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王洪秀全死因之謎

洪秀全（1814年—1864年）是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領袖。廣東花縣（今花都）人。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創立拜上帝會，深入廣西，以宗教發動農民群眾。於1851年1月11日舉行金田起義，編組太平軍，頒布《太平軍目》，又以“十款天條”嚴明軍紀。起義初期敵強己弱，遂率義軍乘虛蹈瑕，於轉戰各縣中尋機殲滅清軍，保存和壯大自己。同年3月，在廣西武宣東鄉被擁戴為天王，隨建五軍主將製。及克永安（今蒙山），又加封五主將為東、西、南、北、翼五王，詔明諸王俱歸東王楊秀清節製。1852年6月，在湖南道州（今道縣）采納楊秀清意見，確立“專意金陵”的戰略方針，圍長沙，克武漢，下九江（今屬江西），於1853年3月占領南京，定為都城，改稱天京。後漸輕敵冒進，同時開辟北伐、西征和保衛天京三條戰線，兵分力單，導致太平軍北伐全軍覆沒。後改變戰略，於1856年夏從西征戰場調集大軍，攻破清軍江北、江南大營，軍勢複振。但以不善處理領導集團內部矛盾，釀成天京內訌，軍事力量大受削弱，形勢急劇逆轉。洪秀全自兼軍師，艱苦籌維，1858年重立五軍主將製，選拔、重用陳玉成、李秀成等年輕將領，軍心複振。同年冬，二破江北大營，又獲三河大捷。1860年春，采納幹王洪仁玕、忠王李秀成的計策，奔襲杭州，調動清軍，取得二破江南大營和東征蘇、常的勝利。為救被湘軍圍困的安徽安慶，多方調遣兵力組織解圍，皆告失利，安慶終於1861年9月陷落。1862年（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清同治元年）5月，湘軍對太平軍取大包圍之勢，曾國荃部進至天京城下。為急於解圍，嚴催李秀成等“十三王”率兵自上海、浙江前線回援，於天京城外與湘軍大戰45天，未能破圍。隨命李秀成取道江北，遠攻敵後，不僅未能調動湘軍，兵力反遭重大損失。洪秀全深居天京，一再從各戰場調兵回救，戰略陷於被動，戰局由此日蹙。1863年12月蘇州失守，天京危殆。拒絕李秀成“讓城別走”建議，徒自坐困。清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1日），洪秀全死於城內天王府，年五十一歲。關於其死因，由於原始資料記載不一，加上曾國藩篡改史料，以假亂真，因此史學界有不同看法。許多有關太平天國史的論著，都說洪秀全是在清軍緊逼時服毒自殺的，也有不少太平天國的論著則說洪秀全是病死的，這樣一來，洪秀全究竟是自殺還是病死，便成為曆史之謎。

李秀成是後期太平天國的主要將領，洪秀全去世時，他在天京主持天京保衛戰，對天王府的情況當有較確切的了解。曾國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言及洪秀全之死：“天王（洪秀全）斯時焦急，日日煩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洪仁殲是後期太平天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被清軍捕獲後曾寫下《洪仁玕自述》，其後半部分中說：“天王之自殺，更令全局混亂。”太平天國的對手、湘軍首領曾國藩在同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奏稿中說：“首逆洪秀全實係本年五月間，官軍猛攻時，服毒而死。”同年七月初七日又奏稱：“有偽宮婢者，係道州黃姓女子，即手埋逆屍者也，臣親加訊問，據供，洪秀全生前，經年不見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軍急攻，服毒身死，秘不發喪。而城裏群賊，城外官兵，宣傳已遍，十餘日始行宣布。”根據上述資料，大多史家認為洪秀全係“服毒自殺”。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說洪秀全之死，根據《李秀成自述》內容，認為洪秀全“四月十九日（天曆，即1864年6月1日）服毒逝世”。

