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極則昏，靜極則明

【原文】

時當喧雜，則平日所記憶者，皆漫然忘去；境在清寧，則夙昔所遺忘者，又恍爾現前。可見靜躁稍分，昏明頓異也。

【譯文】

每當環境喧囂心情浮躁時，平日所記憶的事物就會忘得一幹二淨。

每當環境安寧、心神平和時，以前所遺忘的事物又會忽然浮現在眼前。

可見浮躁和寧靜隻有一點區分，靈智的昏暗和明朗就會迥然不同。 【解讀】

靜和躁是我們情緒中兩種不同的狀態，這兩種情緒給我們帶來的效果卻明顯地不同。在吵鬧的環境中，人的情緒很容易受到幹擾而失去理智，也許會做出什麽讓人後悔的事情。在安靜的環境中，心情平靜，對事情的考慮就會縝密周詳，此時對自己進行反省也會取得好的效果。如果一個人能修煉到即使在喧鬧中也能保持冷靜的頭腦的地步，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算具備了取得成功的心理基礎。 【事典】

興文字獄，掀起驚濤駭浪

在洪武年間的文化專製中，屬文字獄最為嚴厲，因而也最為有名。朱元璋大興文字獄，在文字上吹毛求疵，用以控製文人士大夫，剪除異己，誅殺文人儒士。所謂文字獄，就是朱元璋通過挑剔文字的過錯而興起的大獄，不管是上級表箋，還是平日寫就的隻言半語，也不管是自己寫的，還是抄別人的，都可以作為文字獄的罪證。文字獄是專門對付文人士大夫的一種“特刑廷”，是洪武年間朱元璋實行思想鉗製，鞏固專製主義皇權統治的重要手段。朱元璋對文人士大夫由信到疑，由委以重任到大肆殺戮，並非突發奇想所致，而是有內外原因的。朱元璋是一位身經百戰的馬上皇帝，武能指揮千軍萬馬，馳騁疆場。同時，由於他的勤奮好學，建國時，已是滿腹經綸、博通經史的天子了。洪武年間，各項朝儀、禮儀、法律、科舉、學校等規章製度均出自文人之手。朱元璋深知，馬上功夫可以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亂世

用武，治世用文。因此，明王朝建立後，他重用文人。應該說到這個時候為止，朱元璋都不是個心眼小的人，也不怎麽挑剔文字，但是後來發生的一件事，卻給了朱元璋很大的震動。據《閑中古今錄》記載，由於朱元璋重用文人治國，使得身經百戰、勞苦功高的淮西集團的公侯們很不服氣，說武將流血打的天下，卻讓這班瘟書生來當家。他們多少次向皇帝訴說，

他都不理會。公侯們商量了個主意，一天又向朱元璋告文人的狀，朱元璋還是老一套，世亂用

武，世治宜文，馬上可以得天下，不能治天下，總之治天下是非用文人不可的。有人就說：“您說得對。不過文人也不能過於相信，否則是會上當的。一般的文人好挖苦毀謗，拿話諷刺人。例如張九四一輩子寵待文人，好第宅，高薪水，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把文人捧上天。做了王爺後，要起一個官名，文人替他起名士誠。”朱元璋頗感迷惑，就問：“這名字不是挺好的嗎?”那人說：“不然，陛下，張士誠被他所寵信的文人給愚弄了!《孟子》書上有：‘士，誠小人也。’這句也可以破讀成：‘士誠，小人也。’罵張士誠是小人，他哪裏懂得。給人叫了半輩子小人，到死還不明白，真是可憐。”朱元璋聽了這番話，查了《孟子》，果然有這句話。事後，他心想自己本來就沒有多少知識，說不定文人們也會借機諷刺自己。以前朱元璋看地方三司官和知府、知縣、衛所官員逢年過節和皇帝生日以及皇家有喜慶時所上的表箋時，雖見上麵都是陳詞濫調，但因為上麵說的都是頌揚話，所以朱元璋讀了還是很高興。但是現在就不同了，有了“張士誠”這個前車之鑒，朱元璋便開始注意臣僚，尤其是文人儒士們上的表箋了。這可以說是文字獄的導火線。但從實質上講，即使沒有這故事，隨著朱元璋對文人儒士的猜忌心理的加重，殺戮文人士大夫也是早晚的事。這是封建專製主義皇權發展的必然結果。古時候的人們很注重自己的出身。朱元璋雖然當上了皇帝，但他的出身並不好。他小時候給人放過牛，當過和尚，後來又參加過農民起義。他很忌諱人們提起這些事情，認為這是一種恥辱，和自己的皇帝身份不相配。因為他當過和尚，而和尚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光頭，所以“光”、“禿”這一類的字對他來說是犯忌諱的。和尚又稱僧，所

以僧這個字也覺得刺眼，甚至連與“僧”同音的“生”字也犯忌諱。紅巾軍被地主階級罵為“賊”、“寇”，而朱元璋又以紅巾軍起家，他最恨別人罵他當過“賊”，推而廣之，連與“賊”字音相近的“則”字也很討厭。很多官員由於不知道朱元璋的這些忌諱而糊裏糊塗地丟掉了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