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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發動“辛酉政變”
鹹豐十一年（8）七月，鹹豐帝在熱河病死，兒子載淳繼位，改年號為“祺祥”。幼主衝齡，鹹豐帝遺詔令載垣、端華、肅順等8人為讚襄政務王大臣，顧命輔政。“祖製重顧命”，按親疏遠近關係，應該是奕排在第一位，但鹹豐帝餘憾未釋，把奕摒棄於顧命大臣的行列之外，這更加深了奕與載垣、肅順等人的矛盾。載淳的生母懿貴妃，本是鹹豐帝的寵妃，她常代鹹豐帝批閱奏章，與聞政務。肅順精明幹練，跋扈專擅，但深得鹹豐帝信任。他對懿貴妃一直嚴加防範，每欲裁抑，懿貴妃因之惱恨，視肅順為仇敵。幼主繼位，母以子貴，懿貴妃被尊為慈禧太後。她想利用皇太後的地位，用心攬權。但“顧命”製度使慈禧太後大權旁落，因而與肅順等人嚴重對立。麵對“顧命”製度的挑戰，慈禧太後與奕均痛感自身的權勢受到威脅。利害攸關，隻有一個辦法，即推翻“顧命”製度，除掉顧命大臣。於是，慈禧太後和奕勾結起來，開始了爭奪最高權力的鬥爭。
在慈禧太後示意下，先是禦史高延祐上請“垂簾”，接著禦史董元醇又上疏說“暫請皇太後垂簾聽決，並派近支親王一二人輔政。”垂簾建議立即遭到載垣、肅順等人堅決反對。慈禧太後雖然惱怒，但考慮時機尚未成熟，隻好隱忍讓步，把高、董分別治罪，平息風波。不久，在奕授意下，大學士賈楨、欽差大臣勝保等奏請“皇太後親理大政、另簡近支親王輔政”。載垣、肅順等顧命大臣以清朝家法，隻有顧命輔政，向無女主垂簾為理由，痛加駁斥。慈禧太後和奕表麵上處處“示人以無為”，暗中卻加緊部署。八月初一日（9月5日），奕以奔喪為名，到熱河叩謁梓宮。為了取得列強的，事先他特派文祥拜訪英、法等外國公使，說明意圖。外國侵略者對肅順這派政治勢力的外交路線不滿，深感這派勢力是辦理對華交涉中的障礙，他們決意扶植奕為首的政治勢力，故對奕此舉，明確表示讚成和。肅順等人對奕早有防範，曾以各種借口阻撓，不允許奕到承德。奕到熱河後，肅順又以太後無召見外臣之理以及叔嫂避嫌為詞，阻止奕和慈禧太後見麵。慈禧太後設法拉攏、勸誘忠厚的慈安太後出麵，兩宮太後以垂詢家屬私事和敘說親情為名，兩次召見恭親王，“奏對良久”，終於達成了默契。奕認為，要發動政變，非早日還京不可。慈禧太後對外國侵略者尚存恐懼、猜疑，怕回鑾北京難保安全，奕保證說“外國無異議，如有難，惟奴才是問。”慈禧太後釋此顧慮，遂與奕密商了回京發動政變的計劃。
奕於八月初七日（9月日）兼程趕回北京。他憑著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親信們的多方疏通遊說，爭取到了大學士賈楨、周祖培和刑部尚書趙光、戶部尚書沈兆霖等部院大臣的，還爭取到了蒙古親王和大臣的臂助。奕又竭力拉攏統領重兵駐紮在京津地區的兵部侍郎勝保，並把勝保的部隊布置在密雲一帶。同時，還籠絡了擁有重兵的實力人物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這樣，便控製了北京周圍的軍隊，抓住了發動政變所必須的武裝力量。
九月二十八日（月日），慈禧太後攜載淳從熱河先行抵達北京。當天，她便立即召見奕和其他親信大臣秘密部署。次日黎明，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奉“特旨”捉拿了載垣、端華等人，並派睿親王和醇親王至王闓運《祺祥故事》，《東方雜誌》第4卷，第2期。
密雲迎捕了擔負送鹹豐帝靈梓重任的肅順。顧命八大臣束手就擒，徹底失敗。肅順被斬決，載垣、端華“賜令自盡”，其餘五大臣均“革職”，或充軍，或“加恩免其發遣”。旋即廢除“祺祥”年號，改元同治。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政變”。
鹹豐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8年2月2日），在紫禁城養心殿舉行了垂簾大典。兩宮太後垂簾聽政。奕參與政變有功，“扶傾定危”，破例地以議政王的名義任軍機處領班大臣兼攝首席總理衙門大臣，複授宗人府宗令、總管內務府大臣，賞食親王雙俸，王爵世襲罔替，等等。另外，慈禧太後特許他在紫禁城騎馬，把隻有中宮嫡長女才能享有的“固倫公主”稱號授予他的長女，以示優禮。至此，兩宮臨朝稱製於上，恭親王總攬全局於下；慈禧太後攫取了清皇朝的最高統治權力，奕在朝廷中的權勢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第五節對外妥協與禦侮的雙重心態辛酉政變的成功，使侵略者感到非常滿意。事後，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說由於奕上台掌權，英國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滿意的關係”；聲稱由於這一“令人滿意的結果”，英國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這個政府的顧問”。所以，英國在中國的喉舌《北華捷報》強調指出在這個特別的關頭，英國比過去任何時候“更有必要去帝國的現存政府”。法國人對政變的結局也感到高興，其駐華公使在日記中寫道“宮廷革命沒有**地結束了”，“恭親王成為執政者，以後的談判將更易進行”。對於列強的扶植和，奕自然心領神會，所以，當他執掌大權以後，通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努力謀求與列強“和好”相處。用他自己的話說，即“換約以來，事事皆推誠相待”，滿足侵略者的要求和貫徹侵略者的意圖。他所倡導的洋務活動基本是圍繞“滅發撚為先”的方針，“購洋槍、置洋炮、辦機器、造輪船，凡力所能及、有益於戰事者，無不隨時籌畫”。以其顯赫的權勢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創辦一批近代軍用工業，借用“外夷”之力，生產槍支彈藥以征剿農民起義。與此同時，奕還積極實施“借洋兵助剿發逆”的計劃，奏請朝廷對曾國藩、李鴻章、薛煥等東南疆吏“借師助剿”“有請必行，不為遙製”，嚴厲鎮壓太平天國，以“俾洋人益形鼓舞”。鹹豐十一年（8），他同意委派李泰國和赫德相繼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把中國的海關管理大權交給英人掌握。同年，奕以巨款托付李泰國購買船艦，籌建海軍。同治二年（83），這支艦隊開到了中國，但艦隊的指揮卻是英國皇家海軍上校阿思本，還招募了00多個英國海員和水手。李泰國還私許阿思本對艦隊有完全指揮權，除清朝皇帝以外，他不接受任何中國官員的命令，並對皇帝的諭旨有權加以選擇。這是由清廷出錢供養，歸英國侵略者指揮、控製的一支艦隊。奕不但沒有抵製，還準備接受英國侵略者這一無理要求，甘受外人挾製。這種對外一味順從的懦弱行為，連曾國藩、李鴻章都感不滿，向總理衙門提出抗議，要求將艦隊解散。清廷詔令遣散船員，留下船艦。英國方麵無理取鬧，堅持“既不用其人，則船炮亦應繳還本國”，還向清廷索取賠款。最後，奕隻好曲從其意，退還船隻，向英國賠禮賠款。同治三年（84），奕同意烏裏雅蘇台將軍明誼簽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將新疆大片領土割給沙俄。同治九年（870）五月，天津爆發反洋教鬥爭，群眾焚毀教堂，殺死法國領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處理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明知“曲在洋人”，卻在法國等列強的要挾下，一再遷就，息事寧人曾國藩鎮壓群眾，懲處天津知府和知縣，了結天津教案，取媚洋人，與外國“曲全鄰好”。奕對外妥協的外交政策，連其弟奕譞也深為惱火，他詰問奕說“素日無備，故臨事以‘無可如何’四字塞責，自庚申至今十年，試問所備何事？”奕譞還指責奕主持總理衙門以來，“夷務尚無起色”，對“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無否”，全盤否定了奕所執行的外交政策。
奕譞的指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應該看到奕矛盾的對外態度。鹹豐十一年（8），他在奏請練兵“自強”的奏折中說道“撫議雖成，而國威未振，亟宜力圖振興，使該夷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以期經久無王闓運《祺祥故事》，《東方雜誌》第4卷，第2期。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3，第2頁。
患。”後來，在談到為什麽要購造輪船以求“自強”時又說現在“雖英、法漸見信服，有日匿而就我之意，而為國家謀久安之策，則防患正不可不深。”同治三年（84）初，他見太平天國大勢已去，“金陵死守孤城，斷難久踞”，對清皇朝構不成威脅了，便與英公使卜魯斯言明“金陵不用幫助，當議定撤退常勝軍，專用中國官兵圍剿”，無須再借洋人之力，以免“地方被其**城池未複而要挾已深”。天京攻陷後，太平軍餘部轉戰福建、廣東，福建巡撫徐宗幹慌亂中又奏請借師助剿。奕極為惱火，上奏“請旨飭下福建、廣東兩省將軍督撫，毋再倉皇議調洋兵，致滋流弊，貽患疆圉”2，可見奕借師助剿的程度是有分寸的。他在屈從列強、妥協退讓的同時，又認為“夷情猖獗，凡有血氣者無不同聲忿恨”，聲稱英、法等侵略軍“為我仇敵”，隻是“時事多艱”，不得不忍辱退讓，“隱消其鷙戾之氣，尚未可遽張以撻伐之威”。事實上，即使在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時候，奕舉辦洋務的目的也有兩重意思在內。在奕看來，乘太平天國還沒有被鎮壓的時候，“托名學製以剿賊，亦可不露痕跡”，如果太平天國業已蕩平才去學習，“則洋匠雖貪重值而肯來，洋官必疑忌而撓阻”。故應乘此時機，實力講求，以期盡窺其中之秘，練兵與辦軍事工業，“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還說刻下列強憑強淩弱，“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國之強弱為衡”，倘若我能自強，器利兵精，則中外可以相安無事，否則，“我無可恃，恐難保無輕我之心”3。所以，他倡辦近代軍事工業，主要是消除內患，鎮壓農民起義，但也有攘外的準備，禦侮的目的。同治二年（83）五月，他在奏請購買洋艦時就指出“如果用之得宜，則近之剿辦長江逆匪，遠之備禦外侮，破浪乘風，縱橫萬裏，實為長駕遠馭上策。所最要者，在我須勤為學習，速得其法，庶不致日久為洋人把持。”奕的這些政治見解和種種作為，既反映了當時洋務派的普遍思想，也得到慈禧太後的信任和。
《翁文恭公日記》第0冊，第5頁。
2《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上卷，第分冊，第204頁。
3《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第33頁。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2—3頁。
