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使者出使清朝筆記

——漢人的隱痛

來源@搜狐

引子：不易猶見前朝衣冠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一，三十五歲的朝鮮人洪大榮隨著朝鮮賀歲使節，照例盛裝朝拜，表達朝鮮國王對滿清皇帝的祝賀。儀式完畢後步出午門，他察覺到似乎有很多好奇的人注視自己，還有兩個穿披肩品帽戴數珠的官員在目不轉睛地觀看。洪大榮覺得很詫異，便上前詢問：“老爺熟看我們何意？”這兩人笑容可掬的回答：“看貴國人物與衣冠。”洪大榮不由心中一動，便追問道：“我們衣冠比老爺如何？”兩人臉上的笑容似乎凝住似的沒有回答。據洪大容事後的記載，這兩個人是翰林檢討官，一個叫吳湘，一個叫彭冠。

在朝鮮使臣穿著傳統的正式衣冠，其實就是前朝——被清帝國取而代之的明朝——衣冠來到北京的時候，他們成了京城裏一道異樣風景，似乎是奇裝異服的他們，常常被人們好奇的圍觀，不止這兩個翰林檢討，另一個姓李的太常寺少卿也曾經來問，“貴處衣服，是尊何代之製？”而另一個叫周應的讀書人則好奇地問，“貴處衣冠可是箕子遺製否？”看起來，在清帝國生活的人，已經對這種本來屬於漢族前朝的衣冠不太熟悉了，這使他們不僅陌生，而且驚奇。

倒退回去若幹年，經曆過明清之際那一次天崩地裂的人，倒是記得這種舊朝衣冠的。這是被推翻了的明朝衣冠，是漢族的舊時服飾。說起來，對於新政權來說是一種強製民眾承認其合法性的必要手段，可是對於習慣舊王朝的人來說，被迫改易服色可能是一個割斷曆史的痛苦過程。順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剛剛滅亡五六年，盡管南明朝廷還在南方掙紮，朝鮮還在堅持沿用崇禎年號，可漢人已經不得不改易發服，所以當他們看到昔日的東鄰,舊日的東夷，竟然還可以穿著舊時衣冠堂皇過市的時候，常常就有一些自我悲憐，來中國出使的朝鮮人常常記載說，“華人見(我)東方衣冠，無不含淚，其情甚戚，相對慘憐”。

但是，時間會磨滅曆史記憶，到了洪大榮出使北京的乾隆中期，滿清帝國已經建立一百二十年，算起來已經是第四代第五代了，仿佛人們也都已經習慣了滿清服飾，倒把本來就是自己漢族的衣冠看成異鄉製度，一個叫潘庭筠的漢族人，看見洪大榮“以方冠，著廣袖常衣”，他不知道這本是明代的秀才常服，卻嘖嘖稱讚它“製度古”，還得洪大容反過來告訴他，“我們衣服皆是明朝遺製”。

一.舊日衣冠：無意中開啟的記憶

這是“明朝遺製”？如果真是，在清帝國中心，就有些犯了政治忌諱。那麽，在滿清中葉，朝鮮使臣穿著前朝衣冠到清帝國來，究竟是否真的會喚起一些關於戰爭，王朝，族群的曆史記憶？

漢族人並非就應當是中國天經地義的執政者，但是，一貫以“華夏”自居的漢族人一旦被原來鄙為“蠻夷”的滿族所統治，在心底深處，卻始終有所不甘。中國獻對此記載也許並不算多，可在朝鮮資料裏麵，卻處處可以看見當時漢族人壓抑已久的恥辱感。康熙三年(1664)，朝鮮使者洪命夏到北京時，就說漢人凡見到朝鮮使者，“皆有唏噓歎息之色，欲語未語……蓋見我衣冠，自不覺其感慨而然也”，這種心情在短期很難平抑。五年以後，遼東一個姓顏的漢人知縣，見到朝鮮使者閔鼎重，盡管言語之中頗有忌諱，但也很坦率地說他自己，雖然在滿清帝國已經官居正七品，也是進士出身，穿了滿清的衣服，但是心底裏仍然羨慕貴國保留了“漢官威儀”。

