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製

因改革而斷送自己命運的王朝，在曆史上可能隻有一個，那就是王莽改製。王莽改製是新朝皇帝王莽為緩和西漢末年日益加劇的社會矛盾而采取的一係列新的措施。西漢自宣帝以後，元、成、哀、平四個皇帝都極端荒**腐朽。朝廷大權落到外戚手裏。漢元帝皇後王政君的幾個兄弟，王鳳、王商，王音、王根4人以及侄王莽，先後擔任大司馬的職務。大司馬在當時是掌握政務軍事重權的高官。其它一些重要官職和刺史郡守，也都出於王氏門下。王氏集團從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勢力。漢哀帝死後，漢平帝繼位。他是一個9歲的小孩，完全受大司馬王莽的擺布。王莽用小恩小惠收買人心，拉攏地主階級和知識分子，結交官僚貴族。當他認為準備妥當之後，就毒死平帝，立孺子嬰為皇帝，由他輔政，稱“攝皇帝”。這樣，他還不滿足，公元8年，幹脆踢開孺子嬰，自己登上皇帝的寶座，把國號改為“新”，篡奪了漢朝的政權。次年改元為“始建國”。

偽君子

在曆史上，王莽一直是位反麵人物。近代以來，史學家雖也注意到了他的一些積極方麵，或者肯定他的改革意圖，但他的“陰謀”、“虛偽”似乎已成定論。王莽覆滅後，除了東漢初班固所修、得到官方認可的《漢書》有一篇《王莽傳》外，其它有關史料已**然無存。所幸《漢書·王莽傳》還相當詳細。

初元四年（公元前四十五年）王莽出生在一個煌赫的家庭，他的姑母王政君被元帝立為皇後。成帝（王政君之子）繼位後，王家先後有九人封侯，五人擔任大司馬，是西漢一代中最顯貴的家族。但王莽父親早死，沒有輪到封侯；哥哥也年紀輕輕就死了，留下了孤兒寡母。這卻使王莽從小養成了與富貴的堂兄弟們不同的習慣，他謙恭好學，生活儉樸，與普通儒生無異。平時侍奉母親和寡嫂，撫養侄兒，都規規矩矩。對待社會上的名流學者、家中各位叔伯，格外彬彬有禮。永始元年，王莽被封為新都侯，升任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王莽在宮中值勤時總是小心謹慎，官越升，越是謙虛。他廣泛結交高中級官員，贍養救濟名士，家裏不留餘財，連自己的軍馬衣服都拿來分發給賓客。在位的官員不斷舉薦他，在野人士紛紛傳播他的佳話，王莽的名聲逐漸超過了他的叔伯們。

王莽很快收羅、組織起一個得心應手的班底：王舜、王邑為心腹謀士，甄豐、甄邯負責決策，平晏掌管機密，劉歆撰寫文告製造輿論，孫建當“爪牙”（上通下達兼打雜），甄豐之子甄尋、劉歆之子劉fen1、涿郡崔發、南陽陳祟等也因有各種本領而受到王莽的信用。大肆收買人心，以至於全國上下無不感謝王莽，但他認為做得還不夠，又向太後進言：“由於丁、傅兩家外戚的奢侈揮霍，很多百姓還吃不飽飯，太後應該穿粗衣，降低飲食標準，作天下的榜樣。”他自己上書，願捐錢一百萬、田三十頃，交給大司農救濟貧民。此舉一出，百官積極響應，紛紛仿效。連太後也省下自己的“湯沐邑”（供太後私人開支的封邑）十個縣交給大司農管理。一到發生自然災害，王莽就吃素。元始二年全國大旱，並發蝗災，受災最嚴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帶頭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獻出土地住宅救濟災民。災區普遍減收租稅，災民得到充分撫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銷，改為安民縣，用以安置災民。連長安城中也為災民建了一千套住房。

為了複興儒家傳統製度，王莽奏請建立明堂、辟雍、靈台等禮儀建築和市（市場）、常滿倉（國家倉庫），為學者建造一萬套住宅，網羅天下學者和有特殊本領的幾千人至長安。學生與百姓積極性很高，紛紛投入義務勞動，十萬人突擊，二十天就全部建成。元始五年正月，公卿大夫、博士、列侯共九百零二人聯名上書，請求給王莽“加九錫”。當年秋，派往各地了解民情的八位風俗使者回到長安，帶回各地歌頌王莽的民歌三萬字。王莽奏請進一步製定條例，以便做到“市無二賈（市場上不討價還價）、官無獄訟（衙門裏沒有打官司的）、邑無盜賊（城裏沒有盜賊）、野無饑民（農村中沒有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男人女人分別走在路的兩邊），“犯者像刑”（犯法的人以畫像示眾，不必真的用刑），仿佛回到了上主太平盛世。很快，王莽就獲得了皇帝的寶座。