第六節遭慈禧太後的懲儆正當奕勢權顯赫、“聲譽日隆”的時候，慈禧太後突然對他施加打擊，使他從權力的高峰滑了下來。辛酉政變後，奕和慈禧太後之間的關係還算融洽。慈禧太後為坐穩自己的寶座，需要奕出力，對他極意籠絡，百般優容恩禮。奕主政期間，羅致了文祥、寶鋆等人內膺重任，作為他主持朝政國事的得力助手；依靠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外膺封疆，興辦洋務，鎮壓農民起義。奕在有分寸地懲辦了載垣、端華、肅順等人的黨羽後，繼續執行肅順重用漢人地主知識分子的政策，又將受肅順排擠打擊的部院大臣平反複職，安撫各方，收拾人心，迅速把政局穩定下來。由於奕等人的通力合作，清廷暫時渡過了難關，出現了所謂“同治中興”的局麵，奕因此博得朝野的一片讚賞。這對慈禧太後攬權是潛在的威脅。在慈禧太後看來，她要保持清朝最高統治者的地位，必須依仗恭親王奕以控製、操縱朝政，駕馭群臣，但同時又害怕他的力量過於強大，危害自己的統治地位。在這種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她有意識地扶植兩派、甚至多派政治勢力，使他們互相牽製。所以，她一麵奕為首的洋務派，一麵又放任頑固派對奕等洋務派的攻擊和非難，力圖控製和排擠奕，削弱他的權勢。這種局麵的出現，奕當然是不滿的。況且他年輕氣盛，躊躇滿誌，處於矛盾的漩渦之中，仍然是勇於任事和剛愎自用。工於心計的太後對此難以容忍，說他“狂妄自大，跋扈專擅”。於是，慈禧太後與奕之間的關係出現裂痕，彼此猜忌日深。
同治四年（85）三月，日講起居注官蔡壽祺揣摩慈禧太後的意旨，上疏彈劾奕，給奕羅織了“貪墨、驕盈、攬權、徇私”等罪名。慈禧太後決計借此罷黜奕，打掉他的威風。三月初七日（4月2日），慈禧太後召集大學士周祖培、倭仁、吏部尚書朱鳳標等，公布一道由她親筆書寫的諭旨，斥責奕“自議政以來，妄自尊大，諸多狂傲，倚仗爵高權重，目無君上；看主衝齡，諸多挾製，往往暗使離間”，令其“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切職務，不準幹預公事”。一紙嚴詔，筆挾風雷，令人悚然。滿朝王公大臣驚詫萬分，紛紛要求慈禧太後收回成命，任用奕，而倭仁等人則對慈禧太後的諭旨表示附和。倭仁思想保守，對奕迷戀“洋務”，視洋務為“身心性命之學”的做法一向鄙夷不屑。他在這次政潮中故意從中作梗，借以打擊奕。後來，慈禧太後雖難違眾論，恢複了奕的職務，但奕議政王的稱號從此取消了。經過這次打擊，奕在統治集團中的聲望無可挽回地受到影響。
第七節與頑固派的論爭不久，奕和倭仁作為洋務派和頑固派的代表，在同文館要求增設天文算學館的問題上進行了一次激烈的交鋒。
同文館設立於同治元年（82），主要任務是培養翻譯人才。它招收十三四歲的八旗子弟入學，注重外語的學習。這是奕為首的洋務派早期的一項重要措施。由於開始規模尚小，影響不大，倭仁等雖有異議，卻沒有公開表示反對。但是，作為頑固派的首領，倭仁主張講求“聖人之道”，嚴防“以夷變夏”，堅持以“禮義廉恥”、“天道人心”來維護封建統治，保存天朝的體製。他和醇親王奕譞、協辦大學士李鴻藻等人過從甚密，聯成一氣，“以不談洋務為高”，堅守封建的綱常名教。他們對奕等人提倡學習西方語言文字，引進先進技術，采用機器生產以及其外交政策強烈不滿，認為是擅改祖製，以夷變夏，伺機進行攻擊。同治五年（8）十二月，奕以“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為理由，奏請在京師同文館內增設天文算學館，指出“若不從根本上用著實功夫，即習學皮毛，仍無裨於實用”2。為保證質量，要求招收30歲以下的滿漢秀才、舉人、進士、翰林及科舉出身的五品以下的官員入學，並厚給薪水，住館學習，聘請西人擔任教師。還規定學習3年試居高等者，“均準各按升階，格外優保班次”。對此，頑固派極為惱火，山東道監察禦史張盛藻首先上奏表示反對，緊接著倭仁親自出馬，對奕此舉大張撻伐，興師問罪。他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折，力言“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指出令學士、大夫學習製器之理，且用升官、銀錢去引誘他們，這是重名利輕氣節，“上虧國體，下失人心”。倭仁尤其反對“奉洋人為師”，他質問奕“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術，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倭仁的保守思想和言論得到守舊的滿族貴族、官僚士紳和許多八股士子的擁護。一批守舊衛道之士群起效尤。一時“謗議繁興”，鬧得“京師口語藉藉”。對倭仁等人的攻擊、非難，奕毫不示弱。他直截了當地斥責倭仁“守舊衰謬，不識時務”，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指斥倭仁“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幹櫓”，“徒以道義空談”，是極其謬誤的。奕故意將倭仁一軍，請旨飭令倭仁“著即酌保數員”，並“另行擇地設館，由倭仁督辦講求”，與同文館“互相砥礪”。上諭發抄，衛道之士大嘩，倭仁更是啼笑皆非，狼狽不堪，隻好向朝廷明白回奏，“意中並無精於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保”，懇求朝廷取消原來的奏議。奕仍不罷休，決心再出個難題給倭仁去做，奏請倭仁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要他直接參與為其所深惡痛絕的“洋務”活動。急得倭仁食難下咽，夜不安枕，陷於進退維穀的窘境。倭仁屢疏懇辭，奕再三駁斥，致使倭仁無法申辯，十分尷尬，隻好硬著頭皮走馬上任，“中途故墜馬，遂以足疾請假”2。這場鬥爭，使頑固派的氣焰有所收斂。是時，各地人民起義相繼被鎮壓，奕2《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第33頁。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第3頁。
《洋務運動》第8冊，第23頁。
2《洋務運動》第2冊，第33頁。
所謂的“心腹之患”暫時減輕了。於是他在處理朝政時，較多地注意“抵禦外侮”方麵。同治九年（870），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奕要他議辦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頓海防，以備禦侮。為捍衛海疆起見，他左宗棠自行設廠造船的建議和實踐，認為此時東南要務，以造輪船為先，倘若“製於人而不思製人之法與禦寇之方，尤非謀國之道”。同治十年（87）七月，沙俄乘中國西北邊疆動亂之機，以“代為收複”為名，悍然出兵侵占伊犁。奕認為“沙俄既於伊城遂其鳩居之計，複於各處冀為蠶食之謀，其心殊為叵測”，讚同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匪幫的叛亂後，奕又全力左宗棠大軍屯兵新疆，準備從沙俄手中收複伊犁。同治十三年（874），日軍入侵台灣，奕奏請派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辦理台防，指示沈葆楨“示以兵威”，決不能對日本示弱懼戰。但他後來還是接受了李鴻章關於“兵端不可遽開”，隻有“力保和局”的建議，向日本妥協，簽訂了屈辱的《台事專約》。這對奕是一個很大的刺激，深感自辦洋務以來，往往“空言自強”，事實上“迄今仍並無自強之實”，乃至“以一小國之不馴，而備禦已苦無策”。為有效地禦侮，他提出了“練兵、簡器、設廠、籌餉、用人、持久”等六項具體建議，強調建設中國海軍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奕的建議被各省督撫稱之為“救時要策”和“切要之圖”。福建巡撫丁日昌為此草擬了《海軍水師章程》六條，奏請設立北洋、東洋、南洋三支水師。經奕敦促，清廷原則上采納了籌建三洋水師的建議，但限於財力，決定“先於北洋創設一軍，俟力漸充，由一化三”。於是，中國近代海軍正式籌建了。同時，奕還倡導和各地洋務派興辦近代民用企業，“以商為戰，收回利功”，“以防外人爭利”。
李嶽瑞《春冰室野乘》。
第八節被罷黜閑置同治十三年十二月（875年月），同治帝崩。載淳無嗣，慈禧太後以旁枝側出，立醇親王奕譞之子、年僅4歲的載湉為帝，改元光緒，再度垂簾聽政。為駕馭群臣，控製“內輕外重”的政治局麵，慈禧太後暗中放任“清流”議論時政，裁量人物，“以清議維持大局”2，並進一步排擠和控製奕。慈禧太後還籠絡奕譞，利用奕譞與自己的姻親關係，以及他政治上的幼稚短視、性格懦弱等特點，促使他們兄弟矛盾深化，手足參商。在慈禧太後的鼓弄和下，“醇邸挾太上之尊，樹用私人，結黨相傾”，“日伺恭王之短而攻之”。奕因遭慈禧太後的排擠，又迭遭奕譞和某些清流人物的交相攻擊，“勢漸孤”，在大臣中的威望日益下降。其間，奕為重振勢力曾作了些抗爭。如同治八年（89），由慈安太後和年少的同治帝出麵，命令山東巡撫丁寶楨以“內監擅離京師，祖製當斬”的罪名，就地誅殺潛過山東境內的慈禧太後幸臣、總管太監安德海。慈禧太後當然知道其幕後策劃者是奕，表麵上不能不承認斬殺安德海是正確的，心裏卻難免對此耿耿於懷。同治十三年（874），慈禧太後以“召對失儀”的罪名，把奕降為郡王，並奪去他的長子載澂的貝勒爵位。但是第二天又恢複如故。慈禧太後這種出爾反爾的做法，目的無非是讓奕明白隻有她才掌握奕及其全家的榮辱和生殺予奪大權。奕在慈禧太後的打擊下，憂慮自己的身家地位，對慈禧太後處處退讓，竭力委曲求全。即使如此，奕仍沒有逃過慈禧太後對他的嚴重打擊。光緒十年（884），中法戰爭失敗，奕受到“言路交章論劾”。慈禧太後乘機將奕等軍機大臣全體罷黜，把他及其勢力從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全部清洗出去。這次奕被罷官長達0年之久。在罷官期間，奕過著“超然塵事外，不知憂與患”2的賦閑生活。隻是於光緒十四年（889），光緒帝親政後，他對慈禧太後明作撤簾而暗中操縱深為不滿，曾上疏指責慈禧太後貪握權柄，有悖祖製。慈禧太後置之不理。
2《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88，第34頁。
鄭觀應《盛世危言》卷4。
2胡思敬《審國病書》，《國聞備乘》。
第九節對日主和，反對變法光緒二十年（894），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慈禧太後信任李鴻章，避戰求和，又招敗績。清皇朝危機四伏，矛盾重重。慈禧太後被迫再次起用奕，想借重其過去的聲望來調和各種矛盾，打擊帝黨勢力。八月底，她發布諭旨，令奕“在內廷行走，管理各國事務衙門，並添派總理海軍事務，會同辦理軍務”。十月初，清廷成立督辦軍務處，光緒帝發布諭旨，“派恭親王督辦軍務，所有各路統兵大員，均歸節製”，旋複授其軍機大臣職務。然而，此時的奕年老多病，並無實權；多年失勢，對政務亦有所隔膜，加以他一再遭受慈禧太後的打擊，銳氣大減。重新上台後，隻敢順著慈禧太後的意旨辦事，不敢稍有出格。光緒二十一年（895）春，清廷派李鴻章到日本馬關談判。四月初三日（4月27日），李鴻章電告清廷和約十條，奕表示讚成，力主“再不能言戰”。四月十七日（5月7日），李鴻章在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上簽字。五月初二日（5月25日），奕會同奕劻等人請求尚在遲疑的光緒帝批準條約，並派伍廷芳等赴煙台換約。未幾，“三國幹涉還遼”事起，翁同龢等人主張延期換約，奕卻以“不換約則兵端立至”2為由，讚成換約，出賣民族權益。