衣服的話題始終戳著漢族中國人的心理痛處。所以，他們既關心穿什麽衣服，又總避免談到衣服，心裏很尷尬又為難。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有一個姓李的朝鮮使者還說，“每與渠輩(指清國人)語，問其衣服之製，則漢人輒赧然有慚色”。為什麽漢人“有慚色”？因為朝鮮衣服倒真的是“中華之製”，而中華穿的倒已經是“蠻夷”服飾了。說到這個話題，漢人隻好半是自嘲，半是解嘲，他們說，滿清衣冠也有很多好處，“頭發盡剃，無梳櫛之勞，上下均服，無名分之，製度簡易，執事服役無所相礙”，還有人拿了曆史來說事兒，冠冕堂皇地解釋說，“一代有一代之衣冠”。

漢族人對“易服色”看得如此輕易，這是的一貫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很重的朝鮮使臣，打心眼裏看不起滿清統治下的漢族人，盡管像1712年初是北京的朝鮮人崔德中也知道漢族人是出於無奈，因為滿清“或囚或打”，漢人在高壓之下隻能如此，但是，他們仍然不能釋然於心，對於清帝國“以中華之禮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資”，的現象，他們感到即痛心又蔑視。朝鮮人反複說，清帝國其實不是中華，而是蠻夷，更何況如今“四海之內，皆是胡服，百年陸沉，中華物蕩然無餘，先王法服，今盡為戲子軍玩笑之具，隨意改易，皇明古製日遠而日亡，將不得複見”，這話說得很沉痛。

二.仍舊前朝服色：中華唯有遺民？

滿清入關，依照曆史慣例建立新的年號，又強迫漢人剃頭辮發，雖然看上去使用滿族習慣強迫漢族接受，實際上恰恰沿襲了漢族“改正朔，易服色”的傳統。不過，堅持漢族傳統的遺民，在“留發不留頭”的威脅下，也同樣以傳統應對，把不奉正朔，不易服色，不剃發編辮作為氣節的象征，“朝華而冠，夕夷而髡。與喪乃心，寧死乃身”，所謂“保發嚴夷夏，扶明一死生“，在同一傳統中的新朝和遺民，缺持了兩種立場勢如水火。

畢竟大多是普通人，普通人在權勢逼迫之下，隻好服從權力改服剃發。於是，在一片辮發胡服中，穿這大明衣冠的朝鮮使者每次出現，好像都會引起一種故國離黍之思。就在明清易代六十八年後的康熙五十一年，崔德中初到清國，曾和一個九十一歲的老僧有一段對話：

餘問：甲申之歲，汝年廿一，能記其時乎？答曰：其時出家久矣，豈不明知？問：我等衣冠與明製一樣耶？答雲：一樣爾，第無笠子，隻著冠與帽子矣。

&nbs

p;同一年，閔鎮遠隨同樸弼成出使清國，在經過遼東新城的時候，閔鎮遠也發現，“觀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著如此衣冠矣”，到了山海關以後他又發現，“居民多漢人，風俗與關外有異，見吾輩行，多有豔慕起敬者”。這天夜裏，他看到一個年輕的漢族人喘了朝鮮隨從的衣服歡喜踴躍，於是就問，穿這樣的衣服高興嗎？回答說，這是我們祖先穿的衣服，怎麽會不高興呢？並且說：“每念剃頭之痛，隻欲無生”。幾天後，他在路上又遇見一個自稱是明皇室後人的讀書人，也說“見老爺們所著衣冠，不勝欽羨，吾之所著，即與牛馬何異？”然後，小心翼翼地把筆談問答的紙投入火中焚化，“流涕嗚咽曰：恐有人竊聽，慎之慎之”。

