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情緒型民族的台風性格解析

“忍耐”與“突發”

生活在南方沿海城市的人，一定知道台風的厲害。

那是何等的狂暴肆虐，摧枯拉朽，一片天翻地覆的景象！然而，在台風來到之前，或者過後，往往是出奇的平靜，平靜得仿佛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

一個名叫和哲郎的日本著名學者將日本人的性格比喻為台風。按照他的看法，日本人的性格結構中包含了忍耐和突發兩種傾向，這是由東瀛島國特有的地理風土條件造成的：日本地處寒熱帶交界處，有強烈的日光照射和豐沛的雨水，但不像南亞一帶一年四季處在熱帶陽光雨林的**威之下，單調而無變化；它有北國凜烈的寒風和冰雪，但又不像北歐那樣一年到頭同樣的寒冷，使人感覺遲鈍。正是這種地理條件，培養了日本人特有的熱寒帶二重性格，既熱烈又沉靜，既忍從又反抗，熱烈中包含著沉靜，忍從中包含著反抗。

日本是一個情緒型的民族，感性有餘而理性不足，性格結構中存在著令人擔憂的缺陷。當年，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認定日本人在精神年齡上“隻是個十二歲的小孩”，恐怕與這種台風性格不無關係。

忍耐，意味著能量的積蓄，積蓄達到一定程度，自然要求釋放；然而，由於日本社會強大的節控機製(以和為貴的集團主義和高度發達的禮儀文化)，這種要求一再受到壓抑，惟其如此，一旦發作起來，就格外地厲害。日本社會很多不尋常的事件，如剖腹、情死、討仇之類，日本軍隊在對外侵略戰爭中匪夷所思的殘忍行為——如南京大屠殺，都可以從這種壓抑機製中找到答案。

這種台風性格，可以在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麵麵得到印證。

喜怒無常的日本人

“日本人的臉就像日本的天氣，說變就變。”在東京時，常聽中國留學生這樣抱怨，就自己的經驗而言，也相當真實。

記得在一家酒吧打工時，常為這種事情束手無策：半個小時前還在誇你如何像勇士的“媽媽”(酒吧老板娘)突然沉下臉來，說你這也幹得不對，那也幹得不對；又比如，頂頭上司的廚師動不動就跟你板起臉來，好像欠他多還他少似的，可是一高興，又同你親熱得不得了，簡直叫人莫名其妙。有一次我問起他的脾氣，他吐了真言，說他的情緒變化非常快，連自己都有點受不了。

其實，日本人之間是很講禮儀的，尤其是中上流社會的日本人，在這方麵做得滴水不漏，他們的喜怒哀樂，受到禮儀的嚴密監控，長期的修練，養成了他們無以倫比的忍性。

強大的壓抑機製，與豐沛的生命能量和敏感的心靈相遇，必有一番殘酷的較量，其結果往往是令人瞠目的。西方人常常不理解這種事情：對下人一直很和藹的主人，為了某件不可饒恕的事，有一天突然就把下人殺了，事先連一點跡象都不透露。日本電影《人證》裏，道貌岸然、風度嫻淑的母親不動聲色、幹淨利索地殺死了從異國遠道而來尋找自己的混血兒子，看了叫人毛骨聳然。我們中國人一般把這理解為日本人性格中冷酷的一麵，其實事情並不是如此簡單。

以前讀鬱達夫評傳，為其中一件事納悶：鬱達夫在東京留學時結交了日本進步作家佐藤春夫，鬱對佐藤十分崇拜，執弟子禮，佐藤對鬱也很欣賞，他們的交情之深，達到了鬱可以隨時上佐藤家登門拜訪的程度。然而，佐藤突然就翻了臉，寫文章罵鬱達夫，還在一篇內容拙劣的劇本中對他進行影射，鬱達夫十分驚異，並且憤怒，寫了《日本的娼婦與文士》予以回擊。傳記作者從中日關係的惡化來解釋這件事，將此歸結為佐藤歧視中國的民族偏見和殖民主義思想。這自然不差，但問題似乎不是那麽簡單，至少還有性格上原因。或許在交往過程中，因性格與文化背景、思維方式的差異，鬱無意中有冒犯對方的行為，由於忍耐的性格，佐藤一直按著，待到兩國矛盾激化時，在狹隘的民族情緒煽動下，一舉發作出來。

