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之後的周恩來：嚎啕大哭 稱事情還沒有完

“九一三”事件是對毛澤東一生中最苦最重的打擊。不管宣傳上怎樣把這事件歡呼為巨大勝利，都無法回避和掩飾。毛澤東的健康變化便是直觀的說明。

以“九一三”為分水嶺，毛澤東判若兩人。吳德於“九一三”後二十天重新見到毛澤東，發現他“滿臉倦容”，說話“緩慢”，倍顯“疲乏”。如此虛弱，是因剛剛生了大病。《毛澤東傳（1949—1976））》（逄先知、金衝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記載：“九月中旬，他的心髒病發作了一次。”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出席陳毅追悼會，離去時人們發現他“無法自己上車”……

毛澤東需要時間從打擊中恢複過來，幸運的是身邊還有一個周恩來。“九大”總共產生出五位常委，毛、林之外，是陳伯達、周恩來和康生。林彪殞命，陳伯達接受審查，康生抱病不能工作，毛澤東深居簡出，凡事均由人赴內請示或由聯絡員報告外情。因此，入內出外、維係全局的，隻有周恩來。

9月12日深夜出現異動那刻起，格局即已如此。從危機產生到消弭，都是周恩來一手處置。林彪事件把周恩來推到一個曆史高點。

局勢未穩之前，江青、張春橋等很少吱聲，他們靜觀周恩來如何處理手中滾燙的山芋，伺機再動。而雖然周氏任總理職已二十二個春秋，卻頭一次獨撐大局，匡扶其危。協助周恩來處理事件的紀登奎，回憶了驚人—幕：

見總理獨自一人坐在他臨時的辦公室發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我們兩人不知道他究竟為什麽事情悶悶不樂，便進去好言勸慰。開始時，總理隻是聽著，一言不發。後來當聽我說“林彪已經自我爆炸了，現在應該高興才是，今後可以好好抓一下國家的經濟建設了”這樣一席話時，顯然是觸動了他的心事，總理先是默默地流淚，後來漸漸哭出聲來，接著又號啕大哭起來，其間曾經幾度哽咽失聲。我們兩人見總理哭得這麽傷心，一時不知說什麽好，就站在一邊陪著。最後，總理慢慢平靜下來，半天才吐出一句話來：“你們不明白，事情不那麽簡單，還沒有完……”下麵就什麽也不肯再說了。

“事情不那麽簡單”，是指林彪這件事，抑或將要發生的事？抑或兼而有之？不明。

從曆史高度看，“九一三”的爆發，向中國曆史提出了一個何去何從的問題。原本勢不可擋的“文革”，這時突然出現一個停頓，一個岔路口。周恩來認為應該拐彎，毛澤東卻說“繼續直行”。他們為什麽有此不同的選擇？緣於對國家與革命的不同理解。

毛澤東對馬列原著閱讀有限，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卻占據了極特殊的位置。他對此書的注意，早至1926年：毛澤東在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中國農民問題》中，首次提及《國家與革命》，並發表如下感想：國家於革命後，一切製度都要改變的。巴黎公社所組織的政府，其失敗原因之一，即不改變舊製度……國家是一個階級拿了壓迫別一個階級的工具。我們的革命民眾，若將政權奪在手中時，對反革命者要用專製的手段，不客氣地壓迫反革命者，使他革命化。若不能革命化了，或賜以慘暴的手段，正所以鞏固革命政府也。（《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

毛澤東對《國家與革命》的學習並不到此止步。據《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毛在延安時期，“又認真研讀了《國家與革命》這部重要著作”。尤其是1946年在準備解放戰爭、奪取全國政權的最後時刻，毛澤東第三次細讀。《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編者，根據毛澤東所讀原本麵貌向我們描述：

在《國家與革命》的封麵上，親筆寫上“毛澤東一九四六年”，在扉頁上注明：“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讀”。

在“階級社會與國家”這一章，幾乎每句話的旁邊都畫著杠扛，講暴力革命的地方畫的扛杠特別引人注目。例如，“革命才能消滅資產階級國家”這一句，關於暴力革命的觀點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這一段，杠杠畫得最粗，圈圈畫得最多，“革命”、“消滅”、“全部學說的基礎”這些詞組和詞組的旁邊畫了兩條粗扛。

《國家與革命》第一章第一節就提出了無產階級國家理論的根本命題：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而無產階級國家的建立，不是革命的結束，相反，是革命在新的條件和層麵上的新開端。

《國家與革命》對毛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當毛澤東不知疲倦、永無止境地推行“革命”時，曾經追隨並擁戴他的同誌們卻產生困惑以至歧義。在戰爭年代，他們與之保持著一致，現在卻越來越跟不上“思想”。1949年黃克誠與毛澤東就建國後大政不同期待的對話，絕非偶然和孤立，毋如說相當有代表性。1959年的廬山，當毛澤東發動整彭德懷的攻勢後，後者曾說了這樣一句話：“我這個人一輩子就想搞‘富國強兵’，沒有什麽別的想頭。”簡單一語，道破衝突與矛盾的實質。彭德懷毅然直諫，無非因為眼見“大躍進”的後果與“富國”願望背道而馳。毛澤東又為何批他右傾？也無非是彭德懷將“富國”置於“革命”之上。

1962年，毛澤東與其他中央領導的分歧，根源也在於此。當“大躍進”幾乎搞垮整個經濟時，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推出若幹略具改革色彩的措施，固是應急之舉，卻也透露了以國計民生為重的務實態度。對此，毛澤東心中大為不滿。

故爾，當紀登奎提到好好抓一下經濟建設時，似乎直杵周恩來內心深處最痛的一點，致他泣不成聲。為何答曰“事情不那麽簡單”？蓋以周氏最明白不過，是否“好好抓一下經濟建設”，根本不取決於林彪的在與去。而消失於省略號中的“還沒有完……”，交織著更複雜的內容，可解為憂慮，可解為自儆，更可解為“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式的明誌與決斷。

是什麽可以支撐周恩來，讓他不再抑忍？一言以蔽之，“國家”而已。自十九世紀末中國羸弱以來，幾代誌士仁人，主張或有不一，認識或有分歧，要之皆為救國、強國奮起。“革命”不是空洞的，不能非但達不成這樣的目標反而漸行漸遠。當知悉革命勝利二十年後中國仍不堪比四十年代初的日本，以及海峽對岸經濟呈崛起之象，周恩來的情懷回到了獻身革命的起點——憂國與愛國。對他來說，“國家”是具體的，是棲息著八億同胞、延續著華夏數千年曆史的國土。至於“無產階級所需要的隻是逐漸消亡的國家。”這樣的宏遠之旨，並非當下視線可及。

國家與革命，這一困擾共和國二十多年的意識形態死結，終於不能不解、非解不可。要麽以國家為革命工具、永不休止地開展階級鬥爭，要麽以中國的穩定、富足、福祉為重，改弦更張，將重心置於經濟建設。毛澤東、周恩來各自選擇了其中一項。

周恩來並不是一位曆史意誌的開啟人，而隻是選擇者。但以他的身份、地位，及當時環境特殊性，他勇於作此選擇，仍至為關鍵。由此，曆史終於出現拐點。1972年，周恩來意識清晰地著手拗救“文革”路線，打開新去向，引入與毛澤東判若雲泥的治國理念。不管隨後反方如何施展渾身解數批周、批鄧，力阻新去向，“文革”都已不能避免破產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