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博弈規則的製定與突破03
所謂“能屈能伸”，正是一種博弈原則。“屈”並不是為了求得一時的安逸，而是為了日後有“伸”的機會，而且“屈”與“伸”是並不矛盾的，恰恰是可以用表麵上的一時之屈換得日後順利伸展的良機。
陳平的這番話讓呂後十分高興，於是她便宣布封自己的兄弟侄子幾人為王。可是，上朝的功臣們十分不滿，尤其是右丞相王陵，覺得陳平在朝堂上的舉動簡直就是奴顏媚骨、背叛先帝，在下朝之後，他就當麵責問陳平為何說出讚同呂後主張的話來。
陳平麵對王陵的責問，緩緩地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先帝和功臣們訂立盟約的目的，是為了讓大漢江山長治久安，讓我們這些功臣效忠於大漢，為他的子孫盡心地服務。但是，現在呂太後當權，她所說的話名義上是代表我們的皇帝，可誰要是不服從，就會被扣上大逆不道的罪過。
現在王丞相您是因為功高位重，太後才沒有公開對您作出處置，但是也會暗中削弱您的權力。如果功臣們都像您這樣衝動，我們又靠什麽保護大漢江山呢?在朝堂上和太後明爭，拂逆太後的麵子，這一點不足取，因為在朝堂上的爭辯隻是一個形式問題，這一點上，我們做臣子的拗不過太後；而在暗中進行部署，讓先帝的子侄們能夠保存下來以待日後即位，我們這些功臣再保存實力保護劉姓江山，這一點上，太後也鬥不過我們。所以，何不順水推舟，暫時進行權變呢?”
聽了陳平這番解釋，功臣們才稍稍放心。不過，因為王陵在朝堂上和呂後當麵爭吵，呂後不久就把他調離丞相的職位，封他做地位很高但毫無實權的太傅，而陳平則因為這次權變的成功而留任，並升任為右丞相。在呂後去世之後，呂氏家族果然對漢朝江山有非分之想，這時候，陳平就與周勃等人齊心合力，剿滅了呂氏家族的勢力，輔佐漢文帝登基，使劉姓江山躲過了一劫。
陳平麵對呂後在朝廷上的強勢，知道不能硬碰硬，因為那樣的結果隻能是以卵擊石。所以，他采用了變通的方法，雖然表麵上看起來是對呂後作出了讓步，而實際上他的目的仍然是為了保全漢朝的江山，並且讓當初與劉邦定下誓約的功臣們的利益得到了應有的保護。陳平的考慮基於以下的三點：
第一，劉邦和功臣們訂立的契約，說違反了受封爵位這一契約的人就要天下共同討伐，這個說法是為了維護皇室和功臣的地位而設定的，所以隻要最後實現了保衛皇帝權威、保全功臣地位的目的，就可以在這個目的的允許下進行變通。
第二，在劉邦死後，中央大權落入了呂後手中，這個時候功臣和呂後之間的力量對比就有了變化。呂後手中操縱著皇帝，如果功臣與呂後對抗，呂後隨時會搬出皇帝的名義來，這樣就相當於是呂後和皇帝合作起來，破壞了原有的皇帝與功臣合作的局麵。所以，隻有維持原有的合作狀態，才可以繼續把合作進行下去。並獲得合作狀態下應有的利益。
第三，原有的契約裏麵說，違反了封王封侯原則的人，天下要共同討伐。這個說法可以理解為兩種情況：一是有人有這種居心，就應該討伐；二是這種情況成為了事實，應該討伐。而呂後當時的狀況，這種居心已經表露無遺，但是當時的力量對比，還不允許功臣們有討伐的舉動，所以按照第二種理解來處理，讓呂氏家族落下可以被討伐的口實，日後再圖討伐，自然是最為便利的辦法。
這三點考慮，正是建立在合作的規則之上，而且又被合作規則所允許的一種彈性權變。靠著這種權變，陳平才讓漢代江山沒有經曆太多的血雨腥風，保存了下來，並且恢複了原有的權威。這種結局，用圖表可以更加清楚地顯示出來：
呂後分封兄侄為王劉邦老臣呂後堅持呂後勝，群臣敗劉氏江山難保放棄呂後不快，群臣危險 劉氏江山難保順從呂後麻痹呂後，暫渡難關
等待時機，以圖大計
陳平的策略
巧妙而合理地運用機遇
法律和道德是一個社會顯性和隱性的博弈規則，除此之外，形形色色的規則還有很多。一般來說，為了維護一個社會的穩定，規則本身就需要穩定，古人所說“一國三公，吾誰與從”，就是政出多門，讓下麵的人無所適從的明顯例子。同樣，朝令夕改，也是人們所忌諱的，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一個國家的治理就像烹飪一條小魚一樣，是亂動不得的，稍有不當，小魚就支離破碎了。所以，規則為了發揮自身的“軌道性”功能，就必須具有絕對性、自然性。
可是，當我們把視野放寬放長，就會發現在不同的曆史階段，有著不同的法律、道德，也就是說，任何規則都不是萬古不變的，法律和道德這些所謂的規則是根據客觀情況派生出來的第二性的東西，而規則的變化最明顯的就是曆史上的各種改革。規則的變化，實質上就是博弈均衡點的變化，因為博弈處境變了，博弈的均衡點也就會變，所以法律道德的內容也會相應地改變。一旦改變成功，原來認為的“天理”就不再是“天理”，原來認為是神聖的規則就不再神聖。但是，改革要成功。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抓住契機：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打響一場正確的博弈規則改革，這本身也就是一場博弈。
