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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唐高祖詔修前代六史，對梁、陳史的分工是：大理卿崔善為、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修梁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府文學姚思廉修陳史。但這次修史沒有成功就作罷了。第二次是貞觀三年唐太宗詔修前代五史，思廉受詔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貞觀十年（636）正月，《梁書》、《陳書》與同時所修《北周書》、《北齊書》、《隋書》一起修成上進。
梁、陳二史是姚氏父子接續而作。魏徵也在貞觀初參與了修撰。那麽，姚思廉對梁、陳二史做了多少工作呢？從書中史論的署名上大體可見端倪。《梁書》有三卷無史論，署“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二十五篇，另有署“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一篇（“史臣”二字當為衍文）；署“史臣曰”二十七篇；署“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一篇。《陳書》有一卷無史論，署“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二篇；署“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一篇；署“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考覽記書，參詳故老，雲”一篇（兼補充史實）；署“史臣曰”三十三篇。由以上數字可大體看出，就《梁書》而言，姚察與姚思廉所撰基本相當，而《陳書》，則多為思廉所撰。魏徵是以監修身份加以指導，共寫了三篇論。雖然姚察有開創之功，但思廉對梁、陳二書的貢獻是最大的。從撰述數量上看，思廉明顯多於姚察，而且，思廉在貞觀初奉詔修史，又要根據唐皇朝的政治需要，對姚察所撰部分作必要改動。思廉對梁、陳二書是有續撰、整理、定稿之功的。沒有思廉的竭盡全力，這兩部史書就很難問世。因此梁、陳二書題姚思廉撰，世人從無異議。這兩部書也基本上反映了姚思廉的史學思想和文風特點。
撰史之風從梁、陳二書中，可以看到姚思廉治史的優點和不足。
一、注重史料價值。《梁書》56卷，記載了梁天監元年（502）至陳永定元年（557）共五十六年的曆史。《陳書》36卷，記載了陳永定元年至禎明三年（589）共三十三年的曆史。這兩部書是關於梁、陳二代史的最早的較完備記載。思廉注重史書的史料價值，注意對史料博采善擇。二史對比，關於梁史可資參考的著述很多。梁人所著就有：沈約《武帝本紀》14卷，周興嗣《梁皇帝實錄》5卷，鮑行卿《乘輿飛龍記》2卷，蕭子顯《普通北伐記》5卷，謝吳（或作謝昊、謝炅）《梁書》49卷，蕭韶《梁太清紀》10卷，蕭世怡《淮海亂離誌》4卷等①。梁亡後，著梁史的有：許亨《梁史》53卷，姚察《梁書帝紀》7卷，劉璠、何之元各撰《梁典》30卷，陰僧仁《梁撮要》30卷，姚最《梁後略》10卷等。關於陳史可資參考的著述略少，有陸瓊《陳書》42卷，趙齊旦《陳王業曆》1卷，顧野王、傅縡各撰《陳書》3卷。《隋書·經籍誌》中“史部”的雜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等類，還有不少有關梁、陳史的著述。另外，姚察曾為梁、陳史官，可以接觸到梁、陳二代國史，因此，梁、陳國史也是修梁、陳二書的重要依據，在書中有多處顯出國史的痕跡。
梁、陳二書較多地保存了有關農民起義的珍貴史料，如發生在齊的唐■之起義，趙續伯起義，樂寶稱、李難當起義，帛養起義，雍道晞起義，程延①著者或作蕭大圜、蕭圓肅。
期起義。發生在梁的焦僧護起義、始興起義、吳承伯起義、徐道角起義、姚景和起義、會稽起義、鮮於琛起義、李賁起義、劉敬躬起義、王勤宗起義、胡通起義等。
梁、陳二書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多收錄詔冊、奏表、書劄、文賦，保存了大量有價值的曆史資料。如《梁書·武帝紀》載大同七年（541）十一月、十二月兩詔，透露了梁代社會黑暗、階級壓迫嚴重的事實。《陳書·章華傳》載章華上書，反映陳末嚴重的社會危機。
《梁書·諸夷傳》關於邊疆少數民族和一些外國曆史的記載較詳，有其有利的客觀條件。由於梁、陳時代佛教興盛，中外僧人往來增多，加之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使人們對外部世界了解加深，思廉所能參據的史料也就相應豐富。
姚氏父子並有文名，為時人所重，思廉對文化亦有特殊的興趣，梁、陳二書卷數不多，文化史料卻頗多。思廉多為學者立傳。《梁書》的《儒林》、《文學》兩傳就為四十二名學者立傳，另外《處士》傳中也多記學者。《陳書》的《儒林》、《文學》傳，也為三十一名學者立傳，還有些學者另外立傳。著名學者如範縝、鍾嶸、劉勰、阮孝緒、裴子野、顧野王、沈約、徐陵等人，都有內容較詳的傳，他們的事跡及學術成就得以保存。思廉較多地記載了史學史方麵的寶貴資料。梁、陳二代較知名的史家都有傳，並錄其著述，有時略加評論，或注明其著作是否行世。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後，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得到了較快發展。梁、陳二代，佛教極為興盛，對社會生活影響很大。姚思廉注意到了這一社會現象。他如實記載涉及佛教的史事及重要信佛事例，如《梁書·武帝紀》記述梁武帝數次舍身寺院而又由群臣重金贖回。《陳書·傅縡傳》記傅縡篤信佛教，收錄其關於佛教的論辯文章《明道論》，長達二千五百餘字。《梁書·範縝傳》敘範縝“卓越不群而勤學”，“盛稱無佛”。與竟陵王蕭子良辯論，“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縝退論其理，著《神滅論》”。傳中收錄了《神滅論》這一篇幅較長的哲學史、思想史的珍貴文獻。這篇論文對佛教泛濫而造成的蠹俗害政的惡果給予了深刻揭露。“此論出，朝野喧嘩，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較形象地刻畫了範縝大無畏的戰鬥者形象。
二、是文風樸實。梁、陳二書全用散文寫成，其語言通曉簡練，在唐初“八史”中首屈一指。六朝盛行駢文，唐初行文仍多用駢文。但這時的駢文已失去了它在勃興時對文化產生的積極作用，表現為專意注重辭藻用典，過分強調音韻對偶。這種形式主義文風往往影響思想內容的表達，顛倒了思想內容與表現形式的主從關係。就史書而言，唐以前的《宋書》、《南齊書》，敘事及論讚時用駢文。貞觀年間所修《晉書》，其論讚仍喜用駢文。唐太宗親撰的四篇史論即用駢文寫成。可見唐初仍有崇尚駢文的風氣。但姚思廉堅決拋棄以駢文寫史的做法，代之以樸實、準確的散文。清人趙翼對《梁書》的散文大加稱讚：“行文則自出爐錘，直欲遠追班馬世但知六朝之後，古文自唐韓昌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於陳末唐初也哉”①。這一見解是非常正確的，一般學者都認為韓愈是唐宋古文運動發起者，但韓愈（768—824）為中唐人，而姚氏父子在梁至初唐之際，就以實際行動開拓古文運動了。姚思廉仿司馬遷筆法，常常引用當時口語，既能反映時代特點，又能使①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條。
文字活潑通俗。如《梁書·侯景傳》記僧通與侯景對話：“僧通取肉揾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臭。’”思廉運用語言的成功之處，還在於使人物語言個性化。符合人物特定的身份、經曆、環境，表現出人物的性格特點。如《梁書·曹景宗傳》中曹景宗的一段自白就很自然、生動。思廉還在梁、陳二書中經常直接或間接地表達對文風的見解，如在《梁書·簡文帝紀》、《梁書·裴子野傳》、《陳書·蔡景曆傳》、《陳書·江總傳》等，都推崇古文，批評浮豔文風。
三、是敘事簡嚴。思廉敘事不好鋪張，行文簡潔。他不輕信奇聞異事，不好采瑣事入史。李延壽和姚思廉同在史局，思廉地位又高於延壽，一般說來延壽所見之修史資料，思廉也能夠見到。但延壽作史多采入瑣言碎事和神鬼怪異事，而思廉不采或極少采，可見二人識見之差別導致史筆之異趣。趙翼在《廿二史劄記》卷一一連舉二十餘例說明《南史》增《梁書》瑣言碎事。但是，這兩部書在編纂上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其一是隱諱，如《梁書·敬帝紀》和《陳書·劉師知傳》都不載陳武帝指使劉師知害敬帝事。其二是文飾，在敘及梁代齊、陳代梁史事時，在帝紀中長篇累牘地照錄加九錫文、禪位詔、策、璽書等虛偽的文字，也有作人情佳傳現象。另外，《梁書》不為蕭詧立傳，使後梁事失載，是一大缺陷。思廉還不重視科技，甚至在為父姚察作傳時隱諱其祖父姚僧垣以醫術知名。梁、陳二代科技方麵史實記載甚少。史學思想姚思廉的史學思想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
一、是以史為鑒的著述宗旨。唐初統治者極其重視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親自參與修史，這是急需總結曆史經驗為當時政治服務。思廉承旨而撰梁、陳二史，也就突出了以史為鑒的宗旨。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這個思想，而思廉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給以繼承和發揚。
《陳書·何之元傳》中記述何之元修史事較詳，並錄其《梁典序》，稱何“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為梁氏肇自武皇，終於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跡，足以垂鑒戒，定褒貶”。“垂鑒戒”，主要著眼於總結前人的得失成敗經驗；“定褒貶”，主要著眼於對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過的評價，力圖“敦勵風俗”。
姚思廉寫人物很注意褒揚或貶斥，以期用著史來影響世風。他為良吏立傳，注意突出各人的特點。如《庾蓽傳》敘其生活儉樸，為官廉潔；《沈瑀傳》敘其執法嚴明；《孫謙傳》敘其體恤民情，重視生產；《何遠傳》敘其抑富扶貧。為“悖逆”之人立傳，均置於全書末尾，以示貶斥。