日本電影中，最令日本觀眾著迷的男子漢形象是這樣一種類型：平常沉默寡言，表情冷淡，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受著各種各樣的壓抑和委曲，可內心深處卻蘊藏著非凡的生命**，一到緊急關頭猝然發作，顯示不凡身手，平定乾坤，創造奇跡。大牌影星高倉健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他扮演的角色，幾乎都是這種“忍耐——突發”模式的翻版，日本觀眾百看不厭。

與銀幕上的日本男子漢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日本的民歌。日本民歌的旋律通常有兩類，一類是寧靜單純的，像《櫻花》、《四季》那樣，旋律簡單到了極點，音域隻限於一個八度，平淡中帶著一股傷感的美；另一類剛好相反，旋律動**起伏，音域跨度很大，淺唱低吟中潛伏著突發的**，聽來令人心**神搖，唱到最高處，往往會發出一種令人悚然的顫音，電影《車站》的主題歌就是典型的例子，《北國之春》也有這種味道，歌手在演唱這一類歌曲時常能煽起聽眾狂熱的**，自己亦被狂熱所裹挾。

能樂：麵具下的情感火山

在東京時曾應日本朋友的邀請，看過幾場傳統的“能樂”和“文樂”，每次看完，心裏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由於日語功夫欠到，聽不懂那些古奧的台詞，對於劇情的細節也不太清楚，然而，那沉重緩慢的節奏，單調遲緩的動作，鬼哭狼嚎似的人聲伴奏，那斷斷續續、不屈不撓、一聲催一聲的太鼓聲，還有那零亂滯澀的三弦琴，無不給人一種陰森靜寂、驚心動魄的感覺，仿佛一座封壓已久、蓄滿了巨大能量的火山在無奈地呻吟。邀我看戲、以畫文樂人物著稱的水墨畫家今岡琴子告訴我：能樂和文樂，寄托了日本人特有的審美情感，所謂的寂靜與幽雅(日語稱做WABI和SABI)，是一種非常高雅的藝術。

後來看了黑澤明導演的幾部電影，我驚奇地發現；黑澤明的鏡頭處理和畫麵效果，與能樂何其相似。他導演的每一部電影，幾乎都貫穿著能樂的精神，畫麵再熱鬧，也給人一種靜的感覺，反過來，畫麵上即使寂靜無聲，也有一種逼人的緊張感。有一個鏡頭出自哪部電影已經忘了，至今烙在腦海裏：黑夜裏，武士手擎旗幟，在敵人的槍林箭雨中巍然屹立在陣地上，一個武士剛倒下，另一個武士跟上來，臉上的表情是那樣的安詳肅穆，仿佛不是在血肉橫飛的戰場上，武士如此平靜地麵對死神，給人留下的，卻是驚心動魄的感覺。

其實，豈止是黑澤明的電影，放眼日本的藝術世界，音樂、詩歌、繪畫、茶道、插花、陶器、工藝製品，不約而同都有一種受抑製的含蓄之美，內含著豐富的張力。這種藝術魅力，不妨說正是來自一種引而不發的節控。對於日本人來說，由“忍耐”到“突發”的過程，是最引人入勝的，把這個過程盡量地延長，於是就成了日本藝術家不遺餘力追求的目標和拿手好戲；把玩和吟味由“忍耐”到“突發”臨界狀態，也成了日本人特有的嗜好。日本的國技相撲，最有魅力的其實並不是大漢們摟到一起拚搏的情景，而是起跳前那一陣漫長的、鬥雞般的雙眼對視，日本人稱此舉為“仕切”。在這段時間裏，相撲手靜靜地蹲著，一邊以眼神威懾對方，一邊調整自己的呼吸，捕捉戰機。這種“仕切”通常要持續好幾分鍾，而且會反複多次(因為雙方必須同時跳起才算數，否則就得重來)。因此在看到正式的肉搏之前，往往要等上很長時間。外國人不解其中三昧，常常覺得無聊，中途退場的也有。其實，相撲比賽的勝負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種“仕切”，取決於眼神與眼神的較量，日本相撲界一大霸主、橫綱(相撲手最高級別)曙太郎，就以眼光狠毒著稱，一些心理尚欠磨練的選手尚未交手，就已氣餒，像小雞遇到老鷹一樣被逐出賽台。正是這種漫長的、有意味的沉默，給最後的一搏增添無窮的興味。值得一提的，是這種起跳前的“仕切”，過去是沒有時間限製的，選手雙方可以在賽台上無休止地對視下去，由此可見日本對這種把戲是多麽地入迷！直到昭和三年(1928年)大相撲比賽開始在廣播電台轉播時，相撲協會才對“仕切”規定了時限，以後又連續4次縮短“仕切”的時間。即便如此，“仕切”仍然是相撲比賽必不可少的程序，它所占據的時間，遠遠超過相撲選手正式肉搏的過程。

