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弱者博弈—1
對博弈論稍有了解的人，都會知道“囚徒困境”這個名詞，這是博弈論中一個基本的模型，也是“非合作性博弈”的典型模式。簡言之，這一模式代表了處於相同困境狀態下，不同的人麵對同樣的幾種選擇，最後必將背叛其他人，作出最利於自己的選擇的一種情況。
“囚徒困境”包含了幾個基本的預設前提：處於困境下，各方都不知道別人的選擇，因而隻能猜測；每個人都是理性的人，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去作出選擇；他們與困境之間，是一種不可逆轉的關係，即他們無法通過自己的力量去左右局勢，隻能在困境的局勢下想辦法盡可能讓自己的損失最小。
這就是一種弱者的選擇。
當然，這隻是一種博弈論的模型，具體到現實領域，沒有哪個具體的事件是完全符合“囚徒困境”的模式的。但是，這種“弱者對損失最小化的選擇”的基本精神卻是存在的。
從“囚徒困境”的模式，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這個模式中，理性的人最後的選擇都是“背叛”，不通過合作的方式與他人共同擺脫困境。而現實之中，背叛與合作是並存的，而且各方之間的信息也並非都是完全閉塞的。所以說，現實比理論更精彩，“囚徒困境”的理論模型固然高明，但現實中的事件則更發人深省。在具體的現實中，合作還是背叛，弱者的選擇都不是固定的，不過盡可能減少損失，讓自己得利，則是不變的原則。
生存是人生的大道理
“囚徒困境”在博弈論中是最基本的理論。指兩個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同時被抓，他們都存在兩種選擇，要麽坦白從寬，減輕處罰或無罪釋放，要麽抗拒抵賴，加重懲罰或因證據不足而釋放。但囚徒選擇哪一種好呢?這要從兩名囚徒選擇的條件和結果來分析。現在我們假定兩名囚徒分別為甲和乙兩人，如果甲選擇抵賴，這裏的結果就有兩種：如果乙選擇坦白，那麽甲將被加重懲罰；如果乙也選擇抵賴，那麽他們兩個都將因證據不足而被釋放。很明顯這需要他們兩個人的通力合作。但通常警方會把兩名囚徒羈押在不同的囚房裏，使這種合作難以順利進行而使得結果預測的不確定性加大，或者說增加了抵賴合作的風險性。如果基於人是自私的這一前提出發的話，那麽甲乙兩囚徒各自最好的選擇就是坦白從寬，因為不管甲乙兩人誰坦白，都將得到減輕懲罰的結果：如果甲坦白了，乙抵賴，甲將免於懲罰；如果乙也坦白了，那麽罪名各擔一半，從甲個人看來，也減輕了懲罰；而甲乙互換位置，結果依然是一樣。因此，在博弈論中認為他們兩者之間存在一個均衡點，即納什均衡點，我們把它稱為嚴格優勢策略。
但我們從上麵的分析也可以看出，這個均衡點是建立在兩個囚徒非合作的基礎上的，並且兩者的非合作還可以獲得一定的利益（從寬懲罰），如果沒有從寬懲罰的這一利益條件，那麽這個嚴格優勢策略也就不複存在。此時，兩個囚徒就很容易走向合作了。在我國曆史上出現的“合縱”和“連橫”的較量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
從當時的曆史來看。秦國在商鞅變法之後，一躍成為七國中實力最強的國家。社會上從此出現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長期緊張局麵，舊傳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知識都不能應付這個雷霆萬鈞的壓力。於是以秦國為對象，產生了兩種嶄新的但也恰恰針鋒相對的戰略思想和外交政策：一是合縱對抗政策，即圍堵政策，主張從北到南，各國締結軍事同盟，共同抵禦秦國的侵略，秦國如對某一國發動侵略，即等於向所有的盟國侵略，各國同時出兵作戰；另一是連橫和解政策，即和平共存政策，主張從西到東，各國同時跟秦國簽訂友好條約，保持雙邊的和平關係。
當時，東方的齊國與秦國旗鼓相當，雙方在不斷兼並周圍弱國、擴大勢力範圍的同時，誕生了“合縱”和“連橫”兩個中心——以齊國為中心的“合縱”和以秦國為中心的“連橫”。這就是我國曆史上所謂的“合縱”、“連橫”的外交鬥爭。