盡管當時大部分學者都認同曾國藩及其刊刻本《李秀成自述》的說法，但他們對洪秀全自殺說，已有一定程度的懷疑，所以在許多太平天國史論著中把當時在洪秀全身邊的幼天王洪福璃在“自述”中說的：“本年四月二十七日，老天王病死了，二十四日眾臣子扶我登基。”的這一觀點也一並羅列於後。如郭廷以在《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中根據“李秀成供狀及曾國藩奏報”，認為洪秀全之死“以服毒說為近真”。在羅列了洪福璃供詞中關於洪秀全之死的文字之後，又說“似洪秀全係病死”。簡又文在《太平天國全史》中認為洪秀全自殺是“事實”，但又對曾國藩奏稿中的內容多加批駁，如在“官軍急攻”語下批駁說，在洪秀全死前三個月“曾國藩未攻城，天京外亦無戰事”。曾國藩奏稿說，洪秀全“服毒”材料來自天王府宮婢黃氏，簡又文批駁道：“其言由黃氏宮婢供，偽言也”。可見，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史學界對洪秀全之死實無定論。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藏在曾國藩家中達一百多年的《湘鄉曾八本堂·李秀成親供手跡》（即《李秀成自述》）正式影印發行，其中關於洪秀全之死的原始記載，有利地證明了洪秀全是病死，並非自殺。具體記載為：“此時大概三月將尾，四月將初之候，斯時我在東門城上，天王斯時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天曆）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藥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藥也。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天王之病，因食時露病起，又不肯食藥方，故而死也。”有學者指出，這一記述當是可靠的，因為李秀成當時正在天京，對天王府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所記載洪秀全之死的材料最為後人所重視。而曾國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是經曾國藩篡改過的。洪仁玕雖然不在天京，但他在湖州和幼天王會師，自然要談到洪秀全去世情況，所以他在“自述”中關於洪秀全之死的記述，也為史學界所重視。但《洪仁玕自述》前半部分說：“至今年四月十九（天曆），我主老天王臥病二旬升天”。後半部分又說：“天王之自殺，更令全局混亂”。這個自相矛盾的記載到底是怎麽回事，現在不得而知，不過，因為後半部分是由外人譯出，原稿已失。外人在翻譯時受《李秀成自述》刊刻本影響，是極有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玕自述》前半部分，是出自洪仁玕供詞原稿，應該比較可信。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五月初六日條記：“聞探報稟稱，逆首洪秀全已於四月甘八日病死（彼中之四月二十日）。”

人們也許會問，曾國藩為什麽一定要篡改《李秀成自述》中關於洪秀全之死的說法呢?這是因為，湘軍攻破南京之後，曾國藩在安慶給清廷的一個奏折中已經說過洪秀全是“官軍猛攻時，服毒而死”的。而在他到達南京之後，又於七月初四親自擬寫了七月初七日的奏稿；並在奏稿中重申了洪秀全因“官軍急攻，服毒身死”。這兩個奏稿都是在曾國藩看完李秀成親供前寫成的。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在《能靜居士日記》七月初七日條中說：“中堂（指曾國藩）囑餘看李秀成供，改定谘送軍機處，傍晚始畢。”曾國藩把李秀成供稿呈送軍機處時曾說：“李秀成之供詞，文理不甚通適，而情事真確，僅鈔送軍機處，以備查考。”曾國藩看到李秀成親供有關洪秀全之死記載和奏稿截然不同，他在把親供抄送軍機處時，把這些文字給篡改了，當不難理解。至於曾國藩兩次謊報軍情，羅爾綱和周村台寫的《洪秀全論》說：“洪秀全因天京缺糧，久吃甜露充饑，致病發逝世。”並在注中說：“曾國藩刻本《李秀成親供》所說洪秀全因被圍急自殺死，乃是曾國藩為要向清廷報功而盜改的。”由此可知，曾國藩所出示的李秀成供稿，是被“改定”過的。