二、是注重人事的進步史觀。姚思廉多次總結梁代太清之亂和陳代禎明淪覆的曆史經驗，著重強調國家的治亂安危取決於人事情況如何，決定曆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他認為，曆史是發展的，政權的興亡更替是必然現象，“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盛衰相襲”①，認為曆史取決於人事。他在《梁書》的第一篇史論中，就鮮明指出，梁之亡國，“雖曆數斯窮，蓋亦人事然也”。他評述梁武帝從奪取帝位到餓死宮城這幾十年經曆，是始終以人事來說明曆史的。他指出齊末政治昏亂，把蕭衍推上曆史舞台，頗有時勢造英雄之意，接著又指出蕭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又總結蕭衍晚年之失。①《梁書》卷五六史論。
②陳太建九年（577），陳派將軍吳明徹率軍北伐，被周軍打敗，“眾軍皆潰”，明徹被俘，病死於長安。姚思廉認為，“金陵虛弱，禎明淪覆，蓋由其漸焉”③。他把吳明徹呂梁之敗與禎明年間陳亡於隋聯係起來考察，這種原察始終的方法是有一定識見的。陳亡的起因雖然不能僅僅歸結為呂梁之敗，但思廉能夠認識到，陳亡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陳亡的萌芽顯現較早，屬於人事問題，這就是對天命的否定。思廉還進一步分析呂梁覆師的原因。他指出，陳宣帝初即位時，命將出師，開拓土宇，取得很大成功。但以後則失之於驕傲，“享國十餘年，誌大意逸，呂梁覆軍，大喪師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④。姚思廉也有個別論述未完全摒棄天的作用，如論述侯景、王偉成篡盜之禍，在《陳書·後主紀》述陳亡原因，都是人事和天命並舉，這說明，由於封建皇朝宣傳方針的製約，思廉不可能在頭腦中完全排除天命論的影響。②《梁書》卷三史論。
③《陳書》卷九史論。
④《陳書》卷五史論。
第二節李百藥隋唐間的政治遭遇李百藥（565—648），字重規，定州安平（今屬河北）人。由於幼年時體弱多病，祖母趙氏就為他取名“百藥”，寓祛病防疾之意。父李德林，字公輔，學問淵博，名重於時，在北齊、北周、隋都做過高官，負責起草詔令和重要文件。
百藥幼時很聰慧好學，七歲就能理解文章大意。有一次，父親的朋友陸乂、馬元熙來他家作客，談詩論文。客人讀陳時著名學者徐陵文章，對其中一句“既取成周之禾，將刈琅邪之稻”，頗感迷惑，不知出自何典。百藥在旁應聲答道：“《傳》稱‘鄅人藉稻’。杜預注雲‘鄅國在琅邪開陽。’”①客人聽後大為驚歎。
百藥二十歲左右，正值隋朝初年，被授東宮通事舍人，步入仕途。不久，升遷為太子舍人，兼東宮學士，成為陪伴太子的學者。年少有才的百藥招來一些人的嫉妒和誹謗，為避禍，他隨即稱病辭官。開皇十九年（599），因父親去世，襲爵安平公。左仆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很看重百藥，於是奏請授百藥為禮部員外郎，太子楊勇又將百藥召為東宮學士。從此，百藥發揮自己的才學，奉詔參與修《五禮》，定律令，撰《陰陽書》，作奏議文表。然而正當百藥積極施展才能抱負之時，卻突然被卷入最高統治層的爭鬥中，成了受害者。原來，隋文帝第二子晉王楊廣是個野心勃勃的人物。他對其兄楊勇的太子之位早存覬覦之心，乘出鎮揚州（今屬江蘇）之機，四處招攬人才，培植個人勢力。他召百藥為幕僚，但百藥稱病推辭，楊廣由此對他懷恨在心。仁壽四年（604）隋文帝死，已謀得太子之位的楊廣即位，是為隋煬帝。百藥被貶出京城，為桂州（今廣西桂林）司馬。後來罷州置郡，百藥的司馬一職也被免去，於是回歸鄉裏。大業五年（609），百藥出任魯郡（治所在今山東曲阜）步兵校尉，大業九年（613），戍守會稽（治所在今浙江紹興），後又授建安（治所在今福建建甌）郡丞。這時，隋末農民大起義正如火如荼地興起，百藥去建安途經烏程（今浙江吳興南）時，隋煬帝被部將宇文化及殺死於江都，隋皇朝統治機構一片混亂。百藥沒有到建安就職，參加了反隋的農民起義，先後任職於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軍中。杜伏威占有江南一帶，北方李唐勢力浩大。李淵派使者招撫杜伏威，百藥力勸杜伏威歸唐。杜伏威聽從，遂前往京城，命部將輔公祏與百藥留守。但杜伏威在途中又有些猶豫後悔，遂寫信密令輔公祏殺百藥，幸杜伏威養子王雄誕極力保護，百藥得免於死。隨後輔公祏起兵反唐，任命百藥為吏部侍郎。有人告知李淵，百藥與輔公祏同反，李淵大怒。平定輔公祏後，李淵就要治百藥之罪，恰好這時發現杜伏威令輔公祏殺百藥的密信，證明百藥與輔並非同黨。李淵這才怒氣稍平，但仍以反唐罪名將百藥流放涇州（今甘肅涇川北）。一直到武德末年，百藥始終未獲唐高祖的任用。
唐太宗即位後，他很看重百藥的才名。貞觀元年（627）召百藥為中書舍人，賜爵安平縣男，並命其參與修撰《五禮》及律令。百藥又奉詔撰北齊史，貞觀十年（636）正月《北齊書》上進，得到嘉獎，加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①《舊唐書》卷七二《李百藥傳》。
子，賜物四百段。第二年，《五禮》及律令撰成，百藥爵位又從“男”進為“子”。這個時期是百藥一生中最愜意時期，才能得到較充分發揮，官位顯赫，生活安定。他自然對唐太宗盡心竭力，以報知遇之恩。由於以往百藥經曆坎坷，幾經貶官，數次遭人譖害，甚至險些喪生，因而他生活閱曆豐富，積累了較多的政治經驗。從他撰《封建論》和《讚道賦》兩件事中可看出李百藥的政治眼光和對李唐皇朝的忠心耿耿。
《封建論》和《讚道賦》貞觀初年，朝廷中有一次重大的政治辯論，即，是實行封建製還是實行郡縣製。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唐太宗對大臣蕭瑀說：“朕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蕭瑀答道：“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若封諸侯以為磐石之固。秦並六國，罷侯置守，二代而亡；漢有天下，郡國參建，亦得年餘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實可遵行。”蕭瑀是守舊貴族勢力的代表人物。他是後梁明帝蕭巋之子，年九歲就封新安郡王。因此他極力鼓吹分封製是不奇怪的。他的這一通似是而非的議論竟引起唐太宗的注意，於是，“始議封建”①。諸大臣各抒己見，展開辯論。魏徵、長孫無忌、於誌寧、馬周等都反對實行封建製，但有理有據、係統深刻闡述這一觀點的，當推李百藥所上長篇奏疏《封建論》。
百藥認為，時代變了，製度也須改變，實行郡縣製是必然趨勢。讚成分封者，是不通古今變化。當今若實行分封，就如同“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等於“鍥船求劍”。這是一種樸素的曆史發展觀點。
接著，百藥具體分析了分封製的危害：封邦建國之後，使受封家族以高貴門第自傲，忘記先人創業的艱難，不願靠個人才幹而進取，莫不一代比一代驕奢殘暴。並且數代之後，王室一旦衰弱，所謂藩國屏障就會變成仇敵，封國各行其是，強國欺淩弱國，爭奪土地人口的戰事不斷。百藥以“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的史事來說明，分封製造成了連綿不斷的攻伐征戰。另一方麵，百藥大力推崇郡縣製的優越性：設官分職，任賢使能，內外百官都由朝廷決定。可以從士人庶民中提拔人才，可以像水鏡那樣清晰地考察他們。以資格及辛勞程度確定其官職階品，以政績優劣確定廢黜或遷升。總而言之，爵位不世傳，啟用賢人之路就廣；百姓無定主，與朝廷的離心力就不大。①《封建論》表現出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分裂割據的進步傾向，充分肯定了郡縣製取代封建製是曆史的進步。百藥卓越的政治見解，深深打動了唐太宗，“太宗竟從其議”②。唐中葉，柳宗元有一篇著名的《封建論》，可以看作是百藥《封建論》的繼承和發展。
還有一件事反映出李百藥對唐皇朝的忠心耿耿。貞觀四年（630），唐太宗授百藥太子右庶子，令其輔教太子承乾。起初太子對學習經籍頗有興趣，但後來耽於享樂，嬉戲過度。於是百藥便作《讚道賦》一文以規勸太子。唐太宗見到此賦後非常讚賞，派使者對百藥說：我在太子處見到你所獻的賦，以曆來儲君成敗事告誡太子，很是精辟切實。我選你輔佐太子，非常稱職，①《舊唐書》卷六三《蕭瑀傳》。
①②《舊唐書》卷七二《李百藥傳》。
希望能善始善終。賜百藥彩絹五百段。
百藥以才學和操行聞名於世，受到各方麵名流的敬重。他為人沉靜寡言，樂於引進青年，提攜後進，又不喜聚斂財富，所得俸祿，多散分親友。百藥不但在史學上有突出成就，而且文學上也造詣頗深，尤其擅長五言詩，通俗易懂，“雖樵童牧豎，並皆吟諷”，可見影響之廣。唐太宗晚年曾作《帝京篇》，讓也進入晚年的百藥以此題另作一篇。文成，唐太宗極為讚歎：“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①貞觀末，百藥因年老執意辭官，回到故裏。貞觀二十二年（648）去世，年八十四。有文集30卷。
撰寫《北齊書》李百藥撰成《北齊書》，這是他在史學上的重大貢獻。《北齊書》50卷，大致記載了東魏、北齊（534—577）的曆史。由於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而東魏的軍政大權掌握在高歡手中，高歡之子高洋建立北齊，因此從曆史敘述的係統完整性來看，《北齊書》記載由敘高歡事跡開始，是符合客觀實際的。
百藥撰《北齊書》，有數家北齊史可供參考，最主要的是其父李德林的未完稿。李德林在北齊官中書侍郎，曾奉詔修國史，終北齊末，修紀傳體北齊史27卷②，全書未成。入隋後，李德林續撰，增至38卷，送交朝廷，藏於秘府。其他北齊史有，王劭《齊誌》及《齊書》。王劭，字君懋，晉陽（今山西太原）人，曆仕北齊、北周、隋，為著名史家。他最初撰編年體《齊誌》20卷，又撰紀傳體《齊書》100卷。①此外還有崔子發《齊紀》30卷。②百藥治史有幾個特點。首先，《北齊書》記載了不少當時口語，敘事生動活潑，如：卷十二《高儼傳》：“帝（後主，儼之兄）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
卷二三《魏蘭根傳》述魏愷遷青州長史，推辭不就，文宣帝高洋聞知大怒，對楊愔說：“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共語。”待高洋見到魏愷時說：“死與長史孰優，任卿選一處。”魏愷答：“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高洋對楊愔說：“何慮無人作官職，苦用此漢何為，放其還家，永不收采。”
卷二四《杜弼傳》：“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
卷五○《高阿那肱傳》記北周軍進攻北齊，齊將安吐根在齊後主麵前誇口說：“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河中。”
這類例子很多。劉知幾讚揚王劭《齊誌》多記當時鄙言。由於《齊誌》為百藥所參考，所以《北齊書》采用不少口語，大約是受了王劭的影響。其次，《北齊書》保存多方麵珍貴史料。
一是有關農民起義。北魏末年發生了聲勢浩大的各族人民大起義，東魏、北齊時期，農民起義也接連不斷。李百藥盡管主觀上不能意識到農民起義的①《舊唐書》卷七二《李百藥傳》。