到了乾隆年間，滿清王朝建立已經百年，遺民那些象征了漢族正統的衣袍冠發，和他們矢誌反清的前朝心情，隨著時光的流逝已煙消雲散。那個時候的知識階層，早已接受了這種異族政權的現實，隻是有時候還想起曆史來，稍稍心裏還有些赧然和愧疚。畢竟已近是乾隆時代，遺民作為曆史的象征，刺激的意味已經不再強烈，人們已近漸漸習慣了新朝服裝。這時候，朝鮮使者的衣冠倒成了喚醒漢族人曆史記憶的資源。在一次閑聊中，洪大榮給兩個漢族人說到這樣一件事情：山海關外的一個知縣，遇到朝鮮使者，就把他們請到內堂，向他們借朝鮮的衣冠來穿戴，穿上衣服後，夫妻相對而泣，使得朝鮮使者也黯然淚下。說罷故事。兩個漢族人“垂首默然”，跌足歎息說“好個知縣”。

有歎息就說明有痛楚，有痛楚，這種曆史的瘡疤就會時時被揭開。雖然明朝遺民隨著歲月流逝漸漸消失，雍正，乾隆年間，已經不大有這種離黍之思，沒有了離黍之思的人也沒有心思再穿明代衣冠，但是，漢族的曆史記憶卻埋藏得很深，並不隨著時代變遷而泯滅。所以，盡管穿這種衣冠的遺民不再出現，可是這些衣冠卻在娛樂舞台的戲曲人物中，外國使節的禮儀朝覲服飾中和漢族女性的日常穿著中不斷出現。在這種看似邊緣的象征物出現時，深藏的族群記憶仍然會時時被撩起。

三.戲台：“演戲之人皆著古衣冠”

先看戲台上的人物。

乾隆年間，朝鮮人李德懋(1741－1793)出使燕京，一天到東安門拜謁大成廟，殿門一開，很多老百姓看見朝鮮是者穿烏帽團領，行四拜之禮，就指指點點地說，這好像“場戲”一樣，所謂“場戲”就是穿了古代衣服演戲原來，在當時一般人的記憶中，隻有“場戲”中的演習人才會穿“古衣冠”，“衣冠”二字上加上一個“古”字，說明這種衣冠連同他所攜帶的曆史已經相當遙遠。

這也許是高壓下的必然。衣冠不僅是化認同的標誌，也是政治承認的象征。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場合，所有人都必須穿著本屬於“蠻夷”的衣服，否則就會招來殺身之禍。當時的漢族人說，就連孔孟程朱再世，也不得不服從這一製度。當時，朝鮮人對於清國官員戴數珠之製不以為然，說這不是“先王之法服”，但漢族人卻告訴他，你不了解清國之製，可當朝鮮使者故意調侃說，數珠是信仰佛教的東西。漢族人鄭重地說，“非也，雖程朱處今之世，敢不帶耶”。

可是，戲台上偏偏卻還穿這種古漢族衣冠。

本來，清除官方對戲台上反複出現前朝衣冠也有一些警惕，順直抹康熙初曾經發生過這樣一樁事情：刑部捉住沒有提法的一人王玉，梁七子，他們自稱是演戲的人，要男扮女裝，所以不剃發，但是皇帝卻勃然大怒，下詔說，以前曾下令不剃發者斬，並沒有允許優伶留發，至今這些人還違背命令，實在是可惡。所以，現在再次警告，如有偽托優伶不剃發的，十天之內速剃，十天之後，如有不剃發，一定重重治罪。但是，禁令歸禁令，也許是人們習慣了舞台上的漢族衣冠吧，就連滿清宮廷、貴胄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這使得戲曲領域“漏網”獲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權，在戲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曆史上漢族的傳統服裝。洪大榮曾經詫異，“嚐見皇上南遊圖，處處宮殿樓觀戲台，皆極其奢麗，且道戲台有何好處？”一個漢族朋友潘庭筠就說“戲台有戲台妙處，以其有漢官威儀也”。因此，戲台在某種意義上，卻成了喚回漢族曆史記憶的場所。