自從《李自成親供手跡》發行後，大多數有關太平天國史的論著，都改變了“自殺”說的看法，並確信洪秀全是病死的。當然也還有一些學者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

天京窖藏珠寶流落何處

1864年7月，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隨著天京（現南京）失陷而告失敗。圍城三年的湘軍蜂擁闖進了天京各個城門，他們目的就是搶掠，上至前敵總指揮的大頭頭曾國荃，下至軍營裏雇傭的民工、文職人員，都想發橫財，當時傳聞洪秀全和天國新貴收斂財寶都藏在此地。湘軍三日三夜搜查全城，曾國荃和提督蕭孚泗率先洗劫天王府，他們撈盡官衙甚至民宅的一切浮財，連同幾萬名女俘虜，一並作為勝利品帶回去。但是所謂窖藏珠寶連一點蹤影都沒有見到。

天京是否有窖金埋藏?曾國藩在城破後下令洗劫全城，但“凡發掘賊館窖金者，報官充公，違者治罪”，雖然湘軍軍令嚴明，但在“破城後，仍有少量窖金，為兵丁發掘後占為己有”。天京被攻破後，除抗拒的太平天國將士遇害外，尚有1000餘人，即占守城精銳的1／3，隨李秀成保護幼天王洪天貴福逃脫，《能靜居士日記》卷二十則說“另有其餘死者寥寥，大半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後即行縱放”。上元人孫文川在《淞滬隨筆》（手抄本）中認為“城中四偽王府以及地窖，均已搜掘淨盡”，但他說的也許是鬥筲金銀，而大宗窖金下落，並未見有著述，給後人留下一個謎團。

民間流傳的另一種說法是：在南京從前有個富麗堂皇的大花園“蔣園”，園主蔣某，綽號蔣驢子，據說他原來隻是一個行商，靠毛驢販運貨物。因為有次運軍糧，得到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垂青，被任命為“驢馬車三行總管”。天京被圍，內宮後妃及朝貴多用金銀請人辦事，“宮中傾有急信至，諸王妃等亦聚金銀數千箱令載，為之埋藏其物”。《紅羊佚聞·蔣驢子軼事》則說：“有金銀數千箱，命驢往，埋於石頭山某所。”蔣氏後來因此發財起家，成為近代金陵巨富。《紅羊佚聞·蔣驢子軼事》中還說，民國初年，也有南京士紳向革命軍都督和民政長官報告“洪氏有藏在某處，彼親與埋藏事”，由此引起一些辛亥元老國勳的野心，“皆以旦夕可以財為期”，可是雇人多處尋掘，仍毫無收獲。

有資料證實，“曆年以來，中外紛傳洪逆之富，金銀如海，百貨充盈”。如此之多的財富，必然要有一個好的藏匿之處。因此，人們好不懷疑天京城內有洪秀全及天國新貴們的金銀窖藏的存在。曾國荃抓到李秀成後，非常高興，用錐尖戳刺他的大腿，把李秀成弄得血流如注。一方麵是因為氣惱李秀成守城堅固，更是為了緊逼李秀成說出天京藏金下落。曾國藩不久從安慶趕到南京，讚賞其老弟“以謂賊館中有窖金”，又多次軟硬兼施，追問李秀成藏金處。這也是李秀成被較晚處死的另一個原因。李秀成被俘之後，清朝皇帝也派僧格林沁、多隆阿來南京督促，李秀成卻始終未透露太平天國天京的窖金事宜。

洗劫南京後，曾國荃也不承認大發橫財，向上稟報：“城內並無賊庫”。雖然得到了官方的默認，但老百姓卻怎麽也不相信，幾乎眾口一詞，說曾國荃因此一戰，成為巨富。

民間傳言一：“（曾國荃）入天王府，見殿上懸圓燈四，大於五石瓠，黑柱內撐如兒臂，而以紅紗飾其外。某提督在旁，詫曰：‘此元時寶物也’；蓋以風磨銅鼓鑄而成，後遂為忠襄（國荃諡號）所得”；這是說他侵吞了四個元代製造的大頂燈。

