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司馬遷撰修《史記》

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縣)人，生於漢建元六年(前135年)，大約在漢武帝晚年去世，是我國古代偉大的史學家、哲學家、文學家。他的父親司馬談是一位頗有學識的史學家和思想家，漢建元、元封年間(前140年至前110年)任太史令，著《前家要旨》，同時，他還抱定了記載漢興之後“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的宏偉理想，據現在研究，證明他不僅已編撰出了一些漢史的篇章，而且有本紀、有列傳、有“太史公曰”，已備一定的著作體例和規模。司馬遷幼年在家鄉生活，“耕牧於河山之陰”，大約十歲時隨父到長安，開始誦“古文”(經)，曾跟孔安國學習過古文《尚書》，大約還聽董仲舒講過《公羊春秋》。他博通“六藝”，涉獵各種典籍及先秦諸子、“百家雜語”；精天文、律曆、地理，並知醫藥、樂、占卜；喜文學，尤其推崇屈原、賈誼、司馬相如的辭賦。20歲的時候，他第一次遠遊，足跡遍及長江中下遊地區和今山東、河南等地。返長安後，他作了郎中。此後，他還侍從漢武帝到過今山西、河南、甘肅、內蒙等地。漢元鼎六年(前111年)，他受命出使“西南夷”。次年，從“西南夷”返回，見父於河洛之間，這時，司馬談因病滯留洛陽，不能隨武帝封禪泰山，“發憤且卒”，乃對兒子傾吐了自己“欲論著”的宿願，諄諄囑咐司馬遷踵其事業。司馬遷俯首流涕，莊重地表示一定繼承父親的遺誌。元封三年(前108年)，他繼任太史令，遂能讀到“靡不畢集於太史公”的“天下遺文古事”。於是開始積累材料，準備寫作。漢太初元年(前104年)，他倡議改曆並積極參加了這一工作，把漢朝沿用的已不準確的《顓頊曆》，改為比較精密的《太初曆》。此後，他才全力以赴正式開始了著述工作。漢天漢二年(前99年)，他為敗降於匈奴的李陵辯護，觸怒了武帝，被定了“誣罔主上”的死罪，於是“深幽囹圄”之中。司馬遷“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又“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他認為，自己的著作“草創未就”，如果伏法受誅，猶如螻蟻般死去，實在“輕於鴻毛”。他抱著堅持完成自己著作的崇高理想，毫無慍色地接受了腐刑，以免一死。這一奇恥大辱，使司馬遷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受刑後不久，他被任命為中書令。他堅持著述，把自己全部的才學、見識和心血，都貫注於著作之中，終於完成了開創我國史學新時代的不朽著作——《史記》。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包括二十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大部分，共計130篇(卷)，526500字，是一部組織嚴密、內容宏富的百科全書式的通史。

《史記》著成之後，未即流行。漢宣帝時，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才公布於世。自此至唐中葉，“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史記索隱序》)，唐初也隻有少數人對它發生興趣。但這段時間卻是《史記》傳播的重要時期。一是產生了對它的原則性的評價意見。劉向、楊雄稱讚《史記》“其文直，事其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讚》)。同時，楊雄又指出司馬遷“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漢書·楊雄傳》)。稍後，班彪、班固發揮楊雄的論點，認為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漢書·司馬遷傳讚》)。這些看法，幾乎成為此後二千年來《史記》研究爭論的焦點。另一方麵，產生了不少補續注釋《史記》的作品。東漢衛宏首先提出了《史記》有缺，後來班彪、班固亦謂“十篇缺，有錄無書”。三國時張晏指出了所缺十篇的篇目，並說《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目者列傳》為褚少孫所補。一般認為，所謂十篇，並非全佚，褚少孫確為第一個補續《史記》的人，但所補文字，均冠以“褚先生曰”，而且不止是張晏所列四篇。褚少孫之後，續《史記》者很多，有劉向、劉歆、馮商、衛衡等十餘人，現在很難分清原作和補續之間的界限，但大體說來今本還未失原著的精神風貌。注釋《史記》的人不少，其中最重要的是宋裴駰的《集解》，唐司馬貞的《索隱》、張守義的《正義》，後人稱為“三家注”。唐中葉以後，《史記》的流傳就比較廣泛了。韓愈、柳宗元把《史記》當作古文的典範加以提倡。其後迄於近代，基本上從史學和文學兩個方麵進行研究。其中，雖然不乏支持司馬遷思想的人，但基本上則是一方麵指責他離經叛道，一方麵在史學和文學方麵給予極高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