在中國曆史上，開展這種博弈的人很多，從最早的西周建國初期的周公的禮製改革到清末的戊戌政變，實際上都是在進行改革博弈規則的博弈，但早期取得最大成功的當屬西漢的漢武帝的體製改革。漢武帝做了許多對以後曆史發展有重大影響的事情，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加強中央集權的政治製度，鞏固漢帝國的統一和發展，促進“大一統”觀念的形成。
這在當時看來固然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劉家政權，可是，從此以後，統一的觀念深入人心，中華民族在任何時期的各個割據政權都以實現國家的大一統為最高目標，這也是四大文明古國中，惟有中華文明能夠自始至終地延續下來而不被湮滅的一個重要原因。
事實上，漢武帝並不是實行“大一統”的首創者，從西周分封諸國之後，各國就開始了兼並戰爭，到戰國七雄的階段，實現全國統一的戰爭發展到最殘酷的階段，最後以秦國的勝利而告終，秦國為了實現這一天的到來，足足花了五百多年的時間。
秦始皇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建立中央集權的人，但是，秦始皇所建立的中央集權政治，基礎並不鞏固。在秦朝滅亡以後，項羽便曾一度恢複分封製，先後分封了十九個王。劉邦在和項羽爭奪帝位的時候，為了爭取有實力的人的擁護，對於一些有功的將領和一些有很大實力的地方貴族，也封他們為王，例如齊王韓信、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燕王臧荼等等。各個王在藩國裏，有很大的獨立性，他們直接控製著人民和土地，實質上就是地方割據政權。在取得天下之後，劉邦又東奔西跑，花了很大的氣力將這些異姓諸王一一剿滅，為此，劉邦自己也喪了命。
在消滅異姓諸王的同時，劉邦因為自己新朝廷的實力不能到達全國各地，又認為自己本家的子弟是可靠的，因此就分封了許多同姓子弟為王，把他們分封到各地去。西漢時期，全國大約有五十六個郡，但直屬中央的僅僅十九個，在各個藩國手中的卻有三十七個，這種枝強幹弱的局麵在漢初幾十年中央和地方實力都還弱小的時候，矛盾還沒有顯露出來。
漢初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封國之間是一種合作性的博弈，中央需要地方的封國來支持形式上的劉氏政權，防範外來或外姓勢力顛覆劉家的天下，這在鏟除呂氏家族勢力時表現得最為明顯。地方需要中央的冊封來確認他的合法地位，並以中央作為自己統治的後盾，因此，它們是合則兩利，分則兩害。所以，這時候的博弈應該是劉氏和潛在的威脅劉氏政權勢力的博弈，從圖可以表明，中央和地方應該是合作性博弈。
西漢前期的中央與地方關係
漢初建國時，統治者根據當時社會經過長期戰亂，百姓財力匱乏，急需休養生息的情況采取休養生息，不與百姓爭利，清靜無為的治國策略。
這種策略在漢初證明是行之有效的，經過文景之治，西漢已經是國富民強。但在漢中央政府的力量強大的同時，各地藩王的勢力也比以前大得多了，他們各自發展勢力，擁地自雄，這就使中央和各藩國的矛盾尖銳了起來。在三十稅一的政策下，商人和地主大量兼並農民的土地，各地都出現了大大小小的豪強勢力。利益的驅使，使中央政府必須有所作為，才能解決當時的矛盾。
漢武帝十六歲時便登上了皇帝的寶座，那時候掌握大權的是他的祖母竇太後。竇太後崇尚道家思想，主張清靜無為，實際上是一個保守現狀的守舊派。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後死去，漢武帝才解除了施展政治抱負的障礙。
漢武帝為了把一切大權都掌握到自己的手裏，使自己的政治抱負能夠順利地實現，首先便是削弱丞相的權力。丞相本來在行政上總理一切，地位很高。這時候漢武帝就將原來在他身邊隻管拿拿文書的尚書或中書（用士人稱尚書，用宦官稱中書，職務一樣）的地位得到提高，終於使丞相成為有名無實的職位。漢武帝以後的漢朝的曆代皇帝，直到東漢，“中書”或“尚書”都是中央發號施令的機構。
在把國家大權完全掌握到自己的手裏以後，為了使王權得到徹底的貫徹，就必須加強中央集權製度，這就麵臨著和藩國直接進行一場權力與利益的博弈。漢武帝采取了主父偃建議的“推恩”辦法，命令藩王們不能把封地僅僅傳授給繼承王位的長子，而必須劃出一部分來分封給其他子弟做諸侯國，並且規定這些諸侯國不再受藩王的管領，而直接由各地的郡來管轄。這樣一來，藩國的土地越分越小，小的隻有三五個縣，大的也不過十幾個縣，勢力越來越弱，自然也就無法跟中央對抗了。
與此同時，漢武帝還用種種借口來剝奪侯國封君的爵位。漢武帝每年八月會諸侯於廟中，諸侯必須出金助祭，元鼎五年（前112年），漢武帝借口列侯所獻黃金分量和成色不足，奪爵一百零六人。據統計，漢朝初年因功封侯的有一百四十三人；到漢武帝太初年間（前104——前101年）就隻剩下了五人。經漢武帝自己封侯的有七十五人，而其中六十八人後來被剝奪了爵位。因推恩法而封侯的各藩王子弟一百七十五人，在漢武帝手裏失侯的也有一百一十三人。
