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能蔑視死亡嗎

我們是地球上唯一能預見到自己總有一天會死的動物，但是我們常常忽略這個問題。我們為何沒有時常被嚇得腿腳發軟?很多人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但有些心理學家說，對死亡的恐懼其實在我們的思想和行為中占據著中心地位。他們認為，死亡的念頭如此恐怖，以至於我們的思想已進化出了抑製恐懼的機能，它決定了我們如何構築社會、對待他人和看待自我。

以這種想法為基礎形成了一派理論，名為恐懼控製理論。它聲稱要解釋當有事件對永恒之假象或我們強加給世界的意義構成威脅時人們的反應。這套理論能夠解釋“9·11”恐怖襲擊事件引發的後果：美國星條旗銷量驟增，排外主義高漲，美國人團結在一位本來被很多人視為失敗者的總統周圍。恐懼控製理論的擁護者說，更重要的是，預測人們麵對自己死亡時的反應有助於我們培養更高尚的本性，例如寬容、利他主義和創造力；以及抑製邪惡的本性，例如歧視、憎恨和侵略性。

這種思想誕生於數十年前。1974年歐內斯特·貝克爾獲普利策獎的作品《拒絕死亡》引發了謝爾登·所羅門、湯姆·佩什琴斯基亞和傑夫·格林伯格這3位好友的思考。這3名心理學家奇怪人類為何努力抵禦別人的抨擊以維持自己的尊嚴，為何如此執著於自己的世界觀，例如宗教或關於人生意義的信仰。貝克爾似乎提供了一種解答，他說，這些都是我們用來緩解對死亡恐懼的工具。

他是否抓住了問題的要害?格林伯格、所羅門和佩什琴斯基亞這三位來自美國不同大學的心理學家認為，這個論點值得加以驗證。他們的第一個實驗是測試在意識到生命無常，必有一死後，人們隨之對違反自己價值觀的人的態度會受到多大影響。為此，他們首先請一組法官對自己死時會出現的情況及其感受寫幾句話。隨後讓這些法官對一名假設受到賣**指控的女性裁定保釋金。另一組法官也需要就此作出裁決，但事先並沒有讓他們想到自己的死亡。結果產生的差異非常顯著。第一組裁定的保釋金平均值為455美元，而第二組僅為50美元。想到死亡顯然令法官們對違背自己價值觀的人更加苛刻。

接下來，為了研究對死亡的恐懼與自尊之間的關係，這3位心理學家召集了兩組誌願者，發給他們偽造的性格測驗結果。第一組在測驗結果中得到了積極評價，而第二組的評價不太高。然後每組各有一半人觀看有死亡鏡頭的電影片斷，而另一半觀看一般的電影片斷。事後研究者問誌願者感覺如何，考察他們的緊張程度。他們發現，被激發起自尊的人觀看與死亡有關電影片斷時的緊張程度與觀看一般片斷的人相同。而在沒有被激發起自尊的人當中，電影中的死亡鏡頭比一般鏡頭所導致的緊張程度高得多。格林伯格說：“自尊的作用是讓我們相信自己很了不起。我們優於動物的想法讓我們自信不會受製於衰老和死亡的自然法則。”

所羅門、佩什琴斯基亞和格林伯格相信有了重大發現。他們指出，將宇宙想象成一個充滿秩序和意義的世界有助於人們克服對死亡的恐懼。包含靈魂、投胎轉世和來世等概念的世界觀帶來了永生不滅的觀念。另外，通過與國家、組織和事業等比我們自身更強大、更持久的實體相聯係，通過對自我存在的實實在在的證明，例如孩子、金錢和具有文化價值的成就，我們還能獲得象征性的永生。反過來，我們也通過遵守自己觀念中的標準和價值觀來獲得自尊。

起初這些理論受到了質疑，但自從1985年第一篇論文發表以來，人們共進行了200多項研究。所有研究無不顯示，一旦得到人必有一死的提醒，我們總會做出預料中的一些反應。

