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論勞動工資
勞動的產品組成勞動的自然報酬或者自然工資。
在土地私有以及資本積累之前的原始社會狀態之下，勞動的所有產物屬於勞動者，並沒有地主以及雇主要求和他分享。
假如這種狀態繼續下去，勞動工資會伴隨著分工引起的勞動生產力的進步而提高。所有東西都會變得更為便宜。用較小量的勞動就可以把它們生產出來。在這樣的狀態下，相同數量勞動生產的商品當然會彼此交換。所以，較小量勞動的產物也能夠買到它們。
不過，即使所有的東西在事實上會變得更為便宜，許多東西在表麵上要比之前會更加昂貴一些，能換取更大數量的其他貨物。比如，我們假定在大多數的行業當中勞動生產力提高到了十倍，也就是說一天的勞動可以生產出相當於最開始十倍的工作量。但是在某一行業中勞動生產力僅僅提高了一倍，也就是說一天的勞動隻可以生產出最開始二倍的工作量。用大多數行業當中一天勞動的產物來換取某一行業當中一天勞動的產物，前者的最原始工作量的十倍僅僅購買到後者的最原始工作量的二倍。所以，後者的所有數量，比如一磅，好像比之前要昂貴五倍。但是實際上，它會便宜一半。即使要用其他貨物五倍的數量來購買它，卻僅僅需要有一半的勞動量去購買或者生產它。所以，取得會比之前容易一半。
不過這種由勞動者擁有自己勞動的所有產物的原始狀態，在第一次實行土地私有以及資本積累之後，就無法繼續下去。因此，遠在勞動生產力作出更加重大的改進之前，那種狀態便已經終止，它對於勞動報酬或者工資的影響怎樣，就不必進一步去追究了。
土地隻要變為私有財產，地主就需要從勞動者所能夠從土地種植或者收集的幾乎全部產物中獲得一份。他的地租組成了耕地勞動所得產物的首次扣除。
種田的人極少能維持自己生活直到收獲的季節。他的生活費用一般是由雇主，即雇傭他的農場主墊付。除非可以分享勞動的商品，除非自己的資本可以帶著利潤收回，否則農場主是不會雇傭農業工人的。這一種利潤是從耕地勞動得到產物的第二次克扣。
幾乎所有其他勞動的產品，也一樣要扣除利潤。在所有的工藝以及製造業當中，大多數工人都需要一個雇主，來為他們提供工作的原料，並且在完工之前為他們墊支工資以及生活費。雇主共享工人勞動的產物，或者分享他們在所提供的原料之上增加的價值，這一份額就是他的利益。
當然，有的時候可能有這樣一個自主獨立的工人，他有夠多的資本去購買工作需要的原料，並且在完工之前維持自己的生活。他又是雇主，同時又是工人，可以享受他自己勞動的所有產物，或者在原料上所添加的全部價值。這包括了通常歸兩個不同的人所有的兩個不同收入，即資本的利潤以及勞動的工資。
但是，這種情況並不多見，在歐洲各個地方，為了雇主工作的工人有二十個，獨立工人才會有一個。而勞動的工資被理解為每當勞動者是一個人而雇傭他的資本所有人是另外一個人的時候所說的工資。通常所說的勞動工資，都依存於雙方常常所訂的合同，雙方的利益絕對並不是相同的、工人渴望獲得的要盡量可能多，而雇主則希望付給的要盡量可能少。前者趨向於聯合起來，來提高勞動的工資，後者亦趨向於聯合起來，來降低勞動的工資。
但是，不難預測，在通常情況下，哪一方在爭執當中居於有利地位，可以迫使對方屈從於自己的條件。雇主人數較為少，能更為容易地聯合起來。除此之外，法律以及政府機關最起碼是不禁止他們的聯合，卻禁止工人的聯合。我們並沒有什麽由議會通過的律法，反對聯合起來降低工錢的價格，但是有非常多法律反對聯合起來去提高這種價格。
在任何這類爭議當中，雇主們可以撐持得更為長久。一個地主、一個農場雇主、一個製造業者或者商人，就算不雇傭一個工人，普遍也能依靠已經擁有的資本過一兩年。然而沒有工作，工人們就無法維持一星期，非常少有人能維持一個月，更少的人能度過一年。從長遠利益來說，雇主不可以沒有工人也像工人不可以沒有雇主一樣，不過前一種必要性並不是那麽迫切。
我們經常聽到工人們的聯合，卻極少聽到雇主們的聯合。不過假如有人信以為真，覺得雇主並不聯合，那他就是既不明白真相，又不懂得世故。雇主們隨時隨地都有一種默契的，但是又是經常的以及融洽的聯合，不容許把勞動工資提升到各種實際比率之上。違反這種聯合在四處都被覺得是不受歡迎的行為，某個雇主在他的鄰人以及其他雇主的心目中都要遭受譴責。