為了同樣的目的，漢武帝又加強了原有的監察製度。漢朝初年，中央政府雖然因沿用秦朝的製度設有禦史大夫，但廢除了負責監察地方的監禦史。漢武帝貝Ⅱ把監察製度大大加以擴充，並建立了“州刺史”製度。漢武帝將全國分為十三個道，設置了一個司隸校尉和十三個州刺史，分別負責中央和地方的監察工作，對各郡國進行嚴密的監督：監督的第一條就是“強宗豪右”，包括地方豪強和郡太守是否遵守中央法令，是否互相勾結稱霸逞強等等，此外，州刺史還有直接行使“治斷冤獄”的司法權。
漢武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統治，還建立了一套選用官吏的製度。漢武帝以前，中央政府的大官，多是功臣或功臣子弟。這樣，官吏的來源很狹隘，而新興的地主階級隨著力量的加強，他們迫切要求政治上的地位。漢武帝通過“察選”、“薦舉”、“征召”等各種方法“破格用人”，把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大量提拔起來，充當中央和地方的官吏，從而加強自己的統治力量。漢武帝還設立“太學”，通過學校來選拔官僚。
這樣，漢武帝就把秦以前已經開端，秦始皇曾經加以發展的官僚製度大大加強了。用從“民間”（實際上是地主階級中間）選拔出來的官僚來代替享有世襲特權的貴族，沒有被廢的王侯隻是“衣租食稅”，地方豪強的行為也受到嚴密的監督，秦始皇開始建立起來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到漢武帝這時候才算鞏固了。
漢武帝體製改革的最大特色就是剝奪了世襲藩王、功臣貴族的權力，從中小貴族中選拔人才，實行任期製，而廢除終身製。這事實上也就是一場二。維護帝王的權力，而與地方勢力展開的博弈。對漢武帝來說，他有加強中央集權和維護現狀的兩種選擇，地方勢力有反抗和服從的選擇。漢武帝加強集權，地方反抗，中央必須付出一定代價，但中央勢力已經得到大大加強，最終會勝利，單個地方勢力已經無法抗衡，對抗諸侯隻會身死國除；不反抗，還能夠“衣租食稅”或享受朝廷俸祿，保存一定的利益；漢武帝不加強中央集權，維持現狀，中央獲益相對小一些，地方如果再反抗，諸侯利益隻會徹底廢除；不反抗，利益自然會較加強中央集權大一些。漢武帝之所以要加強中央集權，是因為國家的統一，必須改變那種政出多門的狀況，加強君主的絕對權威。他之所以能夠大量地剝奪藩王、諸侯的爵位而沒有受到武力反抗，是因為在他父親漢景帝時，地方勢力在最強的時候，爆發了一次“七國之亂”，七個實力強大的諸侯國聯合起來和中央對抗，也僅僅持續了三個月。而武帝時期，中央實力進一步加強，地方武力反抗也是自取滅亡，徹底失敗；而不對抗，還能最低限度的保存自己的利益。用圖則可作如下表示：
漢武帝時期的中央與地方關係
漢武帝的改革使中央和地方勢力由建國初期的合作性博弈轉變為非合作性博弈。
在這場博弈中，漢武帝成功地改變了博弈規則，最大限度的加強了中央的權力，將地方勢力壓縮到最低限度，而博弈取勝的關鍵點就在於他在最佳的時機展開博弈，規則的製定和修改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所以他成功了。
要有一個明確的目標
博弈的核心，就是圍繞著一個規則，各方或者合作，或者單幹。其實，就算是沒有合作的博弈，也是要一個規則的，那種情況下，規則的作用就在於製約各方朝著最大的利己目標發展，而又不會采取互利的形式謀求各方的利益。
如果把這一規則推而廣之，就可以發現，在完成同一項任務的時候，因為時間的變化或者執行者關注重心的改變，這項任務中也會出現不同的預期目標，那麽，如何把這些預期目標進行統籌，就是一個博弈的問題了。而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在不同的工作重心下，調整思路，修改博奔規則。可以說，在不同的階段，因為重心不同，所以要完成的目標也不同，因而這些不同的預期目標，就可以看做是一個個沒有互利關係的單方麵利益。那麽，如何讓這些單方麵的利益得以實現，又不會因為一個目標而犧牲其他方麵的利益呢?這就需要在調整規則的時候仔細考慮。
對規則進行調整和修改，需要一個相對固定的出發點，這就是在為了實現一個既定目標的前提下，在特殊的情況下采取一些權宜之計。如果既定的目標都被拋開，那麽，由此帶來的所謂“變通”或者“靈活”，就不是進行博弈的規則調整，而是朝令夕改、政策混亂。
在《列子》中，有一個諷刺修改既定目標而行事的故事：一個養猴子的人，用橡子喂猴子。他對猴子們說，早上喂它們三個橡子，晚上給它們四個橡子。猴子們聽了之後比較生氣，他趕忙說，那就早上給四個，晚上給三個，猴子們才高興地同意了。這個故事諷刺了那些喜歡朝令夕改、反複無常的人，嘲笑他們是像猴子那樣的蠢人。