這裏的“合縱”、“連橫”就如囚徒的“抵賴”和“坦白”一樣。“合縱”就是指弱國聯合起來，阻止強國進行兼並，這是弱國保存自己最理想的策略。就如兩個囚徒同時抵賴可以使兩人都因證據不足而免於懲罰一樣的理想結果，但條件是他們必須同時抵賴即能夠合作。而“合縱”的對象有多個，就更需要多方麵的合作了。雖然這種合作是可以看得見的，可以協商的，不像兩個囚徒那樣是在黑暗中猜測。但結果卻很有相似之處。因為它成員多，而可變的人為因素也就更多了。“連橫”就是強國迫使弱國幫助它進行兼並。正如兩個囚徒的“坦白”，是他們單個的嚴格優勢策略，但結果仍然是要得到懲罰一樣，隻不過這個懲罰是由一個人來擔當還是由兩個人來擔當。而“連橫”也是一樣，它也是各個弱國的嚴格優勢策略，但就整個共同體來看，弱國仍然會被兼並，隻不過是被早兼並還是遲兼並的問題。其博弈矩陣如是下。齊秦國連橫合縱連橫從上麵的矩陣我們可以看出，“連橫”是秦國的嚴格優勢策略，不僅可以得到土地這個現實的收益值，而且獲得了統一中國這個未來的收益值。而“合縱”是齊國的嚴格優勢策略，它不僅保存齊國已有的現實利益，還可以限製或削弱秦國的實力，使自己得以長存。
從實際上看。“合縱”和“連橫”都是爭取暫時同盟者的外交手段，其目的是進一步兼並土地，擴張領土。從博弈論看來，就是強國和弱國都在進行博弈，都在進行嚴格優勢策略的博弈。而博弈的有序進行是必須基於一定的利益條件的，是根據利益條件這隻看不見的手來進行調節的。這也就決定了“合縱”和“連橫”的離散聚合了。
“合縱”和“連橫”有其存在的曆史必然性，同時也離不開這兩幕曆史劇的導演人——戰國時的文人說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蘇秦和張儀。蘇秦在研究社會局勢和各國君主的心理後，提出對秦國采取合縱對抗政策。蘇秦先後到了韓國、魏國、齊國，最後再到楚國。六國完全同意簽署這個盟約，並一致任命蘇秦為他們的宰相，讓他擔任“縱約長”——南北合縱對抗盟約組織的秘書長，圍堵政策完成，第一次“合縱”形成。
這裏蘇秦的成功，在博弈論看來，其實就是兩個在困境中的囚徒合作的成功，隻不過這裏的囚徒不是一個，而是六個，但成功的條件卻是一樣的，要使兩個囚徒一起抵賴，就必須使兩個囚徒堅信，抵賴是他們惟一的出路，是他們最大的利益；而要六國“合縱”，也是一樣，必須使六國堅信“合縱”是它們惟一的出路，是它們最大的利益。站在當時六國的角度來看這是完全正確的。
隻有大政治家才能看到十年之後，隻有曆史學家才能看到三十年之後。各國有各國眼皮底下的現實利益，而人往往更相信眼前直接的現實利益。這就是“嚴格優勢策略”的特點。
秦國利用各國統治者的人性弱點，給以小恩小惠，然後各個擊破，所以說，秦國在政治博弈中明顯要比六國勝出一籌，因此，“合縱”也隻能是曇花一現了。
在蘇秦組成第一個“合縱”聯盟的同時，秦國立即采取行動。就在“合縱”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32年，秦國向魏國表示讓步，願把從前侵占魏國的襄陵（山西襄汾）地區七個城市歸還。那七個城市距魏國前首府安邑（山西夏縣）一百六十裏，是防務上最重要的屏障。如果能把它們收回，安邑就可以無憂了。
這是最大的現實利益，在博弈論看來，秦國是拋出了使人選擇“嚴格優勢策略”的利用條件，秦國成了“囚徒困境”中的警察。人有自私的本能，所以永遠都有傾向於“嚴格優勢策略”的自然選擇，這可能也是人的生存本能。魏國自然不能抵抗這個**，因為它更有利於魏國的生存，於是同意脫離合縱；而且為了擴張土地，魏國還向趙國發動攻擊。齊國在秦國的鼓勵下，認為可以從趙國瓜分到土地，就也參加到魏國這一邊。兩國軍隊雖然被趙國擊退，但第一次合縱對抗盟約隻維持一年便告瓦解，蘇秦在趙國無法解釋魏齊兩國的叛盟行動。隻好前往燕國，出任燕國宰相。秦國等到合縱對抗盟約瓦解了之後，卻拒絕歸還襄陵七城，魏國在大怒下攻擊秦國，又被秦國擊敗。這樣，第一次“合縱”就在六國的互相殘殺中轟然瓦解。