自然，我們極少聽到這種聯合，由於這是一種從來沒人聽說過的平常的，或者說是自然的狀態。雇主們有的時候也參加特別的聯合，去把勞動工資甚至降到這一比率之下。這些聯合永遠是不聲不響地悄悄地進行的，直到行動的時刻，此刻工人們就毫無抵抗地屈從。他們有的時候是這樣做的，自己即使感到切膚之痛，別人卻無法聽到他們的聲音。但是，這種聯合經常受到工人們的抵抗及聯合的抵禦，有的時候並沒有這樣的挑釁，他們也自發地聯合起來，以提高自身薪酬價格。他們通常所持的理由，有的時候是食物價格昂貴，有的時候是雇主們從他們的勞動獲得了巨額的利潤。但是無論他們的聯合是進攻性的還是防備性的，他們老是鬧得滿城風雨。為了讓問題獲得迅速解決，他們永遠是大叫大嚷，有的時候使用最驚人的行為。他們是感到絕望的，就像絕望的人那樣子荒唐地放縱地進行行動：他們要不就餓死，要不就得威脅雇主們馬上接受他們的要求。在這樣的場合，雇主們在這一麵也一樣大叫大嚷，不停地向官吏們大聲呼救，要求嚴厲執行那些已然通過的嚴厲對待仆人、工人以及工匠的法律。所以，工人們從這樣喧囂聯合的行為當中非常少獲得什麽好處。因為官吏們的幹涉，、因為雇主們的超乎尋常的鎮定，部分地因為大多數工人為了現在的生存隻好屈服，這種行為僅僅落得以工人領袖遭受懲罰或者毀滅而告終。
不過，即使雇主們在和自己工人的爭議中一般處於優勢，卻有一定的比率，就算是最低賤的那一些勞動的普通工資，也好像不可能在長的時候期內降到這個要比率之下。
一個人總得依靠工作來維係生活，他的工資最起碼要足以維係他的生活。在大多數的場合，這種工資甚至還必須更多一些，不然他就不可能撫養家庭，而這類工人的族群就不可能維係到下一代。所以，坎梯隆先生認為，最為低賤的那種普通工人所賺得的，不管何處最起碼應當雙倍於他們自己的生活費，來使得他們都可以撫養兩個子女，至於說他的妻子的勞動的薪酬，因為必須她來照看孩子，覺得隻要足夠維持她的生存就行。
不過，依據計算，生下的兒童中一半在成年之前就要死亡。所以，最貧困的勞工也必須試圖最起碼生育四個子女，來使得其中兩個有活到那樣年紀的同等機會。不過四個兒童的必須生活費用被認為幾乎相當於一個成人的生活費用。同樣一個作者說，一個健碩的奴隸的勞動，等價於他的生活費用的兩倍。他覺得一個最為低層的工人的勞動，所值絕對不會比一個健壯奴隸的勞動更加少。說到此處，看來最起碼可以肯定的是：為能贍養一個家庭，丈夫及妻子的勞動結合在一起，就算是最低級的普通勞動，也需要賺得比恰好足以維持他們自己生活的要多一些。不過得到多少，是依照上麵所說的比例或者其他的要比例，我就不負責去決定了。
但是，有一些情況有時使工人處於有利地位，他們可以將工資提到極大超出這個比例，這個要比率明顯地隻是符合普通人道主義的最低廉的工資。
當任何一國對於依靠工資生活的人，對於各種工人、工匠、仆人的需要不斷增長，當每年提供的就業機會比上一年的就業人數更大的時候，工人就沒有必要去聯合起來提高自己的工資。人手缺少使雇主們相互競爭，寧願出更高的價錢去獲得工人，這樣就自動打破了雇主們阻擋增加工資的自然聯合。
顯然，對於依靠工資生活的人的需要增長，肯定和預定用於支付工資的基金增長互成比例。這類基金可以分為兩種：第一，多於生活費所必需的收入；第二，多於雇主們自己使用所必需的資金。
每當地主、年金領取人或者有錢人收入多於他認為足以維係自己家庭的需要的時候，他就把剩下的全部或者一部分用來維持一個或者更多的家庭仆役。增多這個剩餘，他當然就會增加這種奴仆的人數。而當一個獨立的工人，例如織布匠或者製鞋匠，擁有的資本要比足夠購買自己工作的原料以及維持自己直到出售貨物的需要更多的時候，他自然會用這種剩餘去雇傭一個或者更多的工匠，以便從其工作當中獲利。增多這種剩餘，當然就會增加他的工人人數。
對於依靠工資生活的人的需要，必須伴隨每一個國家收入以及資本的增長而增長，並且不可能離開它而增長。收入以及資本的增長也就是國民財富的增長。
