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二章 誌在殖民

現在很多著作（日本和中國都有）認為，明代倭寇的主要成分是失去身份的“武士”，他們迫於生活無著出海搶劫。我記得自己上中學的時候，中學曆史教科書就是采用這種說法。但事實是不是這樣？依據中朝雙方的史料看，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出海占據殖民地，至遲從明初，以至今日，就是日本朝野的一貫國策。而明嘉靖年間的“倭禍”絕不是簡單的“浪人”搶劫，而是有目的、有組織、有預謀的殖民戰爭。

倭寇自明初就開始襲擾朝鮮，當時的主要攻擊地點是朝鮮西南海岸的“羅州”，而且早在明洪武年間，倭寇就已經在朝鮮沿海占據島嶼常住——

《高麗史·辛禑世家》高麗王辛禑十三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五月，契長壽還自京師，欽奉宣諭聖旨曰：“……我的言語，這裏冊上都寫著有。大抵我的話緊則要他至誠。那裏豈無賢人君子？必知道這意也。你對那宰相每說，他隻是占田土，占奴婢，享富貴快活，也合尋思教百姓安寧，至至誠誠的做些好勾當，密匝匝的似兀那羅州一帶築起城子，多造些軍船，教倭子害不得便好。你卻沿海每三五十裏家無人煙耕種。又說倭子在恁那一個甚麽海島子裏經年家住，也不回去，恁卻近不得他。這的有甚難處？著軍船圍了，困也困殺那廝！”

至嘉靖年間，倭寇對中國的襲擾達到了顛峰。當時很多人都認為，倭寇的目的就是搶劫，沒有深意。日方也多次解釋，這是日本國民的個人行為，政府管不了，更沒有參與。但也有人已經敏銳地發現，倭寇之心深不可測，其叵測用心遠非搶劫——

《玉堂叢語》卷2：“倭事起，上以所**多徐階鄉，而階又曉暢軍事，以故數數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請兵，而職方郎謂兵發則倭已去，誰任其費？尚書惑之，階持不可，乃以羸卒三千人往。階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據撫按奏報，或雲來者未已，或雲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驗之。而部臣於千裏外，乃能隃度賊之必去，又隃度其去而必不來，而阻援兵不發，置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計當發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委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尚書乃懼，請發精卒六千人，俾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疎，驟擊倭，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為階咎，冀因而搖階。而階複上疏，謂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將校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複坐死，而守令複僅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為兵者一，而民者百，奈何以戰守並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儲餉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奸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為用，臣以為重責守令可也。報可。”

由此可見，倭寇的用心，無論是對朝鮮，還是中國，都“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而欲留”！徐華亭和明世宗可謂有遠慮！而至萬曆二十年，日本公然發兵侵入朝鮮，神宗最終下定決心入朝應援，更是有遠見卓識的決定。

做學問也要講良心，如果是學問沒做透，人雲亦雲者還可以原諒；如果是心懷叵測，為虎作倀就是漢奸。

記得廈門大學有一位姓戴的老先生，這裏就不點名了。多年前曾經專門寫了一本書論述倭寇的組成成分，其結論是，倭寇中的日本人很少，大部分是中國人裝扮的。這一結論深受日本學者的歡迎。進而有人以這一結論為依據來說明明代倭寇不僅規模很小，且胸無大誌，以劫略為務。根據現有史料看，確有一些中國沿海的浙江和福建人扮成倭寇，他們或依附倭寇，甘為前驅，或幹脆自己上陣，李代桃僵。但這絕不是主流，也掩蓋不了倭寇誌在殖民的狼子野心。

樊樹誌的《晚明史》，看到一段驚心動魄的實事。明代的倭寇，原來就是我們中國人！其核心領導層是安徽商人，中層幹部是浙江人，下層多為浙江和福建漁民，此外，還有少數日本雇傭軍。