這種以為朝鮮人也早想到了。康熙末年，崔得中在回朝鮮途中經過永平府，正好看見演戲，他注意到這些戲中人物穿的，都是明代甚至宋代的朝服、軍服，他覺得“以中華之禮服，反作市胡弄完之資，痛哉”。不過，稍候另一個出使北京的徐長輔道時發現了這裏麵的奧妙，他說，戲台上所用衣冠，都是曆代中華的衣冠，這就是“禮失求諸野者”。而在這些使這裏麵，要數洪大榮對這一奇特的現象特別**，但潘庭筠問他“場戲有何好處？”的時候，洪大榮心領神會，就說“不經之戲，然竊有取焉”。他們彼此都明白，所謂“有取”。就是因為人們可以在戲台上“複見漢官威儀”。

也許這並不一定是真的友意識保留“漢官威儀”，隻是由於清帝國剃發令的百密一疏。但是，就是指一點殘存的曆史遺跡，給朝鮮使者帶來了對異域悲情的無限遐想，他們覺得這可能就是漢族人苦心孤詣保留的東西。一直到道光八年(1828)，一個叫樸思浩的朝鮮使者到中國來，看到戲台上演戲，還覺得這種戲台上的特別衣冠是漢人有意為之，他在《演戲記》裏便猜測說，“演戲，戲也，亦關中國之沿革。蓋清初有人慮其曆代衣冠之無傳，設為此戲，塗人耳目雲,言斯言也。豈不成遠慮哉？”換句話說，在他們看來，這些“漢官威儀”之中，真的寄寓漢族故國離黍之思。

四、外國使節的冠服：化外的豁免

讓人聯想的漢族衣冠，除了出現在戲台上，還出現在外國使節身上。

明清之際中國變色，按照朝鮮人的說法，已是滿目腥膻遍地蠻夷。“禮失求諸野”這句話，不僅常常被漢族人想起來，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鮮使臣放在嘴邊。外國使者團到北京來，清廷倒是對他們的服飾聽之任之，因此朝鮮、琉球和安南，便照舊穿了前明

的衣服，一樣招搖過市。

在各種《皇清職供圖》中都有朝鮮、安南與琉球人物的圖像，可以引證朝鮮使者在《燕行錄》中的一些記載。乾隆後期出使中國的徐浩修記載，安南使者的服飾，到與朝鮮大體相同，“束發垂後，戴烏紗帽，被闊袖紅袍，拖金玳瑁帶，穿黑皮靴”，這樣的服飾正是“大明衣冠”的製度。大體同事的金正中也記載，和他們一起到北京朝覲的琉球使者，朝袍廣闊，仍然是古人製度，用了黃帛為帶，緊緊束腰，頭上以黃色綾裁作頭帕，和朝鮮的襆頭差不多，“人物古，言語淳淳，稍無俗野之氣”。而安南人則高髻網巾，朝袍角帶，與朝鮮更接近，而且把他們的帽子叫做“公冠”。

不過，比起琉球和安南來，朝鮮人更有一種中華化繼承者的心態，雖然同樣都是“事大”與“朝覲”，朝鮮人仍然覺得，隻有自己堅持了中華正宗，隻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偏向滿清，就打心眼裏看不起。徐浩修，對安南使團的君臣在朝覲時候穿了滿清服裝異常不滿，就明知故問的諷刺，“貴國冠服本欲滿洲同乎？”安南人回答說，以內皇上表彰我們國王親自來朝覲，所以，特別送給車服，我們奉命在北京朝拜的時候使用，歸國反途中在穿回本來的衣服，這種衣服不過是一時權宜而已。本來這是當時安南人小心翼翼的策略，但是，在徐浩修“政\治正確”式的故意追問下，據說安南人也麵有愧色。對於雖然穿著大明衣冠的琉球人、緬甸人等等，盡管穿著並無可挑剔，但朝鮮的使者覺得他們的化不是那麽正宗，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評琉球人，說他們輕薄狡詐，不夠謹厚。而緬甸人則是三國孟獲的遺種，他們穿蟒布衣服，但頭不戴冠帽，梳了兩髻，極可笑。