合縱對抗盟約固然瓦解，但這種觀念仍被認為是正確的指導原則。所以十五年後的公元前318年，這時各封國都已改製為獨立王國，魏、楚、韓、趙、燕五個國家痛恨秦國趁著盟約瓦解不斷向東擴張，於是再次締結第二次合縱對抗盟約，推舉楚王華槐擔任縱約長，集結五國聯軍，進攻秦王國東方邊界重鎮函穀關（河南靈寶東北）。這次雖然是以楚國為首，好像齊國沒有參加，但此時卻還存在另外一個聯盟，就是齊楚聯盟，這個聯盟在第一次“合縱”失敗後仍然存在，所以齊國並沒有在五國背後插刀。
這是一次聲勢浩大的軍事行動，人人都預料將爆發一場大戰。可是，秦國守關大將樗裏疾大開關門，出兵迎戰。五國聯軍震於秦軍的聲威，竟麵麵相覷，誰都不敢先行攻擊。從博弈規則看來。五國同心協力進攻就成了“囚徒”的抵賴，就整個團體而言，它們可能獲得最好的結果，而撤退是它們的“嚴格優勢策略”。從合作性博弈規則來看，五國結成了同盟，就已經是一種合作關係，達到了一個博弈均衡點，而在這個均衡狀態中，參與者誰先改變支付，誰就會得到利益。因此，在僵持了幾天之後，楚兵團因糧道被秦國切斷，在驚恐中第一個撤退，但它的損失應該是最小的，因為它沒有遭到追擊，而其他五國軍隊在跟著倉皇拔營回國時，就很可能遭到秦國的追擊，事實也是如此，最後一個撤退的損失最大。合縱對抗盟約又一次瓦解。
但“合縱”和“連橫”的真正關鍵是楚國。或者說齊秦鬥爭的焦點在於爭取楚國。因為楚國是南方的一個大國強國，楚國是領土最廣大、人力最雄厚的大國，秦國不敢輕視它，尤其恐懼楚國跟齊國聯合。在當時的條件下，秦國還沒有實力來戰勝齊楚兩國的聯盟。而強大的秦國對其他六國都是一個潛在的威脅，楚國在分析了各方麵的情況後，與齊歃血為盟，結成了“合縱”的局麵。正如我們前麵所分析的，因為生存的利害關係，促使了博弈雙方的兩個“囚徒”走上了“抵賴”的合作之路，而出現這種結果條件就是兩者利益完全捆綁，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是齊楚兩國在客觀理性上的分析而能夠通過協商來進行合作的結果。
但這種聯盟很明顯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秦國是齊楚的共同敵人，而在國家關係上是沒有永遠的敵人和朋友的，所以一旦敵人轉化為朋友，“合縱”這個聯盟也就霎時崩潰。而在此時，“連橫”高手張儀橫空出世，他正是深諸此道的博弈高手，正是他上演了一幕“一人打敗楚國”的神話。為了瓦解齊楚“合縱”聯盟，張儀入楚並口頭許願，以歸還楚國商於（在今河南淅川西南）六百裏的地方為代價。楚懷王信以為真，就和齊國斷交。這裏張儀運用的正是“囚徒困境”中的“坦白”利益條件，使楚國陷於“嚴格優勢策略”的選擇當中。
但這種嚴格優勢策略的選擇是要付出代價的，如果說囚徒之間的坦白隻是從此以後兩個人的私人關係的終結（當然不是絕對的），那麽，國與國在這種情況下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再進行合作了，齊楚“合縱”聯盟瓦解。
這時，齊秦鬥爭趨於白熱化。山東五國的“合縱”依然存在。公元前298年，齊、韓、魏、趙、中山五國聯軍攻入函穀關。秦國被迫退還韓、魏的一些地方，五國才退了兵。齊國成為關東各國的盟主。但這種同盟並不牢固，當利益條件再度改變時，山東五國的“合縱”也就不複存在了。公元前288年，秦昭王自稱西帝，尊齊滑王為東帝，用遠交近攻的策略拉攏齊國，破壞了關東的“合縱”聯盟。
在戰國這場“合縱”和“連橫”的曆史博弈中，秦國成了最終的“警察”，而其他六國則相繼淪為了“囚徒”，這六個“囚徒”在各自的曆史舞台上都進行了“嚴格優勢策略”的選擇，然而都沒有逃脫滅亡的曆史悲劇，正如博弈中“囚徒困境”中的囚徒不能逃脫懲罰一樣。在曆史的博弈中，國家眼前的利益和國家長遠的利益永遠是一個辯證的矛盾體，二者統一於國家的發展之中。當眼前利益跟長遠利益一致時，它就促進國家的發展；當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相悖時，就會阻礙國家的發展，甚至使國家走上滅亡。