並不是國民財富的事實大小，而是它的一直增長，引發勞動工資的上揚。所以，並不是在最富有的國家，而是在最為興旺發達或者說致富最迅速的國家，勞動工資是最高的。英格蘭現在肯定是比北美地區最富有的國家。但是，北美的勞動工資要比英格蘭所有地區更高，在紐約等地區，普通工人每天賺美元3先令6便士，折合英幣2先令；造船木工，10先令6便士，另外加一品脫的酒價值英幣6便士，一共合英幣6先令6便士；建房木工以及泥瓦匠，8先令，合英幣4先令6便士；裁縫工人，五5先令，大約合英幣2先令10便士：這一些價格全都高於倫敦的價格；聽說在其他各殖民地，工資也和在紐約同樣高。在北美的各個地方，食物的價格要比在英格蘭低廉得多。在那兒從來並沒有聽到過發生饑荒的事。在最糟糕的季節，他們依然能夠維持自己，即使輸出較少。所以，假如勞動的貨幣價格要比在母國各處都高，勞動實際價格，即賦予勞動者的對於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實際上的支配能力，必定是要比例更高。不過，盡管北美還比不上英格蘭那麽富有，它卻用更快的速度走向富強。任何一個國家繁榮的最具決定意義的標誌，就是它的居民人數的增加。在大不列顛，還有大多數其他的歐洲國家，聽說在將近500年中居民沒能增加一倍。而就在北美的不列顛殖民地，已然發現居民人數在20年至25年中增加了一倍。在現在，這樣的增加主要並不是因為新居民的不斷移入，而是因為本地人口非常大數量的繁殖。聽說，活到老年的人經常親眼看到自己的子孫後代擁有50個到100個，有的時候更多。勞動的薪酬在那裏這樣豐厚，以至於子女眾多的家庭不僅僅不是負擔，反倒是父母富裕以及幸運的源泉。
在離開父母之前，每一個兒童的勞動，依據計算，能夠給他們帶來淨100鎊的收益。一個有著四五個孩子的年輕寡婦，在歐洲的中層或者下層人民當中，再婚的機會非常少，而在北美卻經常有人求婚，覺得是—筆財富。兒童的自身價值，對於婚姻是最大的鼓舞。所以，我們對於北美人民一般早婚就不覺得奇怪了。就算早婚使人口大批量增長，在北美依然抱怨人手太少。對於勞工的需求，用來維係他們的基金，好像要比能夠找到的勞工人數增加得更快。
盡管一國的財富非常可能巨大，但是它長期處在停滯狀態，我們絕對無法預期勞動工資在那兒會非常高。預定用於支付工資的資金，即它的居民的收入以及資本，或許數目最大。不過假如它在幾個世紀中保持不變或者幾乎不變，則每年雇傭的工人人數就能非常容易地供給下一年所需的工人人數，甚而還能超過，不會感到人手缺少，雇主們也不會為爭雇工人而相互抬高價錢。相反，在這種情況下，工人會自動增加，超越就業機會。就業機會常常稀少，工人隻好競相降價，來求得有工可做。假如在這樣的國家，勞動工資曾經高於勞工自己的生活費，並且使他能夠贍養家庭，則勞工的競爭以及雇主的利益不久之後就會使它降到和普通人道標準相符的最低的比率。
但是，中國即使處在停滯狀態，卻好像並未走向後退。它的城市並沒有一處被自己的居民所拋棄。它的土地隻要被耕種之後就沒有任其荒蕪。所以，每年必須繼續完成同樣多或者差不多的勞動，然後預定用於維持勞動的基金肯定沒有明顯的減少。所以，最低級的勞動者，就算生活資料非常貧乏，肯定能想方設法維係自己的種族，讓通常的人數保證不變。
但是在預定用於維持勞動的基金明顯下降的國家，情況就可能不同。在各類不相同的職業中，每年對於仆役以及工人的需求會比先前一年少。非常多在上層階級長大的人在他們自己的職業當中無法找到工作，會願意在最低級的營生中找事做。最低級的營生不僅僅充斥了他的工人，同時也有其他階級的人流入，對於就業的競爭就會非常劇烈，將勞動工資下降到勞動者生活資料非常貧乏的最可憐的地步。就算按照這種苛刻條件，非常多的人也無法找到工作，他們要麽挨餓，要麽靠乞討度日，要麽就去幹窮凶極惡的營生。貧乏、饑荒和死亡會立刻在那個階級當中流行，從那裏拓展到所有的上層階級，直到這個國家的居民人數減少到殘存的收入以及資本能夠容易維持的程度，其他的收入以及資本均已被苛政以及災難摧毀了。在一個人口已然大量減少而土地肥沃的國度，生活資料並不非常困難，假如每年還有三四十萬人活活餓死，我們能夠肯定說，那裏用於維持勞動貧民的資金一定在快速減少。保護以及治理北美的不列顛憲法和壓迫以及統治東印度的商業公司的憲法在性質上的區別，經過這些國家的不同現狀或許可以獲得最好的說明。
所以，豐厚的勞動薪酬既是國民財富增加的肯定後果，又是國民財富增長的自然預兆。相反，勞動貧民生活資料的匱乏是停滯狀態的自然預兆，但他們的饑餓狀態卻是迅速後退的自然預兆。
在大不列顛，現在的勞動工資明顯要比使勞動者能贍養一個家庭所需要的多。在這點上我們要尋找證據，不必要去對於可以這樣做的最低廉數目進行繁瑣的靠不住的計算。有非常多明白的征兆，能夠說明勞動工資在這個國家並沒有一處是受這種和普通人道標準符合的最低比率支配的。