茶道：日本人的生存智慧

茶道通常被認為是日本藝術的最高代表，日本民族精神的象征。

所謂茶道，通俗地說，是一種修煉精神，調整身心的儀式，其精義包含在“敬、清、和、寂”四個字中。敬，就是尊敬長者、敬愛朋友；清，就是潔淨、清幽；和，就是和睦、和平；寂，就是悠閑入定。總的說來，就是在與喧囂的塵世短暫的脫離中，通過一係列飲茶的儀式，使人的精神恢複平靜和清明，可見，這純粹是屬於精神世界的東西，與日常生活中的品茗實際上已經沒有多少關係。

由於這個緣故，茶室一般都很小，布置極為素雅，比如茶道創始人千利休的茶室隻有兩疊半，也就是將近兩平方米半大，這大概是世界上最小的茶室了。茶室一般都建在幽深僻靜處，壁掛著禪意十足的書法或水墨畫，四周竹石環繞，流水潺潺。有意思的是茶室的門洞矮小，隻有半扇門大小，茶客必須蹲下，或彎下腰才能進去。

茶室內通常不設窗戶，燈光幽暗，氣氛肅寂，客人來到這裏，火躁之氣已經消去一半，在一片靜穆中，荼客身體筆直地跪坐在榻榻米上，靜靜地欣賞主人行施茶儀。

令人無法想像的，是那些價值連城的茶具看上去都十分樸素，造型歪歪扭扭，絕無豪華富貴之氣。在喝下那兩口墨綠色的濃茶之前，先要反複欣賞茶具，茶具有各種流派的，名堂很多，什麽“有田”啦、“美濃”啦、“織部”啦、“誌野”啦，等等，每一件東西都有一番不平常的來曆。在欣賞茶具的過程中，客人不知不覺被引入一個超凡脫俗的清靜世界，茶客胸中的塊壘和不平之氣，就在這鬥室之內，在半碗墨綠色的茶中得到平息。

日本的茶道，興盛於戰亂頻仍、刀光劍影的戰國時代，它的起源與發達，幾乎與日本的武士道同步。這種“茶與刀”互補的現象，從一個角度深刻地揭示了茶道的文化內涵。對於日日征戰、不知明日倒在何方的武士們來說，寧靜的茶室可以慰藉他們的心靈，使他們得以忘卻戰場的廝殺，拋開生死的煩惱。武將出征時，經常在陣地前沿舉行茶事，武士們上陣廝殺之前，有了這一碗茶墊底，就能消除內心的緊張與狂亂，帶著恬淡的心情走向刀光劍影的戰場。

這種最脫俗的藝術，竟被如此廣泛地利用於野心與權力的較量。茶道對於日本人，其作用和價值之大無論怎麽估量也不會過分，假如沒有了它，日本人多愁善感、躁動不定的心性又怎麽安頓？日本人對茶道的迷戀，說白了，是日本人“台風性格”的某種脆弱和缺失需要彌補，作為一種必不可少的心理平衡機製，茶道表現了日本人高度的生存智慧。

擅長偷襲的民族

日本是一個有很高軍事才能的民族。日本人的軍事才能，突出地表現在擅長奇襲上。中國電影《地道戰》、《小兵張嘎》中，有日本鬼子趁天黑夜深、偷偷進村襲擊的情節，這些並非憑空杜撰。近代史上，日本幾次對外戰爭的勝利，都是借助這種攻其不備、先發製人的手段，其中最典型的，要數1941年12月7日的偷襲珍珠港的成功。