戊戌維新變法期間，奕針對清廷某些弊端提出了諸如興辦學堂、修築鐵路、振興工商、改革武科考製等主張。但它基本上是洋務派主張的老調重彈，實際上是對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提出的君主立憲等變法主張的抵製。他不僅利用自己的身份對光緒帝時加牽製，而且和“議論專主變法”的帝師和軍機大臣翁同龢嚴重對立。早在光緒二十二年（89）初，翁同龢接受康有為的建議，令其僚屬、戶部主事陳熾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詔書，擬請光緒帝陸續頒行。翁同龢將這些新政詔書“商之於恭邸”，想爭取他對變法的，殊料竟遭奕的堅決反對。奕還奏請慈禧太後，撤掉漢書房，將翁同龢趕出毓慶宮，使他失去了和光緒帝“造膝獨對”的機會。此後，奕和翁同龢“議事齟齬”，“論事不合”，對翁同龢的政治主張和讚助康、梁變法的行動很不以為然，往往從中作梗，阻撓變法。他還指斥翁同龢攬權、狂悖，每每對他裁抑、刁難，施加壓力，阻止他對維新變法的幫助。光緒二十四年（898）初，沙俄強占旅大事件發生後，光緒帝召見王公大臣，極言時危，“以變法為急務”，立誌改革。奕“默然”不答。不久，康有為上書請開製度局，定國是，奕也表示反對。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898年5月29日），奕舊疾複發，旋病重而死，時年7歲。清廷優加恩典，皇帝臨奠，輟朝五日，賜益曰“忠”，配享太廟。
奕《萃錦吟》卷。
《清季外交史料》卷97，第3頁。
2《翁文恭公日記》第34冊，第25頁。
第九章光緒帝第一節衝齡即位光緒帝，姓愛新覺羅，名載湉，滿族，生於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87年8月繼承皇位，因在位年號為光緒而被稱作光緒帝，是清朝自順治帝以來的第九位皇帝。
載湉是同治帝載淳的七叔醇親王奕譞之子。本來按清皇朝家法，在同治帝身後無子的情況下，應當從皇族近支中的晚輩裏挑選一人立嗣繼承皇位，然而載湉卻是作為載淳的同輩接替了皇位，這樣一個不同尋常的事情是清廷內部矛盾與爭鬥的結果。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875年月2日），年僅9歲的同治帝病死，作為其生母的慈禧太後在悲痛之餘關注更多的是怎樣繼續得以垂簾聽政的問題。從慈禧太後的角度來看，假如從溥字輩挑選一人為帝，那麽她就會因此被尊為太皇太後，這固然已很尊貴，但相差兩輩的疏遠會直接影響她對清朝統治大權的操縱，在權力欲的支配下，她決意從與同治帝同輩的人中選擇了醇親王奕譞之子載湉為帝位繼承人。為掩人耳目，慈禧太後在“懿旨”中稱立載湉為嗣皇帝乃不得已之舉，表示“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帝”3。此時載湉隻有4歲，待他有子再承接同治帝的帝位，至少要有十幾年的時間。慈禧太後立載湉為帝，以便繼續垂簾聽政。
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875年2月25日），清廷在紫禁城太和殿為載湉舉行了登基典禮。接著，兩宮皇太後又以皇帝年幼為名再度垂簾聽政，重演同治帝即位時的故伎。載湉雖成了皇帝，而操縱政局的人物卻仍是慈禧太後。
3同上書，第38頁。
第二節幼帝生涯載湉經過嗣稱帝，與慈禧太後形成了“母子”關係。本來，載湉作為鹹豐帝的侄子和慈禧太後外甥的雙重身份已與慈禧太後是親上加親，慈禧太後選中載湉為帝除了有攬權的用意之外，她也是考慮到由其胞妹之子接替皇位是最為合適的選擇。小皇帝入宮後，離開了他的親生父母，慈禧太後自然要對這個幼童予以關懷，據她自己對臣屬說載湉“常臥我寢榻上，時其寒暖，加減衣衿”，“我日書方紙課皇帝識字，口授讀四書詩經，我愛憐惟恐不至”。當然，這種愛憐是具有既出於對幼童體貼的人情味，而又試圖通過不斷**使載湉依附於慈禧太後的雙重含意。載湉入宮後，“其父母不敢給以食物”2，表明載湉隻能與慈禧太後之間有“母子”之情。慈禧太後還叮嚀載湉身邊的侍從對載湉講他已不是醇親王的兒子，他應當“永遠承認太後是他的母親”3。隨著載湉長大懂事，慈禧太後又搬出“家規”要求載湉每日向她問安一次，並常常用孝道來訓導載湉對她要俯首貼耳，恭敬聽命。作為皇帝的載湉在向慈禧太後請安時，不命之起不敢起，太後稍不如意，就罰令長跪。慈禧太後外出時，載湉“亦必隨扈，炎風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以至於載湉每次麵見慈禧太後，總是“戰戰兢兢”，“膽為之破”2。幼小的光緒帝迫於慈禧太後的**威，產生了對慈禧太後畏懼的心理，甚至聽見鑼鼓、吆喝、雷電等聲都會感到震驚，這種怯懦的心理可以說對他的一生都帶來了無法擺脫的影響。
在載湉即帝位個多月後，慈禧太後於光緒元年十二月十二日（87年月8日）頒發“懿旨”，稱“皇帝衝齡踐阼，亟宜乘時典學”，決定讓光緒帝在毓慶宮入學讀書，並派內閣學士翁同龢、兵部左侍郎夏同善“授皇帝讀”3，一切讀書事宜由醇親王奕譞管理。翁同龢當初曾在弘德殿為同治帝授讀，他第一課所講的明代張居正的《帝鑒圖說》即以生動自然博得小同治帝的喜愛，由他再充任小光緒帝的師傅顯然堪稱此任。
在光緒帝入讀毓慶宮前，翁同龢等人在養心殿對其進行了入學前的啟蒙教育。光緒二年正月二十二日（87年2月日），為光緒帝開蒙的第一天，翁同龢先是握著光緒帝的小手臨摹“天下太平”、“光明正大”8個字，然後教他認“帝”和“德”兩個字，接下去講解《帝鑒圖說》的首篇《三皇五帝》。開蒙4個月後，5歲的光緒帝於四月二十一日（5月4日）在毓慶宮正式入學讀書。根據清朝對幼帝進行教育的慣例，光緒帝所學的課程主要有“四書”、“五經”等儒學經典，“聖祖聖訓”等先帝治術，由滿、漢師傅分別用滿文與漢文講解，還要由武臣教會拉弓射箭等武功。讀書的頭兩年，以認字和聽講書為主，規定生書每日讀20遍，熟書讀50遍。小載湉起初厭煩讀這麽多遍書，經翁同龢的變通，采用以讀會為準的辦法，逐步使光緒帝喜歡上讀書。翁同龢不僅教書，還從生活上關心體貼光緒帝，以長輩的厚愛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冊，總第2頁。
2《戊戌變法》第4冊，第223頁。
3徐珂《清稗類鈔》第3冊“宮闈類”，第3頁。
德齡《瀛台泣血記》，第74頁。
2徐珂《清稗類鈔》第3冊“宮闈類”，第45頁。
3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第57頁。
跨越了君臣名份的阻隔，使光緒帝受到創傷的心感受到溫暖，以至於他們二人通過毓慶宮的讀書與教書關係而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翁同龢等人針對光緒帝伴隨年齡的增長需要新知的特點，在光緒八年（882）載湉歲時，增添授課內容，講解了賀長齡、魏源所輯《皇朝經世文編》，兩三年後又進講了越南、朝鮮、日本、中國台灣地圖書和魏源撰《聖武記》、《海國圖誌》等書，隨後又講解有關洋務的折件，使光緒帝眼界大開。到光緒十二年（88）載湉虛齡歲時，即中國傳統觀念認為已為**之際，據稱就已具備了“披閱章奏，論斷古今，剖決是非”4的能力。在告別幼帝生涯的當口，光緒帝所麵對的一個現實問題就是能否順利地親政。
4《德宗景皇帝實錄》卷23，第7頁。
第三節親政波折當初兩宮皇太後立載湉為帝、再度垂簾聽政之時，曾把聽政解釋為“一時權宜”之舉，保證“一俟嗣皇帝典學有成，即行歸政”。光緒十二年六月初十日（88年7月日），慈禧太後在“懿旨”中重申了前麵所說的話，並宣布“著欽天監選擇吉期，於明年舉行親政典禮”。表麵看來，慈禧太後是在信守諾言，而實際上幼帝長大後遲早都要麵對親政的問題，慈禧太後早做預謀，目的是在無可奈何地讓光緒帝親政後她仍然能夠找到一個新的方式操縱清廷大權。對於她的這個用意，醇親王奕譞是心領神會的。奕譞在兩年前的“甲申朝局之變”中取代了恭親王奕在朝廷的地位而成為慈禧太後的心腹。他在慈禧太後準備讓光緒帝親政的“懿旨”頒布後僅5天，就上奏稱與各位王大臣審時度勢，合詞懇請慈禧太後“訓政”，並表示皇帝“將來大婚後，一切典禮規模，鹹賴訓教飭誡”。他提出的訓政模式為“必須永照現在規製，一切事件，先請懿旨，再於皇帝前奏聞”2。慈禧太後順水推舟，表示接受奕譞的訓政請求。這年十月，禮親王世鐸就訓政的細則奏報慈禧太後允準，其中“凡遇召見引見，皇太後升座訓政”3一條，實質上與垂簾聽政並沒有什麽區別。光緒十三年正月十五日（887年2月7日），清廷為光緒帝舉行了親政儀式。這與其說是光緒帝親政的開始，倒不如說是慈禧太後通過訓政的方式為其日後歸政於光緒帝而鋪平了一條能夠長期對皇帝加以控製的通道。
在慈禧太後訓政兩年之後，光緒帝的大婚典禮於光緒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889年2月25日）在清宮隆重舉行。此時，慈禧太後沒有打破幼帝一經大婚便要親理朝政的祖宗之法，隻好搬出皇宮到頤和園去“頤養天年”。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已甘心地去讓光緒帝行使皇權，而是在歸政前後搞了一連串的活動，以便對親政後的光緒帝加以控製，繼續操縱清廷大權。為對光緒帝施加她的影響，在光緒十四年十月擇定由她的侄女葉赫那拉氏為光緒帝的皇後。為加強對朝廷的控製，她在文武官員的安排任命上多用對其效忠之人，以至於光緒帝親政之時所麵對的幾乎盡是太後聽政與訓政時期的重臣。為便於把握光緒帝的動向，她決定將光緒帝讀書的書房由毓慶宮改在頤和園附近的西苑，要求光緒帝每日到頤和園向她請安，親政後的光緒帝必須將朝中大事向她“稟白而後行”。顯然，慈禧太後為光緒帝親政設置了重重路障。光緒帝的親政曆程由醞釀到開始經過了兩年半多時間，並且是一波多折。但是，已長大**且漸漸成熟的光緒帝一經正式親政，其所作所為則是慈禧太後始料不及的。盡管慈禧太後仍不斷以各種方式箝製著他，然而作為一個年輕的皇帝，他總還要施展一下自己的政治抱負，他與慈禧太後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已經不可避免。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2冊，總第29頁。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第頁。
2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2冊，總第29頁。
3同上書，總第223—224頁。