看上去這好像就是一個笑話，但實際上這種被實際情況牽著鼻子走而不自知的情況卻屢見不鮮。在中國文明的發展曆程中，黃河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曆朝曆代開發黃河、治理黃河的舉措，也成為中華文明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明朝對於黃河的治理，正是沒有合理變通規則，錯誤地進行目標轉移的教訓。
明王朝的統治前後共計二百七十餘年，其中，明太祖朱元璋和建文帝朱允墳都以南京作為首都，這個時期對黃河的治理，隻不過是對國家境內一條大河的治理。自從明成祖把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之後，大部分時間都是以北京為政治、軍事中心的。為了維持首都北京數量巨大的糧食和各種消費品的需求，在明成祖永樂九年（1411年），明成祖下令修複了元代在北京附近開鑿的會通河，又溝通了從江南到北京的水道，使北京和江南建立了水運上的直線聯係。從此以後，北京的物品需求，就主要依靠南北運河運輸，這樣一來，維持南北大運河的漕運暢通無阻，就成為明政府一個重要的經濟問題，更是舉足輕重的政治問題。
運河漕運既然成為明代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內容，與運河有關的方方麵麵也就越發重要起來。因而，穿越運河而人海的黃河就與漕運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明成祖永樂年間以後的二百多年時間裏，對黃河的治理，基本目標就是保證漕運不受影響。
當時，黃河的決溢泛濫大多在河南境內發生，尤其是開封上下，決溢次數非常頻繁，黃河由中遊所挾帶的泥沙也經常淤積運河的河道，而使漕運受阻。當時，治理黃河、運河，與黃河奪淮人海後產生的治理淮河問題交織在一起，錯綜複雜，治理的困難程度超過了以前的任何一個時代，河道的紊亂也超過了以前的任何一個時期。麵對黃河、運河治理過程中問題相互交叉的形勢，明代的治河者既害怕黃河決堤衝毀或者淤塞運河河道，又希望借用黃河之水，以補充運河的水流量，增加運河的深度，以保證運河的暢通。這種治理黃河的思路，就是既想遏製黃河的水患，保障漕運的順利暢通，又想引導黃河之水，趨利避害，以黃河水支持漕運。明代人也正是出於這種極力避免黃河水患破壞社會生活，又要利用黃河水流支持運河漕運的雙重願望，一方麵竭力防止黃河妨害運河暢通的情況，特別是防止黃河向北擺頭侵犯會通河，避免黃河衝毀運河河道；另一方麵又要不使黃河幹流脫離徐州以南的運河河道，力圖引黃河之水充實運河，保證運河水量充足，來保證漕運的順利進行。
為了避免運河經常被黃河所侵擾、破壞，明代開始了開鑿新運河河道避開黃河泛濫區域的方法。應該說，這個方法是通過變通規則。使黃河與運河河道相分離，這樣治理黃河就可以不必考慮到漕運的問題了。到了明神宗萬曆年間，新運河全線基本竣工，避開了黃河容易決口、泛濫的險段三百三十裏。不過，明人避開黃河以保證漕運暢通的目的，一直到明朝滅亡也沒有完全實現，仍然有將近二百裏的路程需要以黃河河道作為漕運幹線的一部分來維持。
對規則進行調整和修改，需要一個相對固定的出發點，這就是在為了實現一個既定目標的前提下，在特殊的情況下采取一些權宜之計。如果既定的目標都被拋開，那麽，由此帶來的所謂“變通”或者“靈活”，就不是進行博弈的規則調整，而是朝令夕改、政策混亂。
作為一個政權，要保證首都的安定與繁榮，是十分必要的。那麽，如何保證向首都暢通無阻地運送物資，並考慮到讓沿途的百姓生活在穩定的環境下不至於造反起義呢?這就要采取合理的方法才能實現了。明代前期治理黃河的經驗證明，要實現國家中樞與地方社會安定的“雙贏”。就應該在兩者的利益之間尋找一個契合點，然後再製定相應的政策進行管理。黃河的泛濫已經成為黃河中下遊地區人民的大災難，同時也是阻礙向首都運輸物資的攔路虎，所以，二者都希望將黃河治理好，盡管他們的出發點和目的不同，但是出於“趨利避害”的基本原則是沒有不同的。到了明代後期，在黃河的治理問題上，和“保漕”的經濟目的相背離，出現了在南部的“護陵”問題。
明代前期為了保證漕運、護衛京師，對黃河及其沿線作出了一係列的處理，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這些短期的成就也為明朝後半期的治河埋下了十分嚴重的隱患。它使黃河水患從河南一帶南移到山東、南直隸一帶，尤其集中於曹縣、單縣、沛縣、徐州等地，但是這些地區恰恰是明代皇家陵寢的周邊地區。當時，明代的鳳陽皇陵、泗州祖陵、壽春王陵都在黃泛區之內，所以河患屢次危及到明代的祖陵、王陵、皇陵，使得明代後期治河的思路不得不從前期簡單的為安定以及為經濟利益的“保漕”目的轉到與事關皇家陵寢安危的政治因素——“護陵”上來。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黃河在淮河與泗水之間決口，大水漲到了泗州的明祖陵陵門，令當時的君臣大為震驚。