“合縱”是六國的長存之道，也就是它們的長遠利益。但它在當時是難以直接地顯現出來；而“連橫”是六國的暫存之道，但這種暫存之道卻是不利於六國的長存之道，但這種利益是眼前可以看到的，而這種眼前利益正是博弈中的“嚴格優勢策略”，能使國家暫時地很好生存，但這種生存不是長存，從這個意義上說，生存未必是硬道理。長存才是硬道理。由此看來，在“合縱”和“連橫”這場曆史的較量中，“連橫”是取得了最終的勝利。“囚徒”分擔了罪名，“警察”得到了最大的實惠。
危難中的和諧發展
合作有兩種類型，一種叫做“錦上添花”，一種叫做“雪中送炭”。這兩種情況，屬於不同的博弈形式。在錦上添花的形式中，那個“添花”的合作者，是不起決定性作用的；而在雪中送炭的形式中，“送炭”的合作者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當處於博弈狀態的各方在博弈之中處於不對等地位的時候，博弈的局勢很容易發生偏移，即從合作型博弈走向非合作型博弈。不過，這種偏移並非必然發生，因為影響博弈走向的不僅是雙方的力量對比，還有外界局勢的變化。如果外在的壓力對雙方都造成壓迫，那麽他們很有可能繼續保持合作型的狀態不變。
東晉政權建立時形成的“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麵，正是在外界壓力造成的困境下，雙方合作打破囚徒困境的一種努力。
在三國鼎立的局麵結束之後，兩晉司馬氏統一了中國。可是西晉的政權並不穩固，在經曆過長年的戰亂後。地方割據力量的殘餘勢力依然存在，司馬氏皇室子弟之間的權力鬥爭也十分激烈，其中頗有勢力的是東海王司馬越。幾十年後，司馬越終於聯合其他藩王，發動了內戰，以爭奪皇帝的寶座，史稱“八王之亂”。可是，因為藩王們的內訌和北方的匈奴和羯胡的趁機侵略，中國北方陷入了戰爭的浩劫之中，最終北方被匈奴和羯胡占據，司馬越也死於戰爭之中。
當時，西晉司馬氏的皇族在戰爭中死傷過半，幸存的皇族紛紛準備渡過長江逃避戰亂。其中，琅琊王司馬睿實力薄弱，在渡江之前隻想著如何避難自保，並沒有考慮渡江之後的計劃。可是他作為皇族的幸存者，對社會還是具有一定的政治號召力的，於是，王氏家族的精英人物——王導和王敦便準備扶持他做渡江之後的皇帝。王氏家族的勢力在北方的戰亂中雖然也受到了影響，但是損失不大。作為其中精英的王導、王敦兄弟平安躲過劫難，其家族在政治上的力量也不容忽視。
王氏兄弟見國家危難，本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是苦於自己既不是司馬氏皇族，又不是手握重兵的大將，所以有心無力。這次見到了落難的皇族司馬睿，王氏弟兄便想借助他的皇族身份，進行複興大業。
王氏兄弟和司馬睿接洽之後，說出了自己想要輔佐司馬睿做皇帝恢複西晉基業的意圖。司馬睿自然是大喜過望，甚至有點英雄落魄得遇知己的感動。與王氏兄弟一拍即合，開始了司馬氏和王氏的親密合作。
渡江之後。王氏兄弟馬上兌現了自己的諾言。他們做的第一步，就是提高司馬睿的聲望和氣勢。三月初三這一天，按照當地的風俗，百姓和官員都要到江邊去求福消災。這一天，王導讓司馬睿坐上華麗的轎子到江邊去，前麵有儀仗隊鳴鑼開道，王導、王敦和從北方來的大官、名士，一個個騎著高頭大馬跟在後麵，排成一支十分威武的隊伍。這一天在建康江邊看熱鬧的人本來很多。大家看到這種從來沒見到過的大排場，都轟動了。江南有名的士族地主顧榮等聽到這個消息，從門縫裏偷偷張望，他們一看王導、王敦這些有聲望的人對司馬睿這樣尊敬，大吃一驚，怕自己怠慢了司馬睿，一個接一個地出來排在路旁，拜見司馬睿。
這樣一來，司馬睿在江南士族地主中的威望提高了。王導接著就勸司馬睿說：“顧榮、賀循是這一帶的名士。隻要把這兩人拉過來，就不怕別人不跟著我們走。”司馬睿派王導上門請顧榮、賀循出來做官，兩個人都高興地來拜見司馬睿。司馬睿殷勤地接見了他們，封他們做官。打那以後，江南大族紛紛擁護司馬睿，司馬睿在建康就站穩了腳跟。北方發生大亂以後，北方的士族地主紛紛逃到江南來避難。王導又勸說司馬睿把他們中間有名望的人都吸收到王府來。司馬睿聽從王導的意見，前前後後吸收了一百零六個人，在王府裏做官。
司馬睿聽從王導的安排，拉攏了江南的士族，又吸收了北方的人才，鞏固了地位，心裏十分感激王導。他對王導說：“你真是我的蕭何啊!”