書呆子和改革者

王莽當政後，麵臨著嚴重的社會危機。他為了緩和階級矛盾，維持“新”朝的統治，打出《周禮》的旗號，宣布實行改製。公元9年，王莽宣布全國土地改稱“王田”，不許買賣。仿照古代井田製，規定一家男口不滿8口而田過一半（900畝），多餘的土地分給九族、鄰裏、鄉黨。無田的人，一夫一婦可以受田百畝。同時，他還把私家奴婢改稱“私屬”，也不許買賣。王莽要推行的所謂“井田聖法”，不僅沒有解決社會土地問題，相反又把農民禁錮在“王田”裏當牛做馬；不僅沒有解放奴婢，而且把占有奴婢作為製度固定下來。實質上是複古倒退的改革。

王莽實行了多次幣製改革，使用了金、銀、龜、貝、錢、布五物六類，28種貨幣，稱為“寶貨”。不僅名目繁多，而且將早已失去貨幣性能的原始貨幣，如龜殼、貝殼等拿來使用，造成了嚴重的金融混亂，貨幣貶值，而每改革一次，就是王莽集團對人民的一次大搜刮。大量的黃金、白銀流到他們的腰包。

王莽還實行了“五均六管”，即在全國幾大城市裏設“五均司市”負責管理市場，平衡物價，收稅和貸款；實行鹽、酒、鐵器官賣；錢由政府統一鑄造；收山林、池沼和農商、手工業稅，表麵好似有益於民，實際是王莽集團的又一次變相搜刮。王莽所用“五均六管”官，都是些大富商。如薛子仲、張長叔等人，都有家資數千數萬。這些人有了特權，便乘機收賤賣貴，投機倒把，大發橫財，幣製改革已給商業帶來嚴重的創傷，百姓更是一貧如洗。貧苦農民無處謀生，就連上山打獵、放牧，以及捕鳥、捕魚、養家畜、養蠶、紡織，甚至縫補、算卦都要上稅。

除此之外，王莽還多次改動官名和縣名。如改大司農為羲和，後改為納言，改少府為共工，改郡太守為大尹，縣令長為宰。先據《堯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後又據《禹貢》改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最後又恢複舊稱，他頒行五等爵，濫加封賞，卻把受封的人留在長安食祿，有的人因為俸祿無著不得不傭作為生，更多的官吏則競為奸利，受賄賂以自給。這些改革不僅不能解決社會矛盾，反而使社會矛盾加劇。貧苦農民一旦觸犯了“新法”，就要被罰為官奴婢。因犯禁被捕，押解長安去服勞役的人一次竟達10萬之多。在王莽當政期間，還挑起了對東北和西南少數民族的戰爭，大量征發徭役和物資，使人民更陷入悲慘境地。王莽卻用搜刮來的民財肆意揮霍，大興土木，修建廟宇。

他還托言古時皇帝納120女致神仙，將民間女子大批選入宮中，供其**樂。

王莽的改製未能挽救西漢末年的社會危機，反而使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終於導致了赤眉綠林為主的農民大起義，新朝遂告滅亡。

王莽何以會失敗，曾引起中外學者的爭論。５０年前，還有人張揚他為“初期社會主義者”。其實這個比擬不合實際，而且王莽的敗亡，有他親身實曆的前後史跡足以解釋，用不著我們提供沒有發生的情事作假說。

王莽新政涉及雖多，其要點不難縷列。其一是稱天下之田為王田，亦即土地國有，各家室占領的麵積及使用奴隸人數都有限製，也不得自行買賣。其二則為作“五均”“六管”，也就是政府經商，也用金銀布匹大錢五銖錢下至龜貝造成一個彼此能互相更換的貨幣製度。一為農業政策，一為商業政策，也符合傳統所謂“食貨”的範疇。其理想則是農民都有田種，貨物既流通，價格也公平，高利貸則絕跡。

這種理想，牽涉國家社會的根本，目標遠大。可是根據這改革者自己所發詔書的揭示，漢初以來假設全民平等的賦稅製度，因為“豪民侵淩，分田劫假”已經名不副實。新莽由於財政困難，公卿以下月祿才得帛一匹，“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這時候還以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紙文書頒布，則天下怡然景從，也未免太樂觀了。

西漢與東漢之交，兩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製力量降低，民間士族大姓興起。二是官僚機構膨脹，據估計中央地方官吏逾13萬人。光武帝劉秀崛起於民間，他利用前者的力量，而不為後者所羈絆；王莽則反是。他不能與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詔書和他們作對。他雖改長安為新安，仍是與積習難返的官僚機構結不解緣。均田則應在農村著手，政府經商也要組織普通商人作第二線及第三線的支持。他對這些事全未著意。

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時總是接受外間至大的壓力，也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然則，他也有很多我們在今日視作離奇的辦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數學公式兜須用在真人實事上，以一種象征性的指示當作實際的設施，注重視覺聽覺上的對稱均衡，不注重組織的具體聯係，這些都與傳統中國思想史有關。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術供應不及時的產物。因為統治這龐大帝國，包羅萬象，即使博士顧問，也必須保證對萬緒千頭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權之萬能。於是隻有將原始片麵的見解牽扯著籠罩著去推衍出來一個內中凡事都能互相關聯而有規律性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