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漢與身邊人的二三事
田漢(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原名壽昌,曾用筆名伯鴻、陳瑜、漱人、漢仙等。1898年3月12日生於湖南省長沙縣。話劇作家,戲曲作家,電影劇本作家,小說家,詩人,歌詞作家,文藝批評家,社會活動家,文藝工作領導者。中國現代戲劇的奠基人。多才多藝,著作等身。原籍湖南長沙。早年留學日本,1920年代開始戲劇活動,寫過多部著名話劇,成功地改編過一些傳統戲曲。他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詞作者。**中,被左的社會勢力迫害致死。
在田漢的藝術生涯中,他非常看重身邊人,他的關心和愛護讓人感動。下麵來介紹舉個關於田漢的小故事。
田漢教育孩子從不訓斥、打罵,而是注意創造良好的家庭氣氛,讓孩子在愉快的環境中接受知識,領會長輩的意圖,鍛煉自立的能力。
田漢的女兒田野,聰明俊秀,興趣廣泛,很願意和父親在一起談天說地。父親也很喜歡她,有時還和她開個小小的玩笑。
一次,田漢到外地出差回來,已是晚上11點多了,女兒田野已經睡下。盡管他很想念女兒,但沒有驚動她。第二天早晨,他輕輕地走到女兒跟前。用自己的臉去貼女兒的臉。田野剛剛睜眼,田漢一下子彎腰躲到床下。田野以為自己在做夢,又把眼睛閉上。這時田漢又用嘴去吻田野的臉,田野睜眼一看,啊,是爸爸。衣服沒來得及穿上,一下子跳起來摟住了田漢的脖子…….
每天吃完晚飯,田漢一家和其他北京人一樣便習慣地圍坐在一塊開始“家庭每日談”。先是田漢讀報,講解國內外形勢。他講得通俗易懂,大家都很愛聽。有時大家也談談心,或者聽老祖母講一段家史,雖說有的大家都聽熟了,還是百聽不厭;有時大家對某個戲曲也展開熱烈爭論。興致上來了,還開展文娛活動。田漢的拿手好戲是“秦瓊賣馬”,女兒田野也來段“借東風”,家庭充滿了歡樂。
在父親的影響和家庭的熏陶下,田野對戲劇十分愛好,進步也很快。有一段時間,田野常被劇團借去演重角耽誤了學習,缺課多了學習成績自然不好,父親十分著急。為了讓田野的學習趕上去,田漢抓得很緊,規定田野每天除了完成學校的作業外,再加寫一篇小字、一篇大字、一篇日記。完不成作業就不能睡。作業這麽多,孩子常常要做到晚上甚至半夜才能“交卷”。而田漢同樣是每天堅持為孩子批改作業,再忙再累也不間斷。他改作業十分認真,每篇都要仔仔細細地過目。他對孩子寫的字和好的句子都勾上紅圈圈,鼓勵孩子前進。開始田漢手把手教田野,後來他把“拐棍”撤掉,讓田野自己製定學習計劃,規定學習書目,自己出作文題,然後田漢再抽出時間給予指點。這樣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田野的學習果然有了明顯的進步。
1929年1月中旬,田漢率南國社到南京公演,上演他的話劇《古譚的聲音》、《名優之死》等作品,一時頗為轟動。
當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北郊北團鄉曉莊辦一所農民學校——曉莊師範,自任校長。他得知田漢領導的南國社來寧演出的消息和盛況後,在1月20日親自寫給田漢一封詼諧幽默的邀請信:“……自從諸位先生來到首都,城裏民眾喚不醒,鄉下民眾睡不著。喚不醒,連夜看戲,早上爬不起來也;睡不著,路遠,無錢也。行知僅代表曉莊農友、教師、學生向諸位先生致以最高敬禮,並歡迎諸位先生下鄉現身說法,以慰渴望。”
田漢得知陶先生的懇切邀請,他和劇社同仁本著“真正的戲劇是屬於民眾”的信念,來到曉莊,受到陶先生和師範院校學生、農友的熱烈歡迎。會上,陶先生發表了極富感情極為生動的歡迎詞:“今天我是以‘田漢’的身份歡迎田漢。曉莊是農民的學校,農民是曉莊師生的好朋友,我們的教育是為種田漢而辦的教育……所以我是以‘種田漢’代表的資格在這兒歡迎田漢。”
陶先生這種特有的幽默語言,使田漢和南國社的演員們感到親切、興奮,會場氣氛甚為活躍。在致答詞中,田漢稱讚曉莊“充滿著新的愉快”,並用同樣風趣的語言說道:“陶先生說,他是以‘田漢’的資格歡迎田漢,實不敢當。其實我是一個假‘田漢’能夠受到陶先生這個真田漢的歡迎,實在感到榮幸,我們一定要向真田漢學習。”
教育家的歡迎詞和藝術家的答詞,通俗中見高雅,貼切而又精妙,令人回味無窮。這個真假田漢的軼事,從此傳為美談。
我國著名音樂家、《國歌》曲作者聶耳,比田漢小14歲,他們既是戰友,又是藝術上親密的合作者,還可說是忘年交。田漢是怎樣發現這位音樂天才的呢?
1931年春,田漢應老朋友黎錦暉的邀請,到他主持的明月歌舞團觀看節目,說實話,田漢對黎先生排演的這些輕歌慢舞,興趣不大,漫不經心地看著。節目演至中間,一位年輕小夥子,拿著把舊的小提琴走上台來,演奏法國的《馬賽曲》,年輕人的**,昂揚的旋律,田漢精神為之一振,他當即問黎先生:“這位年輕人很不錯呀!叫什麽名字?”錦暉先生回答說:“聶紫藝,剛招進來的,現在改名聶耳啦。”
演出結束後,田漢迫不及待地走進了聶耳住的單身宿舍。聶耳意外地帶著些不安的神情,接待了這位不速之客,也是慕名已久的大作家。當佃漢問及聶耳的身世時,聶耳說:“我四歲死父,全靠賢惠、堅韌的母親,才把我拉扯大。”“哎呀,我們倆命運相同啊!我們的父親都死得早,又都有一位賢惠、堅韌的母親,把我們拉扯大,可算是難兄難弟呀!”聶耳惶恐地站起來,忙說:“不,先生是藝術前輩。”“你今年多大?”“19歲。”“我33歲。”田漢扳了一下指頭說:“我比你大14歲,結個忘年交吧!”然後又繼續問道:“這裏怎麽樣?”聶耳不假思索地說:“團裏的青年演員富有生氣,追求進步,可排演的歌舞節目,有不少是不健康的,我感到與今天時代很不相稱。”
田漢讚賞聶耳有見解,說:“別著急,往後我推薦你去參加進步音樂活動,我寫的一些歌詞,你也可以譜曲。”不久,由於田漢的推薦,聶耳參加了“左聯”領導下的音樂小組。從此,開始了他們兩人短暫卻又多產的合作,聶耳連續作出了田漢作詞的《開礦歌》、《大路歌》、《畢業歌》等革命歌曲,直到譜寫出《義勇軍進行曲》——今日的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