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之所向善為先

談及晚清風雲，曾國藩和左宗棠這兩位朝中重臣，是個繞不開的話題。而倆人後半輩子的交惡，尤為引人注目、令人警醒。

功名心切、脾氣暴躁，恃才傲物、剛愎自用的湘軍統率左宗棠，幼時讀書一目十行，聰穎過人，素有神童之稱，與朋友通信動輒自署“今亮”（意為當今諸葛亮）“老亮”等。縱觀其一生，雖事業有成，人際交往卻是失敗的——一生沒有多少朋友，與同僚共事糾紛不斷，和朋友幾乎沒有一人能善始善終。

晚清“第一名臣”曾國藩，倘論智商遠不如左宗棠。他先後七次參加科舉考試，二十三歲才中了個秀才，且是全縣倒數第二名，被人笑稱“三十歲以前是庸人”。他的特點是反應緩慢，行動拘執，謹慎內向。然而，曾公一生朋友如雲，且所深交者大都是相當傑出的人物。天京（現南京）克複前後，湘係“文武錯落半天下”。英國曆史學家包耳格曾評論說：“曾國藩是當時中國最有勢力的人，當他死去的時候，所有的總督（包括左宗棠）都曾經做過他的部下，並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經希冀的話，他可能早已成為皇帝。”

後期，左宗棠數十年與他的恩主曾國藩交惡，是當時天下人都很關注的一樁大事。左公甚至發出“既生左、何生曾”的感歎，意即老天爺既然已經生了個左宗棠，為何又偏要生出個曾國藩。言外之意，如果沒有那個曾公，他便是天下第一人。兩人失和後，左公每見一人，從不放過任何一個貶低甚至大罵曾公的機會。為了證明自己一貫正確，左公勢必要例舉曾公一生用兵用人、為人處世之錯誤之庸劣之不可理喻。然而，曾公從沒公開說過左公一句壞話，私下裏也不怎麽對人談論倆人的是非短長。

麵對左宗棠日複一日的不斷攻擊，曾國藩采取了如下對策：一是要求親朋好友不要回擊，避免火上澆油，鼓勵他們盡量與左公搞好關係，不要因此與之交惡；二是對左公的攻擊不聞不問，且不予回應。他曾在信中對人說：“我早就聽說左公早晚不停地罵我，如果讓我也這樣罵他，我口笨心拙，肯定罵不過他。不如以一不罵二不聽三不管的辦法處理，結果也一樣是不勝，卻省心省力。老來精力日頹，正事還忙不過來，聽那些頌揚我的話還聽不過來。所以但凡有人告訴我左公罵我的事，我隻聽個大概，不讓他們說完。”

後來，左宗棠出任陝甘總督，受命鎮壓西撚軍。後又因為西北地區回教起義導致局勢動**不安，左公繼續西征。曾、左二人也因此有了平生最後一次交集。因為西北乃天下貧瘠之地，餉源不能指望當地，勢必要“用東南之財賦，贍西北之甲兵”。就是說，這次出征麵臨著一個最大的難題就是籌餉。雖然朝廷規定各省要按份額及時供給西征軍軍費，但隻有少數與左宗棠私交較好的省份盡力供應，而那些與他關係一般的省份，都沒能做到如數按期繳納。

同治九年，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其轄下的江蘇乃西征軍重要的餉源地。左宗棠聽說此事後，曾一度擔心曾國藩不實心實意支持他，破壞他成就大業。然而，他很快就發現自己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曾國藩份內的那份軍餉，自始至終源源不斷、穩定而可靠地輸送而來，不但足額而且及時。不僅如此，在他剿撚及西征中，曾國藩還將手下最得力的幹將劉鬆山交給他使用，劉鬆山在戰場上屢立奇功，對左宗棠成就大業輔佐極大。

正是曾、左晚年這最後一次交集，最終深深感動了左宗棠。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曾國藩因腦溢血逝世於南京兩江總督府，終年六十一歲。消息傳出，舉國震動。在林林總總的祭文挽聯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當時身在西北前線的左宗棠派人千裏迢迢送來的一幅，其文曰：“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不僅如此，坐在西北軍營之中的左宗棠，回想與曾國藩一生的交往，越想越覺得傷懷。他在給兒子的信中說：“曾侯（國藩）之喪，吾甚悲之。”“從前彼此爭論，至茲傷感不暇之時，乃複負氣耶？”他以“自愧不如”四字作為兩人關係的最後總結，自甘同時代第二人。

曾公去世後，基於愧疚之心，左宗棠對其後人極為照顧。曾公死後五年，其子曾紀鴻因家人病重，缺錢醫治。左宗棠立馬送他三百兩銀子，還在家書中回憶說：“吾與文正交誼，非同泛常。所爭者國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與，固無絲毫芥蒂，豈以死生而異乎？以中興元老之子，而不免饑困，可以見文正之清節足為後世法矣。”後來，曾紀鴻因病去世前後，左宗棠在醫藥費上又多次給予幫助，並在與同僚信中說：“吾輩待其後昆，不敢以此稍形軒輊。上年弟在京寓，目睹栗誠苦窘情狀，不覺慨然為謀藥餌之資，殯殮衣棺及還喪鄉裏之費，亦未嚐有所歧視也。”