②此據《史通·古今正史》。又，《舊唐書·經籍誌》和《新唐書·藝文誌》均雲李德林北齊末修書24卷。①《隋書》卷六九《王劭傳》。
②《隋書》卷三三《經籍誌》二。
重要曆史意義，但他為了表現高氏統治集團鎮壓農民起義的發跡過程和社會激烈動蕩的現實，還是對農民起義作了一些記載，這在同時所修的幾部正史中是較突出的。李延壽《北史》中有關東魏、北齊內容，基本上取材於《北齊書》，但刪去了不少農民起義史料。在《尉長命附子興傳》、《任祥傳》、《斛律羌舉傳》、《叱列平傳》、《慕容紹宗傳》、《薛修義傳》、《封隆之傳》、《高季式傳》，共刪掉《北齊書》中同傳所載九次農民起義。另外，《北齊書》的《高市貴傳》、《李元忠附李湣傳》中所載五次農民起義，因《北史》未給高市貴和李湣立傳，因而也失載。《北齊書》記載的這些農民起義，有些規模是很大的，如《封隆之傳》載，天平初“陽平民路紹遵聚眾反，自號行台，破定州博陵郡，虜太守高永樂，南侵冀州”。
二是有關生產科技。李百藥比一般封建文人及士大夫有見識之處，表現在他不輕視生產技術和發明創造。他在《北齊書》中立《方伎列傳》，記載了當時著名科技人物的事跡。
數學家信都芳，河間（今屬河北）人，少年時就擅長算術，在州裏很有名聲。他專心致誌研究問題時，往往廢寢忘食，走路時也看不見坑坎。撰《器準》一書，將曆來的渾天儀、地動儀、欹器、漏刻等科學儀器作了具體記述，並且附有圖。他還私撰曆書，名為《靈憲曆》，一年中分大月、小月，天象記載很符合實際。
《方伎列傳》還記載了醫學家馬嗣明的事跡。馬嗣明熟悉醫家經典，如《甲乙》、《素問》、《明堂》、《本草》，並且能融會貫通。他為人治病，能在一年前預知病人生死。他很擅長治癰腫，燒石取屑，然後加醋調勻，塗患處，“無不愈”。他針灸也敢於創新，取穴往往與《明堂》不同。
記述較詳的還有一位冶煉專家綦毋懷文。他善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鋼。以柔鐵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劄”。百藥還指出其方法流傳後世，“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鋌，乃其遺法”。
三是有關哲學史、史學史、文學史。百藥較詳細記載了杜弼與邢劭“共論名理”的一場辯論。邢劭認為，人死之後，不會複生，也沒有靈魂存在，“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杜弼則認為靈魂和人體可以分離，既不是一同產生的，也不能一同消滅，“神之於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雲俱滅？”此次辯論是兩人在扈從東山途中進行的，以後他們又以書信形式繼續辯論，“前後往複再三”①，可見思想鬥爭之激烈。李百藥雖然站在唯心主義立場上看待這場辯論，但畢竟記載保存了邢劭唯物主義思想的基本觀點。
《魏收傳》內容詳贍、文筆精采，是一篇很出色的人物傳。此傳簡述魏收袒籍、少時經曆、在魏時修史事跡及出使梁朝事，著重記述北齊建立後魏收如何撰魏史，並追述在魏收之前關於魏史的撰述情況，如著作名稱、卷數、撰人，加以簡要說明。對於魏收修史過程中用人多非史才、納賄受金及《魏書》成後“眾口喧然”的激烈反應，都記載生動具體。對於魏收的評價，既讚其“碩學大才”，又指出其“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這些記載對於後人了解此期史學史是很有幫助的。
《文苑列傳》序，述有齊一代文學發展概況，實際形同北齊文學小史。
①《北齊書》卷二四《杜弼傳》。
百藥《北齊書》第三個特點是，較多暴露統治集團的醜行惡事。
在唐初修成上進的梁、陳、周、齊、隋五代史中，《北齊書》的這個特點是較突出的。如卷九《皇後列傳》述高澄妻元氏，“文宣（即高澄弟高洋）受禪，尊為文襄皇後，文宣漸致昏狂曰：‘吾兄昔**婦，我今須報。’乃**於後。其高氏女婦無親疏，皆使左右**於前。”宮闈中的禽獸之行代代相傳。武成（高湛）即位後，又逼文宣皇後李氏，並威脅說：“若不許，我當殺爾兒。”卷八《幼主高恒紀》的記載反映出北齊滅亡之必然。後主高緯“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嚐交語”。所任佞臣“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宮掖婢皆封郡君，宮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疋，鏡台直千金，競為變巧，朝衣夕敝”。除“增益宮宛”外，“又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恒，數毀而又複。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為大佛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內”。上行下效，官僚、地主也奢暴驚人。卷二二《盧中傳附子宗道傳》載，盧宗道“嚐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座。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箜篌女妓雲：‘手甚纖素。’宗道即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陂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生酒醉，言辭之間，微有疏失，宗道遂令沉之於水。”百藥之父李德林入仕在北齊，並累遷至高官，但百藥卻大量揭露了北齊諸帝和官僚、地主的罪惡，並沒有像一般封建史家那樣曲筆掩飾。這是什麽緣故呢？這一方麵是反映百藥對統治階級的荒**無恥行徑深惡痛絕；另一方麵也是因為李唐皇朝視北齊和南朝各代為僭偽。暴露“僭偽”皇朝的“無道”，是希圖反襯“正統”皇朝的“有道”。
李百藥的曆史觀是較複雜的。《封建論》一文中所反映出的曆史觀，有進步的一麵，如認為曆史是發展運動的，郡縣製代替分封製是必然趨勢，統治政策應隨時代發展而變化。但也有落後的一麵，即較突出的天命論思想。如“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飛名帝籙”，“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
綜觀《北齊書》全書中的敘事及論讚，百藥對史事得失成敗的看法是天命、人事並重。關於北齊亡國之原因，百藥指出，文宣帝高洋“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斯疾”①。武成帝高湛“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②後主高緯“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賣獄鬻官，溪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弱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③。這些分析都切中要害。但百藥又認為天命也在起作用。卷八《幼主紀》之末，一連舉四個例子說明天意，一是“武成夢大蝟攻破鄴城”，“識者以後主（高緯）名聲與蝟相協，亡齊征也”。二是“婦人皆剪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麵，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為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側當走西也”。三是“又為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勢”。四是“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卻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用這四個例子來說明齊亡征兆，顯然是極牽強荒唐的。但百藥卻由①《北齊書》卷六史論。
②③《北齊書》卷八史論。
此得出結論，“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雲”。由於百藥把天命和人事混在一起，主次輕重不甚分明，因而監修魏徵在《北齊書》帝紀後又寫一總論，強調“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榷”。“抑又聞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應當看到，百藥較濃厚的天命論思想還受到其父李德林和王劭的影響。李德林仕隋時，曾為隋文帝勸降江南梁士彥及元諧，作《天命論》，宣揚“帝王神器，曆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為也”①。王劭仕隋，屢屢上書言符命，取悅於隋文帝。甚至撰寫專門著作，“采民間歌謠，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捃摭佛經，撰為《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②。李百藥修史主要參據了李德林和王劭所著齊史，從《北齊書》來看，李、王的天命觀對他有所影響。
①《隋書》卷四二《李德林傳》。
②《隋書》卷六九《王劭傳》。
第三節令狐德棻一生榮華令狐德棻（583—666），宜州華原（今陝西耀縣）人。出身於名門望族，祖父令狐整為北周大將軍，父親令狐熙在北周位至吏部中大夫、儀同大將軍，“善騎射，解音律，涉群書，尤明《三禮》”①。德棻才華出眾，博涉文史，早年就有文名。隋煬帝末年，德棻授官為藥城（今安徽亳縣東南）長。當時天下紛亂，煬帝已是窮途末路，德棻很明智地沒有遠程跋涉去就職。待李淵起兵反隋後，李淵從父弟李神通在今陝西鄠縣起兵響應，德棻就加入了這支反隋軍隊，在總管府任記室。李淵入據長安後，先為丞相，奉代王楊侑為傀儡，德棻即任大丞相府記室。李淵稱帝後，德棻隨即轉為起居舍人，“甚見親密”②，又遷秘書丞。在貞觀年間德棻曆任禮部侍郎，兼修國史，太子右庶子，雅州刺史，秘書少監；在唐高宗時，任過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太常卿，國子祭酒，兼授崇賢館學士。龍朔二年（662），德棻以八十高齡致仕，仍加金紫光祿大夫，又四年，卒於家。
德棻的爵位是步步上升的。貞觀六年（632）賜爵彭陽男，又五年，進爵為子，高宗時，進爵為公。在近半個世紀的仕宦生涯中，他同唐初三位皇帝都有較親密關係。皇帝信重德棻，不斷委以修史重任，而德棻也殫精極慮，竭誠盡忠。由於令狐一門為關中望族，而李唐皇家也發跡於關中，故把關中貴族集團作為政權的重要支柱。