第一，就在大不列顛的幾乎所有地方，就算是在最低的那種勞動當中，也有夏季工資和冬季工資的不同。夏季工資永遠是最高的。但是因為燃料開支巨大，一個家庭的維持費在冬季最高。當支出最低的時候工資卻是最高，明顯工資並不是受這樣開支的必要性分配的，而是受到工作的數量以及認定的價值支配的。誠然，一個勞動者應該儲蓄夏季工資的一部分來應對冬季的開支，所以，他的全年所得並沒有超過全年維持家庭所必需的數目。
第二，就在大不列顛，勞動的工資並不會隨著食物的價格浮動。食物的價格都是每年不同，經常是每月不同。但在許多地方，勞動的貨幣工資有的時候半個世紀都維持不變。所以，假如在這些地方物價貴的時候，勞動貧民還可以贍養家庭，則在東西較為豐富的時候他們一定過得非常舒適，並且在物價極其低廉的時候，生活肯定非常優裕。近十年以來食物價格高昂，就在這個王國的許多地區並沒有伴有勞動價格的明顯提高。確實，在有的地方有所提高，但那或許是因為對於勞動需求的增長，而不是因為食物價格的上揚。
第三，就不相同年度說，食物價格的變化要比勞動工資的變化大；而就不相同的地區說，勞動工資的變化則要比食物價格的變化大。在不列顛的大多數地區，麵包以及肉類的價格一般相同或者大體相同。這些還有其他大多數零售的物品(按勞動貧民購買所有東西的方式)，在大城市和在邊遠地區一樣便宜或者更加便宜一些，它的理由我將會有機會在下麵說明。不過大城市及其周圍的工資，卻經常要比幾英裏之外高出1／4或者1／5。在倫敦以及四周，勞動的普通價格能夠說是每一天18便士。相隔幾英裏遠的地方，它就下降到了14至15便士。愛丁堡還有周邊的價格為10便士。相隔幾英裏它就降到8便士，這是蘇格蘭大多數地區一般勞動的普遍價格，在那兒要比在英格蘭的變動少得多。這樣的價格上的差異好像總是不足以驅動一個人從一個教區移居另外一個教區，卻肯定會使體積最為龐大的商品從一個教區運到另外一個教區，甚而從國內或者世界的一個角落運到另外一個角落，所以不久就會使它們下降到大體相同的水平。即使經常說到人性善變，無法始終如一，憑借經驗就能夠知道，一個人通常是安土重遷的。所以，假如勞動貧民能在勞動價格最低廉的地區贍養家庭，那麽他們在勞動價格最高的地區就能過富足的生活。
第四，勞動價格的變動不僅僅在地點或者時間上不與食物價格的變動相一致，並且經常相反。
穀物是平常人民的食物，它在蘇格蘭要比在英格蘭昂貴，前者從後者每年大量的購買穀物，英格蘭提供穀物，穀物在蘇格蘭的賣價一定要比在英格蘭昂貴，而相同質量的穀物，英格蘭的則不會比進入市場進行競爭的蘇格蘭穀物價格更高。穀物的質量主要存在於它在磨坊磨粉的數目，在這方麵英格蘭的穀物好於蘇格蘭的，即使從表麵上來看，它的體積大小甚至同它的重量大小的比例來看，英格蘭的穀物是昂貴一些。但是從事實上來看，從其質量上來看，甚至隻從它的重量上看來，英格蘭的穀物一般都會便宜一些。相反，勞動的價值在英格蘭要比在蘇格蘭昂貴。所以，假如勞動貧民可以在聯合王國的這一個地區即蘇格蘭撫養家庭，那麽在另外一地區也就是英格蘭肯定可以過上富裕生活。當然，燕麥麵就是蘇格蘭普通人最好的糧食，要比起他們在英格蘭的相同等級人民的食物來要次得多。不過，他們的生活方法的不同並不在於他們工資不同的因素，而是工資不相同的結果。即使出於一種奇怪的誤導，我經常聽到把它說成是因素。一個人富有而他的鄰居貧窮，並不是由於他出門坐車然而鄰居走路，而是由於他富裕可以備得起馬車，由於鄰居窮才隻好走路。
在上個世紀中，聯合王國這兩個地區的穀物要比本世紀昂貴。這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其證據對於蘇格蘭來說要比對於英格蘭來說更加具有確定性。而在蘇格蘭，它是通過政府檔案作為證明的，依據市場的實際的情況，對於每一縣的各式各樣穀物的價格進行宣誓評估。假如這種直接證據還要有任何旁證來作為確認的話，我能說，法國的狀況就是這樣，歐洲大多數其他地區的情況或者也是如此。在法國這方麵有著非常明確的證據。假如說在聯合王國這兩個地區穀物的價格上個世紀要比本世紀稍貴是肯定的事實，則勞動更便宜一些也一樣是確定的事實。所以，假如勞動貧民那個時候能贍養家庭，則他們現在肯定是日子容易過一些。