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凱恩斯革命

一戰結束後，36 歲的凱恩斯以英國財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參加了巴黎和會數月的冗長爭論，之後在憤然辭職後回到倫敦於劍橋大學任教。在巴黎和會閉幕不到半年的時間內，他就出版了《〈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後果》一書，向世人展現了對於和約潛在風險的焦慮和擔憂，坦言這種完全不顧德國償還能力的報複性、不切實際的天量索賠，不但拿不到期望的賠償，還會導致德國萬念俱灰、鋌而走險。這本書使他一舉揚名世界，並成功使經濟學對未來世界的形成發揮了更大作用。在這之後，他花了十六年時間寫出了《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以下稱《通論》），提出對19 世紀的經濟學進行升級換代，以適應一戰後的新世界。

凱恩斯1902 年畢業於著名的伊頓公學，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劍橋大學，學習數學和哲學，後來師從當時著名的新古典經濟學領袖馬歇爾學習經濟學。凱恩斯的父親是劍橋大學的哲學教授，母親是作家和劍橋市市長，家庭的熏陶和教育讓他從小就具備一種憂國憂民的責任感和同情心。他創建的宏觀經濟學和愛因斯坦相對論以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一起，並稱為20 世紀人類知識三大革命。凱恩斯畢業後以第二名的成績考入財政部工作，1919 年代表英國到巴黎參與巴黎和會賠償委員會工作。在冗長的無休止的爭吵辯論中，他看清了各國在決定關乎人類命運的重大時刻，哪些是建設性的想法、哪些是喪失遠見的一意孤行。

美國總統威爾遜理想主義的“十四點計劃”，打動了包括德國在內的無數人，促進了德國投降的進程，在1918 年11 月突然讓世界脫離那曾欲吞噬一切的險境。

法國總理克裏孟梭在凡爾賽鏡廳裏說：“四十八年前的今天，德意誌帝國就在這個大廳裏誕生，由於它生於不義，必將死於恥辱！”他要讓德國幾輩子都無法翻身的複仇心態可以理解，但這關乎世界命運的大事，怎麽能意氣用事、紙上談兵？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則疲於周旋其間。

凱恩斯在《〈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後果》中認為，以英、法、美為首的協約國希望向戰敗國德國索取巨額賠款，以彌補自己的戰爭損失。他們看似是在給自己療傷，實際上是給整個歐洲在傷口上撒了一把鹽。《凡爾賽和約》沒有提出一個戰後如何重啟歐洲經濟的有效安排，反而埋下了二戰的隱患。人們在書中看到了他的深邃與遠見——這一切在十年後演變為20 世紀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繼而使那個小醜希特勒竟然輕而易舉地征服了理性的德國人的心，終於演變為1939 年的二戰爆發，這是《凡爾賽和約》的遺產。

20 世紀30 年代大蕭條時期，盛行已久的古典經濟學束手無策，不能有效地解釋和對應失業和經濟危機。

凱恩斯敏銳地感覺到，過去的經濟理論是在經濟規模和複雜程度遠低於當代時形成的，而且貨幣非中性作用也沒有被充分而深入地認識。1936 年他出版的《通論》，在經濟學思想上具有開創性、革命性，是隨後“宏觀經濟學”得以發展的主要思想源泉，其思想後來形成了現代經濟宏觀調控的主要思想體係。

當時流行的古典經濟學認為，市場機製可以自主實現資源的有效分配、供需會自動平衡，但是他們忽略了，在經濟危機關頭，經濟極度蕭條、信心盡失的時候，如果等待市場自己去慢慢療傷、恢複、複蘇。可能需要很長的傳導時間，也許會是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如何爭取時間，讓經濟盡快複蘇、繁榮，盡快解決億萬人民的就業和得到富足的生活，是凱恩斯經濟學麵臨的任務。

薩伊定律是古典經濟學的核心觀點之一，主張“供給創造需求”，即生產出來的商品同時會創造出來足夠的工資等收入，從而形成足夠的需求。凱恩斯革命就是革薩伊定律的命，凱恩斯認為失業是由於總需求不足造成的。由於總需求不足，產品滯銷，引起生產縮減，工廠解雇工人，造成失業。那麽就要擴大總需求，總需求由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兩者組成。由於邊際消費遞減規律的存在，消費達到極限後，就難以增長，這樣就要努力擴大投資需求。

怎樣才能擴大投資需求呢？如果銀行存款利率高，那麽人們會把手裏的錢存在銀行，既安全、簡單又能賺取高利息回報，何樂而不為？然而政府為了整體經濟走出低迷、繁榮發展、擴大就業，讓每個有工作需要的人都能找到適合的工作，也就是充分就業，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設法降低銀行利率。美國利率常常是接近0，歐洲則出現了負利率，客戶在銀行存款，還得付銀行保管費。同時由於貨幣充裕，通貨膨脹率會有溫和上漲。

這樣就把儲蓄存款引導進入投資當中，因為不投資的話，自己的存款就會貶值。大家都把餘錢拿去投資之後，社會各行各業充分激發和運作，從而達到走出蕭條、實現經濟持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