奏請購募遺書令狐德棻在唐初倡舉了兩件事很有曆史意義。其中一件是奏請購募天下書。唐初，德棻任秘書丞，職責是掌管經籍圖書之事。當時經隋末大亂，經籍圖書大量散失，德棻向唐高祖建議，以朝廷之力廣泛收求天下書，對獻書者“重加錢帛”，予以獎勵，對所收之書，“增置楷書，令繕寫”。在唐高祖支持下，這個計劃順利執行，“數年間，群書略備”。這項工作的成績是很可觀的，至武德九年（626）九月唐太宗即位，已是“於宏文殿聚四部群書二十餘萬卷”①。這其中除了武德初得隋舊書八萬餘卷外，另十二萬餘卷則是購求而來，並且已分類別，足見成績之大。這項工作隨後也堅持了下去，貞觀年間，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相繼為秘書監，繼續購求遺書，選書手、讎校百餘人，繕寫群書，藏於內庫，由宮人掌管。②特別是貞觀二年（628）魏徵帶領學者，對購求之書按“四部”分類，進行校訂，“數年之間，秘府粲然畢備”③。德棻在新朝建立之初，百廢待舉之時，及時向皇帝提醒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建議並主持購募遺書，從而及時地搶救了大批散失的古書圖籍，表明了他的遠見卓識。這一大規模求書壯舉，為貞觀初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大①《周書》卷三六《令狐整傳》。
②《舊唐書》卷七三《令狐德棻傳》。下引兩《唐書》本傳，不另加注。①《唐會要·宏文館》。
②《新唐書》卷五七《藝文誌序》，《舊唐書》卷一九○上《崔行功傳》。③《唐會要·經籍》。
規模修史創造了有利條件，也為唐代文化的到來奠定一個良好基礎。參與八史撰修德棻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首倡修史。唐初史學成就是極輝煌的，而“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武德四年（621）十一月④，德棻對高祖李淵說了一番言辭懇切的話：“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數十年後，恐事跡湮沒。陛下既受禪於隋，複承周氏曆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這段話從史學和政治兩個角度，十分扼要地強調了修前代史的重要性。從史學上看，三國兩晉南北朝以來史學出現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朝代興替頻繁，反映各朝曆史的撰述也大量湧現，一朝史可達幾種至十幾種。但由於多以私人之力完成，內容又往往不能包舉一代，所以資料豐富、首尾完整的著作並不多見。而且由於戰亂頻繁，史書隨出隨亡。德棻所舉的梁、陳、齊、周、隋五代，均無完整史書。其中梁、陳、齊，尚有一些文籍保存，而周、隋文籍散失尤為嚴重。所以，如果不利用時代相連、“耳目猶接”的有利條件抓緊修史，那麽以後再修就困難了。可見德棻具有史家的高度責任感。
從政治上看，隋代北周，唐代隋，一脈相承，而且恰好這三代帝王祖籍同出關中武川，①並且李淵的祖父李虎是北周政權的核心“八柱國”之一，死後追封為唐公，李淵的父親李昺也在北周襲封唐公，為柱國大將軍。所以德棻指出“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果能通過修前代史而向世人強調北周一隋一唐的一脈相承的正統觀念，進而宣傳李唐祖先功業，那麽對於鞏固剛剛建立的唐政權，是再好不過的明智之舉了。德棻的及時建議和扼要分析引起了唐高祖的慎重考慮，經過一番籌劃，於武德五年（622）十二月正式下詔修前代魏、周、隋、梁、齊、陳六史，對各史編修人員作了分工。負責周史的是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但這次修史“曆數年，竟不就而罷”。未成的原因雖然史無明文，但據事分析，大約有以下幾點：一是未明確諸史撰修的總監和主編，各組撰修人員工作不會很協調。編纂方針、內容和體例的意見不一，是避免不了的；二是沒有很好地考慮各人特長。若要使集體修史揚長避短，就要既發揮眾人協作的長處，又要以有專長者為主，免得眾口不一。如北齊史，隋時李德林已有部分撰述，梁史也有陳時姚察撰述相當多篇卷，但詔令卻沒有安排李百藥和姚思廉分別主修北齊史和梁史，使他們未能繼承父業，未能發揮家學優勢。而另一方麵，詔令中指定的修史人員近半數並不長於撰史；三是當時地方戰事未完全平息，隋末造成的破壞還未很好恢複，大規模修史所需甚多，但此時財政和圖書資料是難以充分保證的。
待到貞觀三年（629）唐太宗又下詔修前代史，則計劃措施顯然更周密切實了。這次由於眾議以《魏書》已有魏收、魏澹二家，已為詳備，遂決定不再修《魏書》。對其他各史的分工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引崔仁師佐修；李百藥修齊史；魏徵、孔穎達、許敬宗修隋史；姚思廉修梁、④此時間據《唐會要·史館》。
①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十五《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陳史；魏徵與房玄齡總監諸史。值得注意的是，令狐德棻和魏徵起了全麵負責指導的作用。魏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為總論，時稱良史”①。德棻除主周史外，“仍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可見，所修五史均有德棻參與。所謂“總知類會”，即是負主編之責。有意思的是，魏徵作為總監，為隋史寫了序論，為梁、陳、齊三史各寫了總論，但獨於周史未寫，這反映了他對德棻是相當尊重的。此次修史，由於有長於史學的魏徵和長於運籌的房玄齡為總監，主編令狐德棻又為當時史家先進，分工考慮到修史諸人特點，加上政局穩定，經濟繁榮，人力物力財力都能保證，因而工作效率很高，貞觀十年（636）正月五史修成上進。由於這五史隻有紀、傳兩部分，沒有誌，貞觀十五年（641）詔修《五代史誌》，德棻又參加了修誌，其他參加者有於誌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敬播等，至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德棻升任《五代史誌》監修。是書於高宗顯慶元年（656）上進，共10誌，30卷，後附入《隋書》，稱《隋誌》。
貞觀年間修成的另一部正史是《晉書》。貞觀二十年（646）閏三月，唐太宗詔修《晉書》，當時德棻以公事免職在家，於是房玄齡特意奏請起用德棻參與修撰。在當時同修的二十餘人中，“並推德棻為首，其體製多取決焉”。可見德棻深為當時史家所推重。
李延壽在當時史家中，年紀較輕，地位不高。他繼承父親李大師遺誌，撰成《南史》、《北史》，因是私人修史，對能否得到官方認可沒有把握，於是先請任監修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審查，德棻作為史學前輩，大力提攜後進，充分肯定了李延壽的工作，並作了一些修改，之後這兩史才正式奏進於朝廷，獲得公開流傳的機會。
唐代所修的《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晉書》、《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或飽含著德棻的大量勞動，或受到德棻的具體指導，總之，均和德棻有直接、實際的聯係。一個人的名字能與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發生聯係，這實在是史學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跡。國史、實錄及其他令狐德棻的史學貢獻除了修前代史，他還參加了本朝國史和實錄的撰寫。
據《舊唐書·長孫無忌傳》載，“顯慶元年（656）無忌與史官、國子祭酒令狐德棻綴集武德、貞觀二朝史為八十卷，表上之”①。
永徽元年（650），德棻參與修撰的《太宗實錄》上進，起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勒成20卷。②顯慶四年（659），德棻參與修撰的《高宗實錄》上進，起高宗貞觀二十三年即位至顯慶三年，成書20卷。
令狐德棻還撰有《淩煙閣功臣故事》4卷，《令狐家傳》1卷，《皇帝封禪儀》6卷，《令狐德棻集》30卷，但可惜這些著述均已遺佚。流傳至今的令狐德棻文字，《全唐文》卷一三七收上奏二狀和二碑銘並序，《全唐詩》①《舊唐書》卷七一《魏徵傳》。
①據《唐會要·史館》，國史“起義寧盡貞觀末，凡八十一卷”。
②《唐會要·史館》。
卷三三收五言詩一首。
令狐德棻是一個異常博學的人，他的著述才能也是多方麵的，並不僅局限於史學。他曾參與了類書、政書、律書等各方麵的大量撰述。
武德五年（622），德棻與侍中陳叔達等受詔撰《藝文類聚》，成書100卷，武德七年奏上。
貞觀十一年（637），同修《新禮》上進，成書100卷。③貞觀十二年（638），同修《氏族誌》上進，成書100卷。①永徽元年（650），同撰定律令，第二年上新刪定律令格式，勒成律12卷，令30卷，式40卷，頒行全國。②令狐德棻勤奮一生，“國家凡有修撰，無不參預”，“暮年尤勤於著述”，他以自己過人的才華和罕見的勤勉，在中國史學史乃至中國文化史上寫出燦爛的一頁。
《周書》的特點令狐德棻著述雖富，但傳至今最有價值是《周書》。《周書》主要為德棻所修，助手有岑文本、崔仁師。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今河南南陽南）人。貞觀元年（627）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舊唐書》本傳稱：“與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論多出於文本。”但《新唐書》本傳不載其同修周史。崔仁師，定州安喜（今河北定縣）人，武德年間由陳叔達薦為史官，曾參與修梁、魏史。貞觀初，為殿中侍禦史。兩《唐書》本傳均不載其參與修周史。由於德棻主修《周書》，又負同修諸史的主編之責，因此可以認為，《周書》的編纂形式，內容去取和點明鑒戒之處的史論，主要體現了令狐德棻的思想意圖。後人了解德棻的政治、曆史觀點也主要根據《周書》。在同時所修的五史中，《周書》突出地全麵體現了李唐皇朝的修史宗旨、觀點。
北周自公元557年由宇文覺取代西魏而建立，到公元581年外戚楊堅代周建隋，立國僅二十五年。但事實上宇文氏政權的曆史是從東、西魏分裂，宇文泰擁立西魏文帝（535）開始的，所以《周書》也就增加記載了西魏的曆史，這符合曆史實際，表明了德棻的識見。