第四節甲午主戰光緒帝親政以後，慈禧太後仍然時常幹預朝政，從而引起了部分臣屬的不滿。一些大臣表示出對光緒帝的同情和，光緒帝也為衝破滿朝多是慈禧太後舊臣的局麵，相繼提拔了誌銳、文廷式等少數官員，總算有了一點政治勢力。雖然慈禧太後多年所卵翼的勢力明顯地大大強於皇帝，仍保持著“同、光以來，內外重臣，皆孝欽所親拔”4的狀況，但光緒帝的親政卻不能不說對慈禧太後的獨專朝政是一個潛在的威脅。特別是年輕的皇帝經其師翁同龢多年的指點，已具備了掌理朝政的能力。盡管慈禧太後想把他培養成唯自己之命是從的皇帝，但他們兩人在對施政方略認識上的不同遲早會發生爭鬥。到甲午年（光緒二十年，894年）就如何對待日本的侵略問題上，帝後之間就主戰還是主和方麵的矛盾公開化了，於是出現了帝黨與後黨之爭。所謂後黨是指以慈禧太後為中心的一派政治勢力，而帝黨則是指以光緒帝為中心的另一派政治勢力。慈禧太後多年操縱政局，不僅在王公中培植了醇親王奕譞、禮親王世鐸等親信，而且重用孫毓汶、徐用儀等人控製軍機處，委任徐桐主管吏部，指使李蓮英控馭紫禁城的深宮內院，並對封疆大吏中頗有實力的李鴻章加意籠絡，形成後黨勢力。帝黨的形成晚於後黨，勢力也明顯弱於後黨。帝黨成員主要是光緒帝的師傅翁同龢，還有禮部侍郎誌銳、侍讀學士文廷式、翰林張謇、工部主事沈曾植等人。在甲午年麵對日本的軍事挑釁，慈禧太後及後黨傾向於主和，光緒帝及帝黨傾向於主戰。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在發展資本主義的同時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對外積極推行侵略擴張政策，加緊製訂了侵略中國、稱霸亞洲的所謂大陸政策。光緒二十年（894）春，朝鮮發生東學黨領導的農民起義，由於曆史上形成的中朝之間的宗藩關係，朝鮮政府請求清廷出兵幫助鎮壓農民起義。日本以保護僑民為借口，乘機出兵朝鮮，屢向中國駐軍進行挑釁，中日戰爭迫在眉睫。怎樣對待這一局勢，是對清朝統治集團的一次考驗。
慈禧太後與後黨主張對日妥協，加以光緒二十年十月初十日（894年月7日）是慈禧太後的六旬慶辰，在年初就已緊鑼密鼓地開始修建頤和園的活動正在步步加緊進行。慈禧太後唯恐戰爭爆發會影響她的“萬壽慶典”。因此，她一心力保和局。後黨附和她的思路，由軍機大臣孫毓汶等人操縱於上，直隸總督李鴻章執行於下，擺出主和姿態。光緒帝及帝黨成員則從中華民族的利益出發，認識到日本進行戰爭挑釁的嚴重性，痛感“我中國從此無安枕之日”，積極籌備抗戰事宜，表示出主戰的願望。光緒帝多次下詔令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籌備戰守事宜，並命南洋各督撫大臣預為籌備，反對李鴻章懇求列強出麵調停的做法。為了打破由世鐸、孫毓汶、徐用儀控製下的軍機處一再向清廷封鎖有關中日戰端消息的局麵，光緒帝於六月十三日（7月5日）下令派翁同龢和禮部尚書李鴻藻參與軍機處事宜，與諸軍機大臣會商中日朝鮮爭端。軍機處乃直接輔佐皇帝的政務機構，為商承處理軍國大事的中樞部門，非軍機大臣不得參與軍機處事宜。翁同龢、李鴻藻是奉特旨與會，非同尋常。在會上，翁、李二人提出備戰禦敵的方策，得到認可。會後第二天，與會諸臣聯銜向光緒帝遞上《複陳會議朝鮮事宜折》，折中采4同上書，總第280頁。
《戊戌變法》第4冊，第278頁。
納了翁、李的主戰見解。對此，光緒帝大為讚同，於六月十六日（7月8日）再次下詔令李鴻章抓緊軍事部署。李鴻章隻好調派衛汝貴所部開往平壤，租用英輪“高升”號運兵增援駐牙山的清軍。但在此之前，日本早已做好了發動戰爭的準備，正當“高升”號輪船於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在北洋海軍“濟遠”、“廣乙”艦護衛下運兵行至豐島海麵時，蓄謀已久的日本海軍突然發動襲擊，擊沉“高升”號輪船，悍然挑起中日甲午戰爭。
麵對日本已發動侵略戰爭的事實，朝野上下要求主戰禦敵的呼聲日趨高漲，光緒帝也毅然決定對日宣戰。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日（894年8月日），清廷發布對日宣戰的“上諭”，指出日本“不守公法，任意鴟張，專行詭計，釁開自彼，公論昭然”，決定“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師，陸續進發”，“並著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及統兵大臣，整飭戎行，遇有倭人輪船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自此，光緒帝的主戰禦侮願望總算通過這份宣戰書的頒布得以實現。許多帝黨官員也希望“中國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圖自強，亦未始非靖邊強國之一轉機也”。
光緒帝頒布了對日宣戰的諭旨後，期待著戰況能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進展。於是，他於七月初二、初三日（8月2日、3日）接連旨令李鴻章迅速電催各軍“星夜前進，直抵漢城”，“一俟諸軍齊到，即可合力驅逐倭寇，以解漢城之圍”2，希望能痛擊侵朝日軍。七月初四日（8月4日），衛汝貴和馬玉崑率部始至平壤。隨後，左寶貴部與豐升阿部也趕到平壤。各軍期待著從平壤進軍漢城。但李鴻章卻在電文中指示衛汝貴稱“平壤要地，宜會商何軍留守，方可前進”3，主張以防守為主。對此，光緒帝表示不滿，又在七月十六日（8月日）諭令李鴻章“電飭各統將，籌商妥協，迅速進兵”4。李鴻章則在第二天請總理衙門代奏，強調目前隻能堅紮平壤，待後路布置妥當再“相機進取”。七月下旬，葉誌超率部抵平壤，光緒帝根據李鴻章的提議命其總統平壤各軍。不料葉誌超是一個畏敵怯戰的統帥，他以“各軍馬步有未到齊者”為由，請求繼續“籌調添募”軍隊，在平壤按兵不動。八月五日（9月4日），光緒帝再次諭令李鴻章稱“朕為軍情至急，昕夕焦急。該大臣慎毋稍涉大意，致有疏虞，自幹咎戾也。”這次李鴻章未敢怠慢，電催葉誌超出兵，葉誌超也感到再不出兵無法向皇帝交待，隨即先派騎兵一哨出探，方知日軍已向平壤逼來。八月十六日（9月5日），日軍向平壤發起總攻，葉誌超率部望風而逃，而馬玉崑、左寶貴則分別在船橋裏、玄武門率部同日軍進行了血戰，終因寡不敵眾，平壤陷於日軍之手。這樣，光緒帝設想在朝鮮戰場抗擊日軍的計劃落了空。
在日軍進攻平壤的第二天，李鴻章調派的援軍分乘5艘運兵船，由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率2艘主力戰艦護送，駛至鴨綠江口。當晚0營援軍登岸，次日丁汝昌率航隊返航。當北洋艦隊行駛於鴨綠江口大東溝附近的黃海海麵時，與日本聯合艦隊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海戰，是為黃海海戰。海戰中，鄧世《中日戰爭》第2冊，第24頁。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3冊，總第344頁。
2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第冊，第42頁。
3《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第頁。
4《李文忠公全書》電稿卷，第40頁。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第39頁。
昌不畏犧牲誓與艦船同存亡的英勇表現感動了光緒帝，他親賜挽聯曰“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2就黃海海戰的結局而言，中日雙方艦船均有所創，並且是日本艦隊先退出了戰場，表明這是一次未分勝負的海戰。但這次海戰後，李鴻章卻極力主張“避戰保船”，從而喪失了製海權，導致北洋艦隊最終被日本艦隊困扼於山東威海劉公島基地而全軍覆沒。光緒帝壯海軍之威的願望隻能成為泡影。
甲午戰爭爆發後，清廷為招募軍隊、添購兵船積極籌款。作為光緒帝師傅又兼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更為籌款四處奔波，費盡心思。他在光緒帝的下，根據文廷式、安維峻等人多次上奏要求慈禧太後停辦“萬壽慶典”籌備的各折，於八月十四日（9月3日）以戶部名義上奏請求停止為祝壽所搞的慶典工程，以節省經費。光緒帝不僅對此折大加稱讚，而且又授意誌銳、高燮曾等人上奏呼籲移祝壽工程之費為戰費。慈禧太後在輿論壓力之下，隻好在八月二十九日（9月28日）宣布停辦各點景、戲台，簡化慶典活動，祝壽地點由頤和園改在宮中受賀。這算是光緒帝有生以來第一次迫使慈禧太後作出的讓步。慈禧太後雖在無奈之中同意了移頤和園工程之費以作軍費，但她卻在內心裏充滿了不滿，聲稱“今日令吾不歡者，吾將使其終生不歡”，尋找報複的機會。
當日軍繼攻占平壤又將戰火引至鴨綠江邊時，慈禧太後感到惶恐不安，把求和的希望再次寄托到列強的出麵調停上來。她聽說俄國公使喀西尼假滿回任將路過天津的消息，便在八月二十八日（9月27日）出麵召集樞廷會議，主張由李鴻章出麵與俄使交談。因俄使不願出麵調停，慈禧太後的聯俄製日求和活動未能實現。接著，她又鼓動恭親王奕與英使聯係，寄希望於英國的調停。本來在甲午戰爭爆發後，帝黨官員紛紛要求光緒帝起用已被閑置0年之久的恭親王奕。光緒帝采納了這個建議，於九月一日（9月29日）任命奕為總理衙門和海軍衙門的總理大臣，希望他能以老臣的資曆對戰局做些指導。不料這位在“甲申朝局之變”中被慈禧太後罷黜的恭親王，竟在複出後又站到了慈禧太後一邊，實令光緒帝惱火。但光緒帝仍幻想利用奕與慈禧太後長期政爭的矛盾，又於十月初五日（月2日）任命奕為新成立的督辦軍務處的首腦。光緒帝還在同日任用翁同龢為軍機大臣，試圖以此來改變軍機處由後黨操縱的局麵。光緒帝的主戰與慈禧太後的求和固然形成鮮明的對比，但他對奕的重用卻是一個失誤。奕在督辦軍務處僅兩天後，就去商請英、法、德、美公使以賠償兵費等為條件由列強出麵調停。
也在日軍逼近鴨綠江之際，光緒帝強調加強鴨綠江防線，在給李鴻章的諭令中稱“著李鴻章統籌進止機宜，妥為調度，朝廷不為遙製。”3李鴻章在掌握統籌進止之權後，並未作積極的防守，以致日軍在九月二十六日（0月24日）強渡鴨綠江，接著連陷九連城、安東、鳳凰城、金州、旅順等地。光緒帝於十月二十七日（月24日）旅順失守後“責李鴻章調度乖方，褫職留任”。於此光緒帝調兩江總督劉坤一到山海關前線，負責指揮戰事，試圖用湘軍取代淮軍以改變不利狀況。但湘軍的戰況依然不佳，到光緒二十一年（895）春，日軍又接連攻占了山海關外的海城、營口、田台莊等要地，2《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9，第3頁。
3鄧素娥《鄧世昌遺事及有關文獻》，《圖書館雜誌》982年第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0，第28頁。
幾乎控製了遼東半島。
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895年月20日），日軍又在山東榮城灣登岸，從後路包抄威海。光緒帝連發諭令，要北洋艦隊和陸軍“奮力衝擊”，“切勿再失事機，致以戰艦資敵”2。但早已在李鴻章“避戰保船”方針下躲在劉公島基地的北洋艦隊不僅無法控製製海權，還遭到日軍在威海後路的合力夾擊，最終以日本艦隊於光緒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2月7日）侵入威海衛港和北洋艦隊的覆滅而結束了威海衛之戰。