說起來，朝鮮人在穿衣戴帽上麵，好像顯得相當苛刻和自負，他們麵對琉球和安南有一種居高臨下，甚至麵對清國人也一樣從心底裏透出不屑，當有漢族人詢問，“(朝鮮)使臣不加帽而所以戴貂皮者，何製也？”金正中就很驕傲地回答，這是中華就職，你沒有聽說過吧？當中國士大夫稱讚他們是衣冠之國，他們又故意反問中國衣冠究竟來自何代。像樸思浩就是這樣，和漢族人一起聊天，偏偏哪壺不開提哪壺，故意挑釁地說，你們清國的帽子、狹袖，竟然用於朝賀宴享祭祀征戰燕居，那麽這是中華之製嗎?高的滿座麵麵相覷，隻好尷尬地回答：這不是唐宋明遺製，是清國之製。這時，朝鮮使者心理得到極大的自我滿足，漢族中國人的心裏卻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五、漢族婦女服飾：邊緣的模糊

邊緣有邊緣的模糊，不被重視也免了被監管。

和外國使者的衣冠一樣，滿清婦女的服飾有時也會成為激活漢族曆史記憶的資源。沈從《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曾用焦秉貞繪、朱圭刻《耕織圖》與清初《燕寢怡情圖》為例，說明清代婦女服裝仍然沿襲晚明，如高髻、花釵、對襟外衣或水田衣、長裙、或加雲肩，從萬曆到康熙、雍正。甚至故宮博物院藏《雍正十二妃子圖》裏麵的滿清皇妃，都穿了漢族的衣服。這倒是實的，有時候，審美習慣並不跟隨政治規訓，康熙年間出使北京的崔德中就注意到，漢族的女人又得穿著摺裳，上身穿明代衣服，頭上裝飾著彩花珍珠，出門的時候臉上罩著黑紗，有的騎驢而行。於是大為感慨說，“女子則猶帶明衣製矣，可愛。”

明衣冠可愛而清冠服醜陋，這當然是朝鮮人的固執見解，不過，對滿清習慣的鄙夷，伴隨的隻是對漢族衣冠的偏愛。朝鮮人從很早期就堅持穿著漢族衣冠，還把它看成是“明”的象征，《三國史記》卷首金富軾序裏，就曆數新羅到高麗的服飾變遷，他說，到金春秋得到唐太宗皇帝所賞賜衣帶，回到朝鮮推廣，便以華變夷，而在後來武王時，又改革婦女的服裝，自此以後，衣冠才完全同於中國，而朝鮮也從此進入“明”。值得注意的是，本來這種服裝的偏好隻是對另一個明的向往，但是在中國的明清易代以後，他卻具有了確立朝鮮明正統性的意義。依然穿大明衣冠，使得他們可以自豪地宣稱自己是“小中華”而中國卻已是“夷狄之邦”。而漢族女子的服飾，在滿清夷狄時代仍舊沿襲晚明，便給他們帶來一個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漢族女子身上寄托了漢族的曆史記憶。

啟示。最初滿清王朝還是想統一服飾的，康熙還沒有親政的時候(1664)，朝廷曾經有過一個動議，想禁止漢族女子穿漢族衣服。滿足官員覺得“清國即得天下，天下服色不可異同”，可是，據說“此輪一出之後，漢人氣色，莫不失心，大概去其衣冠，解其足裹，有若剃頭者然”，大概是碰到激烈反彈的，連官員都知道這是“招怨之舉，深可慮也”，所以，建議送上朝廷，隔了好久也沒有真的動作。

