羅斯福講話，而記者們聆聽。總統召集的會議已不再準時舉行，而且隻讓被其同事稱為“金發者”的幾個記者參加。他們會老早就接到邀請電話，然後在特定時間去秘書室。之後羅博會帶著他們進入總統的的辦公室, 或進入羅斯福與他的理發師巴博舉行日常會議的那個狹窄的接待室，記者將它稱為理發店。一個受到照顧的記者評論說：“他對人和事的評論就象漫天飄散的肥皂泡一樣多”，可就是不能引用。他說話時常不讓記者做記錄，有時他會允許記者報道信息，但不允許他們不透漏來源。
陸軍上尉，以前一家南方報紙駐華盛頓記者兼羅斯福的私人助理巴特寫到：“羅斯福先生明白指導輿論以適應自己的目的的必要性，……他是自己的新聞代理人，他對新聞及其價值有精到的理解。他給新聞工作者以自由，但他們也明白隻能刊登一些總統允許的新聞，一旦他們在白宮或辦公室附近做出一些他禁止的事，他就會知道並將其從報館開除。……除非是總統同意的，沒有什麽可以從白宮傳出。”一位紐約太陽晚報的受到總統器重的記者 裏查德·奧拉漢說：“羅斯福不知羞恥地玩弄了他最喜歡的人，記者們就像他當初領導的美西戰爭中的‘強悍的騎兵’一樣。” 奧拉漢寫到：“ 那些他了解並時常可以見到人，是不必提前預約的，所以，記者們爭相拜訪的時候就是總統繁忙的時刻。”。
羅博在作為秘書的六年期間，,成為總統與那些不能直接麵見的記者之間主要的緩衝器。從紐約州的速記員到陸軍中尉的秘書，1899年1月羅博在出席羅斯福作為紐約州長的就職典禮後，就成了羅斯福的職員。在華盛頓，當他每天離開辦公室的時候 , 他發現他的責任並沒有結束。 在夜間他還會時常接到記者詢問新聞信息的電話，而他認為白天已經提供的很充足了。他關心的不隻是政務，他還得陪總統去紐約牡蠣海灣的家,封鎖關於羅斯福的孩子與家庭的新聞來源，是一件麻煩的事情，因為羅斯福積極的保護他們的隱私。
但對於他自己的隱私，羅斯福很少隱瞞。 當一個攝影師錯過了他跳上馬背的鏡頭時，他就再跳一次；他曾在古巴的一座山上專程停下來，為新聞攝影師擺弄姿勢；一次，在停泊在長島的一艘船上舉辦的生日宴會上，他突然暫停講話，跨越欄杆給攝影師擺弄姿勢；在開幕日的那一天，當遊行隊伍經過財政部大樓附近時，他就對外麵的攝影師微笑點頭。
在把持了各種政府職位之後，1909塔夫脫終於年擔任了總統一職，他沒有羅斯福一樣引人注目的能力。“我將不再為名聲所累。”和藹的、圓胖的塔夫脫告訴巴特 ，後者以前 在羅斯福政府中供職，現被提拔為領將軍頭銜的軍事助手。
記者慢慢的發現 塔夫脫很合作，當他還作為總統的候選人與陸軍部長的時候，每天都歡迎記者,有時一天兩次，到他的戰爭部辦公室。因此，當他獲得總統的提名之時，就有人打電話給他建議慶祝一下，也希望得到點新聞。但他們什麽也沒得到。當他們離開的時候, 《紐約時報》的奧斯卡·金·戴維斯就不安的說：“我們中的每一人都對新總統有一種奇怪的、不詳的預感。以前與我們誠實的、友好的交談的總統全都離開了，真是一幅人走茶涼的景象。”
有“金發人”之稱的記者們亦感到十分震驚。美聯社記者杜姆說：“他們還是像以前一樣去白宮，但不再受歡迎，他們在哪兒都沒有機會閑聊、提建議，滿載總統的秘密離開。”那時，他們既看不見總統也看不見他的秘書，佛烈德·卡朋特。