日本軍隊向威海衛進攻之日，正是清廷遣使赴日求和之時。還在奕要求各國公使出麵調停的時候，他派出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去天津同李鴻章密商直接派員赴日求和問題。李鴻章建議由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前往日本，結果日本以德璀琳不是清廷欽派大員為借口拒絕接待。慈禧太後又同奕商定，由張蔭桓作為全權代表赴日。正月初六日（月3日），張蔭桓一行抵達日本廣島。日本為全殲北洋海軍，不願在此時議和，便以張蔭桓等人全權不足為由不予開議，日方表示隻有奕或李鴻章親自赴日，才能作為談判對手。在日軍占領劉公島的當天，慈禧太後決定派李鴻章為全權議和代表赴日談判，李鴻章在旅順失陷時所受的處分也予以撤銷。慈禧太後作了這些安排之後，自己便抱病不出，把怎樣議和的爛攤子甩給光緒帝。李鴻章於正月二十八日（2月22日）來京後，與樞臣討論了議和中的有關問題。李鴻章起初表白“割地之說不敢承擔”，想把割地的責任推給朝廷。翁同龢認為“但得辦到不割地，則多償當努力”，這代表了光緒帝的意見。後黨成員孫毓汶、徐用儀便稱“必欲以割地為了局”。帝、後黨之間在割地問題上分歧明顯。後來李鴻章以如議和不成日本將“照舊進兵，直犯近畿”2相要挾，加以英、俄等國也脅迫清廷盡快議和，光緒帝隻好作出妥協，命奕代傳口諭，授李鴻章“以商讓土地之權”，又“令其斟酌重輕，與倭磋磨定議”。三月二十三日（4月7日），李鴻章在日本抱著“宗社為重，邊徼為輕”2的宗旨，與日方草簽了《馬關條約》。由於該約內容苛刻，光緒帝以割地太多為由，表示對該約“不允”3，拒絕簽字用寶。此時，愛國官員的諫諍和舉人的上書活動風起雲湧，光緒帝懷著通過遷都而與日本周旋的想法到頤和園請求慈禧太後接受這唯一可行之策，結果遭到拒絕。四月初八日（5月2日），軍機大臣孫毓汶拿著李鴻章從天津送來的和約稿本與奕等人共同逼迫光緒帝簽字，慈禧太後在這時也指令必須批準和約，光緒帝“繞殿急步約時許，乃頓足流涕”，被迫在《馬關條約》上簽了字，第二天“和約用寶”4。
在甲午戰爭中力主抗擊日本侵略的光緒帝，因戰敗而吞下了苦果。然而，他並沒有因此消沉下去，卻是以“不願做亡國之君”的姿態迎合了正在興起的維新變法運動。
2《清史稿》第4冊，第908頁。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30，第2頁。
2《中日戰爭》第4冊，第538—539頁。
《中日戰爭》第冊，第83頁。
2《中日戰爭》第3冊，第09頁。
3《中日戰爭》第3冊，第09頁。
4《中日戰爭》第冊，第2頁。
第五節下詔變法在光緒帝被迫接受了《馬關條約》並在該約文本上簽字的當天，即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895年5月2日），由康有為聯絡在京參加會試的300餘名舉人聯名簽字的以“拒和、遷都、變法”為主要內容的上清朝皇帝書正式呈遞都察院，要求上達光緒帝，是為頗為有名的“公車上書”。都察院以《馬關條約》已用寶為名，拒絕接受這份上書。但上書的內容卻被廣泛傳抄和刊印，產生了深遠影響。“公車上道動九霄燃文書”活動拉開了維新變法運動的序幕。接著，康有為又撰寫了上清帝第三書，呈遞都察院。五月十一日（月3日），這份上書送到了光緒帝的手中。此時，正在為甲午喪師痛感不安、為簽約用寶深懷內疚的光緒帝，亟切需要的是怎樣雪恥自強之方，康有為這份上書中所詳細陳述的“富國”、“養民”、“教民”、“練兵”等實施變法的具體內容，所申明的必須“及時變法”，“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圖自強，以雪國恥，而保疆圉”5的剴切之言，引起了他的共鳴，對上書“覽而喜之”，立即命令再抄錄副本4件，以件呈送慈禧太後，件留存軍機待日後發交各省督撫討論，件存放乾清宮南窗小篋，件存勤政殿以備隨時“覽觀”。這是光緒帝同維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為透過紫禁城的高高厚牆，在思想上發生接觸的開始。當然，在守舊官員把持朝政的情況下，這種接觸是非常困難的。20餘天後，康有為又寫下呈光緒帝第四書，先後請都察院、工部等衙門代遞，均遭到拒絕，表明康有為與光緒帝之間的溝通道路障礙重重。
鑒於這種情況，康有為深深認識到“變法本原，非自京師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2於是，他把帝黨官員視為靠山，同翁同龢聯係密切。翁同龢早在光緒十四年康有為第一次向清帝上書時就聞知了他的名字，當光緒二十一年的會試期間，翁同龢作為朝考閱卷大臣，對康有為加意賞拔，使其考中進士。出闈後，康有為拜訪了翁同龢，反複向翁同龢講述了變法的重要性，希望光緒帝能夠“力任變法，推見賢才”。翁同龢感到康有為對宮中情況不甚了解，便對他說“與君雖新見，然相知十年，實如故人，姑為子言，宜密之。上實無權，太後極猜忌，上有點心賞近支王公大臣，太後亦剖看，視有密詔否？自經文芸閣召見後，即不許上見小臣，即吾之見客，亦有人窺門三巡數之者。”3臨別時，康有為送給翁同龢兩本他自己所寫有關俄國、日本變法的書籍《俄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考》。不久，康有為又引薦梁啟超、譚嗣同、黃遵憲等人結識了翁同龢。翁同龢則將帝黨官員文廷式、李盛鐸、陳熾等人介紹給康有為等維新誌士。這樣，維新派與帝黨的結合，對於維新運動的不斷高漲起到了促進作用。這一年夏季，《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的創刊和強學會的成立，有力地擴大了變法的宣傳，壯大了維新的力量。
光緒帝能夠對康有為等維新誌士進一步加深了解並逐步確立變法的信心，與帝黨官員起到的紐帶作用是分不開的。他第一次展讀康有為的上書時，翁同龢在場向他介紹了康有為的才華。隨後“備以康之言達皇上，又日以萬5同上書，第28頁。
《康有為全集》第2集，第32頁。
2《戊戌變法》第4冊，第3頁。
3同上書，第32頁。
國之故，西法之良”來“輔導皇上”，使光緒帝眼界大開。在光緒二十三年（897）冬德國強占膠州之際，康有為又呈上清帝第五書，痛陳中國麵臨被列強瓜分的危局，要求光緒帝立即變法圖存。這次上書又遭頑固大臣阻撓而未遞到光緒帝手中。恰在此時，曾三次讀過康有為上皇帝書的給事中高燮曾上奏為康氏的遭遇鳴不平，請求光緒帝親自召見他，委以重任。這是清朝官員第一次正式在奏折中向光緒帝舉薦康有為。翁同龢也鼓勵光緒帝傳旨召見康有為。光緒帝采納了這些建議，不料卻遭到奕的反對，理由是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見，康有為是一個小臣，隻能由大臣問話後傳語。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898年月24日），康有為被請到總理衙門西花廳問話。參與問話的翁同龢把康有為在問話時所陳言的有關變法重要性、內容及步驟向光緒帝匯報後，光緒帝命令臣屬今後對康有為遞上的條陳，要即日進呈，不得阻攔或積壓。於是，康有為在問話後的第5天，向光緒帝上第六書，提出了下詔定國是的要求，強調中國變法“莫如取鑒日本之維新”，要義有三點“一曰大誓群臣以革舊維新”，“二曰開製度局於宮中”，“三曰設待詔所”2。光緒帝讀了這份上書後頗以為然，堅定了變法的決心。二月二十日（3月2日），康有為第七次向光緒帝上書，要求光緒帝以俄國彼得大帝為榜樣，以君權厲行變法。三月二十七日（4月7日），康有為等人組織了保國會，由禦史李盛鐸領首。守舊大臣攻擊該會“名為保國，勢必亂國”，甚至要追究入會之人。光緒帝則指出“會為保國，豈不甚善！”2有力打擊了頑固勢力的氣焰了維新派。
在光緒二十四年（898）春夏之交，光緒帝既受到康有為等人力言變法圖存主張的影響，又目睹這年春季俄國強占旅順、大連後列強交迫、國勢日蹙的嚴重狀況，決心通過變法維新，使自己成為一個有所作為的皇帝。四月十二日（5月3日）恭親王奕的病逝，給光緒帝提供了一次實施變法的機會。他請慶親王奕劻轉告慈禧太後稱“太後若仍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3康有為也致函翁同龢，促其及時策動光緒帝變法，勿失時機。翁同龢便授意康有為代禦史楊深秀、內閣學士徐致靖擬“請定國是”的奏折兩件，由楊、徐兩人分別於四月十三日（月日）、二十日（8日）向光緒帝進呈。光緒帝在二十二日（0日）令翁同龢代擬宣布變法的國是詔。經翁同龢一夜的努力，詔書撰就。四月二十三日（月日），光緒帝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書》，宣告變法。詔書中稱“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裨益”。“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光緒帝在宣布變法兩天之後，又下詔定於四月二十八日（月日）召見康有為。慈禧太後卻先發製人，迫令光緒帝在召見康有為的前一天以翁同《戊戌變法》第4冊，第32—33頁。
2《戊戌變法》第2冊，第8頁。
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內府抄本《傑士上書匯錄》卷。
2《戊戌變法》第2冊，第485頁。
3《戊戌變法》第4冊，第43頁。
《戊戌變法》第冊，第33頁。
龢“攬權狂悖”為由將其免職，逐回常熟原籍。光緒帝在一度“戰栗變色”後，仍如期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了康有為，商討變法事宜。康有為首先陳述中國麵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指出“非盡變舊法與之維新不能自強”。光緒帝表示同意，他說“今日誠非變法不可”。為了減少頑固派的壓力與阻撓，康有為建議“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2。召見之後，光緒帝任命康有為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特許康有為專折奏事。康有為充分利用皇帝賦予他的專折奏事之權，不斷上奏，提出一係列有關新政的建議。光緒帝從下詔變法到八月初六日（9月2日）慈禧太後發動政變前的03天中，先後發布了有關新政的各種詔令達80條左右，其主要涉及的層麵和所包括的內容為第一，文化教育方麵，創辦京師大學堂，改革科舉製度，廢除八股而改試策論，設立譯書局，派留學生出國等；第二，經濟方麵，保護農工商業，成立農工商局，獎勵發明創造，設立鐵路、礦務總局，發展鐵路和采礦業，設郵政局，裁撤驛站，改革財政，編製國家預算等；軍事方麵，裁減舊軍，訓練新式海陸軍，陸軍改練洋操等；政治方麵，改革舊機構，裁撤閑散重疊的衙門，準許官民上書言事，允許自由創辦報館和學會等。這些改革措施，雖然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從北京紫禁城發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詔令，畢竟是光緒帝革舊圖新決心的體現，畢竟使維新派的變法願望得到部分實現，這就在文教上打擊了舊學，提倡了新學，經濟上有利於資本主義的近代化，政治上給人們某些言論、出版、結社的權利，因而具有進步作用。新政詔令卻遭到封建守舊勢力的抵製和反對，許多頑固大臣引慈禧太後為奧援，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緒帝放在眼裏，甚至明目張膽地阻撓新政，致使光緒帝的變法詔書大多成了一紙空文。