明代禁海，但時緊時鬆。當時浙江福建一帶的海上貿易，控製在徽州商人手中，先是許家四兄弟，然後是汪（王）直。他們一度在浙江沿海建立了類似澳門的貿易區，與日本和葡萄牙人貿易，但被剿滅。後來汪直吞並了幾個走私集團，成為老大。並在日本建立了基地，追隨他的安徽、浙江和福建人有十幾萬人，他自立為徽王，設立官府，從葡萄牙人那裏購買火器，雇傭日本浪人，到山東、江蘇、浙江和福田一帶搶掠。戚繼光對付的，正是汪直集團。

另外一個曆史事實是，所謂的倭寇並不是被戚繼光消滅的，而是後來明朝放鬆了對外貿易，追隨汪直的人紛紛回國，汪直集團也就不成氣候了。

關於這段曆史，實際上明代史料中還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中國的曆史學家在很多年裏一直不承認這個問題。

那時倭寇後期的情況，開始，在應仁之亂以後，確實有一些真倭寇來打劫，是亡命之徒，戰鬥力很強。他們主要是打劫。

後來就逐漸變成假倭寇，多數是中國人，有些雇傭的日本人充門麵，這些雇傭軍的戰鬥力也不能和原來的倭寇比，畢竟是拿人錢財替人銷災的，有些還未必是武士，他們主要目的是武裝走私。

在明政府厲行海禁，殘酷打擊海上貿易的情況下，一些海商為了生存和發展，不得不武裝起來，組成武裝海商集團，以對抗官軍的追捕和殘殺，這些人，就是所謂的海寇。其實，這些海寇並不同於當時到東方來從事侵略、掠奪的西方海盜，他們大多是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隻因衝破海禁樊籠，觸犯了海禁律法，而被視為海盜，其情況恰如嘉靖的主事唐樞所說：“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始之禁禁商，後之禁禁寇”（胡宗憲：《籌海圖編》卷十一，《經略·敘寇原》）。當然，亦商亦盜是這些海商的本色，他們在糾番誘倭的商貿活動中往往是華夷相糾，彼此間稱貸互市，其中貨價莫償或誆騙財物者比比皆是，而民間海商為爭奪行商地盤，也往往各結夥黨，彼此間兵戎相見，互相殘殺者也不乏其人。

這些海商的組成成份比較複雜，他們中有的原是從事對內貿易轉為從事對外貿易；有的是受官府欺壓，冤抑難伸而下海經商；有的是豪門世家為牟利而參與活動；有的原是功名未就而下海從商；以及“迫於貪酷，苦於役賦，困於饑寒”的小民，“凶彼、逸賦、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誌、群不逞者”等等（鄭曉：與彭草亭都憲，載《明經世文編》卷218）這些海商在以舟山群島為中心的商貿活動中，逐漸形成了以李光頭、許氏兄弟、王直、徐海、毛海峰等為首的海商集團和以雙嶼、大茅（貓）、瀝港、橫港、長塗等為中心的海上貿易基地。

1.許氏海商集團

許氏海商集團包括許一(鬆)、許二(棟)、許三(楠)、許四(梓)四個兄弟,他們是徽州府歙縣人。明代徽州府是一個商業資本匯聚之地,與晉商構成重要的商業勢力。他們不僅活躍在國內市場,而且還經營海外貿易。俞大猷曾說:“數年之前,有徽州、浙江等處番徒,前至浙江之雙嶼港等處買賣,逃廣東市舶之稅,及貨盡將去之時,每每肆行劫掠”(俞大猷:《正氣堂集》卷7)。對許氏兄弟下海通商的過程,曆史上有不同的說法。胡宗憲認為許二是從福建破獄入海,勾引倭奴的。他說:“嘉靖十九年(1540),賊首李光頭、許棟引倭聚雙嶼港為巢。光頭者，福人李七；許棟，歙人許二也,皆認罪係福建獄,逸入海,勾引倭奴,結巢於郭巨之雙嶼”(胡宗憲:《籌海圖編》卷5)。而鄭舜功《日本一鑒》則說許二、許三先年下海通番是入贅於大宜滿刺加,自後許四與兄許一“嚐往通之”，嘉靖十九年,許氏四兄弟“潛入大宜滿剌加等國誘引佛郎機國夷人,絡繹浙海,亦泊雙嶼、大茅等港,以要大利”(鄭舜功:《日本一鑒》卷6)。雖然他們對許氏兄弟來舟山前的活動有不同的說法,但對許氏兄弟來雙嶼的時間是一致的。許氏兄弟到雙嶼後,與原在舟山活動的福建海商李光頭合為一夥。