當戴維斯和他的一群同事在總統就職典禮那一天，想進白宮拜訪塔夫脫的時候,沒想到新的總統竟然通過卡朋特傳話說不想見他們。卡朋特附帶說明 塔夫脫 在辦公時通常不會見任何人，如果他想見就會派人去叫。戴維斯 回憶說：“記者們站著有一兩分鍾，還是沒人來理他們。”然後他們中的一個人就向卡朋特表示抗議，聲稱：他們希望得到的不止是新聞，更是尊重。這顯然使總統很高興，之後便從辦公室出來同所有人握手。
卡朋特 ,是明尼蘇達州人, 一個“忘我的、耐心的和任勞任怨的小人物”，他不象 比較自大的羅博以前一樣對記者們很友好。此外，戴維斯說, 塔夫脫“不是一個讓自己與秘書的關係像羅斯福與羅博之間一樣。因此巴特試圖撫平總統與新聞界的關係。他說：“當我問總統的時候，我已經注意到……，當他想見記者的時候，他都會說‘不’，但如果我執意帶記者去見他的時候，他還是會見他們，我想他很樂意我這樣做。”
起初，塔夫脫還會偶爾舉行新聞發布會，要麽在他的辦公室要麽在內閣。但不像羅斯福，他會給記者們賜坐，有時不夠，遲到的人就不得不站著；當總統問到遲來的人，問題提前都沒有想好，但是記者總會抱怨總統的問題隻提供了一點信息。當一個記者在午餐時告訴巴特，新聞記者對塔夫脫扣留新聞感到很生氣的時候，總統的助手評論到：“企圖讓塔夫脫先生像羅斯福一樣，每時每刻都對新聞界提供消息，是不可能的，他要是這樣做，那肯定是虛情假意。”
緩緩的，巴特吐了一口煙。之後，繼續說道：
“總統和他的秘書都不會對發布新聞有真正的興趣，他們的確也不懂這也是一種藝術。” 這是在塔夫脫上任的第四個星期時，巴特在對自己在奧古斯塔· 格魯吉亞州的嫂嫂寫信時所說的話。結果從各種渠道收集到的信息和傳聞，都被封鎖。
離開白宮，巴特試著淡忘記者受到的冷遇。當 塔夫脫 叁加了匹茲堡的一場棒球遊戲的時候, 卡朋特安排讓他坐下，而其餘群眾都站著。他告訴總統這裏是觀看比賽的最佳角度，但他又告訴記者，總統想“在那個可以看見所有的體育愛好者的地方觀看比賽，這樣就可以看見人群和球迷的評論，與民同樂。”
塔夫脫很快就不再召開記者會。 他沒有給出一個理由, 但是奧拉漢推測，他可能發現他們“ 人太多太亂，不能給他們信息。”在白宮，總統隻與個別的記者和小團體舉行新聞發布會。參加塔夫脫 在1910年4月會議後，戴維斯就抱怨總統根本就不提供一點信息，他告訴巴特“僅僅在今天下午，總統透漏了四個有價值的新聞。”塔夫脫否認了一個可能在內閣引起轟動的報道，那是關於羅馬發生事變的消息，在俄亥俄州的演講上計劃進行一場戰爭，以及與羅斯福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1912年，塔夫脫和他的前任之間的冷漠關係已發展成為公開的政治鬥爭，這使與兩者都有交情的巴特顯的左右為難。在這樣的壓力下，他表現出了失望和疲勞的跡象。塔夫脫以給教皇送信這樣一個工作借口，將他送到羅馬去休養。
在回國的旅途中，巴特乘坐的是泰坦尼克號，他的初次航行也成了最後一次。關於巴特在最後一刻的活動，幸存者各執一詞。一些人回憶說當救火船到來時，他跋扈的下命令；有些人沒看見他或說他平靜的站在一邊。
總統塔夫脫給遭襲的船送去急件，詢問他助手的消息。但在泰坦尼克號無線電室裏的全體船員，都忙於應對災難，沒有人回信。塔夫脫稍後說他堅信他助手的行為：“我知道他堅持在船上，直到所有的任務都安排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