於是，“護陵”壓倒了保障漕運的目標，成為明代中後期治河的首要原則。但是，由於護陵要確保黃河所流經的南部地區不能過遠，而保障漕運則要求黃河要在不淤塞河道的前提下充實運河的水流量，這一南一北兩大限製使治理黃河陷入了政治經濟兩大問題的範圍之中，治河的成效大打折扣。這種情形，一直到萬曆年間運河的新河道開通之後才有些許好轉。但是，護陵這個目標在很大的程度上束縛了明朝人治河的能動性，使他們束手束腳，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缺乏全局觀，因而治河的收效甚微，在漕運和明祖陵都受到威脅的時候，他們也往往一籌莫展，應付起來也是捉襟見肘。
應該說，明代後期將治理黃河的目的由保障漕運改為保護祖陵之後，雖然在保護祖陵不受黃河侵蝕淹沒方麵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遠遠不如前期為了保障漕運暢通而取得的成就大。從這一前一後的對比，就可以看出，明代後期的治河，因為隨意改變既定目標，使前期治河積累下來的經驗失去了用武之地，反而使漕運的暢通也時時受到威脅，確實得不償失。之所以會這樣，就是因為明代人在那個皇權至上的時代，一切以皇家問題為中心，所以不得不放棄原有的治河目標，而將政治目的作為第一位的要務來指導治河工作。
明代治河的人和發出治河計劃的最高統治者們，既以政治目標為綱忽視其他方麵，又不懂得變通規則，所以朝令夕改，讓黃河水患得以繼續肆虐。
明代的統治者和治理黃河的人，不也是像“朝三暮四”的故事裏麵那個被猴子嘲笑的人一樣，被黃河所戲弄而自顧不暇，被迫放棄既定目標而得過且過的蠢人嗎?由明代治河的曆史，我們恰恰可以看到不懂變通規則隻知變更目標的可悲。我們可以用圖作如下表示：
黃河泛濫政府治理以護航為主人民支持有所改善，利於大以護陵為主反對勞民傷財，得不償失
明代治河的策略調整
合作才能發展
人際關係之中，最重要的是什麽?是合作的關係，這種關係在處理重大問題上體現得尤其明顯，因為一個人或者一個單獨勢力不足以完成複雜的事業，隻有通過某種協議，與其他人、其他勢力達成共識，互相支援彼此合作，才能完成目標。
這就是博弈產生的基礎，如果沒有合作的需要，那麽可能博弈的精神就不會出現，至少在中國曆史上是如此。實際上，在中國曆史上，合作性質的博弈多於不合作乃至鬥爭性質的博弈（不過在西方曆史上則恰恰相反），所以，能否與他人合作，如何就一個目標進行合作，是能否產生博弈規則的重要誘因。
在中國曆史上，這種情況，在進行改革的時候表現得十分突出，因為改革的主體大多來自於下層，而他們卻又往往不采取合作的態度，而是孤軍奮戰。中國曆史上改革多失敗，正是改革主體與博弈規則衝突的結果。
一般來說，最傾心於改革的、最堅定的力量，往往來自於下層。可是，來自下層的官員們，卻因為缺乏政治資本，隻能靠特殊的途徑謀取高位，而他們自己也往往因此而受到指責，他們自己也因為缺少支持而采取激進的手段打擊反對者，最終或是與反對派同歸於盡，或是被反對派打垮。來自下層的人士雖然傾心於改革，但是他們缺少在政治上的發言權，所以他們一旦獲得了施展抱負的機會，就要修改施政原則，而修改施政原則的同時，也要為推行自己所製定的新規則而打擊在政治上占重要地位但反對他們的勢力。因此，他們的改革，往往是把政治鬥爭也摻雜在改革措施之中，讓改革本身帶上了汙點，所以一旦他們的政治地位被動搖，他們所推行的改革，修改的規則也將被一並推翻，使事業和他們自己的政治生命一同終結。
發生在唐朝中期的“二王八司馬”革新運動，就是最為明顯的例證。
安史之亂以後，唐朝的統治危機不斷加深，藩鎮割據、宦官弄權鬧得烏煙瘴氣。但是，仍然有很多讀書人沒有放棄振興唐朝的努力，他們要求改革弊政，經常在朝野各處宣傳變革的重要性。
在中晚唐聲勢浩大的改革呼聲中，“二王八司馬”（因為其核心人物中，兩人姓王，另外有八人在改革失敗後被貶為司馬，故稱“二王八司馬”）革新就是其中曇花一現的改革火花。他們在唐德宗駕崩之後，利用自己和新皇帝唐順宗的私人關係而人主朝廷，進行改革。但是因為他們執行的政策針對性太強，受到極大的阻力；他們違背官員升遷的原則驟然顯貴，也引起許多朝臣不滿；加之他們行事不甚光明磊落，甚至在搞小人的伎倆，也失去了很多支持者。
最終，他們在新一輪的皇位競爭中成為犧牲品。其核心人物王叔文被貶的第二年就被賜死，王伍被貶之後病死，另外八名主力幹將也被貶為邊遠地區的地方官，這些人是：永州司馬柳宗元，朗州司馬劉禹錫，崖州司馬韋執誼，虔州司馬韓泰，饒州司馬韓曄，台州司馬陳諫，連州司馬淩準，郴州司馬程異。
這些人多數出身低微，在朝中沒有任何依靠，雖然劉禹錫、柳宗元是當時著名的文學家，但二人在政治上並無建樹，所以隻是憑借自己在文壇的影響以及同太子之間的親密關係而置身於高層的。但他們自己也沒有拿出可行的革除弊政的方略，以他們的政治影響力，要鏟除宦官和藩鎮對唐朝的禍害，就如螳臂當車一般，可是他們自己卻認為隻要太子做了皇帝，他們革除弊政的願望就可以實現。