德棻在修前代史建議中曾強調史書的作用是“貽鑒今古”，接著唐高祖修史詔也指出史書的作用為“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唐太宗更是經常闡述“以古為鏡”的思想。德棻既負“總知類會”之責，對唐皇朝的意圖自然領會得相當透徹，在《周書》中，以史為鑒的觀點得到了全麵體現。《周書》中各個類傳的立意，都與封建政治緊密聯係起來。《孝義列傳》樹立了一些愚忠愚孝的典型，傳序明確指出這些忠孝事跡可以“垂範方來”，“有助於名教”。《儒林傳序》則著重指出儒學的重大現實意義就在於“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周書》對方術技巧也有新的見解。一般封建統治者和封建史家，或把方技視為奇技**巧、雕蟲小技而不屑一顧，或是迷信其修仙煉金之詭說，耗費錢財，甚至送命。《周書》的《藝術傳》則把方技視為對於社會有廣博用處的技術手段，並且可以和仁義教化相輔相成，“仁義之於教，大矣，術藝之於①《舊唐書·太宗紀》稱130卷。
②《唐會要·定格令》。
用，博矣”。①貞觀初，唐太宗對監修國史房玄齡說：“比見前、後漢史載錄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等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②唐太宗要求史書所載內容以能否資治為取舍標準。德棻對皇帝的這一指示心領神會，如《樂遜傳》中就這樣記載：“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一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對崇治方、省造作、明選舉、重戰伐、禁奢侈五條，因“切於政要”而全部照錄傳中，其餘九條全刪。
德棻不但崇儒，也篤誠於佛教。唐高宗為稍抑佛教，提高君權，於龍朔二年（662）下“製沙門等致拜君親敕”，令僧、道對君、親也要行致拜禮節。僧、道行不行俗禮，這在當時是個很大的事情，敕文一下，在朝野引起軒然大波。一個月後，朝廷九品以上文武官員和州、縣官等千有餘人，專門召開會議討論這件事。令狐德棻慷慨陳詞，認為僧、道為出家離塵之人，“功深濟度，道極崇高”，如拜俗則不倫不類，“披法服而為俗拜，踐孔門而行釋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詳稽理要，恐有未愜”。會議之後，唐高宗於六月八日又下“停沙門拜君詔”，許不拜君，但須拜親。①從這件事中可以看出，德棻推崇儒家禮義王道之說，卻同時又篤於佛教之規，頗耐人尋味。還在東晉時，儒佛兩家就圍繞僧人見皇帝應否跪拜發生爭執，可隨著時間的推移，儒、道、佛三家逐漸調和，既相互鬥爭，也相互補充，有合流的趨勢。德棻既崇儒又尊佛，就是一個例證。
德棻在《周書》中所表現的曆史觀，是完全符合唐皇朝要求的。同時所修諸史關於天人關係的看法，姚思廉的《梁書》、《陳韋》和魏徵的《隋書》，表現出注重人事的進步史觀；李百藥的《北齊書》，雖然也承認人事的作用，但過多地突出了天命的作用，以至於魏徵不得不在該書帝紀總論中加以匡正；德棻所主《周書》則天命人事並舉。如認為魏“水曆將終”，北周代魏是以木代水，天命所歸，不是人力可以左右的。“大寶”不可以“力征”，“神物”不可以“求得”。宇文泰本來“田無一成，眾無一旅”，但能成功，就因為“屬興能之時，應啟聖之運”，天命係於此人，“非夫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①。但天命也須人事相配，宇文泰“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德刑並用，勳賢兼敘，遠安邇悅，俗阜民和”②。德棻所宣揚的天命人事並舉的觀點是符合李唐利益的。唐朝建立於隋末農民大起義之後，君臣深切感到總結前世施政經驗教訓的迫切性，但同時為了欺騙人心，又要給新皇朝披上應天命的外衣，所以唐初統治者的總的宣傳方針總是天命和人事均予以強調。
《周書》對政治、軍事、經濟方麵的重要史實記載較具體，保存了一些珍貴資料。西魏、北周地處較偏僻的西北，本來經濟落後，國弱民窮，在與東魏、北齊的抗衡中處於劣勢。但經過宇文泰和其子宇文覺、宇文邕的相繼改革，國力逐漸強盛，終於統一了北方。所以，改革是西魏、北周曆史上的①《周書》卷四七《藝術傳·史臣曰》。
②《貞觀政要·文史》。
①以上均見《廣弘明集》卷二五。
①②《周書》卷二《文帝紀》下。
關鍵事件。《周書》對此記載頗為詳明。宇文泰所建立的府兵製，在北周統一北方過程中發揮很大作用，並且為隋、唐所沿用，直至唐玄宗天寶年間才名存實亡。關於府兵製的一些情況、特點，《文帝紀》、《蘇綽附蘇椿傳》、《韓褒傳》、《郭彥傳》、《韋瑱傳》等都有記載。西魏、北周時期，各族人民起義屢屢發生，《周書》出於總結教訓和宣揚統治者武功的目的，對這些起義記載較多、較具體，這在同時所修諸史中是最突出的。從中可以看出起義之多，聲勢之大。
《周書》很注重記載周邊各民族情況和鄰國大事，顯示出德棻具有縱觀全局的眼光和風度。《異域傳》共2卷，序文說：“斯皆錄其當時所記”，可見所據資料來源於魏、周人當時記錄，史料價值是很高的。另外，《周書》對於東魏、北齊和南朝梁、陳的重要史事，都在本紀或有關列傳中簡要敘及，顯示出天下大勢的主要脈絡，這是個突出的優點。
《周書》的文字比較簡潔，反映出令狐德棻出色的史學才能。清代史家趙翼稱讚《周書》“繁簡得宜，文筆亦極簡勁”①。
德棻修《周書》主要采三種資料，一是西魏大統年間秘書丞兼領著作柳虯所修起居注；二是西魏、北周的國史；三是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弘追撰《周紀》十八篇。從《周書》行文中，仍可見到采用周代國史之語句，如，“陳人於是以魯山歸我我師不利”②。《藝術傳序》說：“茂雅、元華、許奭，史失其傳。”在卷末又簡略提及蜀郡衛元嵩，“史失其事，故不為傳”。這明確說明有些資料遺佚，另外也是存疑備考，雖作不成傳，但記下名字，給後人查考留下線索。
德棻所修《周書》並不是沒有缺點的。例如人情佳傳之多，在同時所修諸史中是較突出的。推崇門閥士族的傾向也是較明顯的。德棻對“並在周時”的李唐“二祖功業”是盡力宣揚的，在排列八柱國十二大將軍順序時，將李世民曾祖李虎赫然列第一位。還誇耀說：“當時榮盛，莫與為比。故今之稱門閥者，鹹推八柱國家雲。”③德棻既出身於閥閱之家，對自己家世門第也是很自豪的。《周書》為德棻祖父令狐整立傳，附述德棻父令狐熙、叔祖令狐休等，炫耀令狐家族官爵、門第。這雖與當時社會風氣有關，但作為史家而津津樂道於此，則不能不說是史學思想的局限了。
①趙翼：《陔餘叢考》卷七。
②《周書》卷三九《杜杲傳》。
③《周書》卷十六卷末。
第四節李延壽先世李延壽，字遐齡。有關他生平流傳下來的記載很少。兩《唐書》中僅在令狐德棻傳後有附傳。甚至沒有記載他的年齡情況。李延壽自撰的《北史·序傳》，為後人了解他的家世、生平提供了寶貴資料。其先人原是隴西的名門大戶，後遷居相州（今河南安陽），待他出生時，家居相州已有數代了。受魏晉南北朝以降門閥製度影響，唐初仍存留一些崇尚門第習氣，李延壽也未能免俗，他在《北史·序傳》中津津樂道地講述先世事跡，自稱帝顓頊高陽氏、周柱下史李耳為“李氏之先”。被尊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的李耳，在唐朝是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定三教順序為道、儒、佛，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宣布李耳是他的祖宗。李延壽以李耳為祖，意在表明自己為聖賢之後，並且與當代皇帝同出一祖。在同一序傳中長篇累牘地列舉了曆代祖先的仕宦情況和功績，形同撰述家譜，表現出較強的門第觀念。他既迷戀於先祖的光榮，又流露出對現時自己名位較低的不滿。
像那個時代的多數史家一樣，李延壽之所以走上治史道路，是與家學淵源分不開的。曾祖李曉，字仁略，“博涉經史，早有時譽”，“訓勖子弟，鹹以學行見稱”①，很受當時人稱讚；祖父李超，字仲舉，“博涉經史，不守章句業”，頗有創新學術的氣概。特別給延壽重大影響的是他的父親李大師。李大師，字君威，“少有著述之誌”，勤奮好學，知識廣博，善於作文，尤長史學，“備知前代故事，若指諸掌；商較當世人物，皆得其精”。大師一生經曆坎坷，他年輕時做過幾任小官，升遷極慢。隋煬帝末年，政治，官吏貪汙成風，大師任信都（今河北冀縣）郡司戶書佐，“獨守清戒，無所營求”，生活很窘迫。郡丞鞠孝稜感佩地說：“後於歲寒，此言於公得之。”隋末農民大起義爆發後，竇建德據有河北，大師在建德軍中為尚書禮部侍郎。起義軍被唐兵鎮壓後，大師被流放到西會州（今甘肅境內）。他在那裏鬱悶不樂，作《羇思賦》以寄懷。當時鎮守涼州（今甘肅武威一帶）的楊恭仁見到此賦，很讚賞大師的才學，於是把他召至府內，深相敬重。大師早有編著南北朝史的誌向，此時正有閑暇時間，而且楊恭仁家中藏書豐富，可以盡情閱覽。於是大師在辛勤著史中度過了幾年時光。到了武德九年（626），唐朝廷大赦天下，大師才得以回到京城長安。他的舊友房玄齡、封德彝已為朝中高官，勸他留京做官，他已無心仕進，便回河南家鄉繼續編寫南北朝史。不幸的是，兩年以後，他就病逝了，著述尚未完成。
史學生涯李延壽承繼家學，專意治史。大師去世後第二年，即貞觀三年（629），延壽就正式成為一名史官，在顏師古、孔穎達督導下編撰《隋書》。從此，他一生中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在修史中度過的。
延壽參加貞觀三年至十年的“五代史”修撰工作後，於貞觀十五年（641），又參加了編寫《五代史誌》，同修的還有令狐德棻、於誌寧、李淳風、韋安①《北史》卷一○○《序傳》。下引本傳，不另加注。
仁。這次修誌費時達十六年，成書30卷，在唐高宗顯慶元年（656）由長孫無忌奏進。貞觀二十年（646）詔修《晉書》，李延壽也是撰人之一，兩年後修成。
李延壽也參加了本朝史的修撰。顯慶元年（656）七月三日由長孫無忌等奏進國史81卷，起於義寧，盡於貞觀末。參加修撰的有於誌寧、崔敦禮、令狐德棻、李義府、劉胤之、楊仁卿、李延壽、張文恭。
值得稱道的是，延壽還撰《太宗政典》30卷。在他去世後，唐高宗看到了這部書，大為讚賞，詔賜延壽家屬絹五十匹，詔書中稱延壽“藝文該洽，材兼良史，撰政典一部，詞殫直筆，雖其人已亡，功有可錄”①。評價是很高的。還命將《太宗政典》詳細刊正，抄錄三部，交秘書省存二部，賜皇太子一部。這部書沒有流傳下來，從名稱上看屬於政書。學者一般以劉秩《政典》為政書之始，但延壽的《太宗政典》則更早數十年。中唐又有杜佑《通典》。這一段時期，三部政書相繼誕生，說明封建製度的發展和史學的進步，客觀上要求政書的出現。李延壽在政書方麵的開創之功是不可磨滅的。
李延壽的一生在仕途上是平穩的。既未飛黃騰達，也未貶斥流離。貞觀初，延壽曾任太子典膳丞（負責太子的膳食事務）、崇賢館學士（掌管經籍圖書，教授生徒）；貞觀中，延壽為符璽郎（掌管皇帝印璽及國家符節）；貞觀末，延壽為禦史台主簿（管理禦史台文書事務）。延壽專注於史學，似乎對於做官沒多大興趣，盡管官職屢有變動，始終沒有做到大官，以致他的《南史》、《北史》寫成後，當時人還因為他地位不高而“不甚稱其書”。《南史》與《北史》延壽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獨立完成兩部正史——《南史》、《北史》。