在上個世紀，蘇格蘭大多數地區普通勞動的常日工資是夏季6便士，冬季5便士，在蘇格蘭高地以及西部各島仍然繼續支付幾乎相同的工資，一個星期3先令。在蘇格蘭窪地的大多數地區，普通勞動的最平常的工資現今是每天8便士；在愛丁堡四周，在毗連英格蘭的各個縣(或者因為這種鄰近的關係)，卻是10便士，有的時候是1先令；還有在少數的其他地方，最近對於勞動的需求大大增長，如格拉斯哥、卡隆、艾爾郡等地區，情形也是一樣的。農業、製造業以及商業的改進，在英格蘭的開端要比在蘇格蘭早得多。對於勞動的需求，勞動的價格，肯定伴隨這種改進而增長。所以，在上個世紀也如同在本世紀一樣，勞動工資在英格蘭要比在蘇格蘭高。從那時候開始，工資已經大為增長，但是因為在不同地區所付的工資變化較大，難以確定到底是多少。
在1614年，一個步兵的軍餉像現在一樣，每天8便士。在開始規定這個數目的時候，自然會考慮到平常勞動者的通常工資，步兵普遍是從這類人當中抽調來的。據查爾斯二世時寫書的最高法院院長海爾斯統計，一個工人家庭的必須開支，包含父母，兩個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子女以及兩個無法做事的子女，是每星期10先令，也就是一年26鎊。假如他們無法憑勞動賺得此數，他覺得他們就應當去乞討或去偷來湊數。他好像非常仔細地研究了這一問題。格雷戈裏·金先生在政治算術這方麵的技能是達夫南博士極力稱讚的，他於1688年計算，勞動者以外仆人的普通收入，每個家庭每年為15鎊，他假設一個家庭平均3人。所以，他的計算表麵上看來雖有不相同，在事實上卻和海爾斯法官的計算十分接近。兩人都覺得，這樣的家庭每星期的消費大約是每人20便士。在英國的大多數地區，這樣的家庭的貨幣收入以及支出那個時候已經大為增長。有一些地方增加得多一些，有些地方少一些。但是所增加的，並不是最近發布的關於現在勞動工資增高那些誇張報告所說的那麽多。需要指出，勞動工資在所有地方都是難以確切斷定的，由於在同一地方對於同一種勞動經常支付不同的價格，不僅僅要看工人的不同的能力，還要看雇主是慷慨抑或是吝嗇。在工資並沒有法律規定的地方，我們僅僅能夠確定什麽是最為普通的工資，經驗表明，法律從來不可以對工資作出合適的規定，盡管經常企圖這樣做。
在這個世紀，勞動的真正報酬，即勞動者可以購買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真正數量，或者要比它的貨幣價格增加的比例更加大。不僅僅穀物較為便宜，並且成為勤勞貧民愜意以及衛生的食物其非常多也變得大為低廉。比如土豆在王國的大多數地區價格要比在三四十年前便宜一半。胡蘿卜、蘿卜、卷心菜的狀況也是一樣。這些東西過去隻有用鋤頭才可以種植，現在普遍都用犁來種植。所以各式各樣的蔬菜都更為便宜。
大不列顛消費的大多數蘋果甚至洋蔥，上個世紀都是從佛蘭德進口的。亞麻以及呢絨粗製業的大大地改進，讓勞動者能獲得價格較廉以及質地較好的衣服，粗金屬製造的極大改進，讓他們能獲得較低廉的以及較好的勞動工具，還有非常多愜意的以及便利的家用器具。肥皂、蠟燭、鹽、皮革以及酵母酒確實已經變得非常昂貴，主要是因為對於它們課征的稅。但是，勞動人民，應當消費的這些東西的數目非常小，它們的價格增長可以為非常多其他東西的價格下降所相抵有餘。大多抱怨奢侈之風已經波及到最下層的人民，勞動貧民已然不再滿足於之前使他們感到滿意的物品、衣著以及住所，這就使我們深信，不僅僅是勞動的貨幣工錢，並且勞動的真正報酬已經增加了。
下層人民的生活狀況的改變，應該看做對於社會有好處呢，抑或是並沒有好處？答案好像看起來是非常明白的。仆役、勞動者以及各種工人占領每個巨大的政治社會的人口的大多數。大多數人生活狀況的改變，絕對無法看做是對於整個社會的不利。當大多數成員貧窮困苦的時候，並沒有一個社會可以確實是興旺發達以及幸福的。除此之外，隻有那些為整個社會提供吃的、衣服以及住所的人自己也能分到自己勞動產品的一部分，以便能獲得勉強可以生活的食物、衣服以及住所的時候，那才稱得上是公平。
貧困無疑不可能鼓勵人們結婚，也不可能永遠阻止人們結婚。它甚至似乎是有益於生育子孫後代。一個蘇格蘭高地的處在半饑餓狀態的婦女經常生育20多個孩子，而一個嬌生慣養的胖夫人經常一個不生，一般也隻生兩三個。