其中很多實驗表明，死亡提示會影響我們對某方麵價值觀與我們相同或相悖的人的反應，而且這種影響涉及到方方麵麵。亞利桑那大學的霍利·麥格雷戈及其同事發現，接受死亡提示之後，人們給怕吃辣的政見相左者添加的辣醬往往多於給怕吃辣的政見一致者。相反，先前沒有得到死亡提示的人給兩組人添加辣醬的量大致相同。

還有研究顯示，死亡提示會增加人們對文化準則——其所在群體所認同的品質或行為——的遵從。格林伯格在一次研究中發現，當人們在殯儀館附近接受調查時，他們對慈善行為的評價比在大街上接受調查時更高。在另一項調查中，研究者對美國的實驗對象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是在美國國旗上噴灑黑色顏料，第二個最佳解決方案是用帶有耶穌受難像的十字架敲釘子。那些被迫想到自己死亡的人處理這些問題所需的時間比一般人長得多。所羅門、格林伯格和佩什琴斯基亞認為，這是因為死亡的念頭令他們對褻瀆美國和基督教象征物感到不安。

恐懼控製理論引起爭議的部分是它堅持認為，對死亡的恐懼是人類幾乎全部思想和行為的根源。這怎麽可能?因為大多數人說很少想到死亡。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所羅門、佩什琴斯基亞和格林伯格一直試圖找出相關的思維程序。他們與密蘇裏一哥倫比亞大學的傑米·阿恩特合作進行的研究發現，在得到死亡提示之後，實驗對象不會立即表現出生理上的焦慮跡象，而且還會聲稱並不擔心。所羅門說：“第一反應是主動抑製過程，似乎要掩蓋對死亡的意識。”幾分鍾後，與死亡有關的思想開始無意識地表現出來。人們變得更容易由提示的字母“coff——”聯想到與死亡有關的詞，例如想到“coffin（棺材）”，而不會想到“coffee（咖啡）”。最後，10—15分鍾之後，實驗對象出現預期的反應，即鞏固自己的自尊並重申價值觀，這反過來似乎抑製了下意識的死亡想法。

因此，恐懼控製理論專家認為，幫助我們克服死亡恐懼的精神防衛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人們主動抑製有意識的死亡思想，但無意識的死亡思想則導致了實驗中出現的反應。他們說，這種區別對於該理論有重要意義，因為這解釋了基本屬於下意識，但永遠存在的死亡認知，如何在很多方麵影響我們的行為，以及為何我們仍然能正常生活而沒有嚇得要死。

但恐懼控製理論進一步提出，意識到自己生命有限是如此令人腿軟，因此當我們的祖先意識到這一點時，他們不得不對自己的世界進行大力改造以適應它。沒有人確切知道這種認知形成於何時，但很可能是在人腦變得日益複雜，至少具有自我意識並能思考過去、現在和未來之後。該理論的擁護者說，認識到生命有限導致了宗教體係、群體定位、具有文化價值的工藝品和成就以及其他所有文化附屬品的發展。所羅門說：“幾乎所有將人類區別於其他動物的事物，無論是直接出現的還是後來形成的，都是我們用來幫助自己應對這個問題的。”

但這些說法激起了一些進化論人類學家的憤怒。他們指出，進化論已經解釋了我們豐富的文化生活和人們受到威脅時出現的團結協作傾向。他們說，被自己會死的念頭嚇倒不符合人類的本性。相反，就像所有動物一樣，我們在麵對具體的威脅——例如蛇、一個揮舞著斧子的人或身處高空——時才會產生恐懼。恐懼心理的形成有其目的——它讓我們的身體準備對即將來臨的危險作出反應。因此，關於人類進化出抑製所有恐懼和焦慮的機製的說法是無稽之談。

這對恐懼控製理論造成了哪些影響?人們對這項理論也許還存在爭議，但沒有人懷疑我們麵對死亡的反應方式確實耐人尋味。在這個戰爭、暴力和恐怖主義隨處可見的世界，能預測人們在這些情況下的行為具有實際意義。這些威脅可能加劇歧視和隔絕，但有實驗表明，如果你首先提醒人們其所在社會團體的積極價值觀，死亡提示可以激勵人們表現出寬容、公平和慷慨等品質。不用說別的，單單是認識到發生另一場“9·11”事件必然會造成哪些反應，就有助於維持政治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