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李悝變法

魏文侯名魏斯，是戰國時期魏國的第一位正式的國君，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據《史記》記載，他於周威烈王二年(前424年)繼承魏氏政權，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與韓景侯、趙烈侯一起被周天子冊封為諸侯。魏國祖先叫畢公高，原本與周天子同姓姬，因武王伐紂後受封於畢地而姓畢。後來畢氏中一個叫畢萬的侍奉晉獻公，獻公滅魏時將魏地封給了他。十一年後獻公死，晉國內亂，畢萬根據封地而改姓魏氏。畢萬的兒子叫魏武子，魏文侯是他的第九代玄孫。魏文侯是一個胸懷大誌的人，“三家分晉”以後，他禮賢下士，任人惟賢，開創了戰國時期的養士之風。他先後任用魏成子(文侯北、名成)、翟璜(名融)、李悝(又名李克)為相，又尊卜子夏(孔子著名的弟子)為師，還禮待田子方、段幹木等社會名流，施行了一係列勵精圖治的政治改革，使魏國日益強盛。魏文侯親手創立了戰國時期的第一個新興中央集權製國家，由國君直接任免的將相統領文武百官，直接委派守令來管理郡縣。他還親自革除有礙於新興勢力發展的舊習陋俗。受到他的開明政策和自強精神的吸引，各地的一大批賢良之材紛紛前來魏國效力。當時這批人中，知名度最高的有吳起、樂羊、西門豹等。他們有的善於領兵作戰，有的善於治理地方，在魏國他們都能人盡其材，做出卓越的成績。

其中李悝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李悝又名李克，相傳是孔子的得意門生子夏的學生，作過魏國的中山令。他在魏為相十年，因向魏文侯提出“盡地力之教”的主張，並為文侯獻“平糴法”而深得文侯的信任。所謂“盡地力之教”，就是要開阡陌，鼓勵農耕。周朝本來是個封建領主製社會，土地所有製施行井田式的國有化製度，這種土地所有製的具體做法是，將土地用溝、渠、道路分劃成井字形方田，中間的良田為“公田”收獲歸領主所有；周圍的劣田為“私田”，收獲為農奴所有。但農奴要先養公田，然後才敢治私事。實際上是一種勞役地租的剝削方式，十分不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李悝的改革就是要開辟這些溝、渠、道路(阡陌)，鼓勵自由開墾耕地，增加耕作麵積，培植小農經濟。“平糴法”是為控製糧價穩定市場而製定，為了抵製商賈囤積居奇、牟取暴利，搞亂國家經濟，政府把年景分成好年景三等，壞年景三等。好年景時，要求農民在完稅和留足口糧之後，把餘糧按定價售給政府。年景不好時，政府再將存糧以平價售給人民。這些積極的措施，在當時確實起到了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增加財政收入，穩定市場、安定人民生活和穩固國家形勢的作用。李悝改革的另一個方麵，是在政治方麵。他認為：治理國家應當“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提出了“奪**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土”。反對舊有的世襲職祿，主張按照對國家的功勞、貢獻的大小，來決定所授予的官職、奉祿的高低。反對那些生活奢侈、為非作歹，而又無所作為、無能無德的世襲貴族，把他們稱為“**民”，並主張取締他們的封爵和俸祿，用這些來招徠天下有用的人材。嚴格執行賞罰製度，重視對人才的選拔和任用，主張封君也要遵守國家的法令，不得任意役使封地的人民，使封地成為封君單純的奉祿供給處所。李悝的這些政治改革與其經濟改革一樣，從實際上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衣食租稅”，和中央集權的思想，符合曆史發展潮流。這些方針政策使魏國更為強大。到後來，他的學生衛鞅在秦國發動著名的“商鞅變法”，使秦國發展成為能夠統一天下的強大國家，所采用的“鼓勵農功”、“嚴刑峻法”，“中央集權”等一係列措施，無一不是以李悝的法家思想和他在魏國改革的實踐經驗為指導。

李悝所著的《法經》，是在鄭國子產的《刑書》和晉國《刑鼎》的基礎上，加以係統化，理論化而完成的。《法經》的原本早已失佚。根據其他記載可知，《法經》共分六篇：一是《盜》律；二是《賊》律；三是《囚》律；四是《捕》律；五是《雜》律；六是《具》律。李悝認為：“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所以他的《法經》，開首兩篇便以盜和賊為立法對象。《囚》律和《捕》律是專門為劾捕盜賊而製定的章法。《捕》律實際上是對於法律威嚴的確立。《囚》律，實際上是監獄法，以及對於審判程序的規定。所以，《盜》、《賊》、《囚》、《捕》四篇的主要內容，就是對“盜”“賊”進行拘捕、關押的辦法，例如：規定殺人者處死，以及將其全家和妻家的人全部沒收為奴隸，對於“大盜”，輕者要充軍到邊遠地區去，重者要處死。《法經》中還規定了對於在路上拾遺人的，也要砍斷腳趾的律條，可見其法規之嚴峻和詳盡程度，《雜》律實際上是有關特別法的定律，主要規定了對於**、賭博、盜竊官府印信，貪汙、賄賂、僭越逾製和議論政府法令等行為的處罰。其中如：對於群眾集居者，一日則要追問，三日以上則要處死等，可見當時對此類問題的敏感程度以及處罰的殘酷程序。《具》律是根據案情輕重及有關情況，決定從輕處罰或從重處罰的總論性律文，具有對於法律言辭下定義以及對於法律理論加以說明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