不過貧窮無法阻止生育，並且非常不利於撫育兒童。幼小的植物出生了，但是出生在寒冷的土壤中以及嚴峻的氣候中，不久之後就會枯萎以及死亡。
在有的地方，一半的出生小孩未滿四歲就死了，許多地方未滿七歲，在差不多所有的地方都未滿九歲或者十歲。但是，到處如此高的死亡率主要是在平凡人民的兒童中間看到，他們並沒有能力像處境較好的人那個樣子去撫養兒童。他們的孩子能活到成人的比例較小。在棄兒撫養院中，在由慈善教堂撫養的兒童當中，死亡率要比在普通人民的兒童更高。
豐富的勞動報酬讓他們能為自己的子女提供較好的供應，從而可以養活更多的孩子，這樣當然就會拓寬以及擴大上述限度。同時值得指出，以上限度的放寬程度肯定會同對勞動需求所要求的程度盡可能地保持同樣的比例。假如這種需求一直增長，勞動報酬肯定鼓勵勞動者結婚以及生育，使他們能用一直增加的人口來供應不斷增長的需要。假如勞動報酬在任何的時候要比為此目的所需求的更少，人手缺少不久就會使之升高；假如其在任何的時候要比所需要的更多，人口過量繁殖就會使之下降到這個必要的比率。在前一種情況下市場的勞動存儲量不足，在後一種情況下市場的勞動存儲量過多，不久之後均會迫使勞動價格回到社會情況所需要的適當比率。按這種方式，對人口的需求也像對於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那樣，肯定調節著人口的生產：當其進展過慢的時候使之加快，當其進展過快的時候使之停止。在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國家，在北美，在歐洲，正是這樣的需求調節以及決定繁殖的狀態。它讓繁殖在北美快速進行，在歐洲緩慢而漸漸地進行。
付給工匠以及各種傭工的工錢，肯定使他們能按社會需求的增多、減少或者停滯，維持工匠以及傭工的人數。不過，即使自由傭工損耗一樣也使雇主受到損失，一般要比奴隸使他受到的損失少。因為替代以及修補的基金，假如我能夠這樣說的話，就在奴隸的損耗方麵，普通是由漫不經心的主人或者疏忽大意的監工經管的，而在自由人方麵，用於同一個目的基金則是由自由人自己經管的。富人持家之中一般流行的雜亂無章自然也會侵入對前者的經管，然而窮人的嚴苛節約以及精打細算自然而然地也會在後者的經管之中獲得貫徹。在這樣兩種不同的經管之下，同樣一個目標一定會要求不同程度的支出去達成。因此，從不同的時代以及國家的經驗來看，我堅信自由人所做的工作終歸要比奴隸所完成的工作價格低賤一些。即便在波士頓、紐約以及費城這些普通勞動者工資特別高的地方，情況也是這樣。
因此，豐厚的勞動報酬既是財富增長的結果，也是人口增長的原因。對於勞動豐厚報酬的抱怨，也就是對於最大的公共繁榮必定產生的因果關係的歎息哀婉。
或許應該指出，正是在進步的狀態之中。即並不是在社會已到達非常富裕的時候，而是在它不間斷地變得更為富裕的時候，勞動貧民也就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態是最幸福最舒服的。當社會處於停滯狀態的時候，生活艱辛；處於衰落狀態的時候，生活悲慘。進步的狀態對於社會所有階層的人民來說，實際上是一種使人愉悅以及心滿意足的狀態。停滯的狀態是枯燥乏味的，衰落的狀態是令人悲痛的。
豐厚報酬的勞動鼓勵人口的繁殖，又增加了普通人民的勤勉工作。勞動工資是對於勤勉工作的激勵。勤勉也同所有其他的人類品德一樣，越是受到鼓勵就越是增加。豐富的生活資料會增強勞動者的體力，改進生活狀況的美好希望，或者也許會在豐衣足食之中終其一生。這會促進他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實力。因此，在工資高的地方我們總看到工人要比在工資低的地方更為積極、更為勤勞、更為敏捷。比如，在英格蘭就和在蘇格蘭不同，在大城市的周圍就和在窮鄉僻壤不同。誠然，一些工人假如能夠在四天之內賺到一個星期的生活費用，那就三天不去工作。不過，這絕對不是大多數人的情況。反之，當工人通過工資獲得豐厚報酬的時候，經常操勞過度，在幾年內損壞了自己的健康。在倫敦以及在某些其他的地方，聽說一個精力充沛的木匠不能夠維持工作到八年以上。在工人按件計酬的許多其他行業也發生過相似的情況。要比如在製造業中，甚至在工資要比普通地區高的農村勞動之中，工人一般也是這樣。幾乎每一類工匠，因為在自己的特殊工作之中操勞過度，常常患有某種職業病。