曾紀鴻因貧病而死，從一個側麵證明了曾國藩為官清廉、一身正氣，更增加了左宗棠對曾氏後代的垂憐之意。後任兩江總督期間，他曾委任曾國藩的女婿聶輯為營務處會辦。次年，又提升他為上海製造局會辦。聶氏自此官運亨通，一直做到江蘇巡撫。這裏，姑且不論左公對曾氏後代的提攜是否完全合法合規。單從情理上看，無疑是值得稱道的。

有曆史學者曾就此評價道：聖賢一定是豪傑，而豪傑未必是聖賢。左宗棠心性修養功夫不足，隻知進取不能靜修，故僅止於豪傑。而曾國藩進可以做大事，退可以做聖人，乃聖賢也。這就是二人的根本區別。

自古聖者，大多品行高尚，智慧超群，大智若愚。誠如老子所雲：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與人為善、成人之美，乃人間至善美德。為別人鼓掌的人，其實也是在給自己的生命加油。相反，為別人挖坑的人，其實也是在給自己掘墓。曾國藩人際交往的利弊得失，無疑是最好的例證。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天高地闊。他一生胸襟坦**天下為公，不僅全然成就了一世英名，且最終感化了一直視其為競爭對手的左公，進而福蔭後代、彪炳千秋。

相反，曆史上諸如董卓、秦檜、和珅之流的子孫們後來過得如何，世人恐怕不難想象，想必定如今日被捉貪官汙吏之後代，人前抬不起頭，人後被戳脊梁骨。古今中外無數正反案例充分說明：行善者，眼下看有時會吃虧，長遠看卻往往得大福報。而作惡者，一時看似乎占了便宜，長遠看則不免吃大虧。

誠然，筆者一向不讚同法律意義上的株連製度——不論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認為健全成熟的個體應當對己行為獨立負責。然而，現實生活一再告誡我們：即使廢止了法律意義上的株連製度，卻無法阻止俗世的人們搞道義上的株連。君不見，古往今來，每逢惡棍權貴死後升天，不隻可聞罵聲滔天，更見掘墓鞭屍，甚而父債子還，似乎正應了國外那句諺語：父親吃了酸葡萄，兒子的牙齒酸倒了——意指父輩所犯的罪，將會報應在後代的身上。《易經》裏所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也是這個意思。類似曾公行善福蔭後代、貪官作孽禍及子孫的現象，大致就屬於代際間道義上的株連，有人將此歸因於天道人心。

說到這，筆者不由得聯想起宗教意味濃重的“因果報應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機未到；時機一到，一切都報。老話說得好：人在做，天在看，舉頭三尺有明月。世事無常，而天道有常。自古理再大，大不過天理；人再能，能不過自然。人無法抗拒生老病死這個自然規律，就是最好的明證。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善人和智者，雖然不能直接得到天道的特殊關照，但由於他們更能理性自覺地順應天道良知為人行事，因而事業發展和生活追求，往往更容易順風順水。

曾國藩之所以被譽為聖賢之人，根本說來，正是源自他對天道和良知的深刻洞見。他晚年曾說：“吾輩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當奉方寸如嚴師，畏天理如刑罰，庶幾刻刻敬憚。”這裏的“方寸”，指的是自己的內心，亦即道德良知。意思是說你成事、持續成事、持續成大事，有一天你忽然發現自己德高望重，別人已然不敢對你說長論短，這時你還要有道德良心，還有天理。如果你能自覺意識到這兩件要緊事，就基本不會犯大錯，自然也不會胡作非為禍及子孫。

無獨有偶，18世紀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德也曾說過，“有兩件事物，我越是思考越覺得神奇，心中也越發充滿敬畏，那就是頭頂上的星空與內心的道德準則”。曾國藩和康德，一中一西，一個是政治家，一個是哲學家，這兩位偉大人物居然思考著相同的問題。其實，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意即順著天性良知為人行事，就是該走的道路。

人本善惡一體，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為求和平共處、共享文明福祉，人類不得不編織出各種懲惡揚善匡扶正義之網，於法規綱紀之外，還有天道信仰和道德良知。如果說道德良知是人類自我規約的原始之網，天道信仰則是人類自我規約的終極之網。由此看來，對於凡塵夫子芸芸眾生而言，篤信因果報應、順應天道公理——哪怕僅僅作為一條宗教信條，未必不是好事。因為：隻有行善者不必顧慮天堂有詐，方能一如既往奉行積德行善；隻有作惡者驚恐於地獄成真，方能及時洗心革麵棄惡從善。

常言說得好：管住自己，天下無敵；法網恢恢，疏而不漏；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對於那些一味執迷於當大官、做大事，而又心懷叵測蠅營狗苟者，即便暫時沒有違法亂紀東窗事發之虞，也不妨像曾國藩那樣，每日清夜捫心反躬自省，悉心參悟天道好輪回，蒼天饒過誰，多行不義必自斃的道理，但求有所虔敬於天道和良知，進而勉力做到：仰無愧於天，俯無愧於地，行無愧於人，止無愧於心。

嗚呼哀哉，心之所向，以善為先。誠願善行天下，惡絕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