說起來，滿清王朝的漢族婦女穿著明代衣冠，一方麵固然是因為滿清實行的是“男降女不降”政策，但另一方麵卻是順應傳統審美觀念強大的慣性。盡管滿清入主中華，但漢族衣冠或者古衣冠在人的心目中，還是有一種有化和有曆史的高象征，那個時代並不像追逐時髦和新潮的時代，在人們的心目中，古典即典，而時尚卻隻是流俗。在小說、戲曲以及書畫中，要表現一種想象的和高尚的“美”，仍然需要這種古典的，而不用時尚的衣冠。這種審美觀念的慣性延續，看上去無關緊要，卻帶來了一個深遠影響的後果，就是古代衣冠始終一方麵成為美的象征引起誇耀和自豪，一方麵卻成為恥辱的標識時時觸動漢民族的族群意識，正像一個朝鮮使者所說的，盡管在當時，“無論胡漢，一皆胡帽胡服。而見畫本，雖畫近來人物，冠帽皆悉依漢儀，於此可見，雖不得已從時製，而心實謙然也”。

尾聲：“遵時”的一般民眾

話須說回來，盡管戲台人物、外國使節和漢族婦女的服飾辮發，可能不斷刺激著漢族人的族群記憶，但是，來自政治權利的現實力量，畢竟要遠遠大於來自曆史記憶的心理屈辱，一般民眾甚至是深諳曆史的讀書人，在現實世界中生活，仍然不得不接受這種屈辱，剃去漢族傳統的頭發，穿上滿清的衣裝。朝鮮使者李宜顯在初始北京的路上，遇見

一個叫馬倬的讀書人，於他談論衣冠之事，他“顯有愧屈之色。即書示曰：我們未嚐不羨，但我們尊時耳”。

“遵時”是什麽？就是向現實妥協，因為在滿清直接控製範圍之外，所以，朝鮮人不太能過體會漢族人的苦衷，倒是懷著一種逆轉的自負和鄙夷。康熙三十九年(1700)，一個叫薑銑的朝鮮使者在青果協了兩首詩，先是說“使者遙尋秦地界，夷人驚怪漢衣冠”，接著說“楚士幾輕秦吏卒，蠻兒渾怪漢衣冠。這很有趣，在漢人眼中本是東夷的朝鮮人到了中國，卻奇怪這裏找不到真正的中華，本來是中華的漢人，卻在朝鮮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蠻兒”，他們卻對原本祖先穿過的大明衣冠感到陌生和詫異。難怪乾隆年間的洪大榮要嘲笑漢族中國人說，“中國衣冠之變，已百餘年矣。今天下唯吾東方略存舊製，而其入中國也，無識之輩莫不笑之。嗚呼，其忘本也。見帽帶則謂之類場戲，見頭發則謂之類婦人，見大袖衣則謂之類和尚”。

也許，指責太苛刻，批評太輕率，嘲笑也未免不夠忠厚，因為漢族讀書人已經說的很明白，這是不得已，就連程、朱在世，在這個時代也不得不剃發編辮，穿上滿清服裝。“遵時”的代價是被壓抑的曆史記憶，而這種曆史記憶的被壓抑，是因為漢人經曆過很慘烈、很漫長，而當時朝鮮人並沒有經曆過的血腥歲月。

===分割線===

看完以上字，優子莫名其妙就有種淚流滿麵的感覺呢！天涯何處是神州？

話說，5月13號嘛，a.d.1998年的今日，印\度\尼西\亞那邊開\始發生針對華\人的暴\力犯\罪，被稱為“黑\色五\月暴\動”。

另外，聲優間島淳司（這貨是僵屍嗎的相川步、緋彈亞莉亞的遠山金次）是今天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