拉穆誌尼(Ramuzzini)是一位著名的意大利醫生，曾寫過一部有關這類疾病的專門著作。我們並沒有把我們的士兵算做是我們中間最為勤勉的人。不過當士兵們從事某個具體工作並且通過計件獲得豐厚報酬的時候，他們的軍官們往往隻好為摻和工作的人規定每天賺到的錢按支付的比率無法超過一定的數目。在做出這種規定之前，相互之間的競爭以及多得的欲望經常促使他們工作過度，以至因為勞累而損壞了自己的身體健康。經常有人高聲抱怨，一個星期中四天的緊張工作的真正原因是為了另外三天能夠偷懶。一連好幾天從事著大量的勞動(無論是腦力方麵的還是體力方麵的)之後，大多數人都渴望輕鬆一下，這種欲望假如並沒有受到強壓或者某種巨大的必要性的限製，幾乎是不能夠抗拒的。
這是人類本性的要求，必須用某種姿態去滿足。有的時候隻是悠然自得，有的時候則需要娛樂以及消遣。假如不遵從，後果往往是危險的，甚而是致命的。或遲或早的總是會帶來特殊的職業病。假如雇主們總是聽從理智以及人道的命令，他們往往就會使自己非常多的工人操勞適度而並不是興奮過度。我堅信能夠發現，在每種行業之中，適度工作並且能夠經常工作的人，不但能使他的健康保持的時間最為長久，並且在一年之中能夠完成最大的工作量。
有的人覺得，在物價低的年份，工人們一般要比通常不勤勉，而在物價貴的年份則更為勤勉。因而我們得出結論，生活資料的豐富會讓他們的勤勉鬆弛，而生活資料的貧乏則會讓他加速。人們在營養不良的時候會比在營養充足的時候一般工作得更加好一些，人們在沮喪氣餒的時候會比在興高采烈的時候一般工作得更好一些，人們在經常得病的時候會比在健康的時候一般工作得更加好一些，好像是不太可能的。應該指出，饑寒的年份，在平凡人中經常是疾病以及死亡的年份，這應當使他們勞動的產物減弱。
在物資豐富的年份，傭工們經常離開他們的主人，去碰一下運氣，看憑借自己的勤勞能贏得多少的生活資料。不過同樣的食物價格低廉也增加了預定用於傭工維持費用的基金，所以鼓勵雇主們，特別是農場主，去雇傭更多的工人。在這樣的場合，農場主期望用自己的穀物多雇傭幾個勞動傭工，會比把其在市場低價售出能獲得更加多的利潤。對於傭工的需求增多了，而答應供應這種需求的人數少了。所以，勞動價格經常在物價低的年份上揚。
在缺少的年份，生活資料的獲得既困難又無法確定，使所有的人急於回歸雇主那裏去。不過食物價格昂貴減少了預定用於維持傭工的工錢，促使雇主們寧可減少而不是增多現有雇工的人數。在物價昂貴的年份，貧困的獨立工人也經常消耗了用來為自己備辦工作原料的一些資本，所以變成謀取生計的雇工。工作崗位較少而想要獲得的人多。非常多人願按照低於普通的條件去獲得它，所以在物價昂貴的年份傭工以及幫工的工資經常下降。
所以，所有各種各樣雇主在物價昂貴的年份要比在物價低廉的年份，更能從他們的傭工那裏獲得更大的好處，發覺他們更為溫順，更為服從。所以，他們當然稱讚物價貴的年份更有益於生產。除此之外，地主以及農場主這兩個最大的雇主階層，還有其他的理由樂於看到物價貴的年份。地主的地租以及農場主的利潤在非常大程度上依存於食物的價格。但是，設想人們在為了自己工作的時候要比在為他人工作的時候一般要工作得少一些，那是最為荒謬不過的了。一個貧困的獨立工人，甚至要比一個按件計酬的工人更加勤勉。前者享受他自己勤勞的所有產品，而後者則要與雇主分享這一產品。前者處在自己的分離自立狀態，少受不良同伴的**，這種同伴在大工廠當中經常敗壞他人的道德。自立的工人要比起那些按照月或者按年雇傭、無論做多做少工資以及維持費都是同樣的傭工來，優越性應當更大一些。物價低的年份可以提高獨立工人對於幫工以及各種傭工的要比率，而物價昂貴的年份則會降低這種比例。
麥桑斯先生是個博聞強識的法國作家，在聖艾蒂安選舉當中擔任稅收的官員，他試圖通過比較三種不相同的製造業中所生產的貨物的數量以及價值，來表達窮人在物價賤的年份要比在物價貴的年份能做更多的工作：一種是在埃爾伯夫進行的粗毛織業；一種是麻織業，一種是絲織業，都在盧昂的所有地區進行。依據他由官署登記簿抄襲的報告，所有這三種製造業當中生產的物品的數量以及價值，在物價低廉的年份一般要比在物價昂貴的年份大；在物價最低廉的年份產物的數量以及價值最大；在價格最高的年份，產品的數量以及價值最小。這三種製造業好像都處於停滯狀態，或者說，它們的產品即使每年都稍微不同，不過整個說來，卻既無退步，也沒有前進。