成功的奇襲，離不開兩個條件，一是“忍耐”，不管如何艱險漫長也能忍耐，二是“突發”，時機成熟給以致命打擊的爆發力。日本人的“台風性格”，早已為此作了充分的準備。

偷襲珍珠港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並且要冒極大的風險，日本55艘軍艦組成的龐大艦隊必須橫越太平洋，航行將近3000英裏的路程，途中任何一個疏忽都有可能被美軍偵察機發現，而前功盡棄。憑著高度的組織紀律和頑強的耐心，日本海軍神不知、鬼不覺地接近了攻擊目標，趁周末美軍戒備最鬆懈之際，對停泊在珍珠港內的軍艦和瓦湖上的飛機場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襲擊，於瞬間給對方以毀滅性的打擊。

日本作家阿川宏之在《山本五十六》裏這樣描寫，山本在華盛頓駐美大使館工作時，和一位名叫法華律孝太的人下將棋——

飯後，山本走到法華律麵前說：“你會下將棋吧？”“會。”法華律的話音剛落，山本便馬上要來了將棋，布好棋子兒，兩個人下了起來。趁對方尚未摸清自己的棋路時，山本發動突然襲擊，從中路飛“車”，法華律沒料到他這一招，很快失了第一局。法華律頭腦很冷靜，他邊下邊仔細觀察山本棋藝的特點。他發現，山本隻注意猛烈的進攻，不注意退守，而且在進攻中主要利用突襲的方法，以求速戰速決。

這次下棋提醒了法華律，他深有體會地說：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如果稍微留心研究一下日本海軍主要將領——山本五十六個性的話，至少也能估計到他可能對夏威夷發動突然襲擊。

感傷的精神世界

著名作家佐藤春夫說：“日本是一個既無思想又無哲學的民族”。思想與哲學的貧乏，意味著一個民族的精神結構存在重大的缺陷；感性壓倒一切的發達，意味著理性的蒙昧，精神定力的不足(惟其如此，才格外倚重茶道之類)，在錯綜複雜的生存競爭中，憑生存的本能行事，隨波逐流，狂奔暴走。

日本學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的淚與歎息》一文中，從日本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感傷”現象發現了日本人性格中致命的弱點，指出：日本人如此地沉迷於這個感傷的世界，說明在他們心中有一種感傷的傾向；感情生活上的這種感傷主義從思維方式上說，就是把一切均視作虛無，這種虛無，必然導致短視的功利主義、眼前主義和簡單的二元對立主義——

在經曆過戰爭中一發生什麽不好的事情就有人說“這也算日本人嗎”的時代之後，迎來了一個有什麽不合理的事情就歸罪於“日本”的時代。然而，既然戰爭中日本一切都是、一切都不是的事情越來越清楚，隻有承認自己一無是處。同樣，戰爭中一切都應當被視為一無是處的外國，戰後一旦被判明不是一無是處，立即變成了一切皆是。於是，人們連有缺點的日本也有優點，有優點的外國也有缺點這樣平凡的道理都不顧了。

虛無者健忘。心理學研究表明：遺忘也是一種自我保護機製。既然認定這個冷酷的世界沒有是非曲直可言，還是幹脆忘掉過去為好，免得良心和神經受到牽累。加藤周一把這種現象稱作“集團逆行性記憶喪失症”，對於理解日本人對待曆史問題的“曖昧”，是極有說服力的——

敗戰的“休克”，帶來了所謂的“一億總懺悔”，就是將戰爭記憶中最大的、最關鍵的戰爭責任者的名字忘卻，也就是逆行記憶喪失症的最初表現。在日本那樣的高度組織化的中央集權國家裏說什麽沒有特定的戰爭責任者，不過是昏話而已，是因為健忘這才變成了一億人的責任，與個人喝醉酒以後遭車撞擊時的情況非常相似。

台風性格，從本質上說是非理性的，無論是“忍耐”，還是“突發”，都不是遵循理性的法則，而是依據“現實主義”的行為本能，“感傷”則為其共同的底蘊。被虛無裹挾的民族，在生存競爭的非常時期，容易產生“豁出去一搏”的衝動，而不在乎是非曲直；在弱肉強食的競爭中敗北時，又容易認命：“命運無非就是如此”。想一想日本舉國上下在戰爭中的狂熱表現以及敗北後的突然轉向，對占領軍的絕對服從，就可知道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