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試論日本對外國文化的多元化選擇

日本是一個島國，受地理環境和資源條件的限製，使得日本民族有著強烈的危機意識。這種危機意識使日本既有侵略傾向，又很善於吸收和借鑒外國文化。通過廣泛吸收外來文化，並和日本的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現在日本的特質文化。

從古至今，日本文化的發展還是有它的特性，有許多既不同於中國，又不同於西方的發展規律。在日本文化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有許多看起來是很矛盾對立的現象，可是又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了自具一格的東亞文化，這種情況可以說是舉世罕見的。所以，美國哲學家穆爾認為，日本文化是“所有偉大的傳統中最神秘的，最離奇的”。

中國文化的取舍

在日本古代曆史上，社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與中國大陸文化的傳播有著密切的關係。公元3-7世紀，日本沿襲純粹的中國文化。由渡來人源源不斷的將大陸先進文明帶進日本，中日文化交流日趨頻繁，中華儒教文化圈輻射四方。日本對唐文化的吸收在奈良時代達到**。而9世紀以後，日本則感到本國的神道教和中國文化難以滿足社會需要，於是選擇了從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佛學之於日本，因具有融和和包容精神，正是日本民族傳統的思維方法，適應了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需要，因而得以光大。但佛學隻能算是精神的寄托，不能算經久的東西，其地位與支持日本民族精神的神道教根本無法相比。因而，日本僧人遊離於佛學教規之外的現象以及社會對他們的默許與認可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而在武士階層中影響最大的則是禪宗。禪宗既不同於中國其他佛教宗派，更和印度佛教有別。它是中國土生土長的佛教宗派，是中國南北朝時期玄學與佛學兩大潮流交匯的產物。它認為，人的本心即佛，佛即本心，主張佛性人人固有，不須讀經，不必禮佛，將佛教煩瑣的教義和長期的苦修歸於簡易，允諾“頓悟”而“立地成佛”。禪宗在唐代中期以後風靡中國大陸，在12世紀末和13世紀初由榮西和道元傳入日本後，受到文化水準較低且無暇讀經禮佛的日本武士階層的歡迎。

中國文化中對日本影響最深的是中國儒學。日本民族向來被認為既善於吸收外來文化又善於創造性地轉化傳統文化。儒學作為日本曆史上的外來文化，早已滲透、積澱為其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16世紀日本從中國引進了儒學。日本在與中國的交往中對中國儒家文化“忠、孝、信、義、仁”佩服得五體投地，受益匪淺。但遺憾的是，當中國儒家文化“忠、孝、信、義、仁”與日本的“武士道”文化在相互融合的過程中，日本把具有進攻性的“武士道”文化中的“忍”字精神，取代了中國儒家文化中的“仁”字道義，最後改造成了日本“忠、孝、信、義、忍”的“武士道”文化。由於儒學具有疏於抽象的世界觀的思考、重視感覺經驗和認識論、賦予感情色彩的倫理觀、“有德者王”思想逐漸淡化、強調靈活對應現世、與固有思想共存與融合等特征，所以對日本傳統文化產生了很大影響。

“全盤西化”的困頓

儒家文化影響了日本上千年，並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日本文化，某些東西已經成為日本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但在目睹了鴉片戰爭這樣嚴峻的時刻，日本民族顯示了一種勇敢和冒險的精神，果斷地做出了抉擇：既然儒家文化不能抵禦外來侵略，既然它不能富國強兵，那麽，就應當毅然地拚棄它，學習更強大的敵人——即西方各國的文化與文明，學習他們的技術與科學，以便最終戰勝他們。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日本人表現出了一種近乎於瘋狂的精神。但並不盲目，而是有計劃、有選擇的，力爭學人所長、為我所用，從而形成日本式的多元文化。

當時，日本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認為仿效西洋文明是當務之急，並以文明開化的啟蒙為己任。他主張實利，反對空談；主張限製漢字，把迂闊繁瑣的文體改為易學的文體，介紹和引進簿記製度，提倡尚商立國。然而，全盤西化在日本社會上層的有識之士也並未完全達成共識，而以自身的價值取向與實際需要來選擇西方文化。著名的主張向西方學習的洋學家佐久間象山，在對西方的學說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後，認為，“方今之世，僅以和漢之學識，遠為不足，非有總括五大洲經綸不可。”所以，他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仍然以儒學作為他的世界觀的基礎，試圖以一種特殊的形式將儒學與西學結合起來。實際上，所有的日本知識分子，都意識到了在傳統與異化之間的衝突，所以，他們總是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確定一個需要保護傳統文化範圍，並“純化”那些可能阻礙現代化進程的東西，而這種對傳統的留戀和對現代化的向往構成了在兩種文化中的求同除異。

“被動”的美國文化

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使日本一直處於東西方文化的邊緣，強烈的文化落差，造成了日本人文化心理上的不安，這種不安，使日本一方麵不斷吸收外來文化使自己成長完善，另一方在，狹小與自成格局的環境下形成其特有的“島國根性”。近代，美國的崛起使日本在這種文化落差中，找到了新的支撐點。實際上，美國文化對日本的巨大影響從二戰之後就開始了。美國是迫使日本開國的國家，又在二戰後大力扶持日本，使它走上高速發展的道路，並接受了大量的美國文化。美國人也改變了日本教育。這種教育強調“‘二戰以前的日本文化是落後的，美國人給日本人帶來了先進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很多年輕人受到這個教育的影響。”

可以說，日本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文化上都是亞洲的美國，美國重視日本與日本的特殊關係，不隻是出於政治經濟的考慮，也出於對日本較深的文化認同。畢竟，傳統文化是在兩千年的曆史中不斷積蓄起來的，幾十年美國文化的灌輸，不僅不能消除傳統文化的影響，反而可以促使人們更好地進行反思。日本回歸東亞文化將成為大趨勢。

雜種文化的回歸

日本學者加藤周一早就指出，日本文化是“雜種文化”。“雜種”在漢語中是個罵人的貶義詞，但在現代日語中卻被賦予正麵涵義。加藤周一指出：日本文化是現代西方與傳統日本的混合物，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知識界的曆程是一部混合物純化運動的鬥爭史。加藤周一提議：與其兩者作無謂的爭鬥，不如承認日本文化的雜種性，從中找出積極的要素。日本傳統文化接收、融合外來文化，保護自身文化的同時，吸收和消化異域文化，使本民族的文化果實更加絢麗，這就為日本成為文化超級大國和實現全球化的國家提供了可能性。日本文化有雙重性，就像菊與刀。“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本人愛美而又黷武，尚禮而又好鬥，喜新而又頑固，服從而又不馴，忠貞而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有人說日本文化象剝洋蔥，外邊是西方的，裏麵是儒家的，表麵看日本文化綜合地繼承了中國古代文化和西方近代科技思想。但是洋蔥的比喻認為是對日本文化深層，特別是人文體係的形成的一種理解障礙。

參考文獻：

[1]田中秀吉『中國からの僧侶』[M]．學燈社，1980年。

[2]加藤周一．《雜種文化》[M]．講壇社文庫，1974年。

[3]羅伯特·C·克裏斯托弗．《日本精神》[M]．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

[4]鄭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攝取史[M]．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

[5]陳玉聃．文化因素在東亞合作中的作用及其對中美日三國關係的影響[J]複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