蘇格蘭的麻織業以及約克郡西區的粗毛織行業，都是正在快速發展的製造業，每年生產即使略有變化，不過數量以及價值兩方麵一般都在增加。但是，經過考察它們已然公布的年度生產報告，我並沒有發現它們的生產變化和每年物價的貴賤有什麽明顯的聯係。1740年是非常大的缺乏年份，兩種製造業的確看起來生產降低非常大。但在另外一個非常大的缺乏年份， 1756年蘇格蘭的製造行業卻要比在平常的年份進展更大。在美洲的印花稅法廢止之後，約克郡的製造業的確生產降低了，一直到1766年，產量才回升到1755年的水準。就在1766年以及次年，產量大大超過了之前任何一年，之後一直不間斷地增長。
任何向遠方售出產品的大型製造業的生產，與其說依附於其所在國的每年物價的貴賤，不如說依存於影響消費國需求的各種各樣的情況：依存於和平或者戰爭；依附於其他競爭性製造行業的繁榮或者衰落；依附於主要消費者的高興或者不高興。除此之外，或許在價賤年份完成的大多數特殊工作，向來不進入製造業以及公共登記冊。脫離雇主的男傭工變為了獨立勞動者。婦女重新回到父母身邊，平凡地從事紡織，為自己以及家人添置衣服。甚至獨立工人也並不永遠是為向公眾售賣而工作，而是受雇傭於一些鄰人，從事家用製造。所以，其勞動產品經常不列入公共登記冊中，這些登記冊公布的記錄有的時候十分誇張，而我們的商人以及製造業者卻經常據以虛幻地稱到這個最大帝國是怎樣的繁榮或者衰敗。
即使勞動價格的變動不僅僅不與食物價格的變動永遠一致，並且經常完全相反，我們卻無法因此覺得，食物的價格對於勞動的價格並沒有影響。勞動的貨幣價格肯定受兩種情況的支配：對於勞動的需求；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價格。對於勞動的要求，依是增多、不變或者減少，即是人口增多、不變或者減少，決定著需要向勞動者供應的生活必需品以及便利品的數量，但勞動的貨幣價格就是由購買這個數量所必需的金額所決定的。因此，即使在食物價格低的地方有時勞動的貨幣價格非常高，不過假如食物價格高而需要保持不變，勞動的錢幣價格還會更加高。
就是由於在變動的以及特殊的豐富年份對於勞動的需求增加、在突變的以及特殊的缺少年份對於勞動的需求減少，勞動的貨幣價格也就有的時候上升，有的時候下降。
在變動的以及特殊的豐富年份，多數產業雇主手中的資金足夠雇傭比上年所雇傭數目更多的勤勞人民；這個特別的數目的工人無法老是雇到。所以，無法雇到更多的工人的雇主相互競出高價，以求雇傭到他們，這樣就提高勞動的真實價格以及貨幣價格。
在突變的以及特殊的缺乏的年份，情形剛好相反。預定用於雇傭工人的基金要比前一年少。非常多人失去了工作相互競相削價以求獲得工作，這就有的時候降低了勞動的真正的價格以及貨幣價格。1740年是非常缺乏的一年，許多人願意為求生計而工作。之後幾年是豐富的年歲，較為難雇到勞動者以及傭工。
價格昂貴之年的匱乏，經過對勞動需求的減少，傾向於降低勞動的價格，而食物的價格高則傾向於提升勞動的價格。相反，價賤之年的豐盛，經過對勞動需求的增多，傾向於提升勞動的價格，然而食物的廉價則傾向於降低勞動的價格。就在食物價格的普通的變化中，兩種相對的原因似乎相互抵消。這或者是勞動工資比起食品的價格來，更為穩定、更為持久的一部分原因。
勞動工錢的增長肯定提升許多商品的價格(這是由於這種價格中所包括的工資部分提升了)，所以傾向於減少它們在國內以及國外的消費。提高勞動工資的同樣原因，也就是資本的增加，傾向於提升勞動生產力，使較為少量的勞動能生產較為多量的產品。雇大量勞工的資本所有人，為了自身的利益，肯定要盡力將工作做恰當的劃分以及分配，使之可以生產出數量盡可能大的產品。為了相同的原因，他盡力向工人提供他自己或者工人們所能夠想到的最好的機器。在某個工場的勞動者當中所發生的事情，出於同樣的原因，在整個社會的勞動者當中也會發生。工人的數量越多，他們就更為自然地劃分成為不一樣的職業以及工種。有更加多的頭腦用於發明完成每一類工作的最適合的機器，這就更加有可能實現這種發明。所以，許多商品是因為這種改進，能夠比之前用更少的勞動生產出來，進而使得勞動價格的提高會被勞動數目的降低所抵消並且有富餘。