寫南北朝史是李大師的夙願，這也是個大膽、新穎的做法。那個時代，史家已習慣於或仿班固寫某朝某代史，或仿司馬遷寫從古到今的通史，那麽李大師為什麽單單要把數代曆史連起來寫呢？他認為，南北朝時期國家分裂，南北各政權相互攻擊，各國修史者均站在本國立場上，南稱北為“索虜”，北稱南為“島夷”，由於偏見作怪，記他國事既不詳備，又往往失實。這些史書在隋唐大統一之後更顯得與時代不協調。為了全麵真實反映南北朝時期的曆史，李大師計劃仿《吳越春秋》的體例，著一部南北朝編年體史書。可是，李大師沒來得及寫完這部編年史就死了。李延壽從任史官之始，就著手搜集資料，決心完成父親的遺願。
李大師的南北朝編年史完成了多少呢？李延壽在《北史·序傳》談到，在父親舊稿中，齊、梁、陳、周、隋五代的事“所未見”。可見李大師編撰的是南朝宋、南齊和北朝魏這三代史事。大師在世時，這三代已有較完整係統的史書可供參考，即沈約所著的《宋書》，蕭子顯所著的《南齊書》，魏收所著的《魏書》。恰好，李延壽在貞觀年間所參與撰修的梁、陳、齊、周、隋五代史，正是大師舊稿中所沒有的內容，延壽正可以憑借修史的有利條件續補。所以延壽除了完成史局規定的任務，“因於編輯之暇，晝夜抄錄之”，工作極為辛苦。過了兩年，延壽因事離開史局，資料遠未抄錄完，“以所得者編次之，然尚多闕，未得及終”。幸運的是，在貞觀中、後期，延壽又獲①《高宗皇帝賜李延壽家物詔》，《全唐文》卷十三。
準參加修《五代史誌》和《晉書》，於是他進一步“遍得披尋”，繼續全麵搜集史料。延壽還利用自己能夠接觸官藏史書的有利條件，對父親舊稿內容加以完備，“因茲複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由於五代史修成後，暫時未予公開流布，隻是藏於秘閣，延壽“不敢使人抄錄”，隻能自己以史官身份去翻閱抄寫，又因“家素貧罄”，無錢雇人謄寫，所需各種史書不得不自己動手去抄。延壽從八部正史之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1000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八代正史共566卷，加上雜史1000餘卷，延壽在抄錄、勘究這麽巨大數量史書的基礎上，才寫成《南史》、《北史》180卷，史料準備和最後成書的比例大約是十比一左右，可見延壽作史的勤奮精神和認真態度。
延壽自述“始末修撰，凡十六載”，指的是具體編寫過程所費的時間。
他從貞觀十七年（643）著手編纂，“本紀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到顯慶四年（659）成書上進，時間為十六年。如果將貞觀三年至貞觀十七年的搜集史料時間也包括在內，那麽延壽為《南史》、《北史》的誕生付出了三十年的艱苦勞動。
延壽雖繼父遺誌修史，並參考父親的未成稿，但並未遵循父親舊稿的體例。李大師所作是仿《吳越春秋》，為編年體；延壽所作則仿《史記》，為紀傳體，但又與《史記》不完全一樣，是介於《史記》和《漢書》間的一種體例。
人們都熟悉，司馬遷的《史記》是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上自遠古黃帝，下迄西漢武帝。班固的《漢書》是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記敘西漢一代史事。後世史家紛紛仿效《漢書》的體例纂修前代史。到了唐初，官方又把《史記》以下的曆代紀傳體斷代史列為“正史”，視為史學正宗。不過，唐以前所修的七部正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宋書》、《南齊書》、《魏書》）都是私家所修或是由官方批準，以個人之力完成。延壽所處時代，官修史書，宰相監修製度已確立，官修前代紀傳體斷代史的一統局麵已定。南北朝的各代紀傳體史書除前代所修三部外，其餘均由本朝剛剛補齊，並且這些書都是本朝“欽定”。李延壽不過是一名普通史官，卻要重修南北朝史，對本朝皇帝批準的正史加以整理刊正，顯示出他是一位較有勇氣和責任心的史家。他之所以這樣做，原因之一是要完成父親的修成南北朝通史的遺願，原因之二是他對已有的南北朝各斷代史不滿意，他在《進書表》中批評這些史書記敘矛盾，“互陳聞見，同異甚多”，又認為這些史書采集史料不廣，而那些被忽視的史料“易為湮落”，如不抓緊利用，以後即使想糾史書之失，也會“求勘無所”。
李延壽欲以南、北二史代魏、齊、周、隋、宋、齊、梁、陳八史，氣魄雄心之大是勿庸贅言的，那麽他在編纂上下了哪幾方麵的功夫呢？
一、“編次別代，共為部秩”。他采用紀傳體通史的體例，分別對南、北朝史事做貫通的敘述。他把魏（包括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四代史事編成《北史》，起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國元年（386），至隋恭帝楊侑義寧二年（618），共二百三十二年。其實，隋已統一全國，本不應單列於北史，延壽此舉可能有兩點考慮，一是隋承繼北周，將隋列入北史在編寫上較方便，否則要在南、北兩通史外再編一隋史，易給人體例混亂之感；二是將隋列入《北史》，可以突出唐統一的重大意義，為本朝政治利益服務。延壽把南朝宋、南齊、梁、陳四代史事編成《南史》，起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420），至陳後主陳叔寶禎明三年（589），共一百六十九年。
正因為李延壽用通史體例敘述南、北朝史事，所以打破了朝代的斷限，分別對北朝、南朝的人物、史事作歸納集中，兩史的帝紀、後妃、宗室均依照朝代先後順序排列。以下的諸臣列傳則大體有先後順序，對一些高門大戶則其子孫附其父祖傳中，連綴書之。《南史》以王、謝二大姓為主，《北史》以崔、盧二大姓為主，家族體係分明。其他類傳更進一步打破了朝代的斷限。這種作法，引起後世某些學者不滿。清代修《四庫全書總目》的學者認為延壽敘例為家傳之體，不應用於國史。①著名考據家王鳴盛批評延壽使國史變成家譜，最為謬妄。②其實這些批評者有些過於拘泥正史體例，沒有看到李延壽對正史作法是因循中有創造。《南史》、《北史》為數代之通史，正為斷代正史之變例，是從實際情況出發的。首先，南北朝各代統治時間都不長，往往一人曆經數朝，有時很難恰當把某人歸入某朝，所以延壽把斷代之體變為通史之體；其次，南北朝時門第之風大盛，王、謝、崔、盧等高門大族與南北朝相終始，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麵舉足輕重，延壽注重譜牒世係是對曆史的如實反映，而且世族牽連附傳，便於讀者檢尋。
二、“鳩聚遺逸，以廣異聞”。李延壽之《南史》、《北史》，並非簡單將舊史刪節、離合而成，而是盡量充實了一些新的史料。針對舊史作者重視官方資料而忽於私人記載，延壽有意把自己補充史料的重點放在“易為湮落”的“小說短書”上，他認為這些材料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在延壽之後的著名史評家劉知幾也持同樣觀點：“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①這兩位史家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因為官方記載受種種牽製，往往不能據事直書，隱諱必多，而私家記載多記親曆之事，沒有審查之類的控製，較能求其真。南、北二史和《南齊書》、《梁書》、《北齊書》、《北周書》比較，增加了不少重要的史實。就梁代史來說，《南史》比《梁書》多立了王琳等十餘傳，對原有的某些傳也充實了內容，如《範縝傳》。延壽所增內容固然有關於“人之善惡，事之成敗者”，但由於延壽對奇聞異事興趣較濃，導致所增內容中有不少神怪荒誕之事和無關宏旨的瑣言碎事。如陰子春傳中，《南史》就比《梁書》增：青州有神廟，刺史王神念毀之，棟上一大蛇，長丈餘，遂入海。子春夜夢一人乞地安置，乃辦牲醴，請召安置一處。夜夢前人來謝曰：“當以一州相報。”後果因破魏兵，授南青州刺史。此類怪誕事入史，顯然失當。
三、“除其冗長，捃其菁華”。宋、齊、梁、陳、魏、北齊、周、隋八史共566卷，而經延壽改作為南、北二史，減至180卷，可見刪掉了相當多的文字。總的看，延壽刪《魏書》、《宋書》最多，原因是這兩部書在八史中原來卷帙就最多，《宋書》100卷，《魏書》更達130卷，延壽欲省減南、北史篇幅，宋、魏二書必為砍削重點。另外，宋、魏二書為前朝人所修，南、北朝相互攻擊之辭甚多，延壽作史目的之一即是糾正此弊，斧削起來又不必有得罪本朝史官的顧忌。
延壽所刪多為詔誥、符檄、章表，認為重要者則以簡略語言概括之，意圖簡淨。另一刪削重點為南、北征戰攻伐之事，這是因為延壽深知，原來各①《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六《正史類·北史》。
②《十七史商榷》卷六八《並合各代每一家聚為一傳》。
①《史通》卷十《雜述》。
史關於戰爭記載多不實，誇勝諱敗已為作史者慣例，延壽在此時一一核定戰爭勝敗之跡實非易事，所以多刪去。
四、“若文之所安，則因而不改”。對原有八史中相當一部分內容，延壽並不隨意改動，隻要是他認為合適的內容，則或全抄舊文，或離合編排。特別是對《陳書》、《隋書》，延壽基本上無大的增刪改動。如《北史》中隋文帝、煬帝、恭帝紀論全錄自《隋書》，僅《文帝紀》開頭一句“龍德在田，奇表見異”，改為“樹基立本，積德累仁”。
南、北二史和八史各有千秋，相輔相成，對於後人了解這一曆史時期來說都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長處，所以後世學者大都把南、北史和八史對照起來讀，互為補充。
李延壽修史思想的核心即是“以史為鑒”，這同唐初官修史書的主導思想是相一致的，但延壽的特點在於，他善於選擇一些細小而又富有典型性的事件、情節來表達出自己的思想，這當然得益於他重視“小說短書”的獨特眼光和更勘雜史一千餘卷的勤奮勞動，史書因此也增加了趣味性。對於某人行為不單靠直接敘述，而是通過他人的談話來顯示，也易於給讀者新鮮深刻印象。
李延壽讚成國家統一的思想傾向是很明顯的，他糾正了南北分裂時期某些史書的種種狹隘偏見，力求實事求是地描述曆史，不帶狹隘的地域觀念，有力地向讀者展示出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共同體，民族團結、民族大融合的趨勢是不可抗拒的。
兩史比較，《北史》比《南史》寫得更好，因為李延壽和父親李大師均為北方人，因此，對北朝的曆史、掌故、風俗、人情都較熟悉，所能見到的史料也較多；另外，李唐起源於北朝，官方對北朝各代史的研究格外重視，客觀上給創造了有利條件。所以，《北史》的記載比《南史》詳明。
李延壽的南、北二史在普及曆史知識上頗有功績。由於卷帙不繁，易於抄寫，所以得到較廣泛流傳，清代學者梁章钜在《退庵隨筆》中就指出：自《南史》、《北史》行世以來，原有的八部正史就變得不重要了，很少有人誦習，所以時間愈久，八史闕佚愈嚴重。這說明南、北二史比八史更受到社會重視，更有效地傳播了曆史知識。後代史家對延壽曾有較高的評價，後晉人所作《舊唐書》中讚道：“李延壽研考史學，修撰刪補，克成大典，方之班、馬，何代無人？”①宋代傑出史家司馬光精研史學，博覽曆代史書，他在給劉道原信中感歎道：“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也。”①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李延壽當年主要是依據八史來編纂南、北二史，可是到了北宋刊印正史時，《魏書》、《北齊書》、《北周書》的一些殘缺反而要靠《南史》、《北史》來補足了，可見，南、北二史在客觀上還起了保存曆史資料、維持八史基本完整的作用。這個貢獻當然是李延壽當年未想到的。