從新政詔令頒布始，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守舊勢力就預謀著對政局的控製。在翁同龢被開缺回籍的諭令發布當天，慈禧太後又脅迫光緒帝宣布以後凡授任新職的二品以上官員，須到頤和園向她謝恩。同日，任命慈禧太後的親信大臣榮祿署理直隸總督，以控製京津一帶的兵權。光緒帝也未一味示弱，七月十九日（9月4日），他下令將阻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等人全部革職，並對王照予以獎賞。次日，他任命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為軍機章京，賞給四品卿銜，參加新政。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把阻撓新政的李鴻章逐出總理衙門。光緒帝的這些反擊措施，進一步引起慈禧太後的忌恨，她不斷派人去天津與榮祿密謀策劃，京津一帶也盛傳秋季慈禧太後偕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將廢掉光緒帝。
隨著天津閱兵日期的迫近，光緒帝驚慌不安，於七月二十八日（9月3日）交給楊銳一道密詔，稱“朕維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後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後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光緒帝這種置自身命運於度外的精神使康有為等人大為感動，但他們在捧詔痛哭之後，卻是束手無策，最後隻好把希望寄托於東交民巷的公使館和曾參加過強學會並握有新建陸軍的袁世凱身上。各國公使隻是虛表“同情”，不願幹預。康2《德宗景皇帝實錄》卷48，第5頁。
《戊戌變法》第4冊，第45頁。
有為等人便策劃了兵圍頤和園捕殺慈禧太後的行動；一方麵敦請光緒帝於八月初一日（9月日）召見袁世凱並破格重賞侍郎候補；一方麵物色湖南會黨首領畢永年為捕殺慈禧太後的人選；又一方麵則是由譚嗣同在八月初三日（9月8日）夜訪袁世凱，鼓動袁世凱先誅榮祿，再兵圍頤和園。畢永年進京與康有為交談，認為袁世凱不可靠，此事不可恃，便逕赴日本。袁世凱表麵上答應了譚嗣同，卻在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再次受到光緒帝召見後，於當日趕到天津向榮祿告了密。榮祿便連夜馳奔京城，向慈禧太後密報。慈禧太後聞訊，深夜從頤和園還宮。八月初六日（9月2日）晨，慈禧太後宣布重新訓政，下令緝捕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戊戌政變發生。康有為在政變發生的前一天逃離北京，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六君子”於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被殺於北京菜市口。慈禧太後在八月初八日（9月23日）舉行臨朝訓政禮後，囚光緒帝於中南海瀛台涵元殿。轟動一時的“百日維新”被慈禧太後為代表的頑固守舊勢力所扼殺。
《戊戌變法》第2冊，第92頁。
第六節曲折餘生慈禧太後在發動戊戌政變後，就一心想廢掉光緒帝，卻因遭到英、日等國的反對而未能得逞。當她令太醫捏造“脈案”，謊稱光緒帝已病重的消息公布後，英國駐華公使竇樂納就通知總理衙門稱“我堅信，假如光緒帝在這政局變化之際死去，將在西洋各國之間產生非常不利於中國的後果。”2竇樂納還派一名醫生為光緒帝診斷病情，結果是宣布光緒帝無病。慈禧太後隻好暫時忍氣吞聲，但與英、日的矛盾加深，並伺機再謀廢立。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899年2月3日），榮祿向慈禧太後密獻計策“擇宗室近支子，建為大阿哥，為上嗣。”“大阿哥”，即皇位繼承人。清朝在康熙帝晚年時已頒立下“永不建儲之諭”，慈禧太後卻背離祖宗“家法”，接受了榮祿的建議，以光緒帝無子為由，決定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於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900年月3日）舉行了立大阿哥的典禮。麵對慈禧太後“名為立嗣，實則廢立”的陰謀，輿論嘩然。英、日、美等國駐華公使拒不參加典禮，列強的軍艦也由上海北駛表示對此事要加以“幹預”。慈禧太後策立了大阿哥，卻未敢廢掉光緒帝的帝位。但那位年方5歲、終日以玩犬為樂的溥儁卻進了皇宮成了皇位繼承人，而光緒帝仍然是被囚在瀛台的掛名皇帝。
通過廢立問題的一連串鬧劇，慈禧太後對列強的不斷幹預十分不滿，於是便利用了義和團反帝風暴作為她進行報複的工具。本來，列強對光緒帝的，是擔心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勢力再回到閉關自守的老路，對列強在華的侵略權益不利。而光緒帝與維新派共同掀起的戊戌變法，又是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前提的，列強對此也並非完全讚賞。但就光緒帝的開明和慈禧太後的守舊而言，列強自然會選擇前者。當戊戌變法失敗後，中國又發生了“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義和團的反帝愛國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其盲目排外的一麵卻恰中守舊勢力之下懷，慈禧太後便借以發泄了對列強在廢立問題上對她屢次拆台的不滿情緒。於是，她在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中旬接受了協辦大學士剛毅對義和團“宜撫不宜剿”的建議，一改過去“剿撫兼施”的政策，下了對義和團加以“招撫”的決心，默許義和團進入北京。與此同時，俄、英、德、法、美、日、意、奧八國拚湊2000餘人，在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率領下由天津向北京進犯，開始了八國聯軍的侵華戰爭。各國又繼續向大沽增兵，試圖不斷擴大侵略戰爭。
麵對八國聯軍的侵略，清廷必須在和與戰問題上作出抉擇。自五月二十日（月日）至五月二十三日（月9日），慈禧太後連續在4天之內召集4次禦前會議討論和戰問題。光緒帝參加了會議，他不讚成對外宣戰，認為頑固大臣所聲言的“義民可恃，其術甚神”是靠不住的，指出“諸國之強，十倍於日本，合而謀我，何以禦之？”“奈何以民命為兒戲？”載漪、載濂、剛毅等頑固大臣則不僅一再申明要靠義和團的“神術”去“報雪仇恥”，而且還指使人編造出一個“請太後歸政，廢除大阿哥”的所謂“外交團照會”，2參見楊天石《康有為謀圍頤和園捕殺西太後確證》，《光明日報》985年9月國藍皮書》中國第號，899年，第303頁。
《戊戌變法》第冊，第478頁。
使慈禧太後大為惱怒，聲稱“外人無理至此，予誓必報之。”經慈禧太後與守舊排外大臣的反複密商後，於五月二十五日（月2月）頒布了宣戰“上諭”。但就在宣戰後僅4天，慈禧太後就向列強表示“朝廷慎重邦交，從不肯輕於挑釁”2。又過了4天，又表示“此種亂民，設法相機自行懲辦”3。可見，利用義和團去同八國聯軍作戰以實現慈禧太後報複外國人，又試圖對義和團加以鎮壓，這就是慈禧太後宣戰的實質。
七月二十日（8月4日），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後慌忙挾光緒帝西逃。在此之前，她調派李鴻章為全權代表與列強議和。經李鴻章與列強的談判交涉，慈禧太後得知“懲凶”的名單上沒有她，對列強十分感激，表示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4，授權奕劻、李鴻章與列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隨後，她與光緒帝返回北京，並將大阿哥溥儁廢掉。光緒帝返京後，不再被囚於瀛台，而是常常臨朝，回複到以往的帝位生活，但慈禧太後對他仍嚴加控製。此時的清廷固然仍在推行著自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90年月29日）開始下詔變法所實行的新政，似乎是把戊戌變法時期的新政措施又一步步恢複，然而光緒帝在頒發新政詔令時卻不得不服從慈禧太後的旨意“先自罵兩句”，說“康有為之變法，非變法也，乃亂法也”。他在對德齡的自白中表達了苦衷“我有意振興中國，但你知道我不能作主，不能如我的誌。”2就是在如此心境之下，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908年月4日），光緒帝懷著無限的惆悵逝於北京。
《義和團》第冊，第3頁。
2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卷7，第2頁。
3《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8頁。
4同上書，第203頁。
《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945頁。
2《德宗遺事》，第49頁。
第十章曾國藩第一節獲取功名，肆力理學曾國藩，原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嘉慶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8年2月2日），出生於湖南湘鄉縣南的白楊坪村（今屬雙峰縣）的一個中等地主家庭。祖父曾玉屏，為鄉村的土財主。父曾麟書，是個多年不第的老童生，直到43歲才考中秀才。在家庭的嚴格督促下，曾國藩從小勤奮讀書，熟悉了封建禮教綱常等一套儒家倫理道德，成為他以後立身處世的基本準則。道光十年（830），他20歲時外出求學，先在衡陽唐氏家塾畢業，翌年改進湘鄉連濱書院。道光十三年（833）考中秀才，進入長沙嶽麓書院學習。在這裏，他係統地接受了封建思想教育和湖南學風的熏陶，對他日後的治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曾國藩於道光十四年考中舉人。在以後的兩三年間，他連續兩次前往北京參加會試，結果都名落孫山。但是這兩次北京之行，對促使他努力向學大有幫助。回到湖南家鄉後，他閉門在家，發憤攻讀，對曆史和古文潛心研究，因而較大地提高了學識素養。
道光十八年（838）正月，曾國藩第三次赴京參加會試，以第38名中試。四月，殿試三甲42名，賜同進士出身。朝考一等三名，以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館。道光二十年散館，列二等9名，授翰林院檢討，秩從七品。
考中進士並被選入翰林院，對功名心切的曾國藩是一個很大的激勵。早在道光十一年他便改號滌生，要求自己“滌其舊染之汙”而新生3。中進士後又“更名國藩”，期望作為國家的屏藩，立功業於亂世。特別是選入翰林院後更是“毅然有效法前賢，澄清天下之誌”，對於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學習都進行嚴格的要求，從而更勵誌於探求學問。正好這時，湖南善化學者唐鑒由江寧藩司入官太常寺卿，曾國藩便“從講求為學之方”。唐鑒是個理學家，“專以義理之學相勖”，在唐的帶動影響下，曾國藩開始“肆力於朱學”。這時中英鴉片戰爭正在緊張地進行著。對於這一引起中國“數千年來大變局”的大事，曾國藩是很注意的。他當時對於英國資本主義勢力之入侵持憎惡和反對態度，譴責他們“逆性同犬羊，貪求無厭”2。讚揚姚瑩、達洪阿率領台灣軍民擊退侵台英國兵艦，俘獲英國士兵多人的正義反抗是“大快人心”的舉動3。