民間傳言二：“（曾國荃）於天王府獲東珠一掛，大如指頂，圓若彈丸，數之，得百餘顆；誠稀世之寶也。又獲一翡翠西瓜，大於栲栳，裂一縫，黑斑如子，紅質如瓤，朗潤鮮明，殆無其匹。識者曰：‘此圓明園物也”’。東珠，出產於東北混同江、烏拉寧古塔諸河（即今鬆花江下遊及其支流），如此寶珠，曾國荃一下撿了一百多顆，此外，還抱回一個大於篾筐（栲栳）的翡翠西瓜。唐人用“栲栳量金”形容當日長安貴少的奢華，由此可見，曾國荃暴富的程度。除了列舉實物，傳言還折算了曾國荃南京之行的全部現金收入，據清代文人李伯元《南亭筆記》記載：“聞忠襄於此中獲資數千萬。除報效若幹外，其餘悉輦於家”。

但有人對上述說法提出異議，他們分析認為：倘若曾國荃真有數千萬家財，那麽，他的資產將數倍乃至數十百倍於當時大清帝國的國庫儲備。嘉慶十九年，戶部庫存銀為一千二百四十萬兩，曾國荃至少三倍之；道光三十年，庫存八百餘萬兩，曾國荃至少三十倍之；鹹豐三年，庫存僅為二十餘萬兩，曾國荃至少一百五十倍之!想想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清代野史稗記的掌故大師徐珂也早就質疑這個傳言，他的侄女是曾國荃長孫媳，跟娘家嘮起夫家光景，曾經說過，曾國荃家財產不及百萬。俗話說：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曾國荃自鹹豐七年至同治三年，皆任統帥，七年間集資百萬，稍富於知府而已，由此可見，傳言中曾國荃得到數千萬的“太平軍”寶藏之說確實水分多多。

另外有傳言稱，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領的太平軍覆滅於大渡河前夕，把軍中大量金銀財寶埋藏於某隱秘處。石達開當時還留有一紙寶藏示意圖。圖上寫有“麵水靠山；寶藏其間”八字隱訓。抗戰期間，國民黨四川省主席劉湘秘密調了1000多名工兵前去挖掘，在大渡河紫打地口高升店後山坡下，工兵們從山壁鑿入，豁然見到3個洞穴，每穴門均砌石條，以三合土封固。但是挖開兩穴，裏麵僅有零星的金玉和殘缺兵器。當開始挖掘第三大穴時，為蔣介石偵知。他速派古生物兼人類學家馬長肅博士等率領“川康邊區古生物考察團”前去幹涉，並由“故宮古物保護委員會”等電告禁止挖掘。不久，劉湘即奉命率部出川抗日，掘寶之事被迫中止。

類似以上傳聞眾說紛紜，成為疑案。南京當年天王府遺址，至今隻有西花園一角還隱約可見舊時麵貌，據介紹，南京解放時期，有人聽說洪秀全窖金的事，將園中湖水放幹，但也一無所獲。

窖金的下落究竟如何，傳聞很多，卻沒有證據。曾國藩向皇帝奏報說沒有發現藏金。然而《能靜居士日記》中卻說蕭孚泗“在偽天王府取出金銀不資，即縱火燒屋以滅跡”。曾國藩兄弟倆當然所獲很多，1866年5月19日的《上海新報》上記載說“宮保曾中堂之太夫人，於三月初間由金陵回籍，護送船隻，約二百數十號”，這時搜刮物似乎包括窖金。但天京窖金如藏了很多，那也不會全數遭挖掘的，很難排除確有更多的深藏巧埋之物至今仍未能發現的可能。

對於如此巨額的窖藏珠寶，當然會引起世人極大的興趣，因此會眾說紛紜，但這些珠寶的下落究竟如何，到現在也還是一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