經過這樣的一番經營，王氏兄弟最終聯合各大家族，推舉琅琊王司馬睿做皇帝，是為晉元帝，從此建立了偏安東南百餘年的東晉王朝。晉元帝登基的那天，還有一幕富有戲劇性的故事：王導和文武官員都進宮來朝見。晉元帝見到王導，從禦座上站了起來，把王導拉住，要他一起坐在禦座上接受百官朝拜。這個意外的舉動，使王導大為吃驚。因為在封建時代，是絕對不允許有這樣的事的。王導忙不迭地推辭，他說：“這怎麽行?如果太陽跟普通的生物在一起，生物還怎麽能得到陽光的照耀呢?”王導的這一番吹捧，使晉元帝十分高興，晉元帝也不再勉強。但是他總認為他能夠得到這個皇位，全靠王導、王敦兄弟的力量，所以，對他們特別尊重。他封王導為尚書，掌管朝內大權；又讓王敦總管軍事。王家的子弟中，很多人都封了重要官職。
從此，雖然是東晉皇帝司馬氏做名義上的天子，但是掌握實權的反而是擁立他的王氏兄弟，司馬睿對王氏兄弟極為尊敬，甚至上朝時宰相王導沒有入座自己都不敢坐在龍椅上。
曆史上把司馬睿與王氏兄弟的這一對政治組合稱為“王與馬，共天下”，也就是司馬氏和王氏共同主宰朝政的意思。但是人們隻看到司馬睿對王家兄弟的尊敬和畏懼，卻並沒有看出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王家兄弟擁有在政治上的實力和在社會上的地位，司馬睿則擁有一個“高貴”的皇族身份，在當時北方戰亂、胡族強勢的時候，他們單靠哪一方都無法建立一個與北方少數民族相抗衡的政權，所以，他們隻能聯合起來，盡管皇帝要失去應有的威嚴，王氏兄弟也要屈居人臣之位。
雙方都付出代價，失去自己不願失去的東西，但隻有這樣才能共存並且擺脫囚徒困境，這有如壯士斷臂，不得不為，也樂得為之。
作為一個皇帝，司馬睿是十分失敗的，因為他自己的一切都來自於王氏兄弟，而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也要聽命於王氏兄弟，可以說他隻是用來號令天下的一麵旗幟，而別無其他用途。所以，他對自己和後代的前途非常擔憂，因為他知道，一旦自己失去了作為名義上的皇帝的利用價值，就是王氏兄弟拋棄自己之時。
作為皇帝背後的實際控製力量，王氏兄弟也有些過於跋扈。在合作型博弈的關係中，做得最好的狀態就是處於強勢的一方不動聲色，而處於弱勢的一方也不必卑躬屈膝。可是，由於實力對比的過分懸殊，王氏兄弟有些自大，總是有意無意地想要走向前台，成為名義和實際相一致的統治者。有一次，王敦就悍然率軍兵臨建康（今江蘇南京）城下，威脅司馬睿，司馬睿無奈之下，隻能自我批判，同時央求王導從中調和，甚至說出了“如果王大將軍對我不滿意，我隻能退位。回到自己的封地去做一個普通的藩王，讓王大將軍挑選合適的人來做皇帝”這樣的話。作為一個皇帝，司馬睿這番話已經完全沒有了君臣間的尊卑名分，而變成了一個隻是請求苟活的普通人。可見王氏兄弟在當時的壓倒性優勢以及他們的強悍。
當時，王導對王敦以武力相威脅的做法並沒有任何反對的表現，並對司馬睿的檢討反應冷淡，最後才出麵製止王敦的逼宮行為。王導是不允許自己的兄弟出現改朝換代的舉動的，因為一旦那樣，原有的合作型博弈就變成了非合作型博弈，後果將不堪設想。因此，雖然王氏兄弟飛揚跋扈，但是東晉王朝也能靠著自己的血統苟活下來，保持一個偏安的百年局麵。
在“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麵中，王氏兄弟和司馬睿構成了一個在外部強敵環伺的危難局勢下的囚徒合作博弈。如果司馬睿不依靠王氏兄弟，他將無法在江東立足；如果王氏兄弟不推舉司馬睿，他們自己也沒有足夠的號召力建立一個新王朝。他們有著共同的困境。就是北方的外族入侵，所以他們可以合作起來，司馬睿讓出一些國家權力給王氏兄弟，王氏兄弟也沒有極度地欺壓司馬睿，二者合作奠定了一個新朝廷，共同支撐起了和北方外族鐵騎抗衡的局麵。其博弈樹如下： 王家兄弟與司馬睿關係圖
要杜絕內耗
在抗日戰爭中，蔣介石總是叫囂“攘外必先安內”，打著安內的幌子進攻共產黨，讓國人很是反感。就博弈論的“囚徒困境”來說，兩個共同犯罪的嫌疑犯一旦被抓，那麽他們各自的優勢策略就是坦白交待，而在攘外與安內的博弈中，卻正是一個“囚徒困境”。在這個博弈中，很明顯是因為內部還存在一個博弈參與者或者說有一個博弈對手，或者說是博弈雙方的利益競爭者，在這個博弈中應該存在三個博弈參與者，內部兩個，外部一個。我們假定這三個參與者分別為甲、乙、丙。丙為外部參與者，甲乙為內部的兩個博弈者，這樣甲乙的博弈形式就如下麵所說的那樣了。