後台程序是超越公眾知識之上的，因而帶有權力的壟斷性。如果不考慮到這些後台程序背後的權力，隻是從表麵出發，進行全盤推翻舊有規則的休克療法，自然會驚動掌握後台程序的權力擁有者，因而，這些休克療法，隻不過是隔靴搔癢。
等到唐德宗年老之時，太子李誦身邊的二王、劉柳等人開始摩拳擦掌，為太子即位施政作各方麵的準備。二王和太子孤掌難鳴，結交劉禹錫、柳宗元身邊的年輕人為己所用。而柳、劉身邊的那批文學之士太過急功近利，因為自己資曆太淺一時無法出任高官，便將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希望太子即位之後能夠破格提拔他們。
果然，通過太子和二王，柳宗元和劉禹錫被破格任用，他們身邊的年輕人也都躍躍欲試，紛紛為太子獻策。因為他們所論的政事大多是關於當時有實權的宦官、權臣和藩鎮的，所以他們隻能秘密往來，這種詭秘的行為遭到了許多大臣的非議。
他們革除弊政的願望雖然美好，但是二王、劉柳出身低微，缺乏政績，加上行蹤詭秘，令許多人反感，在朝中自然也沒有威望，隻能利用太子的名義，並結交宦官、後妃等勢力來壯大自己。這樣，他們雖然在道義上可以得到百姓的支持，但在政治上沒有合法性，使得本來就很困難的改革失去了朝中大臣們的認可。而且，他們為了保全自己，也做出了一些傷及無辜的事情，擴大了反對派的實力。王叔文等人清除朝中的異己，卻不敢向手握兵權的宦官和割據一方的節度使下手，真正的政敵沒有打擊，可以成為聯盟者的官員們也被推到反對派的一邊，他們最終的敗亡，在這裏就已經初現端倪了。
唐德宗病逝後。太子李誦即位，是為唐順宗。但宦官們並不甘心，而缺乏政治鬥爭經驗的二王劉柳等人，卻以為太子做了皇帝就穩操勝券，開始大刀闊斧地改革弊政了。
首先，他們抬出了德高望重的老臣杜佑為宰相，作為他們順利交接政權的籌碼。同時，他們又迅速改組廠宰相班子，又將德宗時被貶的名臣陸贄、陽城等人召回，但召回他們隻是為了擺出一副禮賢下士的姿態，而不是真的要任用他們。
這一係列的官員任命，雖然有杜佑、陸贄、陽城等人做招牌，但實質就是要安排二王、劉柳集團的人為高官，當時許多大臣都已經看出這一點，對此非常不滿。而二王、劉柳卻渾然不覺，以為自己的政治地位已經穩固，便不顧宦官和地方節度使的反對，針對這兩大勢力造成的弊政采取了果斷行動。
他們以順宗的名義頒布詔令，取消弊政，這種一刀切的做法，雖然雷厲風行，但打擊麵過大，所以雖有皇帝的爭命令，下麵還是不能執行，反而令本來擁護改革的百姓寒心。
二王等人認為，要使國家徹底有起色，單單在政治上打擊藩鎮和宦官是不夠的，還應該改革經濟管理製度。這種想法是對的，但是他們實行的政策又是“一刀切”，沒有考慮到實行起來的難度；二王想加強中央對財政的控製，將當時控製財政的重臣大部分解職。因為這一改革中二王作了妥協，將杜佑抬出來管理財政，並讓本來做鹽鐵轉運使的李犄任命為節度使，暫時緩解了矛盾，但隱患依然存在。
接下來，王叔文等人開始準備解除宦官的兵權，想將統兵權收歸中央，由他們管理軍隊。可是，當時作為中央禁軍的神策軍已經完全由宦官控製，宦官在軍隊中的控製力已經根深蒂固，一時難以拔除，可二王因為害怕宦官擁兵自重對自己不利，始終把宦官在軍隊中的影響力視為自己的心腹之患。他們想趁宦官不備而接管軍隊，可是很快被宦官們察覺，二王奪取兵權的努力以失敗告終，而且二王集團和宦官的矛盾開始公開化，宦官門也準備正麵回擊。將他們一網打盡。
幾件事情積累下來，使得二王集團在政治上陷入絕境，德宗時期的幾個著名的大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人因為軍權幾乎被剝奪，率先開始了打擊二王勢力的活動。他們擁戴順宗的長子，以牽製二王的改革。王叔文在此時無計司施，隻能使用陰謀手段，繼續詭秘地會談，令本來采取觀望態度的大臣們十分失望，視他們為奸佞小人。二王、劉柳在朝廷上無可依仗，隻能扶植自己的心腹，而且他們提拔的多數都是毫無資曆的文人學士，這種用人政策惹惱了許多大臣。
在俱交珍、瀏光琦等宦官的堅持下，順宗冊立了他們所支持的皇子李純為太子，王叔文和皇帝之間的聯係也被宦官們陰謀隔斷。王叔文心知局勢已經不可挽回，悲憤之餘隻能吟誦杜甫感懷明相諸葛亮的《蜀相》中的名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而後，因為二王的改革觸動了地方節度使的利益，一些強悍的節度使如韋皋、裴均、嚴綬等三大藩帥相繼上表，攻擊王叔文等破壞綱紀，危害國政，同時逼迫順宗讓位於太子李純，不久順宗就被宦官所害。
事已至此，而王叔文還想求得宦官的支持。這無疑是王叔文陷入絕境又不甘失敗的一次掙紮，可是不僅沒有取得任何有效的支持，反而遭到宦官俱文珍、劉光琦等人的指責。第二天，王叔文就因為母喪而被迫辭官離任，最終被賜死。改革派與實權派的鬥爭，用矩陣圖可作如下表示：
激進的休克療法
