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山懷古】

劉禹錫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詩人如何將自己對曆史衍變的深峻思辨，和對現實危機的敏銳儆戒，有機地鑄於引人入勝而又發人深省的咫幅藝術之中？劉禹錫此詩堪稱典範之作。

西塞山，在今湖北省大冶東麵，俯枕長江，雄視激流，為六朝江防要塞。“懷古”是借憑吊古跡或追憶往事來抒發思想感情的一種詩體。詩人於唐穆宗長慶四年(８2４)七、八月間由夔州調任和州刺史，沿江東下，途經西塞山，遂有此即景抒懷之詩。

詩篇開筆不凡，確當古人所讚“起手如黃鵠高舉，見天地方圓”(沈德潛語)打破首句點題的俗套，而是以濃墨重彩勾勒出壯闊雄邁的曆史畫麵：西晉大將王統帥威武水軍勇乘高大戰船，從益州(今四川成都)浩**東下，迅捷摧毀了長期建都金陵(今江蘇南京)的東吳政權。第一句有的版本作“西晉樓船下益州”。晉武帝司馬炎代魏稱帝，改國號晉，史稱西晉。《晉書·王傳》：“字士治，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太康元年(2８０)正月，發自成都(攻吳)”。詩人在藝術地提煉概括這段史實時，巧妙地將原來的中性詞“發”字，改換成具有居高直衝、淩厲猛進之氣概的“下”字，跟隨後東吳“王氣”頹然消斂的“收”字相關聯相呼應，有力地凸現了詩人春秋筆法的正義褒貶。王氣，古代迷信者所謂帝王所在或興起之地有一種祥瑞氣象，稱“王氣”或“天子之氣”，如《太平禦覽》引《金陵圖》雲：“昔楚威王見此(即金陵)有王氣，因埋金以鎮之，故曰金陵。秦並天下，望氣者言江東有天子氣……”，秦始皇也說金陵一帶的“東南有天子氣”。黯然，暗淡委頓的樣子。這裏以“金陵王氣”象征東吳政權，以“黯然收”展現其悲涼下場，是詩人化抽象概念為鮮明形象的藝術高著，而且包容著更豐厚的內涵：那曆來被稱霸逞強者垂涎不已的“金陵王氣”，其實經不起曆史規律的碰撞，一觸就暗淡無光。頷聯著重刻畫吳國敗局之慘的曆史殷鑒：孫吳那橫鎖長江的長長鐵鎖(及巨大鐵錐)被王以熊熊火炬統統燒毀而沉沒江底，吳主孫皓隻落得個舉著降旗低頭認罪的可恥下場!尋，古代長度單位，八尺為尋。降幡，表示投降的旗幟。石頭，是石頭城——金陵的省稱。《三國誌》等史料記載：“石頭城——即楚之金陵城也。吳改為石頭城。建安十六年(211)，吳大帝(孫權)修築，以貯財寶軍器，有戍。”由於該城負山麵江，南臨秦淮河口，地勢險要，素有“鍾阜龍盤，石城虎踞”之美稱。這裏，詩篇著意以“石頭”喻指孫吳首都乃至整個孫吳政權，並加上“千尋”之長大與“一片”之單薄的前後強烈反差，正巧妙而顯豁地飽含詩人的無情譏諷。古代曾有人說此詩“獨王一事”，又“無自己在詩內”，故而“無甚奇警妙處”(方植之語)——實乃庸人之陋評。史料記載：“積惡已極，不複堪命”的吳主孫皓不修內政，荒**誤國，甚至酷毒到“剝人之麵”“鑿人之眼”，以致“上下離心，莫為皓盡力”，其“鐵鎖沉”而“降幡出”正是曆史的必然。曆史規律昭示人們：德政乃強國之本，民心為安邦之基；否則，即使兵多、將廣、地險、城固，也難逃覆滅之災。上麵以古代勝敗雙方驚心動魄的一幕曆史活劇為“西塞山”這特定地點鋪墊了恢宏威壯的大背景，從而為隨後詩人生發感慨預示了循情合理的契機。所以古人稱讚它“‘王樓船’四語，雖少陵動筆，不過如是”(《峴傭說詩》)。頸聯表明：人世間多次傷悲的分裂局麵已成過去，西塞山依然如故地靜臥於寒冷的江水之上。繼吳國滅亡之後，又有東晉和南朝的宋、齊、梁、陳都陸續建都於金陵，隋文帝開皇九年(5８９)平陳，陳叔寶重演孫皓“一片降幡出石頭”的悲劇，二百六十多年割據分裂的痛史，終於在人們厭棄傷感的歎息聲中化為“往事”，隻剩下西塞山作為世事代謝、社會變遷這不可抗拒之客觀規律的曆史見證。尾聯，詩人進一步正麵呼籲國家的統一安定，並再次以西塞山的故壘警示世人。“四海為家”即四海一家，謂全國統一，由一個賢明的朝廷來統治。語本《史記·高祖本紀》：“天子以四海為家。”這裏，字麵上特指唐代完成了統一天下的大業；骨子裏欲抑先揚，著意於末句的告誡。麵對各地藩鎮稱雄割據，擁兵自重，致使王朝岌岌可危的現實，詩人提醒：人們啊，應當記取“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劉禹錫《金陵懷古》)的教訓。君不見：唐德宗妄聽術士胡言“奉天(今陝西乾縣)有天子氣”，於是他征發丁夫大築奉天城；奸相盧杞故進讒言說曲江有王氣以誣陷在曲江建家廟的大臣楊炎致死；更有甚者，“荒宴，不以國事為意”的穆宗寵信宦官，排抑良臣，濫施賞罰，加劇了統治集團內部矛盾，促使朱克融王庭湊等藩鎮勢力的紛爭作惡；而繼任國君的敬宗則“視朝月不再三”，昏庸之至，怎能不令詩人要以那昔日國家分裂時割據者堡壘長滿蘆荻在秋風中一派荒敗的慘景，來引人矚目、發人深省呢？!

詩人於自身連遭貶謫的抑鬱境況中，能以國家大事、人民安危為重而揮灑豪健之筆，可見他高尚的人格涵養和高超的藝術造詣相一致。正為如此，人們傳頌著這則典故：長慶年間，元稹、韋楚客、劉禹錫相聚於白居易家，論南朝興廢，各賦金陵懷古詩。劉禹錫的“王樓船”(即本詩)先成，“白公覽詩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爪何用耶？!’於是罷唱”(宋代《唐詩紀事》)。美哉!斯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