甲的選擇有四：先攘外打丙；先安內打乙；聯合乙打丙；聯合丙打乙。在這四種策略中，先攘外，那麽就首先會受到丙的攻擊，而此時乙就有兩種選擇，攻打甲或者按兵不動，而選擇攻打甲的現實收益值最大，因為很容易就可以把甲給打敗；如果等到甲或者是丙打敗了對方，那麽乙再去打的話，就有可能要冒很大的風險了，收益值很有可能就為負了，因此等於是乙的劣勢策略。
按照博弈論的理性人的假設的話，乙肯定會選擇優勢策略，也就是打甲，而此時，甲就會兩麵受敵，很容易給敵手打敗，這就成了甲的劣勢策略。而如果甲先打乙，安定內部，那麽丙就又獲得了主動權，它去打甲的話又變得很容易了，但丙是甲乙共同的敵人，它打甲時就必然要打乙，所以此時是甲乙雙方同時受損，收益值都得負，但比兩麵受敵要好得多。如果聯合乙打丙，甲乙雙方都獲益，收益值都為正，合作是雙方的優勢策略。
如果聯合丙打乙，甲得正，乙就為負了，因為乙被打敗的風險增加，這就是甲的嚴格優勢策略。反之，這種策略對乙也成立，結果就是：甲乙都聯合丙是各自嚴格優勢策略，雙方都跟丙聯合，結果雙方都受到損失，這樣就陷於了“囚徒困境”。而在我國曆史上，北朝與突厥的博弈就屬於這種情況。
北魏末年，內部動亂，柔然勢力複盛，屢屢侵擾邊境。這樣就形成了內憂外患的局麵。西魏建立後，為了全力對付東魏和南梁，宇文泰對北邊少數民族柔然和突厥采取和親政策。宇文泰先是以宗室元翌女嫁柔然主阿那環弟塔寒，後又勸西魏文帝納阿那環女鬱久閭氏為皇後，以結好柔然。對突厥亦然，大統十一年（545年），宇文泰派使者前往突厥，和突厥建立起聯係；大統十七年（551年），以長樂公主嫁給突厥主阿史那土門。
突厥也經常派使者訪問西魏，贈送禮物，如大統十九年（553年），突厥向西魏獻馬五萬匹。宇文泰這樣一做，東魏的高歡就坐不住了，搞起了“和親政策”，把皇室宗室的女兒嫁給突厥的可汗和可汗的兒子，還要求突厥的可汗把女兒嫁給他的兒子，結果突厥的可汗不肯，卻堅持要把女兒嫁給高歡自己，高歡沒有辦法，隻好委曲求全，把自己的元配夫人放置別室來迎娶突厥公主，而且還向突厥的可汗進貢大量的絲綢和糧食。這樣東魏和西魏都可以保證各自邊境的少數民族不會大舉進攻自己，有利於各自集中力量來進行內戰。而突厥也樂得坐山觀虎鬥，而且能夠從中獲得很多的好處。而從博弈來看，東魏和西魏都陷入了“囚徒困境”，而且深陷不拔，隻要東西魏不能聯合，他們就無法走出這個囚徒困境。
如果說“兄弟鬩於牆，共禦外侮”是理想化的擺脫囚徒困境的策略，那麽出賣“兄弟”以換得自己的平安，則是處於囚徒困境下本能的選擇。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經濟行為和社會行為中這一本能都鮮明地體現著。
東西魏的“囚徒困境”隨著東西魏的滅亡而走到了盡頭，隨之而來陷入“囚徒困境”的是北齊和北周。根據《周書?突厥傳》的記載，556年，突厥木杆可汗一舉攻滅了柔然國。突厥又聯合當時的波斯一起向西攻打破噠，結果攻滅了破噠；在東麵突厥追逐契丹，一直把他們趕到了高麗才罷手；在北麵吞並了契骨（吉爾吉斯），轄地東起遼海，西至西海（成海），長萬裏，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貝加爾湖），長五六千裏，突厥代替柔然成為統一北方的強大國家。而此時的齊與周卻連年交兵，兩國都隻好爭取突厥做自己的外援。
563年，周武帝暗地裏謀劃與突厥連兵攻打北齊，因此親自向突厥請婚，願意娶突厥公主作為皇後；齊武成帝也派遣使臣向突厥請求結成婚姻，送的禮比北周更多。最後，突厥通過權衡利弊，覺得北周的發展前途要大些，於是就允許與北周通婚，並且派出騎兵十萬，自恒州分三路進來，會合周兵一齊攻打北齊的晉陽。武平二年（571年），北齊派斛律光率眾築平隴、衛壁、統戎等鎮、戌十三所。對北周和突厥的聯軍嚴陣以待。北周首先派柱國抱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率步騎萬餘進攻平隴，與斛律光在汾水之北展開大戰，結果周軍大敗，被俘殺千餘人。接著北周又派其柱國紇幹廣略圖攻宜陽，斛律光率步騎五萬增援，大戰於城下，又打敗了周軍，奪取了北周的建安等四戍，俘獲周軍千餘人。
突厥看見北周的軍隊這麽不中用，大為驚駭，馬上引兵出塞。但他們就是逃跑也沒有忘記搶東西和搞破壞，自晉陽以北七百餘裏，都被突厥兵沿路大肆搶劫擄掠，人畜不留。572年，突厥木杆可汗去世，他的弟弟佗缽繼位可汗。此時佗缽可汗分國為東、中、西三部，自己居住在中部。周國與突厥和親以來，每年都要送給突厥繒絮錦彩十萬段。突厥人往來長安，每年經常有數千人以上，周國都得供給他們上等衣食，盡力優待。齊國也怕突厥入侵邊境，所以也就跟隨北周的做法，送給突厥大批賄賂。這樣，佗缽可汗就有點得意忘形了，愈益驕橫，他經常對臣下戲說：“隻要我在南方的兩個兒子（周齊）常常這麽孝順，我不愁沒有財物使用了。”所以曆史上曾把北齊和北周之間的戰爭，稱為“突厥兩個幹兒子之間的戰爭”。