鴉片戰爭結束後，曾國藩更致力於理學，按照理學家的嚴格要求進行修身養性。他以倭仁為榜樣，“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坐作飲食，皆有劄記”4，將讀書與修身結合起來。他在治理學的同時又治古文辭，追隨桐城派學習古文、詩詞等。幾年以後又對考據之學感興趣。於是他認為的“自西漢3德菱（齡）《清宮二年記》，《東方雜誌》0卷7號。
《曾文正公全集·日記》卷上，第27頁下“省克”。
2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譜》卷，第頁。
3《曾文正公手書日記》第冊，辛醜（道光二十一年，84）正月初九日。4《曾國藩全集·家書》（一），嶽麓書社985年版，第頁。
至於今識字之儒”的“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三途5，都已涉身其中，因而為進一步研究學問打下了較為紮實的基礎。
5《曾文正公手書日記》第冊，辛醜（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第二節上折陳言然而，時事的變幻使曾國藩朝另一方向發展。
道光二十九年（849），曾國藩已升任禮部右侍郎。當時，經過鴉片戰爭之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侵略自沿海向內地而逐步深入，國內原有的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麵對著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動蕩形勢，曾國藩感到憂心如焚，因而在鹹豐帝即位後連續上奏，提出不少建議。其中，《應詔陳言疏》關於人才的培養與使用對鹹豐帝有所震動，批示“切中情事，深堪嘉納”，令有關部門“評議以聞”，但經“部議格不行”；《議汰兵疏》進呈後獲“召見，嘉其切中時弊，諭以俟廣西事定再行辦理”。
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曾國藩在極其焦急之中又向鹹豐帝陳奏《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直接向鹹豐帝提出三條尖銳的批評意見。其一是“防瑣碎之風”，批評鹹豐帝“自去歲以來”隻注重諸臣之“細節”，而疏於國家大計，表現在“發往廣西人員，位置之際未盡妥善”；其二是“杜文飾之風”，批評鹹豐帝“徒尚文飾”，不講實際，不能采納好的建議，“自去歲求言以來”，對一些“嘉謨至計，究其歸宿，大抵皆以‘無庸議’三字了之”；其三是消“驕矜之氣”，批評鹹豐帝去歲以來既下詔求言，結果卻拒諫自專，無視百僚的意見。指出“目今警報運籌於一人，取決於俄頃，皇上獨任其勞，而臣等莫分其憂，使廣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慮也”2。也就是指責鹹豐皇專橫獨斷，致使太平天國起義不能很快鎮壓下去。曾國藩上奏此折是想效古忠臣之鯁直敢諫，自以為不失為忠心耿耿之諍言，但卻差一點引起大禍，鹹豐帝閱奏後大為震怒，“立召見軍機大臣，欲罪之”。由於周圍大臣的勸說才作罷。這次事件對曾國藩教訓很深，此後他再也不敢憑一片赤誠去“冒犯天顏”了。
鹹豐二年六月，他被派充江西鄉試正考官。七月，得悉其母病逝訊息，急忙回原籍奔喪。
《曾國藩全集·家書》（一），第55頁。
2《國史本傳》，《曾文正公全集》卷首，第3頁；《曾文正公年譜》卷，第2、2文正公全集·奏稿》卷，第32—38頁。
第三節組織湘軍，屠殺會黨群眾道光三十年十二月（85年月），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樹起了反抗清朝封建統治的大旗。經過兩年餘奮戰，自廣西入湖南、進湖北，順長江而下，經江西、安徽、江蘇，於鹹豐三年二月（853年3月）攻下江寧府城，隨即將它定為國都，改名天京。
這時清皇朝的八旗兵早已，繼起的綠營兵也日趨衰敗。清廷先後調集大批軍隊前往廣西、湖南鎮壓，結果紛紛敗潰，隻好尋求地方武裝力量進行阻擋。當鹹豐二年太平軍進入湖南後，清廷便命令兩湖督撫等地方官員勸諭士紳，舉辦團練。此時，曾國藩正因母喪在原籍守製。這年十二月十三日（853年月2日），他接到湖南巡撫張亮基轉來軍機大臣轉達鹹豐帝十一月二十九日上諭，要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協助張亮基“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曾國藩接旨後四天即前往長沙，著手籌辦團練武裝。
鑒於清朝原有軍隊已不足以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實際狀況，曾國藩認為必須從根本上著手，建立與培訓起一支有嚴密組織並有頑強戰鬥意識和實戰能力的新軍。為此，他擬定了他的建軍原則，竭盡全力組織起一支新的地主階級武裝湘軍。
在湘軍興起前，湖南已有新寧舉人江忠源兄弟等在本籍自募的楚勇和湘鄉儒生羅澤南、王錱師徒主持的湘勇，在鎮壓地方農民起義上都取得相當的成效。曾國藩與他們這些人有著師生或同鄉的情誼，便在他們原有的基礎上，吸收其經驗並大加發展。他的湘軍與舊軍隊比較，在兵源、選將、營製以至訓練辦法上都是“改弦更張”的。
首先，在兵源上，湘軍的官兵來源采取逐級自行召募的辦法，即“帥欲立軍，揀統領一人，檄募若幹營，統領自揀營官，營官自揀哨官，以次而下，帥不為製”。這個“帥”就是曾國藩，上一級負責挑選下一級，層層相連，最後歸屬曾國藩總指揮。當時湘軍士兵隻在湖南省內，主要在長沙、寶慶二府內召募，尤以湘鄉人為多。這樣的募集辦法與清朝軍隊“將不必由帥選”，正好相反。它利用地域觀念和同鄉感情，促使彼此間團結合作，避免過去官兵“不相習”，上下缺乏感情聯係，互不相幹的冷漠狀況，而達到“一營之中，指臂相聯”，使“弁勇視營、哨，營、哨官視統領，統領視大帥，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2。
其次，在將士素質上，要求“凡募勇，取技藝嫻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氣者；其有市井衙門氣者不用”；而在將官上則選擇紳士與儒生，其主要將領大多是有同鄉、同學、師生、親友關係，且是氣味相投，講求“忠君”、“衛道”的程朱理學忠實信徒。用曾國藩的話是，“概求吾黨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2，並具體要求“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歸根結蒂是必須肯為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作出個人犧牲，即具有“忠義血性”者，以能為封建主義製度效忠的政治標準為根本原則3。
2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曾文正公別傳》卷，第3頁。
以上見王定安《湘軍記》卷20，嶽麓書社版，第338頁。
2《湘軍記》，第340頁。
3曾國藩《與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2，第32頁。
再次，特別強調對士兵進行嚴格訓練。在“訓”字上，“以忠義激勵將士”，進行封建倫理和紀律教育。“崇紀律，重廉恥”，要求“有勇知方”。嚴禁將士吸食洋煙（鴉片）、打牌押寶（賭博）、**婦女和結盟拜會等；在“練”字上則加強練隊伍和練技藝。每天必須按規定出操、練習各種武藝和陣法、巡邏放哨和列隊點名等，要求行動整齊，勇於作戰。
這樣，曾國藩利用封建宗法關係作為維係湘軍的紐帶，使全軍上下歸他一人調度指揮，湘軍成為以曾國藩為首領的私人武裝。這是中國近代最早出現的軍閥集團。湘軍的骨幹多是以各種封建關係糾集在一起的中下層封建知識分子。他們出身於一般中小地主家庭，功名不高，或是諸生、文童，也沒有顯赫的政治地位。但這些人都浸透了封建正統思想，都以堅決維護封建名教和統治秩序為己任。這些人比腐朽的封建官僚有才幹，他們兢兢業業，有一股拚命向上爬以取得功名利祿的頑強精神和野心。曾國藩正是帶領這樣一批儒生們，結成“誓不相棄之死黨”4，而成為太平軍的死敵。
在曾國藩組織湘軍的過程中，即在鹹豐三年間，尚未與太平軍正式作戰前，他就已指揮這些未成軍的練勇在湖南境內多次鎮壓過會黨起義，也曾派遣他們到江西支援過當地團練與太平軍作戰。在對待起義軍上，曾國藩采取極為殘忍的手段。早在鹹豐三年二月他在給鹹豐帝的奏折中就提出對起義軍“非嚴刑峻法痛加誅戮必無以折其不逞之誌，而銷其逆亂之萌”，主張“欲純用重典以鋤強暴”，並聲言“但得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他的主張得到鹹豐帝的積極，批示他“必須從嚴，務期根株淨盡”2，因而他更加放手大幹。這年上半年，他在長沙設審案局，依靠地方紳耆，大批捕殺，立三等法重則處以斬梟；輕亦立死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他不“拘泥常例”，借用巡撫令旗，捕人多，殺人快，“案至即時訊供，即時正法”，心狠手辣，在百十天內，就屠殺了200多人。他這樣大肆殺戮的暴行，遭到社會輿論的嚴正譴責，人們給他起了“曾剃頭”和“曾屠戶”的綽號。
4《與彭筱房、曾香海》，《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3，第2、3頁。
《與文任吾》，《書劄》卷2，第35頁。
2《奏稿》卷2，第2—3頁。
第四節鎮壓太平天國湘軍籌建於鹹豐三年，原先隻有陸師，以後為與太平軍爭長江水上優勢又籌建水師。水、陸兩支隊伍於鹹豐四年正月下旬分別建成。水陸各5000人，營製每營500人，各分為0營。水師擁有“快蟹”40號，“長龍”50號，舢板50號，拖罟號（作為曾國藩的座船），又購民船20號改造為戰船，另雇民船一百數十號，以載輜重。加上夫役水手7000餘人，水陸共有員弁兵勇一萬七千餘人，自衡州（今衡陽）出發，會師於湘潭，聲勢浩大，欲“東征”與太平軍決一死戰。
曾國藩於出師時，發布《討粵匪檄》，竭力維護封建製度和孔孟之道，同時也抓住了太平天國的某些弱點加以渲染。它充分反映了曾國藩對農民反封建鬥爭的仇恨，表明了他作為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維護者鎮壓農民起義的頑固立場。
當曾國藩率領湘軍大舉“東征”時，太平軍水師已據有長江天險，陸上則占有皖、贛、鄂三省的大部分。而這時安慶、九江早已在太平軍手裏，武昌也正處在太平軍包圍中，太平軍顯然占有絕對優勢。曾國藩的東征，戰略目的是在爭奪武漢、九江、安慶這長江中遊的三大據點，然後進軍東南，包圍天京。因此，此後七八年間，湘軍便同太平軍對這三大據點進行了激烈的反複的爭奪。