①《舊唐書》卷七三“史臣曰”。
①司馬光：《與劉道元書》，《溫國文正司馬公集》卷六二。
第十三章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第一節歐陽詢生平歐陽詢（557—641），字信本，潭州臨湘（今屬湖南）人，生於南朝陳武帝永定元年（557）。祖歐陽頠，陳初任大司空。父歐陽紇，陳宣帝時為廣州刺史，征召為左衛將軍，不應召，舉兵反，被宣帝誅殺。按照當時刑律，歐陽詢應當處死，有人把他隱藏起來，幸免於難。陳朝尚書令江總同歐陽紇非常友好，便私下收養歐陽詢，親自教他讀書寫字。他雖相貌醜陋，卻聰明過人，讀書一目數行，於是博覽群書，精通經史，成為學問淵博的名儒。隋朝建立後，搜羅各地才學之士，他以貫通儒經，被任用為太常博士。唐高祖李淵在隋朝任職時，也同他交遊，招他為唐公府賓客。李淵即位後，任他為官，經過多次升遷，官至給事中。武德七年，高祖下詔命歐陽詢和裴矩、陳叔達同撰《藝文類聚》100卷，書成之後，上奏朝廷，高祖賜以絲帛二百段。太宗貞觀初年，歐陽詢曆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之職，封渤海縣男。貞觀十五年（641）卒，享年八十五。
書法成就歐陽詢擅長書法，與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被譽為唐初四大書法家。他初學王羲之，“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①獨自成為“歐體”，所寫的碑帖書信，遂成*人們學習書法的楷模。他寫的字不僅譽滿當時，也流行國外。高麗就幾次派遣使臣到唐朝求歐陽詢的書法，高祖歎賞說：“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耶！”歐陽詢在書法藝術上取得的巨大成就，除了天資聰明外，主要是他長期勤學苦練結成的碩果。比如，有一次他看到晉朝著名書法家索靖所寫的碑帖，非常讚賞，看後很久才離去，但走了幾步，覺得留戀不舍，又回轉仔細鑒賞，站立久了，又坐下來看，直到把這幅碑帖的長處領會才悄然離去。
後代書法評論家對歐陽詢的書法藝術作了高度的評價：唐代張彥遠《法書要錄》輯有唐人張懷瓘所著《書斷》說：歐陽詢“八體②盡能，筆力勁險，篆體尤精。飛白冠絕，峻於古人，有龍蛇戰鬥之象，雲霧輕濃之勢，風旋電激，掀舉若神。真行之書，雖於大令③，亦別為一體，森森然若武庫矛戟，風神嚴於智永④，潤色寡於虞世南。其草書迭蕩流通，視之二王⑤，可為動色，然驚奇跳駿，不避危險，傷於清雅之致。”又說：歐陽詢的“飛白、隸、行、草入妙；大令小篆、章草入能。”意思是說，歐陽詢的①《舊唐書》卷一上《歐陽詢傳》。
②八體：指書法上八種主要書體，如宋周越所說：“自倉、史逮皇朝，以古文、大篆、小篆、隸書、飛白、八分、行書、草書通為八體，附以雜書。”
③大令，指東晉王獻之。
④智永，王羲之七代孫，陳朝著名書法家。
⑤二王，指王羲之、王獻之。
書法技巧非常全麵，對於各種書體都很有造詣，不僅精於篆書、飛白書，而且擅長正書（楷書）、行書、草書，雖然筆法出於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最初摹仿二王，但能有所發展，自成一體，超出了著名書法家智永，可以同當代書法大家虞世南相比擬。其隸書也被《書斷》列為妙品。
宋人《宣和書譜》亦稱：歐陽詢“晚年筆力益剛勁，有執法麵折廷爭之風，或比之草裏蛇驚，雲間電發。至其筆墨工巧，意態精密俊逸處，而人複比之孤峰崛起，四麵削成。論者皆非虛譽也。”但是該書佚名作者認為歐陽詢的書法，應以他的正書為最，為其“翰墨之冠”。他說：“然詢以書得名，實在正書，若《化度寺石刻》，其墨本為世所寶，筆者雖盡力不能到也。而張懷瓘又稱其飛白、隸、行、草入妙，大小篆、章草入能，蓋亦各具一家之見。然而詢雖以正書為翰墨之冠，而至於行字，又複變態百出，當是正書之亞，此得其行字為多焉。”清人梁《承晉齋積聞錄》說：“歐（陽詢）《皇甫》、《虞公》二碑是一條路，是自成一家時，其用筆用意，折處是險，峭處是險。”他的《詳書帖》也說：“人不能到而我到之，其力險；人不敢放而我放之，其筆險。歐書凡筆險必力破餘地，而又通體嚴重，安頓照應，不偏不支，故其險也，勁而穩。”可見險勁二字足以代表歐字的風格麵貌。清人馮武編著的《書法正傳》輯錄了歐陽詢關於書法理論的論述：一是歐陽詢《用筆論》：“瑩神靜慮，臨池誌逸。虛拳直腕，指齊掌虛，意在筆前，文向思後。分間布白，勿令偏側。墨淡即傷神采，絕濃必滯鋒毫。肥則為鈍，瘦則露骨，勿使傷於軟弱，不須怒降為奇。調勻點畫，上下均平，遞相顧揖，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易令左短右長，斜正如人，上稱下載，東映西帶，氣宇融和，精神灑落。省此微言，孰為不可也。”強調寫字時必須精神貫注，注意執筆手法、和墨濃淡、字體肥瘦、調勻點畫、上下對稱等各方麵。
二是歐陽詢八法：“丶，如高峰之墜石；乚，如長空之新月；一，如千裏之陣雲；丨，如萬歲之枯藤；■，如勁鬆倒折，落掛石岩；，如萬鈞之弩發；丿，如利劍斷犀角；丶，一波常三過筆。”這是指點筆畫的具體寫法。三是歐陽詢付善奴訣：“每秉筆必在圓正，重氣力，縱橫重輕，凝神靜慮。當審字勢，四麵停勻，八邊俱備。短長合度，粗細折中。心眼準程，疏密欹正。最不可忙，忙則失勢；次不可緩，緩則骨癡。又不可瘦，瘦當形枯；複不可肥，肥則質濁。細詳緩臨，自然備體，此是最妙要處。”這一練字秘訣從強調秉筆運神開始，然後指出關鍵之處在於考慮每個字的形體和態勢對其筆畫的四麵八邊結構作出妥當安排，即“四麵停勻，八邊俱備”。如本書編著者馮武所說：“此即方法，此八字惟歐公獨妙，他人不能也。”此外，對於筆畫的短長、粗細、疏密、斜正也必須適中，下筆時不可忙，也不可緩，不可瘦也不可肥。他認為這些都是寫字的奧妙之處。他的書法論著尚有《三十六法》，但近人考證不大可信。他的書法和書法理論對於後代書法都有深遠的影響。
歐陽詢墨跡傳世者頗多，據宋人《宣和書譜》稱禦府所藏歐陽詢筆跡有四十品，流傳至今的，行書主要有《卜商請書帖》、《張翰帖》、《夢奠帖》等，正書主要有《九成宮醴泉銘》、《化度寺邕禪師塔銘》、《虞恭公溫彥博碑》、《皇甫誕碑》以及隸書《唐宗聖觀記碑》等。
小歐陽歐陽通也是著名書法家，他是歐陽詢晚年得的幼子，人稱小歐陽。母親徐氏教他學習父親的書法，恐怕他不勤奮，經常命他拿錢到市上書肆購買父親寫的字帖，“通乃刻意臨仿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①。故唐人《述書賦》雲：“學有大小夏侯，書有大小歐陽。”但歐陽通的字體“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為管，狸毛為心，覆以秋兔毫，鬆胡為墨，末以麝香，紙必須堅薄滑者，乃書之。蓋自重其書”②。“然行草得詢之險勁，盤結分布，意態則有所未及，亦不失其為名書也”③。歐陽通曆仕太宗、高宗、武後三朝，高宗儀鳳年間，官居中書舍人之職。武後垂拱年間，升遷殿中監，天授年間，轉司禮卿判納言事，不久，因不同意立武承嗣為太子，被酷吏來俊臣誣告殺害。《宣和書譜》稱其“風節學藝，父子表見，一時為唐名臣，亦已美哉！”
①《新唐書》卷一九八《歐陽詢傳》。
②《朝野僉載》。
③《宣和書譜》卷八。
第二節虞世南早期生活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餘姚（今屬浙江）人，生於陳武帝永定二年（558）。他是隋朝內史侍郎虞世基之弟。祖虞檢，蕭梁時，任始興王府谘議，父虞荔，陳朝時，任太子中庶子，均為知名之士。他繼承家學，少年時，同兄長虞世基受業於吳郡名儒顧野王名下，勤奮好學，精思不倦，對經學、文學都有較深的造詣。在文學上仿效當時名家徐陵，徐陵稱讚他的文風深得自己的旨趣，由此知名。同郡人智永禪師，繼承其先祖王羲之書法，在當時負有盛名，虞世南又拜他為師，得到他的真傳，並有所創新，擅長書法之名更超過了文學。陳文帝天嘉年間，征召虞世南為建安王法曹參軍，後主至德年間，轉調西陽王友。
陳朝滅亡後，虞世南、虞世基兄弟從建康到了長安，都以擅長文學獲得聲譽，當時人把他們比作西晉時代的二陸。那時隋煬帝楊廣為晉王，聽說虞氏兄弟很有才學，同他的兄弟秦王楊俊爭著聘任他們為王府屬官，結果晉王依仗權勢把他們招致門下。煬帝大業年間，任用虞世南為秘書郎，後轉起居舍人。煬帝雖然愛重他的才學，但由於他為人正直，不善於逢迎，所以不肯重用，十年之久仍然是七品官。虞世基卻因善於阿諛奉承，得到寵信，官至內史侍郎，頗有權勢。虞世南素來勤儉清廉，過著清貧生活。隋末，虞世基隨同煬帝被宇文化及所殺，虞世南則隨宇文化及到聊城（今山東聊城西北）。後他被竇建德擒獲，任用為黃門侍郎。
歸唐以後竇建德所建農民政權覆滅後，虞世南歸唐，被任用為秦王府參軍，不久，轉任記室，授弘文館學士，與房玄齡同掌秦府文書。秦王為太子後，升任他為太子中舍人。太宗即位後，轉著作郎，仍兼弘文館學士。虞世南以年老，多次請求致仕，太宗不許，升遷為太子右庶子，辭謝不就，轉秘書省少監，貞觀七年，升任秘書監，賜爵永興縣子。八年，晉爵縣公。太宗器重虞世南學識的廣博，每逢處理政事後有閑暇時間，便同他共觀經史，互相議論。他雖是一個體弱多病容貌儒雅的文人，但是秉性剛正不撓，每當太宗向他詢問時事，或同他議論古代帝王政事的得失時，他都能直言敢諫，因勢利導，提出一些興利除弊的意見。貞觀八年，隴右地區山崩，各地多次出現大蛇，山東和長江、淮河流域相繼發生水災，太宗感到憂慮不安，向虞世南征求意見。世南舉出曆史上一些山崩地震，洪水泛濫，大蛇出現的例子。說明深山大澤是龍蛇所居，出現大蛇，不足為怪；山崩、洪水等自然災害，隻要實行德政，“施惠於天下”，“修德可以銷變”，太宗采納他的意見，派使者到各地賑濟災民，平反冤獄，從而減輕了人民的疾苦。
太宗喜好宮體詩，寫了一首命虞世南唱和。虞世南進諫說：“聖作雖工，體製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今而後，請不奉詔。”①太宗嘉獎他的直諫，賜絹50匹。太宗頗好畋獵，虞世南多次規諫，①《大唐新語》卷三。
都被采納，史稱其“有犯無隱，多類此也”①。
虞世南的直言規諫，深受唐太宗的器重，“太宗嚐謂侍士曰：‘朕固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嚐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②“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③唐人《隋唐嘉話》亦稱“兼是五善，一人而已”。他的直言敢諫，為官清正，對於促成“貞觀之治”是有影響的，不僅是書法、文學見長而已。
博學與文采虞世南在陳、隋、唐三朝都以博學文采著名當世。據《隋唐嘉話》記載：“太宗將致櫻桃於酅公④，稱奉則以尊，言賜則以卑，乃問之虞監，曰：‘昔梁武帝遺齊巴陵王⑤稱餉’，遂從之。太宗常出行，有司請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太宗令虞監寫烈女傳，以裝屏風，未及求本，乃暗書之，一字無失。”