周武帝為了專力對齊，曲意交接突厥。滅齊的第二年，即578年，周武帝親率大軍分五路北伐突厥，但在路上病死，周軍退回。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北周實行的就是“攘外必先安內”的大體方針，具體的是聯合突厥先攻滅北齊，實行的正是博弈論中嚴格優勢策略，但如果一旦平定了內部的爭鬥，就必然會發動攘外的戰爭了，周武帝正是遵循這樣的路數。此後突厥屢寇邊境，579年，周修齊文宣帝所築長城，防備突厥，但是整個北周可以說都生活在突厥的陰影之下。它們之間的具體博弈矩陣如下：北齊北周安內攘外安內 攘外與安內的選擇
從博弈矩陣來看，這裏存在兩個納什均衡，其結果是不可確定的，但由於它們各自本身的矛盾衝突，就決定了共同攘外是不可能的。因此隻存在一個嚴格優勢策略，就是共同安內，也就是互相內耗。誰如果先改變策略，誰就會吃虧。
不僅整個北周生活在突厥的陰影之下，就是整個北朝，從一定意義上說也都是生活在突厥的陰影之下的。這當然是具體的曆史環境下的特定的曆史產物，也是由北朝各個國家本身的實力所決定的。當然更是北朝各國內部的紛爭所決定的。由此也就造成了他們之間無法形成聯合，也就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單獨地來對抗突厥的局麵了。所以我們說，北朝各國都無法走出“囚徒困境”，這也就決定了北朝無法擺脫突厥的陰影。當然，如果曆史可以假設的話，它們也有可能走出這個陰影，隻要它們能夠消除各自的矛盾，攜手對抗突厥，也就是東魏和西魏合作，北齊和北周聯手。但曆史從來都沒有假設，而人對權力追求的貪婪，也決定了東魏和西魏永遠都沒有合作的可能，北齊與北周也是如此，除非是突厥要同時把它們都滅掉，但這種可能也不存在。所以北朝的各國注定隻能是永遠的對手和冤家，而無法成為合作者。從曆史的實際來看，北周勝利了，並延續下來，這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曆史博弈的勝利。
因此，並不是所有的“囚徒困境”都需要走出來或都需要解脫。就警察來看，如果所有的囚徒都走出了困境，那麽將對社會產生災難性後果，社會將充滿了犯罪和混亂。就曆史看來，曆史總是在按照自己永恒的線性規則自然誕生著“囚徒困境”的曆史事件，然後又按照自己的方式把它輕輕地抹掉。曆史沒有創造博弈論，但它卻處處在運用博弈論。
正確對待合作者
作為謀圖大計的人，那些握有實權的人往往不限於隻與一個人或者一種勢力合作，而是在不同的境遇下選擇不同的合作者和合作方式。有的時候，他們要通過不同的手段同時與幾個力量合作，來達到他們在幾個方麵的目的，或者是在完成一件大事的過程中，在各個重要步驟上尋找不同的合作者來順利完成自己的計劃。
對想謀求長久利益或者穩固地位的人而言，出於長遠的考慮而進行籌劃，就要在不同的階段使用不同的策略，而且每個階段所要麵對的境遇的特色都不盡相同。如果要完成一件大事，對這件事的每個步驟，也要有不同的安排；如果是為了自己在不同方麵的利益作出考慮，也要在不同的方麵運用不同的解決辦法。
這就是一個複雜的博弈過程。在這方麵，秦朝的大奸臣趙高的造詣可以說是登峰造極的。
秦始皇有很多的子女，其中他最欣賞也最信賴的是長子扶蘇。秦始皇一生雷厲風行，令行禁止，也經常使用鐵腕的手段推行自己的政令，因此往往有暴政發生。而扶蘇是一個寬厚仁愛的人，全國上下都覺得秦始皇的殘暴統治，如果到了扶蘇即位之後會有所改變。
事實上，秦始皇本人也是這麽計劃的。他知道自己滅掉東方六國之後。六國的殘餘勢力並不善罷甘休，時時想著複辟，而新統一的秦王朝也需要一番整肅才能建立起良好的秩序，所以自己需要用鐵腕政策來製伏天下人；等到自己建立起了全國的統治秩序，清除了六國的殘餘勢力，再讓長子扶蘇繼承自己的帝位，推行仁政，使國家走上平穩發展的軌道。
但是，秦始皇的安排令許多大臣心中懷有顧慮。深得秦始皇寵愛的大臣趙高本人就是一個殘暴而又嗜殺的人，他知道自己殺人太多，一旦國家的秩序轉向正軌，難保沒有以前被自己冤殺者的家屬找自己算賬。而且扶蘇一向看不慣趙高在秦始皇麵前搬弄是非的表現，趙高知道扶蘇不喜歡自己。就怕扶蘇即位之後將自己免官或者殺頭。