曾國藩麵對太平軍強大的兵力及其所占有的優勢，認為必須逐步推進，步步為營，而不能急於冒進。他首先著眼於兩湖地區，與太平軍展開了拚死的戰鬥。戰鬥最早於鹹豐四年（854）三月上、中旬在嶽州府周圍進行，老湘營王錱兵敗退守嶽州，又縋城逃跑，大部分被殲，太平軍乘勝進占湘潭，鉗製長沙。曾國藩以湘軍主力力爭湘潭，並自率水師攻打長沙北之靖港，結果湘軍水勇潰敗，戰船三分之一被焚毀和為太平軍所獲。曾國藩羞憤交加，投水自殺，被隨從救出。湘潭方麵雙方激戰7日，太平軍傷亡重大，被迫退出，長沙外圍緩解。曾國藩利用3個月時間休整，於六月中重新出動，七月初一日奪回嶽州府城。
這年八月，曾國藩督率湘軍水陸師分三路進攻武漢。八月二十三日（0月4日）攻陷武昌、漢陽，太平軍停泊漢水的千餘艘船隻擬衝至長江，被截毀殆盡，湘軍水陸東下，進攻江西。十月十三日（2月2日），湘軍水師在彭玉麟、楊載福帶領下又攻斷湖北田家鎮至半壁山的攔江鐵鏈，焚毀太平軍船隻4500餘艘。湘軍大為得勢。
然而，風雲突變，這年十二月太平天國派石達開率軍在江西湖口、九江焚湘軍水師船隻。特別是十二月二十五日（855年2月日）在九江夜襲湘軍水師，焚戰船多艘，獲曾國藩座船，盡得其文卷冊牘，曾國藩走投無路，再次投水尋死，被人救起送羅澤南營中。緊接著鹹豐五年春，太平軍第四次攻占漢陽，並第三次攻克武昌城，曾國藩率部龜縮南昌城內不敢出來。下半年十一月石達開回師江西，在短短3個月裏，贛中、贛北盡為太平軍所得。到鹹豐六年上半年，曾國藩率湘軍東征與太平軍進行了將近3年的爭奪戰，彼此各有勝負，但總的形勢對湘軍是不利的，不僅長江中遊三大據點都在太平軍手裏，而且太平軍還控製了從武昌到鎮江之間所有沿岸的城鎮；安徽、江西、湖北東部以及江蘇部分地區也都為太平天國所有。
然而不久，“天京事變”爆發，形勢急轉直下。曾國藩帶領湘軍趁機反攻。鹹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85年2月9日），湖北湘軍胡林翼、楊載福等攻陷武昌。鹹豐七年九月初九日（857年0月2日），湘軍攻陷湖口，被阻隔3年之湘軍水師彭玉麟部與楊載福部在外江會合。
在此期間，自鹹豐七年二月到八年六月的一年四個月時間裏，曾國藩因丁父憂回原籍守製。他與清廷的矛盾，也通過三四年來戰事的進展而有所增長。以鹹豐帝為首的清朝統治集團對於曾國藩本來就懷有疑慮，始終都僅賜給他空頭銜而不予以實權，使他感到處處都有阻力。他曾向鹹豐帝提出至少授給他以巡撫職務以便於辦理軍務，調動糧餉等，但沒有獲得同意，而讓他繼續“在籍守製”。到鹹豐八年元月，由於胡林翼、駱秉章先後奏請他統兵援浙，他才再度出山。
經過幾年來與地方官吏和清廷的交涉折衝，又經過一年多來在原籍守製期間的反思，再度出山的曾國藩變得老練圓滑了。此後的曾國藩與清廷及與地方官吏的關係漸趨於合拍，他的職權地位也隨著形勢變化發展而不斷有所提高。
太平天國的實力由於領導集團的內訌而大為削弱，使總的形勢大有利於清廷，但就湘軍與太平軍的較量來看，在鹹豐八年至十年的兩三年間則仍有起伏。鹹豐八年四月，湘軍李續賓等會同水師楊嶽斌（即楊載福）、彭玉麟聯合攻下九江，太平軍一萬七千餘人死難，長江中遊第二據點又為湘軍所得。但同年十月，三河鎮之戰，李續賓所部湘軍精銳000為陳玉成、李秀成聯軍全殲，湘軍悍將李續賓等被擊斃，給曾國藩及其湘軍集團打擊之大，不亞於鹹豐四年冬湖口、九江曾國藩座船被俘獲之役，“不特大局頓壞，而吾邑士氣亦為不揚”3。
鹹豐九年（859），石達開部太平軍擬行入川，駱秉章與胡林翼計議，通過湖廣總督官文奏請清廷派曾國藩入川布置，以確保湖北餉源，而乘機為曾謀得川督。鹹豐帝雖下令調派曾國藩率軍入川，卻無意授他以四川地方實權，因而胡林翼等又合計將曾國藩留駐湖北，共謀進軍安徽。此後曾國藩便以攻取安慶作為湘軍的戰略重點和當務之急，把安慶之戰看作是“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局，將來即為克複金陵之張本”來考慮。
曾國藩進攻安慶采取圍城打援的策略。他以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實行力取上遊，逐漸及於下遊，也就是先取安徽，再及於江、浙的方針，始終堅定不移。即使是鹹豐十年春夏之間江南大營再次解圍，和春、張國樑兵敗身死，蘇常危急，鹹豐帝一再催促曾國藩率湘軍東下支援，他都拒不從命，安然不動。鹹豐帝萬不得已，隻好賜曾國藩以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並連下諭旨，令他撤安慶之圍，馳援蘇常。他也還是奏稱“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遊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2，堅持原來的觀點。最後清廷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見。由於堅持先打安慶再及江南的戰略方針，在此後安慶攻陷後，湘軍在圍攻天京上擁有更加有利的形勢。
但是，太平天國晚期洪秀全重用洪仁ㄒ猿掠臒傘⒗鈈慍啥說納樸詿透揮謔嫡驕椋乖惱鉸砸饌疾豢贍芮嵋資迪鄭揖Ｏ縈誒Ь場Ｏ譚崾晗鬧潦荒瓿蹕模蚱蠲漚輳鞅步胩?同上書，第4頁。
《複劉霞仙》，《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7，第23頁。
2《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第44頁。
平軍爭奪皖南。在十年十月和十一年四月，曾國藩就曾先後兩次因太平軍李秀成和李世賢分別率部逼近而驚慌萬狀，兩次都寫了遺囑安排後事，隻是因為太平軍沒有進一步進攻而使之度過了危機。事後他還心有餘悸，再不敢身臨前線指揮作戰了。
安慶經過長期的圍困，於鹹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8年9月5日）
終於被湘軍曾國荃等部攻陷。在曾國藩下，曾國荃縱兵殺掠，乘機大發橫財。
安慶的失陷，使天京失去重要的屏障。太平軍從此居於守勢，湘軍與太平軍的主要戰場也由安徽轉移到江蘇。
鹹豐十一年七月，鹹豐帝死於熱河避暑山莊。這年十月，慈禧太後依靠帝國主義的，與恭親王奕發動了“辛酉政變”，奪取了政權。為了盡快鎮壓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慈禧太後任命曾國藩管轄蘇、贛、皖、浙四省軍事，自巡撫、提、鎮以下文武各官皆歸節製；同治元年（82）更加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官銜。這時曾國藩渴望多年的宿願得以實現，軍、政、財大權一手在握，積極性也大為提高，從而加緊對蘇南、浙江進兵，為最終攻取天京作好布防。在他的下，曾國荃部湘軍包攬了對天京的圍攻。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84年7月9日）天京淪陷，曾國荃部搶得了鎮壓太平天國的頭功，並縱兵對天京大肆擄掠燒殺。清廷論功行賞，曾國藩賞加太子太保銜，賜一等侯爵，世襲罔替，賞戴雙眼花翎。曾國荃賞加太子少保銜，賜一等伯爵，其餘湘軍將領也都賞賜有加。
在慈禧太後把持下的清廷，對曾國藩雖然委以重任並給予實權，但實際上還是很不放心的。特別是在曾國荃進兵雨花台以後，湘軍自數萬增至十餘萬人，曾氏兄弟手握重兵，對清廷不能不是一大威脅，因而清廷對曾國藩的態度便有所改變，不像以前那樣了。曾國藩憑其多年的政治經驗，意識到要保存性命，隻有退讓。於是在攻陷天京後便主動提出裁撤湘軍和為曾國荃代請回籍養病，以消除清廷的疑慮。具體辦法是裁撤他所直接統率的湘軍主力二萬五千名，但保留後建的淮軍以“禦寇”；曾國荃辭去浙江巡撫的職務。對於曾國藩的自釋兵權和曾國荃引疾自請開缺，清廷很快便予以批準。第五節從主張抵抗到外敦“和好”
當曾國藩正率領湘軍與太平軍激烈搏鬥期間，發生了英法聯軍侵華的第二次鴉片戰爭。這時，曾國藩在對待外來侵略的問題上仍然是主張抵抗。兩年以後，鹹豐九年五月二十五日（859年月25日）第二次鴉片戰爭前一階段戰役結束，《天津條約》已經簽訂，英法侵略者北上換約，他們故意不按清廷規定的路線，擅自闖入大沽口，遭到大沽駐軍的痛擊。曾國藩在得到消息後，認為這次勝利大快人心。他在寫給當時在僧格林沁營中當幕僚的郭嵩燾的信中說“五月二十五日之戰，自庚子、辛醜（840、84）夷務初起後，至是始一大創之，中外人心為之大快。”3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出現了封建統治者與外國侵略者結合起來以對付農民起義的新局麵，這便是“借兵助剿”的問題。
在“助剿”問題上，外國侵略者是很積極主動的。鹹豐十年冬，俄、法駐華公使便連續向清廷表示願意共同鎮壓太平天國。這時通過第二次戰爭的再次接觸，清朝統治集團中的某些重要成員對於西方侵略者的認識已有較大轉變。他們認為太平天國和撚軍等農民起義軍是“心腹之害”，而外國侵略者不過是“肢體之患”或“肘腋之憂”。於是借洋兵“助剿”便提到會議桌麵上來。在談判桌上，俄、法、英、美很主動，而清廷則處在被動地位。就清廷方麵而言，它未嚐不想借洋兵以鎮壓農民起義，但又感到“流弊滋多”，因而遲疑再三，最後隻是在太平軍占有蘇、常，再次進攻滬、杭的嚴重形勢下，才不得不被迫接受。
但是，對於借洋兵“助剿”，曾國藩卻另有一番考慮。同治元年正月（82年2月），他以兩江總督的身份在給江蘇巡撫薛煥的信中，就曾很不客氣地責問道“其借助西洋一事，未經奉商，遽行舉辦，此等情形鄙人前皆未聞。”而當清廷表示“嘉其助順，聽其進兵”，逼他表態時，他在給同治帝的奏折中表示不同意和洋兵聯合進行全麵會剿，認為“目前權宜之計，隻宜借兵守滬城，切勿遽務遠略”，始終強調“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華洋之人則可，借洋兵以助剿蘇州，代複中國疆土則不可”2。
由此可知，曾國藩對於洋兵“會剿”事是有條件的，他在給薛煥的信中曾直截了當聲稱“弟所謂願執其咎者，專指保上海而言，而必欲攻取金陵、蘇、常，則始終不敢與聞。”3正是由於曾國藩等的反對，清廷最後沒有接受英、法、俄、美等國大規模的洋兵聯合會剿，而在同治元年夏的一個上諭宣告“借洋兵助剿之議，疊經曾國藩等先後複奏，僉稱有害無利，前因上海吃緊，英、法兩國情願幫同戰守，是以姑事羈縻，未經阻止。”表示以後當主要依靠官軍。
曾國藩之所以反對“洋兵會剿”，認為“隻宜借兵守滬城”，真正的原3《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第44頁。
《複郭筠仙》，《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8，第35頁。
《籌辦夷務始末》（鹹豐朝）第8冊，第275、274頁。
2《複薛覲堂中丞》，《曾國藩未刊信稿》，中華書局版，第27頁。
3《複潘玉香觀察》，《曾國藩未刊信稿》，第7—8頁；《議複借洋兵剿賊片》（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5，第9—20頁。
《曾國藩未刊信稿》，第27頁。
因是第一，他不願洋人分占其利，特別是不甘願洋槍隊分占由他和其弟曾國荃湘軍主攻天京的頭功。這是最主要的。第二，這也是從清朝統治者的實際利益考慮。盡管這時這個政權已開始半殖民地化了，但它在能夠保有的獨立限度裏，還是盡量想多維持一點自己的封建主權。
值得注意的還有阿思本船隊的事件。這事也發生在鹹豐、同治之交，與借洋兵助剿差不多同時。鹹豐十一年（8），總理衙門大臣奕、桂良、文祥等首先奏請購置外國船炮以期早平“內患”，曾國藩很表讚同，稱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