虞世南的生平著作，除有文集30卷外，尚有《北堂書鈔》。據《大唐新語》所載：“太宗顧見前代帝王事得失，以為鑒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蕭德言等采經史百家之內嘉言善語，明王暗君之列，為五十卷，號《群書理要》。”可惜他的著作大部散失。
貞觀十二年（638），虞世南因年老多病再次請求致仕，得到朝廷準許，不久病逝，終年八十一歲。虞世南逝世後，太宗對他十分悼念，贈禮部尚書，諡文懿，陪葬昭陵。貞觀十七年，太宗下詔圖畫功臣二十四人於淩煙閣，虞世南即其中之一。他的兒子虞昶，官至工部侍郎。
書法成就虞世南書法淵源於王羲之父子，幼年從智永禪師學書。智永筆法又來自家傳，故唐人《雲仙雜記》稱：“虞世南書冠當時，人謂其有（王）羲之鬼”。宋人《宣和書譜》謂：“釋智永善書，得王羲之法，世南往師焉。於是專心不懈，妙得其體，晚年正書遂與王羲之相後先。”虞世南作品之佳者可同王羲之相比。清人梁《承晉齋積聞錄·名人書法論》對虞世南書法藝術也有很高評價：“唐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李邕、徐浩，皆第一等書也。”①虞世南在中國書學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虞出自王氏嫡傳，歐陽詢則從王氏脫體另樹風格；歐擅長各種書體，比虞全麵，虞則專精正行草書，較歐嚴謹；虞書內含剛柔，歐書筋骨外露，各具特色。在唐太宗君臣珍惜王氏父子書法的影響下，出自王氏嫡傳的虞氏當然更受重視，因而唐代書法評論家自張懷瓘開始以歐書外露筋骨，虞書內含剛柔為名，引用“君子藏器”①②《舊唐書》卷七二《虞世南傳》。
③《新唐書》卷一○二《虞世南傳》。
④隋恭帝楊侑禪位後，唐封之為酅國公。
⑤齊和帝劉準禪位後，梁封之為巴陵王。
①引自清人戈守智《漢溪書法通解校證·述古卷第一》。
的說法。
虞世南在書法理論方麵的論述，主要有唐人張彥遠所輯《法書要錄》中所錄《書旨述》，清人馮武編著的《法書正傳》中輯錄的《虞永興筆髓》。其中《筆髓》一篇影響較大。
虞世南書法真跡保存至今的為數不多，其中最受推崇也較可信的代表作當為《孔子廟堂碑》，凡四十行，三千餘字，碑成於貞觀七年，為虞氏晚年作品。“用筆俊朗圓腴，外柔內剛，字形稍狹長而尤顯秀麗。橫平豎直，筆勢舒展，一派平和中正之氣象。然端觀之，其中每一波法，無不一過而三折；每一浮鵝，無不調鋒而再三；其一縱一橫，無不平鋪而直過者；乃至每一點劃無不精思俯會，如見其血脈之流動”①。除《孔子廟堂碑》外，其他尚有《昭仁寺碑》、《破邪論序》、《汝南公主墓誌》以及散見於刻帖的《大運帖》、《用筆賦》、《書指述》、《演連珠》、《景緯成象》、《孔有新製帖》、《積時帖》、《朝會帖》、《瘦朽帖》、《臨樂毅論帖》、《潘六帖》、《世南伏奉三日疏》、《醒滯帖》等。這些碑帖中，有些是偽作，有些是集碑文鉤摹而成，可信的為數甚少。
①汪穀興：《虞世南的書法》，《書法》1985年第1期。
第三節褚遂良貞觀諍臣褚遂良（596—658），字登善，杭州錢塘（今浙江杭州）人②，生於隋文帝開皇十六年（596）。父褚亮，曆仕陳、隋、唐三朝。隋末貶官涼州西海郡（今青海青海湖西）司戶。薛舉稱帝割據涼州時，被任命為黃門侍郎。唐平定涼州後，授秦王府文學。太宗貞觀年間，官至散騎常侍。褚遂良隋末被薛舉任為通事舍人。後隨父歸唐，被任命為秦王府鎧曹參軍，掌管兵器鎧甲事務。太宗貞觀初，升遷至起居郎。他博覽文史，擅長書法，尤工隸書楷書。自從虞世南死後，太宗常常歎息說：“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①魏徵推薦褚遂良精通書法，令其謁見，果然非凡，於是太宗命他充當侍書。太宗深愛王羲之書法，當時正好下令廣泛收購王羲之墨跡，各地紛紛進獻，但是真假難辨，於是命褚遂良加以鑒定。他接過這些法帖，精心挑選，去偽存真，指出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論據充分，令人信服，經過反複驗證，他的鑒定完全正確無誤。從此，他逐漸得到太宗的信任，君臣之間談論的內容，也逐漸從論書轉移到論政，而他又以直言敢諫著名於貞觀、永徽之際。太宗曾說：“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②貞觀十五年（641），太宗準備效法古代帝王舉行封禪，到泰山祭祀天地，命群臣扈從，從長安到了洛陽，這時天上出現彗星。褚遂良以為封禪泰山，勞民傷財，便假借彗星出現，進諫說：“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③太宗采納他的意見，下詔停止封禪。不久，升任諫議大夫，仍兼知起居事。太宗問他：“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他說：“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見，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太宗又問：“朕有不善，卿必記耶？”他回答說：“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①太宗閱覽古書所載：“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深感奇怪，認為區區小物，何必如此？褚遂良進諫說：“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複事矣。”②認為這些不是小事，人的是逐漸升級的，一旦奢侈成風，就無法製止了。太宗聽了他這番治國必須防微杜漸的議論，非常讚歎。
唐初，在政治製度上有一種特殊的慣例，即皇帝的子弟不論年紀長幼一律充當各州都督、刺史。褚遂良上書進諫說：“今州縣率仿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捍四方。”③並指出各州刺史是親民之官，是人民的表率，任用是否得人，對於人民生活，國家安寧至關重要，所以必須革除以年幼皇子充當州刺史這一荒唐可笑的弊政。經過褚遂良的直言規諫，太宗翻然醒悟，立即表示采納。
②一說河南陽翟（今河南禹縣）人。
①《新唐書》卷一○五《虞世南傳》。
②《新唐書》卷九九《劉洎傳》。
③《新唐書》卷一○五《褚遂良傳》。
①②③④《新唐書》卷一○五《褚遂良傳》。
太宗晚年，銳意經營四方，他為了安撫在平定突厥中起過支援作用的薛延陀，曾經答應以公主下嫁薛部可汗，並已接納其聘禮，後來又後悔，宣布斷絕婚姻關係。褚遂良進諫勸太宗對邊疆藩屬部落首領要守信義，以免挑起邊患。由於太宗有滅薛延陀的打算，所以沒有采納。後太宗準備伐高麗，平遼東。褚遂良又規勸：“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為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④太宗表示采納諫言，後因李勣極力反對褚遂良計策，遂決心東征。遂良感到畏懼，又上言勸阻。太宗雖沒有聽從他的諫阻，但還是嘉獎他的忠諫，升遷他為黃門侍郎，掌管機要，參與朝政。不久，因父親褚亮去世，在家服喪罷官，服喪期滿，拜中書令。
受命托孤，反對廢後貞觀二十三年，唐太宗病危，召見褚遂良、長孫無忌，命為顧命大臣，對他們說：“漢武帝寄霍光，劉備托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對太子說：“無忌、遂良在，而（爾）毋憂。”①因命褚遂良草擬太子繼位遺詔。唐高宗李治即位後，封河南縣公，晉升郡公。不久，因事牽連出任同州（治今陝西大荔）刺史。第二年，召回朝廷，任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並監修國史，兼任太子賓客。不久，進職尚書右仆射，主持尚書省政務。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高宗將廢王皇後，立武昭儀為皇後，宣召大臣長孫無忌、李勣、於誌寧和褚遂良入宮。事前，他們都已知道這個消息。有人以為趙公長孫無忌德高望重，又是皇親國戚，應當先諫，褚遂良說：“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有人以為英公李勣勞苦功高，又為皇上敬重，應先進言，褚遂良還是認為不可，他說：“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進言以後，高宗說：“罪莫大於絕嗣，皇後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褚遂良進諫說：“皇後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後無它過，不可廢。”高宗聽了，很不高興。當天，未作出決定。次日，再議，褚遂良直言不諱說：“陛下必欲改立後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高宗羞愧不言。遂良把手中所持朝笏放在金殿台階上，叩頭流血，說：“還陛下此笏，丐歸田裏。”高宗大怒，命人把他牽出金殿。武昭儀從金殿後的帷帳中高聲呼喊：“何不撲殺此獠？”長孫無忌啟奏說：“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這時李勣提出異議，認為廢立皇後是皇帝家事，大臣不能幹預，遂立武昭儀為後，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顯慶二年，調任桂州（今廣西桂林）都督。不久，又貶愛州（屬嶺南道，今越南北部）刺史。褚遂良心中憂懼，恐怕死在愛州，而高宗不了解自己的擁立功勞，死後不能自明，遂上表啟奏，希望能遷徙內地，但高宗畏懼武後，對他的奏章置之不理。顯慶三年（658），褚遂良死於愛州，終年六十三歲。死後二年，許敬宗、李義府誣奏褚遂良煽動長孫無忌謀反，高宗下詔削去他的官爵。他的兩個兒子褚彥甫、褚彥衝流放愛州，不久被殺。中宗複唐後，以遂良忠於唐室，下詔恢複其官爵。
①《新唐書》卷一○五《褚遂良傳》。
書品與書跡褚遂良擅長書法，頗負盛名，為唐初四大名家之一。
曆代書法評論家對褚遂良在書法上的造詣都有較高評價，也指出其不足之處。唐人李嗣真《書後品》說：“褚氏臨寫右軍，亦為高足，豐豔雕刻，盛為當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因而把他的書法列為上品下。唐張彥遠《法書要錄》中所輯張懷瓘《書斷》稱褚遂良“善書，少則服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說褚遂良的正書不在歐、虞之下，行書草書則在其下；並把他的隸書、行書列入妙品。清人戈守智《漢溪書法通解校證·述古卷》引宋代著名書法家米芾說：“褚書如熟戰禦馬，舉動隨人意，而別有一種驕色。”今人楊仁愷《中國書畫》評褚書說：“他的書法融歐、虞為一，方圓兼備，波勢自然，結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