二王集團起於民間，所以對百姓的疾苦、政治的腐敗多有切身體會，也有改革弊政的願望，他們提出的改革方向，也是基本正確的。但是，他們因為出身低微，隻能靠依附太子而迅速登上高位；又因為本身沒有政治實力，討論政事隻能采取秘密形式；執政之後因為缺乏支持，自己又不懂得爭取盟友，導致孤立無援；想削弱宦官和藩鎮，卻因為沒有發動可以依靠的社會力量，隻能用權謀手段，終於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導致他們失敗的因素之中，不計成本的一味急進蠻幹，引起中立者和支持者的反對，是他們迅速敗亡的最重要原因。他們以為自己可以隻手擎天，修改誤國誤民的政治規則，最終非但沒有成功，反而使革新成為以小人伎倆做正義事業的鬧劇。
盲動的不計成本
從常理上說，國家出現了危難情況，而且危難是由於舊有的一切，比如製度、思想、習俗不適應新時代所引起的，執政者就應該順應曆史潮流，進行變革，推行新的政策，扭轉局勢，但這隻是常理而已。執政者自己所依靠的，恰恰是那些已經不適應曆史潮流的一切，如果要變革，勢必要削弱他們的統治，動搖他們的勢力，所以，越是這個時候，變革就越困難。
在國家危難之際，執政者反對變革的時候，國運便岌岌可危。如果要在這個時候修改舊有的一切製度與秩序，就應該先把政權牢牢地掌握在變革派的手中，這樣才能保證新政策的順利推行和國運的振興。如果沒有這個前提，不但變革難以成功，秩序無法改變，甚至會使變革者自身受到威脅，國家的前途命運也作為變革派和保守的執政派之間鬥爭的代價而被犧牲掉。
說到底，這就是維新與守舊雙方在爭奪政治控製權和權威話語權上的一種博弈。雙方的態度肯定是不合作的，那麽如何占盡先機，在奪取政治控製權之後推行自己製定的秩序，對維新派來說，是個關鍵的問題。可是，維新者往往注意不到這一點，而是在沒有控製局勢的時候就衝動地推行自己的治國方針，這樣的結果，隻能是在守舊派的反撲中把自己的政治生命與治國方略一起葬送。
在搖籃中就被扼殺的清代戊戌變法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清朝從鴉片戰爭開始，就一步步淪為列強的盤中之餐。光緒皇帝即位時，這種國家的劫難更是愈演愈烈。光緒皇帝苦於尋不到強國之路，困惑不已，在他困惑的同時，列強們也在變本加厲地從中國獲取更多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正當光緒帝苦苦探求報仇雪恨、振興朝政的時候，一種新的力量正在神州大地上生成，這就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勢力。
康有為在光緒十四年（1888年）時，就曾上書。可惜他的上書光緒皇帝並未見到。此後，在公車上書運動中康有為又撰寫了奏章，一個多月後，光緒終於見到了這篇奏章。康有為認為，隻要當機立斷，速圖自強，同樣可以拯救國家。
這篇奏章吸引了皇帝，康有為精辟的論述是光緒帝聞所未聞的。“窮則變。變則通”的觀點在皇帝的心靈深處引起強烈的共鳴，光緒看到了振興朝政的前景。
1897年11月，德國侵占膠州灣。在此局麵下，康有為再度來到北京，他在向光緒上書中警告說：“如果再不變法圖強，恐怕大清國將土崩瓦解，你這個皇帝也當不成了。”這份措辭尖銳的上書，由於守舊朝臣的阻撓未能遞到光緒帝的手裏。康有為還試圖發動台諫官員聯合起來呼籲清廷變法，可惜響應者寥寥。
局麵愈來愈嚴重，而守舊大臣卻袖手旁觀。康有為百般無奈下，準備啟程南歸，此時光緒的老師翁同穌前去挽留，並轉達了光緒對他的殷切期望。為了挽救危局，促進變法**早日到來，康有為除了呼籲變法外，還組織了以“保國、保教、保種”為宗旨的保國會。由於有了光緒皇帝的支持，維新派理直氣壯的宣傳鼓動，變法的聲浪此起彼伏，震動京畿。
然而，守舊勢力對改革非常敵視，對於康有為組織的保國會也極為切齒；而對於光緒帝同情支持維新派一事，更是感到十分痛心，於是，他們聯合起來，紛紛向光緒帝進言，說祖宗成法千萬不可變，光緒帝對此不予理睬。但是，有如此眾多的大臣出來阻撓新政，卻也使他深感變法前途的艱難。
1898年5月2日，軍機大臣剛毅向光緒帝提出要懲治保國會及康有為。守舊派對保國會極為痛恨，榮祿曾公開揚言：“康有為創立保國會，現在許多大臣未死，還不勞駕他保。他肆意亂為，非殺不可。”而禦史潘慶瀾則直接向皇上遞折，嚴厲反對康有為立保國會的“劣跡”，而光緒帝的態度十分明確，將守舊派殺氣騰騰的言論，通通都駁了回去，他甚至通過親王奕勖向慈禧捎話說：“太後如果仍不給以主事的權力，我願退讓此位，不甘做亡國之君。”表白了他決心要把變法提上日程的誌向。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經過長時間的努力，終於向全國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書。這道詔書大體上體現了維新派的政治要求，宣布了要變更成法，博采西學，達到發憤為雄的目的。但是，其中也摻雜了一些折中，甚至是守舊派的觀點。這種情況說明，變法在剛一開始就麵臨著嚴重阻力，沒有慈禧的允諾，一切變革都無從談起。
