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坑儒

戰國時代諸侯紛爭，雖然經濟上造成很大摧殘，但思想文化卻是空前活躍，各種思想流派、學術團體都流行遊動於世。僅從學派來講，就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陰陽家、縱橫家、兵家、農家、雜家等所謂“九流十家。”從思想方麵來講，各家學派各抒己見，相互詰難，形成了中國曆史上僅有的一次百家爭鳴的局麵，從而極大地推動了學術思想的繁榮昌盛，迎來了我國古代學術發展的黃金時代。但是，隨著封建國家的統一，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成了當時社會的政治統治形式，趾高氣揚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強化他政治、經濟上的專製權力的同時，也要開始推行文化思想上的專製統治了。

焚書坑儒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為統治思想文化而采取的兩項重大措施。在諸侯割據稱雄的戰國時代，製度混亂不一。許慎《說文解字序》說當時“田疇異畝，東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製，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統一以後，采取種種措施在政治、經濟上鞏固統一。但是，僅僅實行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統一，對於鞏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龐大的封建專製帝國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實行思想上的統一。這一措施強化了封建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統治，給中國思想文化史帶來了第一場重大災難。

文化劫難

不過，已開始秦始皇並沒有準備一開始就對文化思想領域采取殘酷的手段，從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建立統一政權開始，到實施焚書的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的8年間，曾從六國的宮廷和民間搜集了大量的古典文獻。同時又征聘70多位老學者，授以博士之官。還召集了2000餘人的學生置於博士官之下，命之曰諸生。其目的在於利用他們對古典文化進行清理甄別，以政府的力量禁止不利於封建專製政權的書，獎勵那些對秦政權有利的書籍。誠如秦始皇自己所說：“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因此，秦政權不僅對70位博士優禮備加，而且對於諸生也“尊賜之甚厚”。

焚書事件發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從現有資料看，其起因和結局似乎並沒有必然的聯係。是年，秦始皇大宴群臣，仆射周青臣等七十餘人前為壽，對秦始皇歌功頌德，說了一些過頭的頌揚話，諸如"他時秦地不過千裏，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等等。

這些話作為"頌辭"似乎也沒有什幺不妥，但過於"較真"的博士淳於越則深不以為然。他反駁說，"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拂弼，何以相救哉”？儼然以為秦王朝的鞏固與發展不是對舊製度的徹底破壞，而是在舊有基礎上的存舊圖新，進行漸進的變革，充分利用舊有的傳統和手段。

淳於越的話確實帶有一種複古主義的傾向，但稍經揣摩，其主觀目的似乎並不是要否定秦王朝的統一事業，恰恰相反，而是出於對秦王朝能否持續發展的深沉憂慮而向統治者提出的忠告。作為最高統治者麵對這種忠告應該抱有冷靜的思考態度，擇善而從。秦始皇是個蔑視儒家、推崇法家思想的人，他十分崇拜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的主張：“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認為這才是富國強兵，超越三皇五帝的唯一妙法，所以對博士諸生的表現心有不滿。，

丞相李斯對淳於越提出強烈的反對意見，並將問題推向極端。他說："五帝不相複，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踐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律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八則心非，出則巷議，奪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

李斯這番利害析說，使始皇大為稱是，準許了李斯提出的焚書的建議，即除去秦國的曆史書籍以外，其它史書及《詩》、《書》百家語之類全部燒毀的建議。除博士官掌管的圖書和農書醫書及求神問卜之書外，各地所有一切藏書全部交到當地官府燒毀。命令下達後30天之內不燒者，判刑服勞役。下令今後如還有人敢於議論詩書，判死刑。以古非今者全族處死。官吏知道而不揭發者治以同罪。李斯的一個建議，就使秦帝國統治所及之處，到處點燃了焚書之火，不到30天，秦以前的古典文獻，盡皆化為灰燼，中國古代思想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殘。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焚書”事件。

在秦始皇采取愚蠢的焚書措施後僅1年，又發生了“坑儒”慘劇。秦始皇知道，書雖然焚了，但人的思想無法焚掉，在自己的政權機構中，還有部分懷有複古思想的舊貴族掌管著文化事業，對這些人必須加以清除。但以什幺為借口呢？

秦始皇是一個具有數重性格的人，即有他披掛上陣，統率千軍萬馬吞滅六國的雄勇氣概，又有其迷信神仙，貪生怕死的怯弱心理。當他統一中國成為曆史上第一位皇帝開始，他就迷上了神仙方術，重用方士，煉丹求藥，不惜耗費巨額錢財，派人去遠海深山尋求長生不死之藥。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有兩個替他尋求長生不老仙藥的方士侯生和盧生，明知仙藥根本就是沒有的，他們無非是為詐取富貴而已。

時間已久，怕騙局終歸敗露，乃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並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聽了這一消息，龍顏大怒，指責方士“韓眾等去不報，徐巿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以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鹹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禦史悉案問諸生，諸生轉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鹹陽。”並告知天下，以懲戒後。這就是曆史上所謂的“坑儒”事件。坑儒事件並不隻這一次，在此後又接連發生了第二次、第三次屠殺。《文獻通考·學校考》雲：始皇“又令冬種瓜麗山，實生，命博士諸生就視，為伏機，殺七百餘人。秦二世時，又以陳勝起，召博士計生議，坐以非所宜言者，各數十人。然此秦之於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試用之，惟恐其不澌盡泯沒矣。”