嘉靖二十三年(1544），許二又“載貨往日本貿易”，翌年“始誘博多津倭，助、才、門三人來市雙嶼”。不久,許一被明政府捕獲,許三喪亡,許氏海商集團受到很大打擊。但明朝政府的鎮壓並不能阻止他們的海上貿易活動。許二、許四為擴大海商集團的勢力，“計令夥伴於直隸、蘇鬆等處地方誘人置貨，往市雙嶼，許二、許四陰嗾番人搶奪，陽則寬慰”。這些被搶的商人“自本者舍而去之，借本者不敢歸去”，不得不跟從許氏兄弟下海貿易，“圖償貨價而歸”，從而擴大許氏海商集團的勢力。

嘉靖二十六年（1547），海盜商人林剪自彭亨“駕船七十餘艘至浙海”，與許二、許四合為一夥，使許氏海商力量大大加強。同時，另一徽州商人王直也“招亡命千人逃入海，推許二為師”（何喬遠：《閩書》卷146，載《島夷誌》）。至此，以許二為首的海商集團終於形成，成為“海上寇最稱強者”。

許氏海商集團在東南沿海既從事走私貿易，又攻城略地，“每擄掠海隅富民以索重贖”。如明朝軍隊的指揮吳璋及總旗王雷齋被抓獲，用一千二百金才贖回，又如“謝文正公遷第宅也遭其一空”。他們的活動給明朝政府很大的打擊和威脅。為了消滅許氏海商集團，嘉靖二十七年（1548），浙江巡撫朱執調兵遣將，進行圍剿。三月，以都司盧鏜率兵船泊溫州之海門，海道副吏柯喬統領福清兵船泊漳州，專備海戰，以遏南逸入閩廣之路。在完成以上的兵力部署以後，四月，朱紈親自帶領備倭指揮劉恩至、張四維、張漢等強攻許氏海商集團的根據地——雙嶼港。經過激烈的戰鬥，明朝軍隊“破其巢穴，焚其舟艦，擒殺殆半”，許氏兄弟慘遭失敗，同夥李光頭、許六、姚大總及“大窩主顧良玉、祝良貴、劉奇十四等，皆就擒”（胡宗憲：《籌海圖編》卷５，載《浙江倭變記》）。許二及許四逃往西洋。雖然許氏海商集團被擊潰了，但江浙海商並沒有被消滅，不久，又出現了規模更大，人數更多，資本更雄厚的王直、徐海海商貿易集團。

２、王直海商集團

王直，又名汪直，也是徽州歙縣人。王直“少任俠，多略不侵，然若鄉有徭役訟事，常為主辯，諸惡少因倚為囊橐”（《倭誌》上冊，載《玄覽堂叢書續集》）。《籌海圖編》等書記載：“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以故人宗信之”，從

“鄉中有徭役訟事，常為主”。可見他從小就有一定的組織能力。“善施與”，“故人宗信之”，表明他可能出自於富有之家，而且在鄉裏有一定的威望。另據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記載，王直年青時，與徐惟學一起做過鹽商，大概在經商中觸犯明朝的禁令，曾對葉宗滿、徐惟學、謝和、方廷助等同伴說：“國中法製森嚴，動輒觸禁，孰與海外逍遙哉”。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與葉宗滿等人跑到廣東，“造巨艦，收帶硝黃、絲棉等違禁之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諸葛元聲：《三朝平攘錄》卷１，《海寇》）。王直下海初期，因實力不夠雄厚，暫時投奔許氏兄弟海商集團，替許二“管庫”，他出色的管理才能和經商經驗很快得到許二的賞識，不久，被提為“管哨”兼理軍事，從而成為許二海商集團的主要頭目之一，與許氏兄弟一起，積極參與海上走私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