不過趙高畢竟是一個成熟的政客。他知道在這樣的情況下，隻要扶蘇即位，就是自己的末日，所以他想方設法阻撓扶蘇成為秦始皇的繼承人。在這個時候，趙高就處於一個是生還是死的困境選擇之中。
在秦始皇統治晚期，趙高拚命在秦始皇麵前說天下應該用強權來統治，這正符合秦始皇的心意，而後趙高又將天下的局勢說得異常嚴峻，使秦始皇認為對所有的事情都要采取高壓政策。這自然引起了扶蘇的不滿，他向秦始皇進諫，說天下百姓已經到了生與死的邊緣，不應該再用高壓政策對付他們。秦始皇自然聽不進扶蘇的話，但是為了保護和磨煉扶蘇，就派他到北部邊境和著名的大將蒙恬一起鎮守邊關。
趙高通過進讒和混淆視聽的手法，達到了自己的第一步計劃：讓扶蘇和秦始皇分離。在那個時代，消息傳達不是很便利，所以扶蘇一旦到了邊關，朝中的事情就要若幹天才能到達那裏，那樣趙高在即位的問題上做手腳便有了可乘之機。
如果因為他人的原因而使自己陷入困境，那麽想辦法把這個人放進困境。自己能夠擺脫危險就是為了自保而不得不作的選擇。背叛的原因多源於此。
接下來，趙高在秦始皇的兒子中物色自己要扶持的人選，不久他就找到了合適的目標：秦始皇的少子胡亥。
胡亥本人和趙高的關係還算好，而且作為秦始皇的小兒子，胡亥很受秦始皇的寵愛——這是作為父親的所有帝王的通病，他們把政治理想寄托在長子身上，卻把作為一個普通的父親的寵愛和嬌慣都毫不吝惜地投入到小兒子身上。雖然秦始皇沒有打算把江山交給胡亥，但是父子之間的親情還是非常深厚的。
趙高就打算利用這一點完成自己的下一步計劃。等到秦始皇病重的時候，他極力為胡亥製造機會，讓胡亥不離秦始皇的左右，連出遊也要胡亥跟隨。秦始皇最後死在出遊的途中，當時隨他一起出行的除了胡亥和趙高，還有丞相李斯。
李斯跟隨秦始皇多年，從廷尉做到丞相，受秦始皇的栽培多年，對秦始皇也是忠心耿耿；而且，作為丞相，他是秦始皇之外最有權力和地位的人，他的話一言九鼎，可以和秦始皇的聖旨相比。
秦始皇臨死之前就已經寫好遺詔，命長子扶蘇回都城成陽繼承皇位。遺詔寫好之後便密封起來由李斯保管，所以趙高要篡改遺詔再發布假的命令，必須要通過李斯。
趙高便邀請李斯一起商議大事，他對李斯軟硬兼施，陳說利害。趙高的意思是，現在秦始皇的遺詔隻有他們幾個人知道，而且遺詔上寫著立扶蘇為新皇帝，扶蘇是個寬厚的人，所以他肯定會更改秦始皇的法令，其中就包括李斯幫助秦始皇製定的嚴刑酷法。
這樣一來，因為新皇帝的觀點與秦始皇不同。也許李斯就會失去原有的權力和地位。
接著。趙高使出了殺手鐧。他開始離間李斯和還未即位的扶蘇之間的感情。他對李斯說：“扶蘇平素和蒙恬大將軍的關係最好，而且蒙恬多年來為秦朝立下無數的戰功，蒙恬的家族也是秦朝顯赫的大家族，擁有極大的政治勢力，所以蒙恬將成為新的宰相將是不可更改的事實。而您和扶蘇之間沒有任何的感情，也沒有恩情，所以他即位之後，您被冷落將是遲早的事情了。何況，您本來不是秦國人，您知道我們秦國有一個規矩，就是外來的臣子最多隻能得到一個皇帝的恩寵。
等到新皇帝即位，秦國的舊勢力就會想辦法把外來的大臣害死。商鞅、張儀，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嗎?請您好好想想吧!”
李斯聽了趙高的話，思量再三，覺得不無道理。這個時候，趙高本人處於一個扶蘇如果繼位自己就要麵臨“死”的困境。而李斯則處於一個扶蘇繼位之後自己將大權旁落的困境。他們的困境雖然不同，但是帶來困境的外因是相同的，那就是扶蘇繼位做皇帝。
李斯對自己的困境十分清楚，但是他一時也想不到對策，便問趙高應該怎麽辦。趙高就想讓李斯跟著自己的思路走，這時見到李斯就範，便將自己的想法拋出：“現在就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跟隨皇上一起出行的皇子胡亥，是一個仁愛謙遜的人，而且他胸懷大誌。總想著為國家鞠躬盡瘁。這樣的人才，正好可以輔佐他做皇帝。而且他知道是您全力推舉他登上皇位，一定會感恩戴德，今後您真是富貴不可限量了!”
此時的趙高，已經完全控製了局麵，因為他知道李斯除了讚同自己的意見之外已經沒有其他的選擇了。而讓李斯推舉胡亥做皇帝。則不用他趙高自己出麵，這種自己“為虎”，李斯“作倀”的計策確實天衣無縫。他們的博弈矩陣如下：趙高李斯合作不合作合作 李斯與趙高合作指數
從上麵的矩陣可以看出。合作是李斯和趙高的嚴格優勢策略，所以他們一拍即合，李斯心甘情願地當了趙高的“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