秦始皇采取極其野蠻粗暴的方式“焚書”、“坑儒”，希望以此殘酷的手段達到思想上的高度統一，充分體現了封建地主階級專政的殘酷和皇帝掌握著至高無上的權力。焚書摧殘了自春秋戰國以來百家爭鳴所形成的文化繁榮局麵，使祖國文化寶庫蒙受了災難。坑儒則沉重地打擊了儒家學派及廣大知識分子，使法家學說完全官學化。而秦王朝就是因為獨行法家嚴酷理論才導致速亡的。

知識分子的離心離德

應該承認，李斯等法家人物追求統一的願望並沒有錯，問題在於他們在強調統一的時候，過分看重意誌的統一和文化的統一。這樣一來，他們原本正確的理論勢必導出錯誤的結果，勢必造成萬馬齊喑的窒息局麵，而無助於統治者在進行決策時對各種方案進行比較揀擇。事實上，在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度裏，意誌的統一和文化統一永遠都隻能是一種理想。因為不論中央政權的政治、軍事、經濟實力有多幺強大，隻要人們生存的物質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革，任何文化統一、意誌統一的願望總要落空，文化發展的內在規律必然導致文化發展的實際結果與文化統一論者的主觀願望相反。因此在中國傳統社會條件下，帝國文化政策的正確選擇，似乎應該是充分尊重各地各個流派的思想傳統和文化傳統，在不可能根本動搖、推翻帝國的前提下，允許各地不同的文化傳統和不同思想背景的學術流派獨立發展和合法存在，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允許知識分子在一定範圍內的言論自由，從而使知識分子所慣有的怨氣、不滿有正常的發泄渠道。這樣或許較李斯所主張的"天下無異意"的文化專製主義更能有效地維護帝國的統一和穩定。

思想專製的結果從表麵上看或許有助於消除言人人殊的混亂現象，有助於政權的鞏固與發展，但其實際後果則勢必加重思想異端的潛流與再生，使政權的權威嚴重下降，信用極度減低，合作者越來越少，離心者越來越多。因此，當政府一旦遇到風浪與挫折，這些原本可以與政府同舟共濟的人則勢必站在政府的對立麵，促使政府的危機和崩潰。我們看到，在秦末混亂的政治局麵中，之所以有那幺多知識分子如郭沫若在《秦楚之間的儒者》中所分析的那樣義無反顧地投奔"革命"，其根本原因也隻在秦王朝試圖統一意誌的文化高壓政策。儒者既然連正常的職業都被剝奪，那幺還怎能指望他們與政府合作同舟共濟呢?此點也誠如司馬遷在《儒林列傳》中所分析的那樣，"及秦之季世，焚《詩》、《書》，坑木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民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戌，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之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這便是秦文化高壓政策所導致的政治後果。

然而，秦王朝的統一成就畢竟來得太快，使統治者無法從容地選擇一種思想作為根本的治國方略，固有的思維走勢使他們覺得文化的發展和政治的統一沒有什幺本質性的區別，於是便采取更為強硬的思想管製政策，於是便有矛頭直接針對儒學的焚書坑儒兩大虐政的發生。

以焚書坑儒為標誌的秦王朝文化高壓政策，其基本出發點無疑在於期望隨著政治上的統一而統一文化，統一學術，以利於鞏固和發展政治上的統一和穩定。這種政策固然能收一時之效，但從長遠的觀點看則是根本不足取的。上引侯生、盧生的私議所揭露的事實，以及他們不願與政府繼續合作的實際行為，已充分表明秦王朝文化高壓政策在知識分子或博士、儒者心理層麵所投下的巨大陰影。整個社會普遍畏懼以言獲罪，舉國上下都在看著最高統治者一人的臉色說假話，那幺，這個政權還怎能有希望呢?

作為社會中堅的知識分子發現了問題而俱死不敢言，固然是知識分子的失職。但從秦王朝的文化政策來檢討，則是文化高壓的必然結果。更有甚者，這些原因與結果互為交織，惡性循環：文化高壓引起知識分子的離心與不合作；知識分子的離心與不合作，激化與政府之間的矛盾，政府必然采取更嚴厲的高壓政策；政府更嚴厲的高壓政策則又必將導致知識分子更加離心乃至反抗。……如此循環不已，最終隻能是政府自食其惡果。焚書引發侯生、盧生事件，侯生、盧生事件引發坑儒災難，以及由此二者所引發的緒紳先生往歸陳王，都生動地說明了文化政策不僅僅關涉文化本身，而且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一個王朝，乃至整個民族的命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不論焚書坑儒在事實上究竟給儒學帶來多大的災難，但其本質確乎為一場文化浩劫，是中華民族文明史上最卑鄙、最黑暗、最沉重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