如何把握後台程序?最關鍵的地方，就是要先成為後台程序的控製者和擁有者，這是一個非合作博弈的過程，如果試圖用信義、利益去達成合作博弈，結果就隻能是一敗塗地，道理很簡單：獨占性的後台程序作為一種資源，是不可能通過合作來讓渡的。
國是詔書頒布後，光緒召見康有為。他決計按照康有為所設計的“假日本為向導，以日本為圖樣”，對傳統的祖宗之法進行徹底的變革。
在古今中外的曆史上，任何大規模的政治改革總是有人讚成，有人反對。有些明明是錯誤的東西，但是，一旦要改掉它，就會有人出來大唱反調。百日維新也是如此，例如，八股取士是一種禁錮士人頭腦的腐朽製度，在中國已有數百年的曆史，康有為及維新派多次上書痛陳八股危害，認為它禁錮士子的智力發展，要求盡快廢除。
因此，光緒命令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廢除八股文，一律改試策論。但諭旨頒布不久，北京就亂成一團。一些讀書人怕因此失掉這個往上爬的階梯，極為不滿，有的人甚至懷揣利刃，準備要對康有為等人行刺，以發泄他們對新法的仇恨。浙江學政陳學菜公然上書朝廷，表示不讚同廢除八股，聲稱一旦廢除八股，勢必釀成大禍，不利於皇權的穩固。
進入農曆七月之後，光緒變法的步伐比以前有明顯加快。他不顧守舊官僚的強烈反對，下令對舊有的官僚體製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對各地的行政官員、冗員及閑員下令要在一個月之內裁汰淨盡。這些嚴厲的措施在中央和地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守舊派官員群起出動，與新政為敵，他們造謠說：“皇帝吃了康有為的迷魂藥。”有的直接上書，請光緒誅殺康有為、梁啟超，以平息“民憤”，保全國體。光緒帝對此十分氣憤，令譚嗣同駁斥這些言論，竭盡全力保全維新力量。
政治改革的深入與新舊兩黨的尖銳衝突同步進行，進入戊戌七月之後，光緒深知守護大臣與自己誓不兩立，於是更加放手辦事。他不理睬守護大臣的反對，而將譚嗣同、林旭等四人提拔為軍機章京。而後，禮部右侍郎徐致靖上了一道《保薦袁世凱折》，說袁世凱智勇雙全，是可以信賴的維新誌士。光緒正因為自己手頭沒有可靠的武裝力量作為推行新法的後盾，因此一見徐氏的奏折，當即召袁進京。他原以為袁世凱的這支新軍讚同變法，守舊勢力當會有所收斂。
剛剛進入農曆八月，京師的氣氛已變得十分緊張，新法能否繼續推行成了京城裏人們議論的中心話題。不管是守舊官僚，還是維新誌士，都注視著光緒與慈禧太後將會如何動作。
9月14日上午，光緒帝去頤和園，他考慮該如何說服太後，因為這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問題。早在康有為正月初三遞上的奏折中，提出了設立製度局於宮中，提拔通才以議新政的重要建議，但遭到守舊勢力的堅決抵製。因為這個機構一旦設立，有的軍機處就會被架空。因此，長期以來圍繞要不要提拔維新誌士的問題，爭論不休，不能形成決議。
光緒向慈禧提出了設立製度局的想法。可是這一試探觸怒了慈禧，慈禧指責他要把祖宗的家業葬送於康有為之手。光緒擔心守舊派會在近期內采取非常舉動，於是在這次和慈禧的會談之後，很快就在頤和園秘密召見袁世凱，讓他專管練兵，做新法的後盾。
可是，9月18日，守舊派楊崇伊上書請慈禧立即訓政，防止維新黨人亂來。這天傍晚，譚嗣同按照康有為的授意，勸說袁世凱軟禁慈禧、捕殺榮祿，結果被袁氏出賣。
9月19日，慈禧突然發動政變，把光緒幽禁，同時開始搜捕維新人士，譚嗣同、康廣仁、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被捕後在菜市口被處斬，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至此，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以失敗而告終了。可以用矩陣圖作出說明：
戊戌變法中兩黨的博弈
從上圖可以看出，處於弱勢的群體如果公然與強勢群體對抗，隻能一敗塗地。戊戌變法失敗的最主要原因，是變法派在政治上的實力不如守舊派。變法派大多是書生，雖然也有少數地方官員和中央次等官員，但是和守舊派比起來，簡直是雲泥之別。守舊派既有手握政權的慈禧太後，又有軍方大員榮祿，加上那些皇親國戚，無論是數量上還是絕對力量上都遠遠超過了變法派。同時，變法實行的政策雖然符合了當時的曆史潮流，卻大大損害了守舊派的利益。因為時勢危急，不可能采取溫和的政策，而且對守舊派溫和，也無法真正進行變法。正是這些自始至終就存在的矛盾，讓光緒皇帝在要救國還是要皇位的兩難選擇中選擇了變法救國，卻因為沒有考慮到變法中的巨大阻力和敵我勢力的力量對比，最終遺恨終生，使自己和國家的命運一起陷入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