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天性使然

有句意大利諺語說：信任別人當然好，但不這麽做最好。一號參與者或許並不知道這句格言；但是，在決定是否從10美元賭金中拿出一部分送給二號參與者的時候，她多半會有類似的想法。如果她從10美元中拿出一部分送給二號，這部分錢就會增加三倍；而她匿名的夥伴有三種選擇：分文不還，還一部分，全部歸還。但是，二號為什麽要把錢還回來呢?而一號起初為什麽又要給別人錢呢?盡管這套論調理由充足，一號還是輸入指令，給二號一部分錢。過了一會兒，她笑了，因為她從屏幕上看到，二號還回一筆數量可觀的錢，使雙方同時牟利。

這種結果不僅嘲笑了眾所周知的行為智慧，而且對經濟學理論“做了鬼臉”。經濟學裏所說的“納什平衡”就基於被一號參與者摒棄的冷靜推理。這種理論預言，在陌生者之間進行的經濟交易中，當一方要根據另一方的反應作決定時，最適當的信任水平為零。盡管這是正統的經濟理論，一號參與者和二號參與者的行為卻並不罕見。其實，在成百上千次類似的試驗中，大約有一半的一號參與者會送出一部分錢；在收到錢的二號參與者中，四分之三會歸還一部分錢。

這些實驗的帶頭人、加利福尼亞克萊爾蒙特研究生院的保羅·紮克說：“經濟學家之所以無法解釋實驗室中出現的這種高信任率，其原因在於他們沒有考慮到信任的神經學因素。”紮克指出，進化已經使我們的大腦適應群體生活。因此，在所謂的“馬基雅弗利”智力（即為贏得配偶、食物和地位而不擇手段）之外，我們的社會性大腦也適於合作。個體可以通過合作獲益。但是，這需要信任。紮克認為，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有彼此信任的本能需要。

紮克等人進行的實驗證實了生活教給我們的東西：在經濟交易中，人們常常選擇合作、信任和慷慨。現在，這類研究要進一步發掘這種行為的生物機製。比如，紮克最近開展的研究試圖把基於信任的各種行為與八種激素的水平變化聯係起來。結果發現，催產素是人類“信任化學物質”最有力的“候選者”。催產素是一種生殖激素，主要作用是促進雌性哺乳動物的宮縮和乳汁分泌。對動物開展的研究也表明，催產素與某些社會行為有關，比如對後代的親情和某些哺乳動物的“一夫一妻”式生活。

紮克進行的實驗中，有兩個結果非常重要。當二號參與者從一號參與者那裏獲得較大數量的錢款時，他返回的錢款也會增加。此外，二號參與者血液中的催產素水平也明顯增加，而一號參與者的催產素水平卻沒有變化。紮克指出，一號參與者送出的錢數是信任的量度，而二號參與者返還的錢數則是“是否值得信任”的量度。紮克說：“這項實驗表明，催產素與值得信任的程度密切相關。”

更令人困惑的是，當別人向我們表示信任時，我們想要回報對方的願望幾乎是無法控製的。紮克說：“根據基本的神經係統解剖學，我們的實驗結果表明，催產素對人類信任的影響方式基本上不在意識感知的範圍以內，因為刺激催產素活動的結構不在額皮層。因此，人類的信任似乎是由‘感覺’而非意誌支配。”顯示文明的信任卻出自大腦中相對原始的區域，這不能不讓人感到奇怪。

紮克對這些研究成果的解釋對像“納什平衡”一類的經濟學信條提出了挑戰。後者認為，我們總是有意識、有理智地尋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這些經濟學模式認為，人類的動機是“明確無誤的貪婪”，我們自己和他人都可以通過自省認識到這一點。根據這種理論，合作隻是社會和教化的特質，是在人類天生的自私動機之外強加的東西。但是，紮克的研究認為，社會合作也許是大腦中的古老區域產生的原始衝動：這種衝動能夠戰勝更新進化的大腦區域產生的貪婪。

神經經濟學家一致認為，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會在信任別人對自己有利的時候選擇信任，因為信任隻有能給個體生存和繁殖優勢時，才可能作為適應群體生活的特質得到發展進化。信任顯然是適應社會生活的特質。紮克說：“在我們的實驗中，那些選擇信任的人都得到了較好的結局。”

適用於個體的規律也適用於國家。正如紮克的合作夥伴、世界銀行的史蒂夫·奈克指出的：“信任是影響一個國家經濟健康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在信任程度較低的時候，個人和組織在參與經濟交易時就會更警惕，這可能抑製國家經濟。”

各國之間的信任水平也大不相同。設在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學《世界價值觀考察》對世界各國人提出同樣的問題：“你認為一般來說陌生人都可以信任嗎?”肯定回答的比率相差甚遠，從挪威的約65％直到巴西的5％左右。那些信任率低於30％的國家（南美和非洲的大部分國家都在這一範圍）可能落人因為懷疑而導致的永久貧困。奈克說：“這些國家的決策者或許會對那些能使國民信任率提高的機製產生急切的興趣。”

根據紮克的研究，能提高國民彼此之間信任的因素包括：獨立的媒體、決策過程的透明度、法製和法律麵前人人平等。此外，提供大學教育、保護環境、加強公共衛生措施、消除貧困和提高電話覆蓋率等也是增加國民信任程度的有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